苏子为赵合从说魏王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苏子为赵合从说魏王是一篇散文，出自西汉文学家刘向编的《战国策》。苏秦的合纵战略必须在除秦之外的每个国家都要实施，所以苏秦不遗余力，到各个国家游说。他的合纵游说的主旨和形式大同小异，但每篇游说对我们演练揣摩论辩技能都大有裨益。
【原文】
苏子为赵合从，说魏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鸿沟、陈、汝南，有许、鄢、昆阳、邵陵、舞阳、新繴；东有淮、颖、沂、黄、煮枣、海盐、无繵；西有长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燕、酸枣，地方千里。地名虽小，然而庐田庑舍，曾无所刍牧牛马之地。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无以异于三军之众。臣窃料之，大王之国不下于楚。然横人谋王，外交强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国患，不被其祸。夫挟强秦之势，以内劫其主，罪无过此者。且魏，天下之强国也；大王，天下之贤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称东藩，筑帝宫，受冠带，祠春秋，臣窃为大王愧之。
臣闻越王勾践以散卒三千，禽夫差于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车三百乘，斩纣于牧之野。岂其士卒众哉?诚能振其威也。今窃闻大王之卒，武力二十余万，苍头二千万，奋击二十万，厮徒十万，车六百乘，骑五千匹。此其过越王勾践、武王远矣。今乃于辟臣之说，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效质，故兵未用而国已亏矣。凡群臣之言事秦者，皆奸臣，非忠臣也。夫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旦之功而不顾其后，破公家而成私门，外挟强秦之势以内劫其主，以求割地，愿大王之熟察之也。
《周书》曰：‘绵绵不绝，缦缦奈何?毫毛不拔，将成斧柯。前虑不定，后有大患。’将奈之何?大王诚能听臣，六国从亲，专心并力，则必无强秦之患。故敝邑赵王使使臣献愚计，奉明约，在大王诏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尝得闻明教。今主君以赵王之诏诏之，敬以国从。”
【译文】
苏秦为了赵国合纵游说魏襄王道：“大王的国土，南边有鸿沟、陈地、汝南，还有许地、鄢地、昆阳、召陵、舞阳、新?；东边有淮水、颍水、沂水、外黄、煮枣、海盐、无?；西有长城边界；北有河外、卷地、衍地、酸枣，土地纵横千里。地方名义上虽然狭小，但房屋田舍十分密集，甚至没有放牧牛马的地方。人民众多，车马成群，日夜奔驰，络绎不绝，其声势和三军士兵相比没有什么区别。我私下里估计，大王的国力不亚于楚国。然而那些主张连横的人却劝说大王结交像虎狼一样强暴的秦国，若国家因此遭受祸患，他们又不肯为您分忧。他们依仗强秦的势力，在国内胁迫君主，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再说魏国是天下的强国，大王是天下贤明的君主，如今竟有意投向西方服事秦国，自称是秦国东方的属国，建筑秦帝行宫，接受秦的封赏，春秋两季给它进贡助祭，我心里替大王惭愧。
听说越王勾践靠三千残兵败将，在于隧擒获了夫差；周武王也仅有三千士兵，三百辆战车，在牧野杀死了商纣王。难道是他们土兵多吗?实在是因为他们能振奋自己的雄威啊!如今我听说大王的兵力，常备军二十万，青布裹头的士兵二十万，精兵二十万，勤杂部队十万，还有六百辆战车，五千匹战马。这肯定远远超过越王勾践和武王的力量!如今您却迫于谗臣的邪说，想要臣服于秦国。事奉秦国一定得割让土地送上人质，因此军队还没用上而国家的元气已经亏损了。群臣之中凡是主张事奉秦国的人，都是奸臣，绝不是忠臣。作为臣子却割让君主的土地与外国勾结；窃取一时的功名和好处，却不顾及后患；损害国家的利益，去满足个人的私利与欲望；在国外仰仗强秦威势，在国内胁迫自己的君主割让土地，对于卑劣行为，希望大王慎重考虑。
《周书》上说：‘微弱时如不及早斩断，等到长大了就没办法；幼小时如不及早铲除，将来长大了就得用斧头砍。’事先要当机立断，否则事后必有大祸，到那时不知怎么办。如果大王真能听从我的意见，六国合纵相亲，齐心合力，就一定不会遭受强秦的侵犯。所以敝国赵王派我来进献愚计，呈上盟约，听凭大王诏令。”魏王说：“我没有才能，以前从未听过这样高明的指教。现在您以赵王的诏令来教导我，我愿意率领全国民众听从您的安排。”
【评析】
苏秦的合纵游说，最大特点就在于鼓舞各国的决不屈服的斗志。当时各国摄于秦国的淫威，意志和精神都快要崩溃。鼓舞他人，首先要使对方认识到自己的实力，重估自己的价值，重新树立独立自主、决不俯首称臣的信心。在说明魏国实力的同时，苏秦又列举历史上以弱胜强的众多事例，还针锋相对、斥责那些连横事秦者道德上的卑污。最后又鼓励魏王当机立断，走向联合抗秦的道路。一番慷慨陈词，一气呵成，让人精神上受到鼓舞，道理上认清了形势，确实树立了抗暴的信心。 [1]
作品出处
本文出自《战国策》。
《战国策》（Intrigues of the Warring States），是一部国别体史书。是战国时期游说之士的著作。主要记载战国时期谋臣策士纵横捭阖（bǎi hé）的斗争。全书按东周、西周、秦国、齐国、楚国、赵国、魏国、韩国、燕国、宋国、卫国、中山国依次分国编写，分为12策，33卷，共497篇，约12万字。所记载的历史，上起公元前490年智伯灭范氏，下至公元前221年高渐离以筑击秦始皇。是先秦历史散文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
《战国策》是我国古代记载战国时期政治斗争的一部最完整的著作。它实际上是当时纵横家〔即策士〕游说之辞的汇编，而当时七国的风云变幻，合纵连横，战争绵延，政权更迭，都与谋士献策、智士论辩有关，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因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该书文辞优美，语言生动，富于雄辩与运筹的机智，描写人物绘声绘色，常用寓言阐述道理，著名的寓言有“画蛇添足”“亡羊补牢”“狡兔三窟”“狐假虎威”“南辕北辙”等。这部书有文辞之胜，在我国古典文学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
《战国策》是我国一部优秀散文集，它文笔恣肆，语言流畅，论事透辟，写人传神，还善于运用寓言故事和新奇的比喻来说明抽象的道理，具有浓厚的艺术魅力和文学趣味。《战国策》对我国两汉以来史传文政论文的发展都产生过积极影响。[2]
编者简介
刘向（约前77—前6）又名刘更生，字子政。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沛县（今属江苏）人。楚元王刘交四世孙。汉宣帝时，为谏大夫。汉元帝时，任宗正。以反对宦官弘恭、石显下狱，旋得释。后又以反对恭、显下狱，免为庶人。汉成帝即位后，得进用，任光禄大夫，改名为“向”，官至中垒校慰。曾奉命领校秘书，所撰《别录》，为中国最早的图书公类目录。治《春秋彀梁传》。著《九叹》等辞赋三十三篇，大多亡佚。今存《新序》、《说苑》、《列女传》等书，《五经通义》有清人马国翰辑本。原有集，已佚，明人辑为《刘中垒集》。生平事迹见《汉书》卷三十六。[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