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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仲改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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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改革的背景管仲改革，又称管仲变法，是指春秋时期齐国国相管仲在齐国实施的一系列改革。管仲改革中“相地而衰征”的实质即承认土地私有，从而加剧了奴隶制度的瓦解。下面一起了解一下管仲改革的背景。[1]
管仲祖先是姬姓，与周王室同宗。父亲管庄是齐国的大夫，后家道中衰。管仲自幼刻苦自学，通“诗”、“书”，懂礼仪，知识丰富，武艺高强。
因家贫，为谋生做过当时认为是微贱的商人。他游历广泛，阅人无数，见过世面，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他当过兵的时候临阵脱逃。他几次想当官，但都没有成功。
管仲有位好朋友鲍叔牙，两人友情很深。公元前674年，他和鲍叔牙分别做齐国公子纠和公子小白的师傅。
齐襄公十二年（前686年），齐国动乱，公孙无知杀死齐襄公，自立为君。一年后，公孙无知又被杀，齐国一时无君。而逃亡在外的公子纠和小白，都力争尽快赶回国内夺取君位。管仲为使纠当上国君，埋伏中途欲射杀小白，箭射在小白的铜制衣带钩上。小白装死，在鲍叔牙的协助下抢先回国，登上君位。他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齐桓公。
桓公即位后，设法杀死了公子纠，同时也欲杀死有一箭之仇的管仲。鲍叔牙极力劝阻，指出管仲乃天下奇才，要桓公为齐国强盛著想，忘掉旧怨，重用管仲。桓公接受了建议，接管仲回国，不久即拜为相，主持政事。
西周灭亡
春秋之前，只有“天下”，而没有“国家”。周天子封疆裂土，一千多个诸侯国恪守秩序，相安无事，以周天子为中心的宗法等级秩序维持了较长时间的稳定。但在公元前771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被犬戎杀死，西周终结。从此，天子权威大为削弱。
春秋争霸
春秋列国形式图 春秋时期，列国并峙，征战不休。此时，边境各族也发展起来。北方狄人南下，西方戎人东进，南方蛮人也想北上。各国开始火拼，争强求富就成了新的时代主题。
齐国危机
当时，齐国已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国库空虚；同时，齐国面临着复杂的外部形式严峻，各邻国之间不断发生战乱，对齐国也是虎视眈眈。
国家倒悬之际，非常需要站在历史前沿的改革者出现。
重商政策
经历了中华文明的勃兴时期（夏、商、西周），中国进入了春秋战国时期——从奴隶社会逐渐过渡到封建社会的大变革时期。
这个时期，中国工商业逐步开始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行业，中国商人开始成为相对自由的群体。
这个时期，各诸侯国为了成就霸业，纷纷采取强化商品经济方略以富国强兵。
重商政策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工商黄金时代，也为中国商人大展身手提供了宽阔的舞台。 政治行政
在政治方面，管仲特别强调建立一套严格考核、任命和提拔各级官吏的办法。
古人云：“圣人治吏而不治民。”管仲主张，在官吏的任命与管理上，要“以劳受禄”、“受禄不过其功”，“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职而课功劳”、“案其功而行赏，案其罪而行罚”。
他还激烈地批评以下三种不良现象：“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
他认为这三种现象都是国家的大患、动乱的根源。
用人人事
他提出的用人原则是：“德义未明于朝者，则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见于国者，则不可授以重禄;临事不信于民者，则不可使任大官。”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在任命一切官员时，都必须根据其实际的政绩，特别是要有取信于民的真实政绩,而不是虚假的、表面的政绩。
此外，他还总结出一套对于各级官员实行奖惩的具体办法。
国中“慈孝”、“聪慧”、“拳勇”出众者，由乡长推荐试用，称职的委任为吏，任用称职的又可以晋升，直至升为上卿助理。
选贤任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世卿世禄制，扩大了人才来源，这一制度成为日后科举制度的雏形。
兵制改革
其原则是“作内政而寄军令”，其措施是“参其国而伍其鄙”，其内容为：将全国分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
工商之乡不从事作战，实际从事作战的是士乡十五。
五乡为一帅，有一万一千人。由齐君率为中军，两个上卿各率五乡为左右军，是为三军，就是“参其国”。
一乡有十连，一连有四里，一里有十轨，一轨有五家，五家为一轨，这就是“伍其鄙”。
轨中的五家，因世代相居处在一起，因为利害祸福相同，所以，“守则同固，战则同强”。(见《国语·齐语》)。
这是一种社会与军事相结合的战斗体制，亦为后来大规模的战争作了准备。
经济政策
管仲把富民放在首位。他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
如何实现“富民”的目标呢?管子认为发展农业生产最重要。
因为“五谷粟米，民之司命也”，“粟者，王者之本事，人主之大务也”。
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就要“辟田畴、制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此谓厚其生”。
同时他十分重视工商业。他说：“无市，则民乏矣。”“无末利，则本业何出?”
因而管子认为，农、工、商各业必须同时兼顾，“务本饬末则富”。
管仲相齐的经济政策是“遂滋民，与无财”(《国语·齐语》)，“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史记·齐太公世家》)。
或言“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史记·平准书》)，以至“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史记·管晏列传》)。
管子反对向“树木”、“六畜”和人口抽税，而主张“唯官山海为可也”，“山海”就是铁和盐(《管子·海王》)。
若此记载为可信，则于管仲时就已经实行了统治盐铁的经济政策了。
法制改革
管仲以法治国，“事断于法”。
提出：“明主者，一度量，立仪表，而坚守之;故令下而民从。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群臣皆出于方正之治而不敢为奸。百姓知主之从事于法也，故吏所使者有法，则民从之;无法则止。民以法与吏相距，下以法与上从事。故诈伪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妒之人不得用其贼心，谗谀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为非。故明法曰：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诈伪。”
“正法直度，罪杀不赦，杀戮必信，民畏而惧。武威既明，令不再行。”
就是：法律公正，制度明确;杀有罪，不宽赦;执行刑罚一定说到做到，民众就会畏惧。权威明示于众，法律就不必一再重申。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严格执法，公开执法。
社会政策
在社会政策方面，管仲特别重视调节贫富差距。他主张：治理国家，要“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
他认为，“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
又说“甚富不可使，甚贫不知耻”，因此，他认为统治者的首要任务就是及时地调节社会贫富：“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
管仲推行礼法并重，即推行道德教化，也可以称为“德治”，形成了“霸业”和“礼治”相结合的思想体系，即礼、法统一理论。
这一理论认为：在治国的过程中，礼义教化与厉行法制是相辅相成的，“明智礼足以教之……乡置师以导之;然后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故百姓皆说为善，则暴乱之行无由致矣”(《权修》)。
这一理论较之儒家的重礼教轻法制，较之秦晋法家的严刑峻法，较之道家的消极无为思想，无疑是一种更全面、更有价值的理论。
外交主张
管仲辅佐齐桓公以“尊王攘夷”的旗号，打败侵燕的北戎，“存邢救卫”，制止了狄人的侵袭，又举兵击败了兵力强盛的楚国。
公元前651年在葵丘大会各国诸侯，周天子也派人前往，此次盟会齐桓公确立了自己的霸主地位。
管仲的外交战略获得了很大成功，后来孔子称赞管仲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管仲辅助齐桓公做诸侯霸主，一匡天下。
要是没有管仲，我们都会披散头发，左开衣襟，成为蛮人统治下的老百姓了”)。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管仲改革的历史影响
管仲的一生，不仅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还给后世留下了一部以他名字命名的巨著——《管子》。
书中记录了他的治国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管仲是位思想家，他主张法治。全国上下贵贱都要守法，赏罚功过都要以法办事。
他认为国家治理的好与坏，根本在于能否以法治国。管仲非常重视发展经济，他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也就是国家的安定与不安定，人民的守法与不守法，与经济发展关系十分密切。
管仲思想中有不少可贵的地方，如他主张尊重民意，他说“顺民心为本”，“政之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管仲的思想对后代影响很大。
历史上对管仲改革的评价
孔子曾称赞管仲：“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论语·宪问篇》意思是：管仲辅助齐桓公做诸侯霸主，尊王攘夷，一匡天下。要是没有管仲，我们都会披散头发，左开衣襟，成为野蛮人了。
又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诸葛亮每自比于管仲，乐毅历史上管仲相齐，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诸葛亮相蜀,使刘备与曹操,孙权三分天下.二人皆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而且居功至伟。
近代的维新派领袖、著名历史学家梁启超评价管仲是“国史上第一流人物”“中国最大之政治家，而亦学术思想界一钜子也”。
“春秋时代很难找个政治家可以代表全部政治的，管仲似乎可以。”
由此足见管仲的思想和业绩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