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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大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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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 福建省厦门市 |
逝世 | 2010年 |
职业 | 经济学家 |
知名作品 |
《中国农业发展问题讨论集》 《在历史的转折中》 《中国城市发展战略》 《改革的脚步》 《当代资本主义引论》 |
童大林(1918~2010),福建厦门人。1934年参加革命活动和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到延安。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兼总干事、中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等。主要著作:《中国农业发展问题讨论集》、《在历史的转折中》、《中国城市发展战略》、《改革的脚步》、《当代资本主义引论》(合著)、《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人类新时代》、》、《春雨行》、《黄金国土》等。中共十二届代表大会代表。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1]
目录
个人履历
童大林,福建省厦门市人,
- 1918年出生,初中毕业。中共党员。
- 1934-1937年在厦门、参加地下革命活动和抗日救亡运动。
- 1938年2月由香港奔赴延安。
- 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青年工作、农村工作、宣传工作等。
- 1938年起,在中央青委、陕甘宁边区青救会工作,任延安市青联副主席。
- 1939年任西北青年战地工作团第五团指导员,赴晋东南根据地。
- 1941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
- 1946年赴东北,参加土地改革,任过区委书记、区长、中共青冈县委常委、宣传部长。
- 1948-1954年任《黑龙江日报》总编辑,任秘书长。
-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处长。
- 1954年以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任办公室主任、秘书长。
- 1960年倡办北京景山学校。
-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任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党组成员;国家科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 1982年,童大林担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积极组织、领导拟订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方案,筹划和指导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为促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立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是中共十二届代表大会代表。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体改研究会顾问,中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
因病于2010年6月2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2]
人物生平
革命时期
童大林,出生于福建厦门市,家境贫苦,未读完初中,15岁便参加革命。1938年2月赴延安,入陕北公学,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担任过中央青委宣传干事、延安市青联宣传部部长和市青联副主席。大砭沟口的大型墙报《轻骑队》,每刊出生活时事杂感,锋利泼辣,颇具影响,童大林是创办人之一。1946年被委派到东北地区搞土改,曾任县委宣传部长、区长和区委书记,后任《黑龙江日报》总编辑。
建设时期
1954年,童大林从中央东北局宣传部秘书长任上进京,调至中共中央宣传部任秘书长。他主抓的《宣教动态》,及时准确地反映了许多宣传、教育工作新动态。针对我国基础教育只重知识灌输、忽视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弊端,他倡导创办了北京景山学校,探索办学新路。
文革时期
1966年“文革”风暴甫起,中宣部已经被毛泽东定性为“阎王殿”,童大林则成了“阎王”和“彭罗陆杨反党集团”骨干陆定一的帮凶,被关押在秦城监狱六年。
拨乱反正
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童大林得以平反复出,1977年3月担任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同年10月国家科委恢复,又调任科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这一时期,他先是受方毅的委托,抓紧着手建立政策研究队伍,梳理在十年动乱中被颠倒了的科技政策;正值大刀阔斧的“拨乱反正”在各地铺开,科技系统一时引领全国风气之先。对于行施已久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童大林是最早提出质疑的领导干部之一。他明确主张,应当把知识分子从“剥削阶级”中分离出来,为此,多次召开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社和教育系统等方面人士座谈会,又与人合作撰写题为“知识分子也是劳动者”的文章,在知识界反响热烈。
科学大会
1977年9月,中央决定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童大林担任会议筹备组副组长,分管文件起草组和简报组,从大会方案的设计到组织实施,尤其是在组织邓小平和郭沫若的讲话稿起草中,均功不可没。照邓小平的指示,童大林等对讲话稿做了数次修改,力求充分调动科技人员和全国人民干劲,投身于“四化”建设。
真理标准
“文革”后思想政治方面最根本的拨乱反正,是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讨论尚在酝酿阶段,童大林便与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取得联系,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在《光明日报》刊出,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方毅的支持下,由童大林主持,国家科委和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联合在全国率先召开了座谈会,明确支持这篇重头文章的观点。
改革研究
1982年5月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成立,童大林被调任副主任、党组成员。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他担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兼总干事、中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等职,继续积极为推动科技和经济的改革开放立策建言。长期以来,科技事业在国内受不到重视,在一些地方甚至被视作一种消费事业。1988年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之前童大林已明确提出“科学技术+第一书记=第一生产力”的命题,呼吁改变现状。
大农业
针对计划经济时期推行的“以粮为纲”方针,童大林则鲜明地提出了“大农业思想”,包括发展多种经营、山区经济和县域经济,主张农业生产必须走商品化道路。他与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等一起,到河北等省市的农村和科研单位调研,还率团到国外考察。在当时提出这样的观点和主张,表现出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勇气。
改革方向
坚定地主张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发展商品经济作为改革的方向,这是童大林研究并吸收其他经济学家的成果而形成的观点。他反对把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曾在许多场合发问:“难道社会主义就不要商品经济?”当时受到不少人质疑和反对,但他并未动摇。在1982年中共十二大召开前夕,童大林给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写信,申述自己的想法,最终在十二大的政治报告中,他的观点主张得以体现。此后,他受著名经济学家关于发展市场经济观点的启发,身体力行思索考察;及至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以更大的热情宣传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多年来,童大林出版了《在历史的转折中》《中国城市发展战略》《改革的脚步》《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人类新时代》等论著,日本、新加坡等国政要也分别邀请他讨论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