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鸦片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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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 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是雷蒙·阿隆在冷战初期,针对当时法国特别是法国知识界的情况而作的一本法国人反思法兰西病的著作。在 《 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作者对偏爱走极端的法国知识分子本身进行了剖析和批判,是研究法国现代思想史的重要参考资料,也是知识社会学的名著。在许多情况下,深刻的思想往往采取片面的姿态,左派的作品是这样,右派的作品也是如此。所以,即使在时过几十年之后,我们再来阅读阿隆的这部著作,仍会为其间的清醒与尖利惊叹。
" 没有雷蒙•阿隆，世界将感到更孤单，而且更空虚。——亨利•基辛格
《知识分子的鸦片》是20世纪最有开创性的书之一，是对研究知识分子的“虚妄”这一主题最有价值的贡献之一。本书出了要让知识分子们回归平凡务实的正道，也希望能让他们免于在智识方面的混乱不清，正是这种混乱不清造成了许多智识上的“怪胎”。——罗杰•金巴尔"
作者简介
雷蒙·阿隆（1905-1983），当代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哲学家。主要著作有：《历史哲学导论》、《连锁战争》、《工业社会十八讲》、《知识分子的鸦片》、《政治研究》、《阶级斗争》等。
原文摘录
经过数百年的时间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往往会以人性化告终。（怀疑这句翻译有点问题）不同等级成员之间地位上的不平等，并未排除彼此之间的相互承认。它为各种真实的交流留下了位置。在回顾往事时，人们会歌颂人际关系的美好，赞扬忠诚的美德，并用这种美德去反衬在理论上是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冷淡。……随着人们在时间上远离事件，人们就会得意地强调昨日的臣民的幸福与当今的公民的苦难之间的反差。 一旦左派取得了胜利，并轮到它来对显存社会负责，那么，成了反对派或反革命派的右派亦能毫不困难地指出，左派代表的不是与权力对立的自由或与特权者对立的人民，而是一种与另一种权力对立的权力，一个与另一个特权阶级对立的特权阶级。
书评
毫无疑问，这又是一篇拖延了好久的文章。雷蒙阿隆的《知识分子的鸦片》已经看完了有快一周了。看完阿隆作品的激荡与悔恨，差不多快要消失殆尽了。我的这篇算是读书笔记的文章，才姗姗来迟。
阿隆我知道的好晚。和比起他鼎鼎大名的同伴对手萨特，阿隆在国内知识界的确有点淹没无名。各个图书馆里都毫无疑问收藏者萨特全集，至于对萨特生平思想阐述的作品专著更是不胜枚举。可阿隆就实在没那么幸运了。阿隆的著作很晚才被翻译成中文，当然还是一部分作品。更加无语的是，阿隆的作品也有着遭遇到了阉割的命运。他的《知识分子的鸦片》也是这样的一本。
阿隆是萨特在巴黎高师读书时的哲学系的同窗好友，在那个时候，阿隆、萨特和尼赞组成了巴黎高师的三个火枪手。（尼赞是个夭折的天才，不幸在二战战场上牺牲，他是个如同马雅可夫斯基那样的积极热闹的共产主义诗人。）阿隆和萨特的人生轨迹似乎有点奇怪的吊诡。学生时代的阿隆是个热血的左翼青年，好几次的参与游行等政治活动。而此时的萨特正在思考人生，创作世界，他此时的梦想是以博学文人的身份成为大作家。
纳粹势力在德国的膨胀，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摧毁，以及随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进程终究不可避免向前发展了。三个火枪手，最终在此时终于确定了自己的人生轨迹。首先是战火无情，尼赞于一九四零年倒在了战场之上。而大学时代不怎么闻世事，喜欢形而上思考的让保罗萨特在阿尔萨斯被德军俘虏。经过了逃狱之灾，萨特逃脱了，但他从此改变了，决定介入世界。后来萨特彻底投入革命事业，亲近法共，成为二战后最富盛名的左翼介入知识分子。而阿隆的轨迹则恰恰是相反的两极。阿隆是作为左派人士一反自己家里世代从商的惯例，走上文人之途。他憧憬着很快可以进入社会主义，然而纳粹的崛起，梦想不可避免的打破了。阿隆决定隐退，用自己精神的力量理解世界。他从此走向自由知识分子的路线。于是，阿隆是第一个与以萨特为首的左翼知识分子决裂的右转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的鸦片》写作于1955年，它距离阿隆离开左翼阵营，与萨特决裂的日子想的有些久远了；但距离那场最热闹的左翼文化事件五月风暴还为时尚早。不得不说，阿隆是个理智而清晰的思考者，正如他暗淡谨慎干枯的文笔一样。阿隆如同一个先知一般，在众人之前已经感受到了法式介入的危害。他最早看到革命的虚幻与乌托邦的本质，并用哲学的方式加以阐释与批判。而《知识分子的鸦片》更是将矛头直接指向法国的左翼知识分子的矫情与伪善。可能并不为中国的广大读者所熟知，其实在五月风暴也就是1968年前后，都有着大批的左翼知识分子集体右转的风潮。等到8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保守主义风潮兴起后，基本上左翼知识分子已经消失殆尽了。单单历史学界为例，只有索布尔和他的弟子马佐里克旗帜鲜明地作为左翼知识分子始终坚持左翼立场。
《知识分子的鸦片》如果归纳概括起来，就是对知识分子的反思，特别是从德雷福斯事件以后，激进的左翼公共知识分子的反思。在历史上，法国知识分子就有着介入政治的传统。法国启蒙时代的文人诸如伏尔泰、卢梭，就以社交沙龙、文章、著作等诸多形式介入政治世界，构建他们想象中理性世界的理想国。而等到大革命爆发，由于激烈的断裂所造成的传统的断裂，意识形态上的争夺则直接将文人分成左右的两极，左边是崇尚自由平等的共和主义者，右边则是保卫国王的保皇党。而这样的左右是如此的泾渭分明，竟然没有可以一个模糊的地带。
在政治上则为动荡不安，在整个19世纪法国一直都在扮演者宪政试验场的角色。直到普法战争中法国惨败于普鲁士，此时的法国终于在战败中形成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这个第三共和国是法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共和国，也许战败国使得这个共和国有了不少的保守的特征，但事实上第三共和国是法国历史上海外扩张最为积极的时期。当然共和国也免不了遭遇几次致命的危机，德雷福斯事件就是这样的一次。或许我们撇开历史事件本身不谈，这样事情却开启了法国现代知识分子直接介入政治传统的开始。后来的法国知识分子大体上继承了这样的激进的传统。自德雷福斯事件以来，法国知识分子向以左倾和激进著称，加之在二战结束后的最初三十年，法国左翼知识分子风光无限，以至于不少人，尤其是不少对法国左翼知识分子推崇备至的外国知识分子，往往将“法国左翼知识分子”视为“法国知识分子”的同义词。
在网上甚至诞生了法左一词，就是有如下特征：浪漫主义和乌托邦情怀，喜欢介入政治，喜爱文学电影绘画，比较喜欢先锋艺术，热衷于时髦的后现代话语，主张大政府和福利国家，同情弱者，主张文化多元等等。可以对号入座下，如果自己有如下的特征，这杨都可以归类为法左行列。这样从侧面，也可以看出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对中文知识界的影响。当然并非有这些特征就可以称之为知识分子，但是这个至少说明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的影响不可小觑。
我们不得不承认也许左翼知识分子有诸多诟病，却创造力十足，他们的影响范围波及整个的人文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引用索引》在1989年排出的法国知识分子引用率的情况是（从高到低）：福柯、布迪厄、列维·斯特劳斯、德里达、阿尔都塞、萨特、普朗查斯、图雷纳、拉康、鲍德里亚、布东以及阿隆。这里面的相当多知识分子都属于典型的法国左翼知识分子。这也很容易说明了为什么外国知识分子对法国知识分子推崇备至的原因呢。
《知识分子的鸦片》是一部对法国知识界的反思之作，也是对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的批评作品。那么阿隆是从哪里着手批判的。阿隆很聪明地从戳穿左派的神话——革命崇拜开始的。他先是解构了革命的神话，就是革命就是一种对乌托邦的迷恋，而所有的解放都有新的被奴役的危险的可能性。“革命受惠于反抗的威望，同时被建构的理性主义所激化，被政治上的乐观主义所鼓涌。 反抗源于不满，进而被绝望所鼓舞。”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有着一轮又一轮的革命。
G·费雷罗阐述两种革命：即建设性的革命与破坏性的革命 前者追求的是代议制、社会平等、个人自由与思想自由；后者是对正统原则的崩溃，带来恐怖、战争和专制统治
但是不幸的是，革命往往是破坏性的居多。历史一再向我们表明了这个事实，我们所能见到经历革命的国家很少有建设成代议政的现代民主国家，反而革命往往带来的是恐怖暴行，乃至极权。中国很不幸就是这样一个经过多次革命的国家。２０世纪的中国，整个民族都染上了一种激进狂热的情绪，一次又一次的革命，希望可以一蹴而就，可以毕其功于一役，最终只留下了这个赤化的大地。
又一个百年过去了，经过多次革命的中文世界，终于明白革命的荒诞与虚无。官方文本里抛弃了继续革命论，开始改革的新话语。而中国近代史书写最终放弃了阶级斗争论的历史叙事，特别是陈旭麓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书写上最早开始以现代化叙事代替阶级斗争的叙事。等到1995年李泽厚先生与刘再复先生的对话录《告别革命》在香港的出版，彻底宣告了中文世界对革命的抛弃。而改革开放至今，由于经济的发展，带来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的繁荣，与此同时社会也在剧烈的分层，各种矛盾开始纷纷凸显，民变也在大地上层出不穷。于是革命的阴影又开始徘徊。
也许跟法国的左翼知识分子的立场不同，中国也有一群类似的积极介入政治的公共知识分子，也许用另外一个专有名词“公知”来更合适些。如果法国的左翼知识分子的鸦片是对乌托邦的迷恋，对革命的神话的推崇；而国内的公知们，他们更喜欢的则是民族自由平等的现代自由主义话语，甚至已经变成拜民主教的信徒。他们是这样的一群人，每逢国内有混乱的时候，是他们兴奋不已的时刻，然后兴高采烈向派对去问罪。他们也是这样的一群人，为了传播自己的意识形态，就把历史包裹为肤浅的自由主义的套路，然后以历史学家的身份到处兜售。他们也是这样的一群人，认为凡是体制内的人，皆有原罪，他们引用汉娜阿伦特的平庸之恶的理论，在他们看来，如果你选择体制，就必须承担体制的风险，去年那种著名的割鼻事件，诞生了一个著名的“愿赌服输”的概念。
也许还需要提另外一群知识分子，就是对我们所处的世界漠不关心，任其毁灭，自我放任的知识分子们。在他们的眼光里，反正世界已经趋于坍塌，补天又太过于任务繁重，那就索性让他塌下去吧。然后他们就索性用民众舆论的导向的难以把握的现状，直接宣告了知识分子不用再为此负责。对于知识分子的影响，的确很容易高估，知识分子们总以为百姓会一呼百应应者云集。等到发现情况并非如己所思所想，就颓废懈怠，甚至直接抛弃知识分子的责任。
也许知识分子的影响从来都不小，只是从来其影响力并不像自己预期那样的发展，而且知识分子的影响始终是渐进的、缓慢的。雷蒙阿隆在自己的书，就提到了凯恩斯主义的接受问题。二战之前，凯恩斯主义的传播范围还仅限于大学课堂和少数国家。在二战期间，因为知识分子的推崇，所以二战后凯恩斯主义就在各国政府所采纳，成为战后普遍的经济指导方针。而历史上，一个观念从不被接受，到成为社会共识多数也要归功于知识分子的努力。那么可见，知识分子的影响从来不小。
由此另外一个问题就引了出来。既然知识分子有如此的影响，那么怎么尽可能带来好的影响，减少糟糕的影响。可能首先需要谨守知识分子的责任，这的确是个问题。可能对于知识分子，首先就是先做一个谨慎认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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