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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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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籍贯 | 山东德州 | |
| 字号 | 字子纶 | |
| 出生 | 1635年 | |
| 逝世 | 1704年 | |
| 著作 | ||
《古欢堂集》、《黔书》、《长河志籍考》 | ||
田雯（1635年－1704年），字子纶，一作紫纶，一字纶霞，号山疆子，山东德州人。清朝官员。
生平
生于明崇祯八年（1635年），工诗文，清康熙三年（1664年）进士。授中书舍人。康熙十九年提督江南学政，康熙二十六年授贵州巡抚，常同周渔璜论诗[1]，康熙三十年因丁母忧去职。累官户部侍郎。晚号蒙斋。卒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著有《黔书》[2]。
著作
《古欢堂集》
《黔书》
《长河志籍考》
人物轶事
田雯抚黔
田雯，字纶霞，自号山姜子，山东德州人，进士出身。进入仕途后，他做了十馀年低级京官，到四十岁时才渐交好运，渐次超擢，升户部员外郎、郎中，湖广督粮道，光禄寺少卿，鸿胪寺卿。康熙二十六年（公元一六八七年）出任江苏巡抚，成为封疆大吏，一年后（康熙二十七年八月）调任贵州。康熙三十年八月，他丁母忧离任，在黔时间三年整。他在贵州所做的事，民国《贵州通志》上说：
第一件，他发现了贵州驻军粮食供应极不合理。驻黔清军大多在驻扎在威宁、大定(今大方县)、黎平、思南、铜仁等地，距离省城贵阳近者五六百里，远则上千里，那些地方兵多米少，驻军的粮食供应却要从贵阳周边的开州（今开阳县）、修文等县拨支，而路途遥远，又崎岖险峻，运费是米价的两倍，挽运的民夫也深以为苦。田雯以为这不仅劳民伤财，也不利于军队的防务。为此，他疏请清廷，改给米为给银，听任军兵就地自行购买，兵民两便。这本来是个显而易见的合理建议，然而在那些不知民间疾苦的朝廷老爷们看来，简直是无足轻重的小事，于是视而不见，束之高阁。后经云贵总督范承勋和提督马三奇再次疏请，清廷才批准了这项请求。
第二件，奏准平溪、清浪两卫生童仍赴黔就试。平溪卫（治今贵州玉屏县城）、清浪卫（治今贵州镇远县清溪镇）在明代及清初都隶属湖广省，理应赴湖广就试，但为了便利，朝廷允许两卫生童“寄试”贵州。“三藩之乱”起，命两卫生童岁科两试赴靖州，乡试赴武昌，战后仍然如此。两卫距靖州、武昌均遥远，长途跋涉，劳顿不堪，参加乡试的还要过洞庭湖，洞庭风涛之险令他们畏惧；再是两卫“能文之士不及楚省，鲜中试者”。对此，平溪、清浪士子予以抵制，两科无人应乡试。田雯赴任时，途经平溪、清浪二卫，士子结队出郊迎接，向他倾诉赴湖广应试之苦，请求他奏报朝廷，恢复就近在黔寄试。（后来平溪、清浪二位都撤卫改县，划归贵州。）
与此同时，贵筑（治今贵阳市）、普安（治今盘县)、平越（治今福泉市）、都匀、镇远、安化（治今思南县)、龙泉（治今凤冈县龙坪）、铜仁、永从（治今黎平县永从）九县，以及永宁（治今关岭县境打罕坡）、麻哈（治今麻江县城）、独山三州均未设立官学，士子附学于邻近州县，往往为所附州县抑制，大感不平，赴省城诉求。新添（治今贵定县城）、镇西（治今清镇市卫城）、兴隆（治今黄平县城）、乌撒（治今威宁县城）、赤水（治今毕节市赤水河）因裁卫并县，生员学额亦被裁削，而与贵定、清镇、黄平、威宁、毕节五州县的学子共该州县学额，加上路途险阻，才德之士困于行途着大有人在，因此这几个地方的士子也纷纷到省城上访。
田雯据此上了一道《请建学疏》，力陈“贵筑为省会大县，请设训导一员，岁、科试取附学生十五名，普定、平越、都匀、镇远、安化、龙泉、铜仁、永从、永宁、独山、麻哈俱取附学生八名，暂以附近教职兼摄，俟人文日盛，再立学官。另外，新添、镇西、兴隆、乌撒和赤水仍复原额，由五县学官兼管；平溪、清浪乡试赴贵阳，岁、科两试赴思州”。田雯的疏请得到清廷的批准，不仅按其所议，还在上述州、县增设儒学，定出学额。之后，田雯又与云贵总督范承勋合疏，获准设立了兴隆卫学与瓮安县学。
第三件，请弛贵州蓄鸟枪禁。这是第二年二月的事。先是湖广巡抚丁思孔疏请民间禁用鸟枪，皇帝命各省总督、巡抚各抒所见。田雯疏言：“黔省山深地僻，村寨隔远，居民商贾间蓄鸟枪以防不测。至苗蛮巢栖洞处，驱狼捕兽，多用鸟枪，俱勿庸查诘，以致惊疑。”此言为皇帝采纳。
《清史稿》载一事，为他处所不见：调贵州时，苗、仲（今布依族）不驯服，两广总督建议会剿，田雯却说：“制苗之法，犯则治之，否则防之而已，无庸动众劳民也。”此议遂止。
雯为官之道：体恤民情，关心民瘼，注意倾听民间的呼声；注意民族政策，以温和方式处理民族问题；重视文化教育，以育才为要务。
当时贵州最难的问题，一是经济问题，因为山多田少，土地贫瘠，交通阻隔，但这不是短时间能够改变的；二是社会稳定问题，当时贵州还是“苗多汉少”，居民以少数民族为主，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有隔阂、矛盾，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酿成大祸。所以在处理民族问题上他很谨慎，他在任三年间，没有出现社会动乱，社会比较安定。其实在他的治黔方略中，他最注重的是文教。他在《疏请建学疏》中说：“臣忝任抚黔，以敦崇学校为先。盖学校之关系，乃风俗人心之根本。”又说：“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请再行乡、会试，广其登进”。他是站在政治的高度来办文教的，并将之作为治黔的根本。广泛设立官学，培养士绅阶层，通过士绅阶层影响全民，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如果能吸引少数民族子弟进学，逐渐认同主流文化，就增加了对朝廷的向心力，民族矛盾就减少了。现在看来，是不乏远见的。
康熙二十八年（公元一六八九年）二月，他重修阳明书院，增其旧制，“别建合一亭，传习轩五楹，集孝廉诸生读书其中”。在田雯的心中，贵州士人“多磊落通脱，其文亦蕴藉深沉，如玉在璞，如珠在渊，如马之伏枥”。作为全省最高行政长官，他有伯乐之慧眼，能识拔人才。当他发现青年才俊周起渭、刘子章、周钟瑄时，欣喜之馀，不惜折节下交，与其谈文论艺。之后，周起渭举进士第，入翰林，所作《稼雨轩诗集》完稿时，田雯为其作序，并使之享誉京华。
他见到甲秀楼已经朽坏不堪，担心贵州将不会再有这座楼了，于是鸠工重建。他作了一篇《甲秀楼重修碑记》，借机发了一番感慨：
| “ | 甲秀楼建于贵阳城南，江公东之之所从事也，越今百馀年矣，波涛汹涌之冲激，风雨雷霆之动摇，焉得有完楼哉？盖江公而后，无复喜从事者，何今人不逮前人也？江公当日，知楼之有关于黔而皇皇为之，且有关于黔之人才风气而以甲秀名之，其用意深矣。假使江公之后，或数年而一人焉，或三五十年而又一人焉，而不听乎波涛汹涌、风雨雷之交于楼也，楼虽不完，亦不若今日之甚矣。无如江公而后，遂成绝响，落落百馀年间，无复喜从事者，斯亦楼之不幸也。使人而皆喜从事，则天下何足治？不独一楼然矣。 | ” |
他说江东之以后，没有“喜从事者”再修甲秀楼，才毁坏若此，以至他的重修事倍功半。实际上明天启年间朱燮元修过，永历年间孙可望修过。他不提这两次重修，或因缺少文献记载，或因有所忌讳。但他的感慨并不使人感到空洞，因他毕竟踵武前贤重修了一次，而且他的话中包含了自己对为官一任的责任的认识，即是要做“喜从事者”，他的确是这样做的。
田雯抚黔，已经过去将近四百年了，他留下的痕迹已经被历史的尘埃所覆盖。今天我们不时还会提起他，不是因为他的政绩，而是他留下的一部治黔名著——《黔书》。
《黔书》分两卷，凡举贵州的地理、历史、疆域沿革、民族、风俗、方言、古迹、名胜、文教、人物、财赋等等，无不涉及。范围之广，资料之丰富，见解之深刻，非对贵州有透彻了解者不能为。这部书在康熙二十九年，即他离开贵州的前一年就完稿了，可见他两年间一直在忙碌着。同时代的人、著名学者徐嘉炎为之序，说：历代词人才子赋名都、言乡井，都是采撷虫鱼草木之华，奢夸宫阙城郭之盛，或是哀感时序，抒发一些轻飘的情绪而已，鲜有涉及治政之得失、人民之休戚，只有《黔书》二者兼具。如田雯说：“无黔，则粤蜀之臂可把，而滇楚之吭可扼。”一语道破了贵州西南中枢的战略地位。徐嘉炎引申说：“然则黔治则与之俱治，黔乱有与俱乱者。”前后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南明失贵州而云南不保，清代咸同年间贵州先乱，云南、四川跟着乱，抗战期间日寇侵入黔南而陪都重庆震动。虽然不是他一个人有这个眼光，明代太祖、成祖早就看到了，但后代帝王、封疆大吏有这个认识的并不多。基于这个认识，他将贵州的稳定看作头等大事，反对动辄大兴干戈。对前人定乱服叛之举，其不事张皇、不烦兵革者，详细书写，以作后事之师。如《土官》、《治苗》两篇。其他对山水、人物、民生、物产的记述，详尽而往往携带感情。如《盐价》一篇，说黔无盐，仰给于四川，“又不以舟车通，肩疮蹄血而后至，其来也不易，则值不得不昂。值昂二民之艰食者比比矣，黔民洵苦矣哉。”可见，他已经爱上了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五十六岁时，他得了一个儿子，因为生于贵州，故取名“夜郎”。
他是著名诗人，与王士禛并称山左大家，巡行黔中各地，山川河流，名胜古迹，风俗民情，多有题咏。其诗风豪迈，笔力雄健，纵横排奡，不可一世。如写黄果树瀑布：“我生嗜好与俗殊酸咸，独于高山流水心馋贪。匡庐瀑布天下称奇绝，何如白水河灌犀牛滩。银汉倒倾三叠而后下，玉虹饮涧万丈那可探。声如丰隆奋地风破碎，涛如天孙织锦花记鬖（音lan san)。溅珠跳沫行人衣裾湿，云垂烟接山寺峰峦尖。小犊出游太真所不照，乖龙结队古冶岂能歼。半红半黑飞斗大蝴蝶，千章万株森十围松杉。玃猱熊狸须髯爪牙古，鼋鼍蛟螭昼夜风雨酣。安得十日五日坐潭上，二三酒侣看月凌朝暹。头脑冬烘郦道元未注，屐齿闭塞谢客儿多惭。解衣盘薄箕踞于其侧，青天搔首我歌白水岩。”此诗用的是九言体，非常罕见，黄果树瀑布的磅礴气势，似乎非如此不能状其雄。他的黔中诗作，非仅是模山范水、吟风弄月，很多是反映民生疾苦，采砂之苦与矿工之穷，水火之灾，都是他诗歌的题材。他的诗，包括山水记游，可看作《黔书》的延续。
他在贵州仅三年，当时他五十出头正是思想最成熟、经验最丰富的时候，所以为时虽短，却政绩斐然。以后他到北京，历任刑、户两部的侍郎，长才得不到发挥，几年后告老还乡，再过三年就去世了。贵州三年，是他仕途中最畅快的三年。
明清两代七百馀年，贵州最行政高长官留下治黔名著的，前有明代撰《黔记》的郭子章，后有田雯，两人而已。[3]
参考文献
《四库全书提要》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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