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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士性 | |
|---|---|
| 出生 | 1547年 |
| 知名于 | 哲学家、理学家 |
王士性（1547～1598），字恒叔，号太初，临海沿江镇兰道村人。得族叔王宗沐关照，王士性自小在台州府城生活，和王宗沐的几个儿子一起读书。
王宗沐是明代著名的哲学家、理学家。他的几个儿子都很牛。王士性从小生活、学习的地方现在叫“三抚基” 。所谓“三抚基”，简单的说是指王宗沐一家在一个不长的时间里诞生了三个巡抚。巡抚相当于现在的省长。明朝总共有两京十三省，他们一家就出过三个省长，可见有多牛。王士性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自然也很厉害。
王士性31岁入仕，先后在全国各地做过官。但是王士性的主要成就不在官场，而在旅游。与徐霞客的自助旅游不同，王士性通常是公费旅游。翻阅王士性的著作，我们可以发现除了福建省，他的足迹遍布其他两京十二省。
王士性第一个到的地方是嵩山。万历九年（1581），王士性登上嵩山参拜少林寺，在那里题了五个字 “六祖手植柏”。六祖慧能亲手种的大树，普通人想在旁边题字是不太可能的。由此可见，王士性是一个有一定影响力的书法家。因为字写得好，王士性每到一个地方，往往要准备文房四宝进行题字。这几乎成了他的习惯。
万历十五年（1587），王士性从天台山开始，经杭州、苏州，入太湖，游南京，在饱览九华山的风光后，登上了齐云山。齐云山是道教四大名山之一，位于黄山旁边。中国古代有十岳，齐云山在当时被称为“白岳”，王士性眼光比较独特，他认为中国最好的山在十岳，而白岳当属十岳之最。
万历十六年（1588），王士性登东岳。随后奉旨典试四川，登西岳。后登峨眉山金顶，有幸亲眼看到峨眉山奇观——佛光。民间有传说王士性喜爱旅游因为是峨眉山老和尚转世，这大概就是因缘。随后，他又游了武当，武当也是当时的十岳之一，叫玄岳。从这里之后他又北上登北岳。在任广西布政司参议期间，南下登庐山，游南岳。这样，王士性就成了我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遍游五岳、十岳的旅行家。四十年后，徐霞客在《滇游日记五》中称王士性为“王十岳”，可见对他的推崇。
遍游五岳之后，王士性又到了很多地方。万历十七年（1589），他游了桂林山水。万历十九年（1591），他任云南澜沧兵备副使，游了滇池、点苍山、鸡足山等处。云南的鸡足山是中国佛教名山之一，它和王士性、徐霞客都很有渊源。徐霞客受鸡足山和尚邀请曾在这里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并专门编了一本《鸡足山志》。王士性当年专门带着大儿子王立毂登上鸡足山。王立毂当时只有十三岁，在和这里的无心法师唠嗑了一晚上后，当场顿悟，从此下定决心吃斋念佛，并在王士性夫妇去世后，在此出家。
万历二十一年（1593），王士性任山东参政。万历二十三年（1595），召为太仆少卿，提督京营。官终南京鸿胪寺正卿。
王士性一生，踪迹几乎遍布全国，凡所到之处，对一岩、一洞、一草、一木之微，悉心考证；对地方风物，广事搜访，详加记载，最后整理成著作。王士性留下《五岳游草》《广游志》《广志绎》等包含了他丰富旅游文化思想的书籍。[1]
超前的旅游思想
徐霞客游过明朝两京十二省，独缺四川；王士性也游过两京十二省，单少福建。两个人从游迹来说，不相上下。
王士性有一套完整的旅游思想及旅游文化理论，其理论高度是徐霞客无法企及的。我国历史地理学界的前辈谭其骧教授指出：“王士性在人文地理学方面的成就，比之于在他以后约四十年的徐霞客对自然地理的贡献，至少是在伯仲之间，甚至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
王士性的旅游思想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以民为本。明代是一个“崇农抑商”的朝代，并不看好旅游业。但王士性在西湖旅游时却以敏锐的眼光，萌发了旅游“产业”意识，他在《广志绎》卷四提出：“游观虽非朴俗，然西湖业已为游地，则细民所藉为利，日不止千金。有司时禁之，固以易俗，但渔者、舟者、戏者、市者、酤者咸失其本业，反不便于此辈。” 作为一个传统的士大夫，王士性并不鼓吹发展旅游业，但他认为西湖作为旅游胜地，发展旅游业更有利于民生。这种观点在当时是极为开明的，也有现实指导意义。有此种眼界的士大夫，同代人屈指可数。
在明代以前，我们一般认为中国的学问都是虚学，都是对以前知识的整理巩固，明代以后慢慢开始才有实学。王士性就是明代实学精神孕育下的产物。王士性写游记不单单就旅游写旅游，他考察了整个中国历史地理山水的走向，带着为明代经济、军事、政治服务的目的。《广志绎》这本书综合了整个中国的历史发展的走向，为国家的治理做出贡献。比如说他在分析了湖广省地多人杂等因素引起的不便后，提议将湖广省分成两个省，就是从国家的治理方面出发。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实现，湖广省最后分成湖北省和湖南省。
王士性经实地考察，将浙江地区以钱塘江为界分为浙东和浙西两大文化区。古代的浙东、浙西和现在理解的浙东浙西不一样，古代的浙西指的是杭、嘉、湖，浙东指杭嘉湖以外的浙江八个地区，号称上八府下三府。王士性在指出两地风俗“繁华”与“敦朴”的显著差别后进一步细究：“杭、嘉、湖平原水乡，是为泽国之民；金、衢、严、处丘陵险阻，是为山谷之民；宁、绍、台、温连山大海，是为海滨之民。三民各自为俗：泽国之民，舟楫为居，百货所聚，闾阎易于富贵，俗尚奢侈，缙绅气势大而众庶小；山谷之民，石气所钟，猛烈鸷愎，轻犯刑法，喜习俭素，然豪民颇负气，聚党与而傲缙绅；海滨之民，餐风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为生，不甚穷，以不通商贩，不甚富，闾阎与缙绅相安，官民得贵贱之中，俗尚居奢俭之半。”你看他在旅游和思考中，第一次对浙江各地的民俗、百姓的性格作了总结，分析得头头是道，层次分明。
王士性的思想不可谓不超前。[2]
王士性旅游专线
王士性虽然一生都在全国各地旅游，但对家乡山水，也一往情深。他在《台中山水可游者记》中写到：“台郡上应台星，汉时曾迁江、淮，空其地，后复城于章安之回浦。回浦山川亡（无）它奇，至唐武德徙治于大固山下，近佳山水，则今城也，盖千余年矣。余生长于斯，颠毛种种，即身所钓游，与乡先民遗踪古迹所尝留焉者，咸得而言其概。”
万历十八年（1590），他在遍游神州后回归故里，在临海城东的山宫溪边上修筑了一个园林叫清溪小隐，这是一个对中国古建筑园林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生态园林。三年后经修缮，改名“白鸥庄”。白鸥庄占地不过两三亩，但这一个小小的地方却开辟了“紫芝山房”“小山丛桂”“曲水濑”“忘归石”等二十多个景点，每个景点王士性都给他们命了名，富有诗意，并为此写了一篇优美的散文叫《白鸥庄记》。可惜的是现在白鸥庄已经不复存在。
王士性对生他养他的台州有较多的记载。他在《台中山水可游者记》里写到巾山、东湖、云峰寺、道者基等许多风景优美的地方。比较遗憾的是，一些风景优美的地方我们至今还没有开发，外界还不知道。其实，我们完全可以以王士性《台中山水可游者记》为基础，充分利用云峰森林公园、云峰寺、望海尖、九龙、道者基等资源，并修缮沿江镇太初亭、重建白水洋镇王士性墓，逐步形成一条王士性文化旅游专线。[3]
比肩徐霞客
说他是一个至少与徐霞客比肩的人，因为他像徐霞客一样，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旅行家，他的足迹甚至比徐霞客还广。这在他的著作《五岳游草》中可以看出，恒山、华山、嵩山、泰山、衡山，这所谓的五岳他全都登临过，而徐霞客只去过其中的三岳；除了五岳之游，他的书里还有蜀游、吴游、越游、楚游、滇粤游、大河南北诸游等，他的游踪遍及当时明代版图东西南北各处，《临海县志》说他：“公盖无时不游，无地不游，无官不游……一官为寄，天下九州履其八，所未到者闽耳。诸名山自五岳而外，穷幽极险，凡一岩一洞，一草一木之微，无不精订……”意思是说，他当官只是旅行的手段，游遍中国才是他真正的志向。幸运的是，他的官迹从河南、陕西这些中心地带，一直扩展到四川、云南、广西、贵州、广东等边缘地区，只有福建未至。可以说，他的官员履历成就了他旅行家的梦想。[4]
地理学思想及其影响
王士性性喜游历,为诸生时已游杭州及越中佳山水。万历五年(1571)成进士,此后相继在河南、北京、四川、广西、云南、山东、南京等地做官,在来往这些地方时又经过除福建以外的所有其他省份,所以足迹遍及当时的两京十二省,写下了许多精彩的游记与纪游诗,结集为《五岳游草》。晚年又对所游历和考察的对象加以理论思维,相继写出了《广游志》和《广志绎》两部杰出的地理学著作。上述三书所体现出来的地理学思想和保存下来的宝贵的地理资料,足使他跻身于我国历史上的大地理学家之列而毫无愧色,遗憾的是他被冷落了将近四百年。因此本文想对其思想和影响作一简要的介绍,以期引起普遍的重视。至于其地理学成就以及经历和著述的具体考证则付诸另篇。
明代自万历以后,社会风气发生很大变化,从空谈性理转人经世务实,崇尚实学的思潮逐渐形成。在这个“天崩地解”的大变动时代,许多知识分子主张“不必矫情,不必逆性,不必昧心,不必抑志”1[],寄情于山水之间,以遍游五岳为目标,明人别集中因而不乏模山范水的诗歌和游记。其中的少数人则更进一步认真观察自然和社会,写下许多有见地、有价值的地理笔记,在客观上使地理学从历史学的附庸下解放出来,逐步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王士性和比其稍后的徐霞客是这些少数人当中的佼佼者,他们有意识地进行实地考察,不但眼光比别人敏锐,而且思路比别人开阔,不但观察到他人所未注意到的事物与现象,而且开始从地理学的角度对这些事物与现象进行类比和分析,于是成就了《广志绎》和《徐霞客游记》这样辉煌的地理著作。徐、王二人后先辉映,标志着我国地理学发展史上的重大转折。所不同的只是士性的成就侧重于人文地理方面,霞客的造诣主要表现在自然地理领域;霞客之游以私出,士性之游多以仕宦之便而已。
王士性的地理考察是有意识的行动,并且将自然与人文地理都当成自已的考察对象,他宣称“吾视天地间一切造化之变,人情物理、悲喜顺逆之遭,无不于吾游寄焉。”(《五岳游草》自序)这正是他地理学思想的表露。“造化之变”指的就是自然环境及其变迁,“人情物理、悲喜顺逆之遭”则意味着社会、人文现象的变化。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特别注意观察各地的地理环境、民情风俗、宗教文化、物产交通,并比较其间的差异,从而在人文地理的各个分支,如风俗地理、文化地理、经济地理、政治地理、民族地理乃至军事地理的研究都留下自已的真知灼见。同时他又注重分析人与环境的关系,继承并发展我国自古以来重视人地关系研究的传统。
明人的游历考察多注重自然山水,独有士性亦并重考察人文现象,这正是他高人一着的地方。中国古代人文地理虽然比较发达,但是自《汉书·地理志》以后,保持长盛不衰的主要是对于疆域政区沿革变迁的记述,而于文化、经济、风俗等领域则缺乏比较系统完善的研究。究其原因,乃是偏重文献的考证和口耳相传的见闻,而缺乏实地考察的缘故。王士性批评这种“藉耳为口,假笔于书”的作风,因此他所记载所分析,“皆身所见闻也,不则,宁网如焉。”也因此,他能够对亲见亲闻的事物和现象,进行深人的理论思维,以探索地理学的内在规律。因而《广游志》、《广志绎》与《徐霞客游记》不同,它们不是日记式的旅游实录,而是在实地考察之后,对于所得材料去粗取精、整理排比并加上理论思维的地理著作。所以在篇幅上虽比不上《徐霞客游记》,但论内容的丰富与对地理学的贡献不但毫不逊色,恐怕还要略胜一筹。因为描述型的地理著作虽以《徐霞客游记》为极致,但描述型而兼理论型的地理著作却以《广志绎》为开端。“绎”者,归纳推理也。王士性的旅游行踪则另人《五岳游草》中,极简练,而又文采焕然。
在王士性的地理著作中最令人注目的是,他对地理学的区域性特点的深刻认识。他首先以全国范围作为区域研究的对象,写成了《广游志》,分析各地自然环境(如地脉、形胜、风土)以及人文因素(如少数民族、宗教、方言)的差异。在“地脉”部分,他详细阐明了以北龙、中龙和南龙为三大主干的山脉分布系列,这是唐代僧一行山河两戒说以来的最新发展。在“形胜”一节中,他分析了明代两京十三省的自然地理基础,认为其分划大致是合理的,过去从未有人对于政区的地理背景作过这样的分析。在全书的最后一段,王士性又历数各地的方言差异:“声音,八方各以其乡土,不纯干正声,难以彼此相消也。有一郡一邑异者,亦有分大江南北异者。……若一省一郡异者,如齐鲁发声洪,维扬腰声重,徽款尾声长。……”
晚年息游之后,王士性不满足于《广游志》过于简单的论述,更作《广志绎》五卷(第总卷有目无文不计),以全面深人地表达自已的地理学思想。第一卷方舆崖略是全国地理山叙,第二至第五卷是各地分论,依次为两都(北京、南京)、江北四省(河南、陕西、山东、六西)、江南诸省(浙江、江西、糊广、广东)和西南诸省(四川、广西、云南、贵州)。<方舆崖略>是《广游志》的延伸,从全国范围继续分析她理现象的她域分异。例如在经济地理方面记述各地聚散货物之异说:“天下马头,物所出所聚集处。苏、杭之币,淮阴之粮,维扬之盐,临清、济宁之货,徐州之车骡,京师城陛、灯市之古董,无锡之米,建阳之书,浮梁之瓷,宁、台之眷,香山之番舶,广陵之姬,温州之漆器。”在文化地理方面注意到南北科举人物多寡的不同:“江北山川彝旷,声名文物所发泄者不甚偏胜;江南山川盘郁,其融结偏厚处则科第为多。如浙之余姚、慈溪,闽之泉州,楚之黄州,蜀之内江、富顺,粤之全州、马平,每甲于他郡邑”。甚至在饮食习惯方面也指出南北的差异:“海南人食鱼虾,北人厌其腥;塞北人食乳酪,南人恶其擅;河北人食胡葱蒜慈,江南畏其辛辣。而身不自觉。此皆水土积习,不能强同。”
除《方舆崖略》外,《广志绎》的其他篇章深人地阐明各省内部的地域差异现象,构成色彩纷呈的地理马赛克。例如,对于浙江风俗文化的差异,王士性就有精辟的见解:“两浙东西以江为界而风俗因之。浙西俗繁华,人性纤巧,雅文物,喜饰绍悦,多巨室大豪。浙东俗敦朴,人性俭音椎鲁,尚古淳风,重节概,鲜富商大贾。”而浙东的风俗又可细分为三区:“宁、绍盛科名逢掖,其戚里善借为外营,又佣书舞文,兢贾贩锥刀之利,人大半食于外;金、街武健负气善讼,六郡材官所自出;台、温、处山海之民,猎山渔海,耕农自食,贾不出门,以视浙西迥乎上国矣。”这里所划分的浙江风俗文化区,就基本上与当时浙江省所属十一府的区划相一致,并且直到今天也仍然可以作为划分浙江文化区的参考。中国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虽然以政治因素最为主要,但也受着自然环境的制约,以及经济、文化乃至军事等因素的影响。因此行政区划往往与自然区划、经济区划或文化区划存在某种契合。在浙江,这一点表现得尤其典型。
王士性虽以政区作为区域研究的基础,但却不以之代替其他类型的区划。例如,他注意到语言在文化分区中的重要标志作用。他说:潮州“其俗之繁华既与漳同,而其语言又与漳、泉二郡通,盖惠作广音而潮作闽音,故日潮隶闽为是。”也就是说,就行政区划而言,潮州虽然隶属广东,但在文化分区方面却应该与福建的泉州与漳州同属一区。四百年前而有如此见识,的确不同凡响。
在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下,王士性还产生了后来称之为“郡国利病”的思想。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注意观察与分析各地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长处(利)和短处(病),以确定环境对某种社会需要的适宜或者有利的程度。这实质上已初具现代地理学的评价研究的雏形。举个例说,他在评论杭州西湖作为旅游胜地时就独具慧眼:“游观虽非朴俗,然西湖业已为游地,则细民所藉为利,日不止千金,有司时禁之,固以易俗,但渔者、舟者、戏者、市者、酷者咸失其本业,反不便于此辈也。”这活脱是现代人的经济眼光了。`作为封建士大夫,他不便鼓吹旅游业,但却曲折地表达了杭州的地利。清人已注意到王士性的这一思想,所以康熙十五年杨体元在<刻《广志绎》序>中说,王士性“志险易要害、遭河海运、天官地理、五方风俗、九徽情形,以及草木鸟兽、药饵方物、饮食制度、早晚燥湿、高卑远近,各因时地异宜,悉如指掌。使经纶天下者得其大利大害,见诸石画,可以佐太平。”如果我们夸大点说,在王士性那里地理学似乎已是一门应用科学了。
值得注意的是王士性还具有动态性的观念,认为地理现象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譬如说,他明确指出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出现转移的现象。他说:“江南佳丽不及千年。孙吴立国建康,六代繁华,虽古今无比,然亦建康一隅而止,吴、越风气未尽开也。……至残唐钱氏立国,吴越五王继世,两浙始繁。王审知、李憬分据,八闽始盛。然后宋分天下为二十三路,江南始居其八焉,……赵宋至今仅六七百年,正当全盛之日,未知何日转而黔、粤也。”生在明代,他不但注意到经济重心已从北方转移到江南,而且还推测有继续转移到岭南和西南的可能。这是何等高明的见识。
地理现象的变化不仅表现在地域上的转移,还表现在新现象的产生。例如,明代扬州就由于盐商的糜集而出现养瘦马的畸俗:“广陵蓄姬妾家,俗称养瘦马,多谓取他人子女而鞠育之,然不窗己生也。天下不少美妇人,而必于广陵者,其保姆教训严,闺门习礼法,上者善琴棋歌咏,最上者书画,次者亦刺绣女工。至于趋侍嫡长,退让济辈,极其进退浅深,不失常度,不致憨戆起争,费男子心神。故纳侍者类于广陵觅之。”这一畸俗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
在人地关系方面,王士性认为自然环境对于人的行为方式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他以浙江为例说:“杭、嘉、湖平原水乡,是为泽国之民;金、街、严、处丘陵险阻,是为山谷之民;宁、绍、台、温连山大海,是为海滨之民。三民各自为俗:泽国之民,舟揖为居,百货所聚,间阎易于富贵,俗尚奢侈,络绅气势大而众庶小;山谷之民,石气所钟,猛烈鹜慎,轻犯刑法,喜习俭素,然豪民颇负气,聚党羽而傲络绅;海滨之民,餐风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为生不甚穷,以不通商贩不甚富,间阎与络绅相安,官民得贵贱之中,俗尚居奢俭之半。”这是中国古代“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思想的发展。
西方最明显表现出与这种地理环境决定论思想相类似的是黑格尔。他在《历史哲学》中,将世界分为高地、平原和滨海三类地区,以蒙古、阿拉伯,中国、印度、埃及和欧洲作为这三种类型地区的代表。进而认为高地“居民之特色,为家长制的生活”,“绝无法律关系的存在”。平原农耕人民闭关自守,农业“按着四季而进行,土地之所有权与各项法律关系又随之而生。”沿海的人民则被大海“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海盗式的掠夺,但同时也鼓励人类从事商业与正当的利润”2[]。不过黑格尔生活的年代(1770一1831)比王士性已晚了二百多年。
既然地理环境对于人类社会有如此重大的制约作用,那么当环境发生变迁时,文化的重心就会出现相应的转移,这就是所谓“天运循环,地脉移动,彼此乘除之理。”所以王士性在《广游志》中说:“自昔以雍、翼、河、洛为中国,楚、吴、越为夷,今声名文物,反以东南为盛,大河南北,不无少让何?客有云,此天运循环,地脉移动,彼此乘除之理。余谓是则然矣。”又说:“今日东南之独盛也,然东南他日盛而久,其末势有不转而云贵、百粤?如树花先开,必于木末,其随盛而花不尽者,又转而老干内,时溢而成曹,薇、桂等花皆然。山川气宁与花木异?”文化重心的转移自有其更深刻的原因,但是企图以动态性观点结合环境决定论来作解释,却数王氏为第一人。
明代虽然旅游成风,但并非人人都是地理学家。尽管观察的是同样的大千世界,但所得印象和收获并不一样。王士性当时已觉察到这一点,所以他在《广志绎·自序》中说:“夫六合无涯,万期何息,作者以泽,量非一家。然而言人人殊,故谈玄虚者,以三车九转,而六艺之用衰;综名实者,尚衡石铸刑书,而结绳之则远;揽风雅者,多花间草堂,而道德之旨溺;传幽怪者,喜蛇神牛鬼,而布寂之轨殊。”王士性自认与这四种人不一样,他所重的是地理现象。所以他接着说:“余志否否,足版所到,奚囊所徐,星野山川之较,昆虫草木之微,皇众国策、里语方言之啧,意得则书,懒则止。榻前杖底,每每追维故实,索笔而随之。非无类,非无非类;无深言,无非深言。”所谓“意得则书”的意,就是在理论思维后的发现与发明。写下来的自然就是“深言”大义了。
王士性深人细致的观察与镇密独到的思想,给明末清初的学者以巨大的影响。清初,杨体元将《广志绎》“遍质之博雅君子,如曹秋岳夫子、沈大匡先生、沈次柔、顾宁人、项东井诸同学,咸谓是书该而核,简而畅,奇而有本,逸而不诬。”就中以顾宁人即顾炎武所受影响最巨。顾氏是清初朴学大家,研究者众矣,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顾的地理学思想实渊自王士性。
顾炎武的三大著作,无例外的都打上王士性影响的印记。《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是顾氏在“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国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之后,才编著成的第一等作品。后者为“舆地之记”,前者为“利病之书”所谓“利病”,就是王士性对于各地地理背景优劣分析的发展,是经世实用思想在地理方面的实践。也就是说,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有关民生之利害者随录之,旁推互证,务质之今日所可行而不为泥古之空言”。不但如此,在该书第一卷<舆地山川总论>中,顾氏更是全文照录了王士性《五岳游草》里<地脉)、<形胜>、<风土>)三节文字”,足见顾炎武对王氏地理观的佩服。且由于王士性著作流传不广,后人读《利病书》,甚至把王氏的思想当成顾炎武的思想来引用,尤其是其中关于“天运循环,地脉移动”的思想。
《肇域志》是未完成的稿本,至今尚未刊刻过。该书按省分述各地的地理现象,具全国地理总志的性质。顾氏在各省的最后,都抄录了《广志绎》相关省份的几乎全部内容,而冠以(方舆崖略)的总称。顾炎武这样做,显然是因为《广志绎》兼有保存地理资料与启发思维的重要价值。此外,奠定顾氏朴学大家地位的笔记式名著《日知录》,也同样看得见王士性的影响,例如在<州县赋税>一节中就引用了《广志绎》卷一关于各地赋税负担悬殊不均的分析,而后提出自已的见解:“然则后之王者审形势以制统辖,度幅员以界郡县,则土田以起,征科乃平,天下之先务,不可以虑始之艰,而废万年之利矣。”顾炎武的思想对于清代学术发展起着巨大的影响,因此王士性的地理学观点也就间接地影响了后人。然而,由于清代文网纂严,乾嘉时期的学者走人了考据的胡同,除了沿革地理一枝独秀外,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其他分支都走了下坡,以至《大清一统志》里的各地风俗一项,竟然照抄两千年前的《汉书·地理志》,全然无视地理现象发展变化的事实。也因此王士性自清代中叶以后就逐渐被人遗忘,(()`一志绎》一书的康熙刻本今已不见,若非《台州丛书》保留乡贤著作,我们今天说不定只能从顾炎武的遗书中去寻找王士性思想的吉光片羽,而看不到《广志绎》的全佚了。顺便提一下,除了地理书三种外,王士性又有《王恒叔近稿》一种,及另篇著述若干,均在标点校勘中,将于明年结集出版,以飨同好。
我国的人文地理研究有着久远的传统,《史记·货殖列传》与《汉书·地理志》开了系统研究的先河,其后若断若续均未能超出《史》、《汉》的水平,可以说直到((J一游志》和《广志绎》问世,才算跃上了一个新台阶。清代乾嘉以后人文地理只讲疆域沿革,解放以来地理学界则重自然,轻人文,所以作为人文地理学家的王士性长期受到冷落。最近几年,人文地理呈现一派复兴景象,王士性的研究开始引起注意,希望这一研究能深人下去,以有助于促进整个人文地理学的发展。[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