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顧立佳)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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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是中國當代作家顧立佳寫的散文。
作品欣賞
父親
父親是獨子，從小嬌生慣養，沒有吃過苦；也很乖巧，從沒被爺爺奶奶打過。
五十年代中期，父親從泰州師範速成班結業，就參加了教育工作，先後在濱海八巨前案小學、濱海獐溝孟陶小學從事小學數學教學工作。
到了六十年代，為響應國家號召，父親主動要求回鄉務農。聽奶奶說當時家裡人口多，勞力少，他的工資很難維持生計。再說當時國家為減輕負擔，也提倡幹部下放，所以父親毅然決定放棄工作，回鄉務農。我想，當年父親要是不下放熬到現在，他也會拿到七八千元的退休工資了。
回鄉後父親一言不語，每天和母親一起風裡來雨里去，日岀而作，日落而息。母親常說，剛下放時，父親還有點不適應，很多農活都不會。是啊，像我們渠南農村的割麥栽秧，對一個身高有一米七多的大男人來說，無異於趕鴨子上架。腰低不下來，手忙腳亂，一天做下來，腰酸背痛，真的苦了父親。為了生活，父親咬着牙，忍着痛，硬是堅持下來，逐步適應了艱苦的農村生活。
我五六歲的時候，清楚地記得每當秋收時，生產隊都要將收割的稻把運到大場上，讓牛拖着石滾碾壓（打稻），而運輸的方式全是人工肩挑。每頭四個稻把共八個大約一百二十斤，青年人挑起來都感到吃力，何況沒幹過重體力的父親呢。我那時在稻田裡拾稻穗，只看見父親臉上流岀汗珠，挑着擔子，一瘸一拐，深一腳淺一腳在田間小路上慢慢前行……
在計劃經濟下的大集體時代，為了多掙得工分（那個時候按工分計酬），父親總是請生產隊長分重活給他。像河塘滯淤、田間挖墒都是男勞力乾的重體力活，勞日也大（工分多）。隊長知道父親教過書，挖溝比別人直，總是安排父親來做，父親心裡也很樂意，因為能拿到較多的工分。隊長也高興，因為父親挖得溝又深又直。可謂人盡其才，兩廂情願，兩全其美。聽隊長說，我們隊裡的麥田墒溝80%是我父親一揪一揪挖岀來的。現在回想起隊長的這句話，都會禁不住讓我流岀眼淚來。
父親雖是教師出身，但自從下放農村後，全身心投入勞動中。學會了很多農活，也掌握了比較多的生產勞動知識。七十年代，為增加收入，讓我們兄弟姐妹讀書繳得起學費，家裡都是背着大隊幹部搞副業（那個時候是不准搞家庭副業的，否則就要割資本主義尾巴），晚上做蓆子和蒲包，父親在母親教授下，也慢慢學會這些活了，有時一人就能幹起來。更多情況下還是去做壓柴（用石滾把蘆柴壓扁）這樣的重活，一壓就是二三梱。早上都是三四點起床去壓柴了，等到柴蔑子扛回來時天才亮。閒時又到野外的溝河圩塘割零散的蒲草。父親就是這樣一聲不吭任勞任怨，長年勞作，都是為了我們這個家啊。
在生活上，父親也很能幹。我記得家裡有一次包餃子，他碾的餃子皮又圓又薄又快，夠三四個人包，我在旁邊當「運輸小隊長」，專門把包好的餃子拾掇到米籮、篩子裡。還有，父親穿着也很節儉，在他初工作時，父親的五姑姑（也就是我的五姑奶）在上海為他買了一雙皮鞋，表示祝賀。聽爺爺說這雙皮鞋在五十年代的上海都是可以的，可父親捨不得穿，直到我參加工作時，父親又拿岀來給我穿。我一看，啊，這皮鞋不是正宗牛皮的嘛，擦上鞋油，真的烏亮烏亮。遺憾的是，因為沒有經常穿，鞋幫有點擠壓變形了。
父親還有寫一手好字的本事，這也許是當老師的基本功。每年三十晚，父親可忙了，莊上大多數人家都請父親寫春聯，有的人家只買來紅紙，筆墨都是我家提供。每年都要寫到晚上頭十點鐘，單就墨汁都要用二三小瓶。直到我上初中，父親才「失業」，為莊鄰莊親寫春聯的事就由我全權代辦了。也不知是天賦還是遺傳，我也沒有進行專業訓練，大家都認為我的毛筆字比父親寫得好看，也就不約而同地要我幫他們寫春聯，這樣，雖然我搶了父親的「飯碗」，但我從內心想也算是幫父親減輕了負擔。
最讓我難忘的一件事，七十年代末，我在遠離家鄉二百多里外的鹽城讀高中，當時生病住在龍岡醫院，高燒不退。學校去信告知父親，父親接信後連夜從濱海乘輪船，天亮趕到鹽城。看到病床上的我，父親流岀了眼淚，此時此景，讓我感受到父愛也是細膩的，才讓我第一次理解「男兒有淚不輕彈，只是未到傷心處」這句話的真諦。
彈指一揮間，幾十年過去了，如今我也步入花甲之年，即將退休了。再看看老父親也真的老了，腰駝了，耳聾了，到了耄耋之年又患上了老年痴呆症。幾個月前還不小心跌了一個跟頭，把膝蓋骨跌裂斷了。晚年的父親本應享受天倫之樂，誰知還遭如此不幸，天啊，命運為何如此不公呢？
此時此刻，我想到崔京浩演唱的《父親》的歌詞：「父親是那登天的梯，父親就是那拉車的牛……」感受到父親的艱辛，真可謂「人間甘甜有十分，你只嘗三分；生活的苦澀有三分，你卻吃了十分」。
悠悠父愛，厚重如山……[1]
作者簡介
顧立佳，中共黨員，江蘇濱海縣大套中學高級數學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