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大仕

熊大仕，熊大仕（1900.8─1987.3），江西省南昌市人，兽医学家、寄生虫学家、动物学家、兽医教育家，中国兽医寄生虫学奠基人、中国现代兽医教育先驱者之一。1927年毕业于美国依阿华州立大学兽医学院，获兽医学博士学位；1928年和1930年，分别于该校理学院获得科学硕士学位和哲学博士学位。1930年回国后，历任天津南开大学生物学系教授兼代理系主任；四川省农业改进所技正兼畜牧兽医组主任，并兼任中央大学农学院畜牧兽医系教授等职。1946年至1949年，他出任国立北京大学农学院教授，并先后兼任兽医系主任、农学院秘书长、代理院长。自1949年开始，一直担任北京农业大学教授（1956年被评为一级教授），并多年兼任兽医系主任；他还先后担任学校秘书长、总务长、科学研究部副主任等职。1950年，他发起恢复中国畜牧兽医学会行动，并在此后先后当选为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在20世纪20至30年代，他就作为马属与反刍动物纤毛虫研究的先驱之一而著称于世。他的名字广泛见于各种原生动物的书籍中。就是在当代，他的名字、论述及所绘制的虫体图像，仍广泛见于多种原生动物的书籍中。40年代，他专心从事线虫学研究，其论述引起苏联学者的重视，并转载于苏联科学院编著的《线虫学基础》第七卷中。50年代，他对结节虫研究的论文，是中国研究结节虫最系统、最完整的文献。60年代以后，他领导了两项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研究，均取得了重要成果。一是猪肾虫病研究，取得了从形态学、分类学、生活史到流行病学、病理学与防治等多方面一系列成果，在国内外均处于领先地位；二是对鸡球虫病的研究，他是中国鸡球虫病研究的开拓者，所获成果对中国大规模养鸡事业的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作用。

熊大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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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1900年
国籍	中国
职业	兽医寄生虫学家，兽医教育家。

熊大仕年轻时在美国获得两个博士学位、一个硕士学位；他在中国农业大学前身之一的国立北京大学农学院和北京农业大学执教40余年；他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北大学三校农学院合并为北京农业大学，为新型农业大学—北京农业大学的建设与发展，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作为马属与反刍动物纤毛虫研究的先驱之一而著称于世；他为解决中国家畜寄生虫病害问题作出了很大贡献；他为中国兽医学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可谓是“中国兽医学教育事业的宿将”。他就是卓越的兽医学家、寄生虫学家、动物学家、兽医教育家，中国兽医寄生虫学奠基人、中国现代兽医教育先驱者之一的熊大仕教授。

目录

为中国兽医学事业辛勤耕耘六十载

1914年，熊大仕在江西南昌中学就读时，以优异成绩被选送到北京清华学堂留美预备班学习。1923年，他赴美国留学，入依阿华州立大学兽医学院学习，1927年毕业，获兽医学博士学位。继又在该校理学院深造，1928年和1930年，分别获得科学硕士学位和哲学博士学位。

1930年，熊大仕学成回国，任天津南开大学生物学系教授兼代理系主任。在此期间，日军侵华日益猖獗。他目睹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天津的侵略行径，深感华北局势危急。1935年，他辞去南开大学职务，赴四川省工作，先后任四川省家畜保育所技正兼兽医科主任、四川省农业改进所技正兼畜牧兽医组主任并兼任中央大学农学院畜牧兽医系教授。 抗日战争期间，熊大仕除担任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教授外，还承担了当时的中央和省级部门的领导工作，肩负着发展中国畜牧兽医教育事业和发展畜牧生产的双重重任。

1945年日寇投降后，熊大仕返回北京。1946年至1949年，任北京大学农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前身之一）教授，并先后兼任兽医系主任、农学院秘书长、代理院长。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在中国共产党指引下，熊大仕认识到社会主义是国家昌盛、民族富强的必由之路，是历史的必然，从而焕发了新的青春和新的工作热情。从1949年开始，直至去世，他一直任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前身之一）教授兼兽医系主任（1983年辞去系主任职务）。

1949年至1956年，他还先后担任学校秘书长、总务长、科学研究部副主任等职。为三校合并（北京大学农学院、清华大学农学院和华北大学农学院于1949年9月合并为北京农业大学），为新型农业大学—北京农业大学的建设与发展，他付出了辛勤的劳动。1950年至1987年，他还担任过中国农学会理事，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北京市第一届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央农业部第一届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兽医杂志》主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

早在20世纪20年代，熊大仕就作为马属与反刍动物纤毛虫研究的先驱之一而著称于世。他的名字广泛见于各种原生动物的书籍中。20年代至30年代，是共生纤毛虫研究的兴盛时期，他的有关著作当时均居于世界的前列。就是到现代，他的名字、他的论述及所绘制的虫体图像，仍广泛见于多种原生动物的书籍中。

40年代，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熊大仕克服生活和工作中的各种困难，专心从事线虫学研究，其所著《长伞华圆线虫新属新种》一文，引起苏联学者的重视，并转载于苏联科学院编著的《线虫学基础》第七卷中。

50年代，熊大仕对结节虫研究的论文《中国家畜结节虫的初步调查研究报告及一新种的叙述》，是中国研究结节虫最系统、最完整的文献。

60年代以后，熊大仕领导了两项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研究，均取得了重要成果。一是猪肾虫病研究，取得了从形态学、分类学、生活史到流行病学、病理学与防治等多方面一系列成果，在国内外均处于领先地位；二是对鸡球虫病的研究，他是中国鸡球虫病研究的开拓者，所获成果对中国大规模养鸡事业的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作用。

蜚声于马结肠纤毛虫的研究领域

20世纪20年代熊大仕在美国求学期间，就开始从事马寄生虫的研究。他废寝忘食、不分昼夜地查阅和收集了大量有关寄生虫学的资料，并将有关马属动物寄生线虫圆形科、毛线虫科的资料汇集起来。这不仅为研究工作积累了颇有价值的文献，而且也为研究中国马属动物寄生线虫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参考资料。

正当熊大仕的研究工作顺利进行的时候，官费留学期限已满，学费和生活费中断。此时，他深深懂得“非志无以成学”、“有志者事竟成”的道理，决心不能半途而废。开始半工半读，将研究工作继续下去。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完成了“马属动物结肠纤毛虫的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写成论文，发表在1930年依阿华州立大学《科学杂志》第4卷上。在论文中，他首次将马属动物结肠纤毛虫修编归类，论述了25个属，51个种，其中有3个新属和16个新种，是由他鉴定建立起来的。此项成果的获得，是当时该领域中的重要成就，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赞誉。他与当时已闻名于寄生虫学界的苏联列宁格勒大学教授、苏联科学院院士、寄生虫学家多盖尔同为这一领域成绩卓著的著名学者。

熊大仕的研究成果，至今在国际上仍然受到重视和肯定。美国出版的多种原生动物学专著，都曾引用他的论述。

1930年熊大仕回国后，继续在天津南开大学从事纤毛虫的研究，重点转为对牛羊第一胃共生纤毛虫的钻研，取得很多重要成果，其研究论文多发表于《北京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这项研究，奠定了离体培养纤毛虫，进而研究“人工瘤胃”和利用粗纤维做家畜饲料的基础。时至今日，在这一重要课题中，他的著述仍然是最重的基础文献。

研究马属与反刍动物纤毛虫的宿将

1949年后，熊大仕一直致力于马属动物寄生线虫、反刍动物寄生线虫、猪肾虫和鸡球虫等方面的研究，对解决中国家畜、家禽寄生虫病害问题作出了很大贡献。其中，“中国马属动物圆线虫的区系分类与地理分布研究”，荣获1980年农业部技术改进一等奖。

猪肾虫病是猪的一种寄生虫病，它先是在长江以南的地区流行，后向北方地区逐渐侵蚀，严重威胁养猪事业的发展。为了控制这种寄生虫病的蔓延，已年过六旬的熊大仕冒着酷暑，曾多次奔波于广西、江西等南方5省，亲临一线指导工作，组织并主持有兽医科技工作者参加的调查研究，积极攻关，终于搞清了猪肾虫病的病原体和病原体生活史，以及流行病学、致病作用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防治措施。

60年代初期，中国养鸡业还很不发达，但熊大仕就已开始考虑中国养鸡业如何走发达国家规模化养鸡的道路这一问题。而规模化养鸡，鸡球虫病的防治则非常关键，应该摆在极为重要的位置，并应提前进行研究。因而，他提出了鸡球虫的研究课题，这是一项极具前瞻性的思忖。他带领课题组的成员进行了鸡球虫病病原体、流行病学及其防治等方面的研究，对鸡球虫病有了明确认识和深入了解，提出了行之有效的防治措施。这对中国家庭养鸡和大型鸡场规模化养鸡防治鸡球虫病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如今，每一个大型鸡场的每只鸡、每一天都离不开抗球虫药投饲，否则可能会出现毁灭性后果。抗球虫药的研发、生产已成为国际各大药厂的大事，中国农业大学寄生虫学教研室在这一课题的研究和防制实践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对鸡球虫病研究的同时，还对兔球虫病、鸭球虫病等畜禽球虫病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熊大仕强调搞科研要培养兴趣，发现和揭示自然奥秘的兴趣。他说他小时候想知道蚂蚁怎样挖蚁穴，在瓶子里养过蚂蚁，虽不成功，但兴趣推动了他此后的学习和科研工作。他认为不应把研究获得的成果当做达到某些目的的手段，不应当把研究作为“叩门砖”。

对于熊大仕的诚实治学、严谨治学、科学治学、宽容治学，中国家畜寄生虫学家、熊大仕的门生、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孔繁瑶在《忆恩师》书中写道：“吾友周源昌君也是熊先生的学生给我讲过一件事，他说：一次，我问熊先生两个问题，老爷子竟连说两个‘不知道’，真的令我一愣。知名学者，答弟子问竟然开口两个‘不知道’！多一个字也不说。其实这正是他‘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美德。他主张学术自由和争鸣。我有过这样一个经历：先生曾经给我们讲授‘组织学’，我听过几讲之后，发现他是以Maximov的著作为蓝本的，但我无从得到这本书，只好买了一部SharpyandShaeffer的著作。读后发现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上，两书的观点很不相同。考试时又正好碰上这个题目，听课笔记没记全，只好按SharpyandShaeffer的说法答卷儿。怕是要倒霉，却居然得了个满分。后来知道，有的同学按照日文书的内容也一样成功。说明他不以自己的取舍观强加于人。”

中国现代兽医学教育事业的先驱

熊大仕为中国兽医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奋斗了近60个春秋，培养了一大批兽医科技人才，可谓是桃李盈门。他除在原中央大学农学院、北京大学农学院和北京农业大学执教外，还多次举办培训班，有针对性地培养兽医人才。例如，抗日战争期间，他除在中央大学农学院畜牧兽医系任教外，还在四川、兰州等地举办讲习班，为中国西部地区培养了一批兽医寄生虫学和从事寄生虫病防治的专业人员。这些人员中，有的已成为国际上知名的学者，有的已成为中国兽医事业，特别是兽医寄生虫学研究界的骨干。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作为进步学者的熊大仕，非常痛恨反动统治，深切同情和支持学生运动。他热爱祖国、追求真理、渴望光明，而只有在新中国，他才真正懂得了什么是真理，如何爱国。1956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那时起，他更加忘我地为中国兽医教育和兽医科技事业勤奋地工作，在“向科学进军”和教育改革中，他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熊大仕深感新成长起来的中青年兽医工作者在10年浩劫中学习不够、知识欠缺，遂积极向农业部建议，并主动承担了农业部科技司委托举办的科学技术培训班，共举办了4期，每期内容不同。同时，他还接受农业部教育司的委托，举办全国高等农业院校从事寄生虫学工作的中青年教师的师资培训班。这两个培训班的举办，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参加学习的学员已成为全国各地区从事兽医寄生虫学工作的骨干，为中国兽医寄生虫学学科的发展储备了大批人才。 1983年后，熊大仕因年事已高、身体欠佳，辞去担任了30余年的兽医系主任职务，但他仍对兽医教育事业怀有满腔热情。他不顾年迈体弱、行走不便，还经常参加兽医系研讨教学和科研工作的会议，并发表意见和提出建议。

几十年来，中国兽医学的所有教育规划和改革方案，包括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编写、实验指导等，无不凝聚着熊大仕的心血。

熊大仕不仅理论造诣精深，而且非常重视实践。解放前他在给学生讲授寄生虫学时，常以家畜种类为纲，分别讲述不同家畜的寄生虫，这无疑是他经过仔细思考、从理论联系实际出发设定的教学方案。传统的寄生虫学体系，均以寄生虫自身分类为纲，把宿主写入寄生虫名下。解放后多次教学改革，改来改去，都在以上两种方案上兜圈儿。以家畜种类为纲、重在应用的方案虽未必妥帖，但那时出此方案，不能不说是在特定指导思想下的创新。

熊大仕先生为兽医系延聘德才兼备之师堪称殚精竭虑。他摒除门户之见，纳各方人才，在已有的基干队伍之外，曾从丰台军马所聘张荣臻先生教授病理学、邹万荣先生授外科学；北京大学沈同先生、河北医学院贺维彦先生教授生理学；中央兽医生物药品监察所马闻天先生教授传染病学等。已故科坛巨擘、学界泰斗、原北京农业大学校长俞大绂先生曾经说过：“兽医系之所以办得好，就在于熊大仕”，真是一语破的。

作为兽医教育家和科学家，熊大仕时刻关怀着中国兽医学教育事业的建设与发展，他于1986年慷慨地捐献了1.1万余元的积蓄，用于发展兽医教育事业。这是他和夫人杨疏非的夙愿。同年，北京农业大学党委和校长决定，把这笔款设为熊大仕奖学金，用于奖励有志于兽医事业且品学兼优的学生。熊大仕的慷慨无私，还表现在很多方面，如他从美国带回来的许多有极大参考价值的书籍和他精心汇集的文献资料，都放在教研组的书柜里，供大家使用，从不将其视为私有财产。其中，他珍藏的1929年版的《原生动物学》一书，在国内图书馆中很难找到。 熊大仕是中国现代兽医学教育事业的先驱者之一，也是中国兽医学教育蓝图的设计大师。就在去世前两天，他还关心着兽医学院的各项工作。兽医学教育和科技事业占据了他整个的心灵。

熊大仕为人正直，胸怀坦荡，光明磊落，高风亮节；他学识渊博，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实事求是；他严于律已，认真负责，平易近人，诲人不倦。他对助手和学生要求严格，注重深入思考和独立工作能力的培养。他当兽医系主任几十年，总是以大局为重，从整体出发。兽医学家王洪章教授曾多次说过，熊大仕先生当系主任几十年，没有把兽医系办成寄生虫系。一语概括了熊大仕的崇高品质。堪为后人的良师和楷模。

对于熊大仕的为人，孔繁瑶先生在《忆恩师》中写道：“熊先生在言谈行事上有一些突出的特点，和他相处较长的人都会知道。一是在任何场合，说话都很简短，不重词令。二是开会绝对地守时。三是走路拐弯‘走直角’，决不走捷径，即使人家已经在草地上踏出一条抄近儿的蹊径，他也不随大溜儿”、“从表象见标格，他是一个耿介、淳朴之士。谦虚也是他的美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次在畜牧兽医界评选博士生导师时，他无疑是首选、并众望所归，但仍力辞而不就。先生从来不谈自己的学位，众所周知，他获得过D.V.M、M.S和Ph.D三个学位。从来不谈自己的业绩，众所周知，他是南开大学生物系创建人之一；是中国农业大学兽医学院的缔造者；抗日战争期间，他不顾旅途劳顿，奔赴兰州，开办寄生虫学讲习班，培养造就了一批兽医寄生虫学工作者，兰州兽医所至今还是兽医寄生虫学的重要科研基地。从来不谈自己的学术成就，他是原生动物学家，在寄生性纤毛虫的研究领域有卓越的贡献。从来不谈自己的社会声望，……他对此视之如浮云。”

熊大仕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关心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建设。他为中国兽医事业辛勤耕耘了半个多世纪，倾注了全部精力。他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和高尚品德，永远值得后人纪念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