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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富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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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潘富恩 国籍=中国 出生日期=1933年 毕业院校=上海学院 职业=大学教授 出生地=浙江温州 代表作品=《二程理学思想研究》、《吕祖谦评传》、《范缜评传》等

人物介绍

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1933年生，浙江温州人。曾任复旦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哲学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主要代表作有：《二程理学思想研究》、《吕祖谦评传》、《范缜评传》、《程颢、程颐评传》等，并有多篇论文发表在《哲学研究》、《学术月刊》、《新建设》等重要刊物上。 潘富恩：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1933年生，浙江温州人。曾任复旦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哲学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主要代表作有：《二程理学思想研究》、《吕祖谦评传》、《范缜评传》、《程颢、程颐评传》等，并有多篇论文发表在《哲学研究》、《学术月刊》、《新建设》等重要刊物上。 《人民日报》与新华社《每日电讯》，在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和200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周年之际，分别在显著位置报道了前来中国参加庆祝活动的外国友好人士名单，其中有一位叫季塔连科。他是俄中友好协会主席、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他为俄中友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一般来说，人们仅知道他的官方身份，却不知道季塔连科曾于上世纪50年代后期在中国留学，更不知道他的导师是上海复旦大学的著名哲学教授潘富恩。 潘富恩70岁，出生于浙江省温州市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潘子章早年由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艺文学校毕业后，去上海三有神学院就读，以后为基督教浙南教区的牧师，擅长英语及古诗词，颇具辩才，不幸年过40岁患结核病去世，潘富恩时年6岁。因日本侵略者飞机轰炸，一家人随母亲由温州城内迁居郊外，即原永嘉县上河乡，这里是南宋永嘉学派巨子叶适的故乡，现属温州市瓯海区。母亲徐淑良是产科医师， 自开诊所，独身守寡，抚养子女。在乡下从医六十余年，100岁，刚去世。潘富恩自幼生长在农村，对旧社会农民的贫苦生活和受欺压的境遇耳闻目睹。母亲总是想要潘富恩通过读书求有较好的前途。他就读当地的中心小学，每逢寒暑假，母亲命潘富恩去邻村的一位姓丁的清末秀才处，习读《三字经》、《幼学琼林》之类的儿童启蒙读物。因为母亲认为当时小学课本中“小猫闹，小狗叫…”太肤浅，必须另加补充。年渐长，母亲便要潘富恩背诵《古文观止》中的《桃花源记》、《陋室铭》等。在母亲的督监之下，他初步地接触到一点古文常识。 中学时代开始，潘富恩进城就读教会学校——浙南三育学校。在校喜欢阅读文艺作品，不习惯于教会学校的种种清规，初中毕业后考入瓯海中学高中部，当时教语文的老师游任逵先生讲课比较洒脱，国学根底厚实，吟读古诗时抑扬顿挫，富有韵味。他批学生作文成绩有独的方式，打一个圈20分，加一点是一分。及格者为三个圈。一次，潘富恩的作文被批为四个圈加五点，便是85分，为全班的最高分。这对潘富恩来说是个很大的鼓舞，可以说是潘富恩以后向中国古代文史方面发展的契机。读到高中二年级时，即1949年5月，温州市解放，同学中参军、参干者甚多。潘富恩也报名参军，未果。1950年初，遵母命，转学往南京中华三育学校继续读高中，这时该校有一位年已75岁的老教师，原是文史界知名的老前辈顾实先生。他晚年皈依基督教，性情有点怪癖。给潘富恩上第一课时，就要大家用文言文写自传，全班同学也只有潘富恩还能“之乎也者”地凑成一篇，于是受其赏识，亲授以《说文解字》，《昭明文选》。他对潘富恩说：“文选烂，秀才半”。所以在这段时间里，潘富恩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 高中毕业回上海姐姐家，统一高考时间已过，于是潘富恩考入上海学院中文系，读了一年。同年，潘富恩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撰写的纪念鲁迅文章被收入学校专刊。1952年院系调整，按专业潘富恩并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当时复旦大学中文系有十大教授。郭绍虞先生为系主任，有刘大杰、陈子展、朱东润、吴文棋、赵景深、蒋天枢、张世禄、王蘧常、方令孺等，中文系的教师阵营非常强大，潘富恩等学习很认真。全班三十二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选择自己学业上的发展方向，有的钻研美学、文艺理论，有的埋头中国古典文学，有的搞现代文学或搞语言学，大家各从所好。安排的课时甚少，一周总共不过十八课时，潘富恩对先秦诸子感兴趣，阅读《墨子间诂》后，写了《墨子散论》，这是他的习作。这时，班里崭露头角的是潘富恩的老乡施昌东，他在《文史哲》刊物发表了《论美是生活》，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但也是他招祸的根由。潘富恩撰写的本科毕业论文是《论汉代的乐府诗》。他们正面临着毕业，各人怀着美好的理想，准备奔赴分配的单位，干出一番事业。然而震惊全国的“胡风反党集团”案平地骤起，他们班级里的同学受不同程度牵连的竟达三分之一，有的开除党籍、团籍，有的受批斗，其中施昌东被捕，弄得人人自危。潘富恩由于平日木讷少言，且喜欢搞古典文学而与涉及政治的文艺理论学科较远，因而幸免“胡风”案连累，被学校留下当助教。起初分配在中文系中国古典文学教研室，后改调为学校政治课的哲学助教。潘富恩学生时代原本对哲学不太感兴趣，觉得不适宜搞哲学，但又一想，同班的同学被整得七零八落， 自己能有这样的安排已属万幸了。于是跟着哲学课的主讲教师，做教学辅助工作，同时旁听苏联哲学专家柯斯切夫的课，认真学习马列哲学的原著，以弥补往日哲学知识的贫乏。 1956年复旦大学筹建哲学系，并开始招第一届学生，潘富恩作为哲学系的教师被派赴北京大学进修中国哲学史。当时北京大学哲学系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的全国唯一设哲学系的大学。那时，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院校正筹建哲学系，师资缺乏，所以就派人到北大进修，欲“借鸡生蛋”。当时的北大哲学系仅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就有多位知名教授，冯友兰是室主任。张岱年为副主任，此外有朱谦之、周辅成及研究中国美学的宗白华、马采等；副教授任继愈，讲师朱伯昆。潘富恩被指定由张岱年教授指导。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在张光生的指导下进一步懂得了为人治学的道理，他是潘富恩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启蒙导师。在北大进修期间，选听了各名家的专题课：冯友兰讲《孟子》，梁启雄讲《荀子》，朱谦之阱阳明学，容肇祖讲戴震，此外还有侯外庐、胡绳、艾思奇等人的哲学讲座，这使潘富恩眼界大开。1957年春天，在北大末明湖旁的临河轩，召开了一次十国哲学史方法论研讨会，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便是这个时候提出来的。会上争议激烈，潘富恩参加了这个会。增加了见识。在岱年先生的指导下，潘富恩在1957年3月12日的《光明日报》发表了他的中哲史处女作《叶适的唯物主义认识论》。之后，潘富恩向北大图书馆古籍珍藏室，借阅了有关宋明思想家的文集并摘录有关资料，准备继续写宋明理学的论文时，“反右派”斗争开始了，潘富恩无奈只好中止在北大的进修，提前返回复旦大学。 1958年初，潘富恩到上海远郊葑溪乡劳动锻炼，当新农民，而哲学系的大部分师生则到浙江海宁“下乡办系”，干“锄头里出哲学”的事情。时值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热火朝天之际，他很快成为农民中的一员，经常挑灯夜战，甚至睡在田头过夜。期间，他脑子里就是一个“熬”字，拼命干活，对发生的事件，不想考虑，也不怀疑。 1959年夏，在农村当了18个月的新农民，潘富恩被调回复旦大学哲学系，协助严北溟教授主讲中国哲学史，他帮严教授上辅导课，并为学生上断代中哲史课。这时，有个名叫季塔连科的苏联留学生，他新婚的妻子迦丽娅在上海华东纺织学院留学，为照顾俩人在上海团聚，他从北大哲学系转到复旦大学哲学系。季塔连科是建国后到复旦大学的第一个外国留学生，也是当时唯一的一个，在校里非常显眼。那时的中苏关系虽然紧张，但老百姓毫无所知。 复旦大学校、系领导很重视这位苏联留学生，生活上特殊照顾。这时候正是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可学校依然供应他足够的黄豆、牛排等食品，在当时这是让人羡慕的事情。领导上指派潘富恩担任他的中国哲学史辅导教师。根据季塔连科的要求，每星期上四次课，每次足足12个小时，给他讲中国哲学原著，潘富恩一字一句地讲。他就认真地一字一句地译记。季塔连科非常刻苦用功，因日以继夜地学古汉语。竟有一段时间弄得耳朵发聋，后来他说话也常常“之乎者也”起来了。他毕业论文选定以《墨子思想研究》为题，潘富恩根据孙诒让《墨子间诂》讲解。潘富恩整整花了二年半的时间辅导他，直至他的《墨子思想研究》论文答辩结束归国为止，潘富恩才算完成了任务。 季塔连科归国后，中苏关系公开破裂，潘富恩与他从不通信息。“文革”期间，工宣队为此专门审问了潘富恩。时隔20年后的1980年，学校外办通知潘富恩，季塔连科作为苏联外交都的高级顾问，随团在北京谈判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借此机会他个人要求来复旦看望老师——胡曲园和潘富恩。当时中苏关系稍有解冻，但潘富恩还是有一定顾忌。安排见面的那天上午，季塔连科热情地与与潘富恩拥抱后，说了一句：“我以为你们在‘文革’中已经不在人世了，一直担心着……”。后来才知道季塔连科担任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全苏苏中友协第一副主席。 20年前，他的《墨子思想研究》第一版就印了5万册，因此获副博士学位，又得到科学博士学位。潘富恩1959年从“下放”地回到复旦任教，课余时间写论朱熹、陆九渊思想异同的文章。 潘富恩的同乡同学施昌东是著名美学家，他政治上历经坎坷。1955年因“胡风”案被捕，1957年又被补成“右派”，摘帽后在中文系资料室工作。潘富恩深知其为人正派，才华横溢。施昌东虽数次蒙冤，仍不改其志，潜心研究美学。潘富恩不因老友身处逆境而疏远，相反仍然把他作为好友安慰、鼓励他，还经常一起商榷学问。当时“老子”哲学性质的问题讨论正烈，已发表近百篇文章。为此，他俩细读了老子的各种版本和注疏，汇合各家争论的焦点， 合作写出《论老子“道”学说》，引起学术界的注意，《人民日报》和《文汇报》先后摘要刊登。1983年，施昌东在弥留之际，仅看到了与潘富恩合作撰写的《中国哲学论稿》一书的封面，此书出版后很快销售一空。 “文革”期间，多数知识分子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潘富恩被下放农村在当地结婚。因妻子家庭出身系三代贫农，且与相继出生的3个子女一直住在乡下的岳父家。“文革”是讲阶级出身的，潘富恩由此沾光免遭“造反派”的审查，省去了许多麻烦。从“文革’期间至1983年前，每逢农忙季节和星期日，潘富恩都要骑自行车到乡下参加生产劳动，含辛茹苦近二十年，葱花、酱油汤度日习以为常。直至1984年，小平同志落实高级知识分子政策，才将家属农转非调入复旦。 1971年，复旦大学招收第一届“工农兵学员”，潘富恩被认为“可以当教师”，获准为学员们开设写作实习课。不久毛泽东同志发出“学一点哲学史”的指示，于是潘富恩又开设中国哲学史课。期间，他完成了一本有关中国古代认识论的专著《中国古代两种认识论的对立》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了80万册，1985年重新修订后又再版。 1978年，在山东济南召开全国哲学规划会议，潘富恩应邀参加中国哲学史学科组，会上他以极大的热情发表了自己的观点。翌年，在山西太原召开关于中国哲学史会议，成立了中国哲学史学会，潘富恩作为上海地区的代表成为学会理事，并在大会上作了“中国哲学史如何贯彻实事求是的研究方法”的发言。 1980年高校正式恢复职称评定，潘富恩被评为副教授。这时从日本国来了一位助教授(即副教授)到复旦大学当高级进修生，名叫深泽助雄，他是搞印欧比较哲学的，到复旦大学主要研究专题是宋明理学，校领导指定潘富恩当指导教师。潘富恩竭尽全力将自己二十多年研究宋明理学的心得体会毫无保留地传授。深泽非常谦虚好学，两人共同切磋，兴之所至，深夜不散。潘富恩带着他到杭州等地参加学术会议，特地介绍他到北京拜见国学大师张岱年和张立文先生。在潘富恩的精心指导下，深泽用中文撰写了二篇有关宋学与印欧哲学的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一是《日本近代研究宋学的概况》，1981年发表于《浙江学刊》，另一篇是《宋学与印欧哲学的比较》在《中国哲学史研究》发表后，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深泽学成回国前夕，为了表示师生之情，竟然向潘富恩行了三次叩拜礼，一时间使潘富恩不知所措，此事在复旦大学传为佳话。深泽归国后不久升任教授，并成为推进日中友好和促进两国文化交流的热心人。1985年，潘富恩赴日本筑波参加国际退溪学大会。深泽闻讯，专门从北海道千里迢迢赶往东京机场迎接，且用重金聘人代课，腾出时间一连几天陪同中国导师潘富恩，这种师生情谊引起与会各国同行的感慨和羡慕。 继深泽助雄之后，潘富恩陆续指导了不少前来复旦大学深造的外国高级进修生。比利时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硕士尼古拉·司汤达，汉名为钟鸣旦，他来复旦是为了撰写博士论文，研究的课程是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问题。潘富恩主要给他讲程朱陆王的理学与心学，除讲课外，还带他去厦门、泉州、福州等地考察，这个比利时学生收获甚丰，完成了长达50多万字的论文《明末天主教儒者杨廷筠》，获得博士学位，其论文用英文、中文二种文字出版。1993年，潘富恩与北大的陈来教授等学者住在台北圆山饭店，参加“两岸文化思想与社会发展研讨论会”。会议期间，台北的《民生报》对大陆学者的学术报告作了详细报道。一天晚上，饭店经理告诉潘教授，有个外国神甫来找。在这个陌生之地素无熟人，他颇感纳闷。一见面，原来是80年代初他指导的比利时高级进修生钟鸣旦。钟鸣旦在复旦学成归国已经10年，先后获哲学博士、神学博士，在巴黎大学神学院、台湾辅仁大学神学院任教。这时他恰在辅仁大学，从报上得知潘富恩来台，特来相见，师生见面，彼此甚为高兴。尼古拉·司汤达现任比利时鲁汶大学汉学系主任。此外，应该提及的还有德国的翟开林(汉名)，他的研究方向是中国古代时空观，在潘教授指导下，他现在已经是德国知名的汉学家。 上世纪80年代初，潘富恩教学任务较多的是指导外国高级进修生和国内的进修教师或外国访问学者，国内的研究生来自昆明、厦门、广州、宁夏、拉萨、乌鲁木齐、重庆等地的高校，其中有回、彝、维吾尔族的教师。这些当年来潘富恩处进修的学生，大多数人早已是教授，有的人已经退休或将近退休。 在科研著述方面，1980年以来，潘富恩发表的有影响的论文就有百余篇。 此外，与施昌东合作完成25万字的《中国哲学论稿》；撰写《中国古代两种认识论的对立》一书，由上海人民出版杜出版，发行了80万册。复旦大学出版了他的专著《中国古代认识史略》，这本著作论述了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认识论对立发展的历史，评析了先秦至清代近40名有影响的哲学家以及他们所属的学派，从中引出古代理论思维发展的经验教训，对于学习和了解我国古代认识论发展的基本线索和主要内客具有启迪和辅导作用。 潘富恩长期以来，酝酿着如何探讨南宋浙东学派的问题。以往学界对于叶适、陈亮注意较多，而对浙东学派中另一代表人物吕东莱(祖谦)则研究不够。实际上吕东莱是调和朱陆而又吸取永嘉“经世致用”的事功之学，其兼收并蓄的“杂博’思想特点，正是南宋学术思潮的反映。于是潘富恩发表了15万字的《吕祖谦思想初探》，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对吕祖谦思想作了较全面的探讨，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这方面的著作，填补了中哲史研究领域的空白。1985年，潘富恩晋升为教授，担任复旦大学中国哲学史教研究主任，被推选为系学术委员会主任，负责评定系里教师评定职称工作。这是个敏感的事情，也最容易得罪人，但潘富恩主持公道，受到大家的信任，所以连任至今。现在，潘富恩是复旦哲学系建系时唯一健在的元老。多年来，他先后开设了中国哲学史、先秦哲学、中国古代辩证法史、中国古代认识论史、宋明理学、程朱思想专题研究等课程，分别给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讲授。但内容上分不同层次，方法上则根据讲授对象有所不同。他讲课循序渐进，注重典籍史料的疏解考证等基本功的训练。自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他为博士生导师以来，主要工作是指导博士生。从1990年至1998年，潘富恩教授指导的弟子中有17人获得博士学位，他们的博士论文大都已出版。他说：“我的每个学生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时，都会使我兴奋不已，作为一名教师，为此感到欣慰!” 1985年以来，潘富恩教授科研成果甚多。首先是集中精力参加编写三部辞书和撰写一部专著。第一部是《哲学大辞典·中国哲学史卷》，严北溟为主编，潘富恩任副主编，负责撰写宋元明清部分条目；第二部是《中国思想家传记汇诠》王蘧常任主编，潘富恩为副主编之一，负责编写宋明部分传记的诠释；第三部是《中国哲学三百题》，是与夏乃儒、祝瑞开、丁桢彦共同主编的。此书以问答形式，解答中国哲学史上学派事件、人物思想、概念命题、典籍名篇，深受读者的欢迎，几次再版。他完成了37万字的专著《程颢程颐理学思想研究》，不因循守旧，提出二程属于历史上重视变革的政治思想家的观点，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认为此书“在国内尚无系统研究二程专著情况下，填补了空白”。香港中文大学王煜教授专门为此书写的书评中做了这样的评价，“对二程本身的钻研，以潘著最全面和精详”。 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发展，他经常参加文化交流活动。198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大等高校组成代表团到日本筑波大学参加国际退溪学大会，潘富恩作为代表团成员向会议提交了论文。此后，他多次参加“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纪念孔子诞辰254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大型学术研讨会。 1989年底至1990年初，季塔连科邀请潘富恩以“苏联科学院客人”的身份，去莫斯科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学术访问，一切费用和回程路费由对方负担。潘富恩独自一人从北京坐飞机十多个小时，到达莫斯科已是半夜。好在季塔连科派自己的研究生和司机专候在机场出口处，他的学生萨沙在黑色大衣上挂着一张用中文写的条幅“接潘富恩同志”。那天，恰巧季塔连科患流行性感冒住院，由他的学生萨沙实行预定活动日程。在苏期间，到莫斯科大学哲学系、苏联科学院哲学所开了座谈会。还参观了远东研究所，这是个庞大的机构，有研究人员400多人，下属有研究生院、出版社等，规模可与中国社科院相比。季塔连科病愈出院，即到潘富恩住处，与老师商量他主编的《中国哲学辞典》俄文版的选目和体例问题，聘请潘富恩为该书顾问，审阅有关条目(此书于1994年俄国远东所出版)，季塔连科为当时全苏汉学研究会理事长。他主持的远东研究所，出版了大量翻译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书籍如李大钊、瞿秋白等文集，每年一本的《中国哲学大事记》也由这里出版发行。当时季塔连科是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顾问兼院士，虽为政府高级官员，只比潘富恩教授小两岁，但他讲究师生名分，不论在什么场合，都向人介绍说：“这位潘富恩教授是我在中国留学时的导师”。季塔连科请老师听音乐会，看马戏团表演。一次，他邀请他的中国导师去苏联人开的中国餐馆“金龙饭店”就餐。就烧的饭菜来说，潘富恩教授不敢恭维，可这里座无虚席，食客多为上世纪50年代在中国的留学生。说他们来这里是为了吃饭，不如说是借此表达怀旧情感。潘富恩结束这次学术访问不久，苏联就解体了。 潘富恩从苏联访问回国后，作为哲学卷的主编，参加由周谷城挂帅的《中国学术名著提要》的编纂，担任这部丛书哲学卷的主编，此书于1992年问世后，再版多次，成为攻读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的必备参考书。 1990年初，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匡亚明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潘富恩被确定为《吕祖谦评传》的撰稿人。此书32万字，三易其稿，于1992年1月出版。出版后评论家认为《吕祖谦评传》成功之处在于：“一，旁参广究，正本寻源；二，置于社会思潮的广阔视野之下；三，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四，看似平淡，读之，邃博，代表了目前国内吕祖谦研究的最高水平”。其后，他作为主要撰稿人之一的《哲学大辞典》历时十年，终于出版，并获全国图书一等奖。1996年，潘富恩又有两部专著出版，共计39万字，一是《范缜评传》，二是《程颢程颐评传》，其中后者获第八届全国图书“金钥匙”一等奖。他认为范缜“神灭论”和程颢、程颐思想的产生与当时相对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有着重要关系。潘富恩教授中国哲学史的教材虽然很多，但不少教材在内容上大同小异，质量一般，于是想到将中国哲学史原著史料和理论分析结合在一起，使学生能有更多机会接触各历史时期有代表性思想家的原著，来增强阅读古典哲学原著和理论分析的能力。为此，他牵头与校研室师生共同编写《中国哲学史论诠》一书，该书精选有关哲学家代表性史料并加以详细诠释和评论，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全书80余万字，已列入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的出版计划。 1993年“国学热”悄然兴起，复旦大学以哲学系为主，向全校推出了中国传统哲学精华论坛讲座，潘富恩是主要策划者和演讲者之一。论坛的主旨是向大学生宣讲中国传统哲学的“做人之道”，这个“论坛” 有力地推动了对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 在上海地区， 潘富恩作为50年代开始从事中国哲学史教学的教授，在同行中是比较早的一个。但他有自知之明，他坦言：“我的学术成就有限，可我讲究为人之道，看重学术道德和气节，鄙视那种妄自标榜的文人恶习。我一生最敬佩的是张岱年先生，他的道德风范和学问是我们的楷模，我有幸为入室弟子， 在为人的道德上，不能有辱师门”。潘富恩在一次与岱年师的通讯中，谈起上海的情况时说：“张门弟子不论入室或私淑，都能团结合作。在学术上互补短长，与人为善，体现了‘和为贵’的精神”岱年先生复信，为此由衷地感到高兴。 潘富恩对学生是宽厚的，学生们和他讨论问题时，如坐春风。潘教授认为学生尤其是研究生普遍具有独立科研的能力，不必用固定的框框加以束缚，应各显其才让其自由发展。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师者，友也， 师生间应当是友人的关系”。他告诫学生，哲学博士生的生活尽管清寒，但还是要甘于坐冷板凳，将学问做实，要珍惜3年的攻博时间，切不可外出兼职谋利。攻博期间不要与“海水”(经商)沾边。他还说，做人做学问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他要求学生的就是自己做到的，潘富恩教授为人师表，处处要严格要求自己。 1994年12月26日，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终于在年过花甲时，实现了四十余年的夙愿。潘富恩自1956年以来，不知打了多少次入党报告，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其实主要原因是他与其友人施昌东合作写论文造成的后果。施昌东落难之际，潘富恩依然情同手足关心他，鼓励他“必须活下去，只有活下来才能做事”。1983年9月，施昌东在临终前实现了加入党组织的愿望，《文汇报》以“美学家施昌东入党”为题报道了此事。施昌东去世后，潘富恩又多次写申请要求入党。年过60岁后，潘富恩写了洋洋万言的申请：“我年过花甲，无所它求，客观上早已无缘仕途功名，入党动机，纯正可鉴”。校党委被感动不已，征求党内外意见时，口碑极佳，很快被批准入党。 潘富恩教授最大的性格特点是视荣辱为身外物，性情恬静淡泊，深得中国哲学真谛。他人格自重，待人真诚，不事声张：生平无嗜好，不沾烟酒，“年年岁岁一床书”，是他生活的真实写照。从当博士生导师起，他至今共培养出25名博士生，与此同时，在理论思维、教学领域多有创见。根据有关规定，博导65岁应该退休，可潘富恩教授70岁了，仍然在博导的岗位辛勤耕耘。现在人们在上海复旦大学校园，还可以像以往一样，见到脚步匆匆的潘富恩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