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战败：日本的文化创伤、记忆与认同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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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当战争成为记忆以后，记忆也成为了战争——
将目光投向被刻意遮掩的过去，审视日本的历史问题与战争责任，
探索重塑战争记忆的过程中，国家、媒体和个人都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直面当代日本人的困境、社会的断裂，以及形塑战后社会的战败阴影。
1945年8月15日正午，昭和天皇向日本全国广播了《终战诏书》，同意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此结束。七十余年后，战败文化成了日本集体生活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然而，对于谁该为战争负责和谁有罪，日本社会内部出现了旷日持久的分裂，裂缝之下的是两个根本性的问题 ：为什么要打一场打不赢的战争？为什么要为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杀戮和牺牲？
在本书中，桥本明子探究了三种互相抵触的战争记忆：“受害者”“施害者”和“英雄记忆”。这种分歧形塑了战后一代人对历史和自身的理解，并影响至今。桥本明子借助民族志、访谈和影像分析，以丰富的史料和严谨的分析，再现了日本战败创伤记忆的建构过程：政府、传媒、国家在其中分别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个体沉默、后代沉默、媒体沉默的背后又有什么样的因由？民族主义、和平主义、和解主义，哪条才是面对这段黑暗历史的正确通路？不论个人还是国家，唯有诚实地回答这些问题，汲取其中的历史经验，才能超越分歧与创伤，免于重蹈覆辙。
★ 深刻理解战后日本历史问题的关键所在，了解日本政府如何搪塞战争责任，普通民众如何回避战争责任。
战争结束后，面对难以弥合的文化创伤，日本社会内部出现了三种截然不同的战争记忆，分别视日本为这场战争的牺牲者、受害者和施害者，据此延伸出三种处理历史问题的方式：民族主义、和平主义与和解主义。厘清战争记忆的来龙去脉，深究其社会和政治根源，方能理解战后日本为何在三个选项中游移不定，始终未能正视其战争责任和历史问题。
★ 纪念活动、影视作品、报刊漫画，谁在形塑日本的战争历史？
作者以一手资料探查日本战争历史的形塑过程：力图重建国家尊严的官方纪念活动和政治表演；采用纪录片、读者来信、社论等形式，重启战争责任核查，以期日本能承担战争责任的报刊媒体；强调个人和家族在战争中的悲惨遭遇，以受害者身份呼吁和平主义的动画电影……战争记忆不是铁板一块，是国家、个体、媒体等在历史话语权微妙博弈的结果。
★ 当基础教育服务于政治诉求，教科书何以成为战争记忆的新战场？
作者深入分析了5家出版社的15本历史和公民学高中教材，探索主流日本教材以何种立场和视角解读战争历史：是有意识选择的侵略之战？还是因政治经济压力、不得已为之的必要之战？用词和叙事框架的不同选择，暗含着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判断。
★ 著名学者沙青青导读，孙歌、小熊英二、伊恩·布鲁玛诚挚推荐。
名人推荐
如果你想知道日本人对战争历史的看法，这是本必读之作。日本的战争记忆并非只有一种：讲述英雄的“美丽之国”的记忆，讲述被害者的“悲剧之国”的记忆，讲述加害者的“可憎之国”的记忆交织在一起。读者能在本书中发现历史认识问题的必要史实和理论。此外，也能学到如何正确地批评生我养我的祖国的过错，追求普遍性的道德的知识分子的做法吧。
——小熊英二
桥本明子运用自己的聪敏、鲜明的个人风格和彻底的诚实，写了一个读之令人心酸的话题。这是一个如此罕见的组合，每个对历史感兴趣的人都应该注意到这一点。
——伊恩·布鲁玛
本书以新的研究方式讨论了一个老问题：分裂的三种战争记忆形态，以及由此而来的重建统一道德的困境。这个二战结束之后困扰了几代日本人的老问题，曾经在日本思想界内部和日本社会引起过多次争论。本书并没有给这个老问题增添新内容，但却令人信服地告诉我们，这个老问题并没有解决，因而并没有过时；世代更迭，它仍然还在，并催生着后续效应。
作者的国际化生活背景，以英文读者为对象的写作动机，使本书使用了浅尝辄止的“外部视角”。与日本社会的距离感使作者避免陷入其内部的思想冲突，但也妨碍了本书的思想深度。对希望了解日本战争记忆的中文读者来说，本书或许是很合适的入门书，期待它可以引发关于和解的进一步追问与思考。
——孙歌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不再是一种生活经历。但在今天的东亚，战争记忆的政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分裂。桥本明子以一种比较的视角，对日本人在战后十几年间处理创伤记忆的方式进行了深入而富有同情心的分析。
——安德鲁·戈登，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
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层面，《漫长的战败》都可堪称是一项重要的成就。这场长期的失败暴露了日本在身份认知上令人震惊的裂痕，这些裂痕将在未来几十年影响全球政治。
——杰弗里·C.亚历山大，耶鲁大学社会学教授
在桥本的文化分析之中，她更多的将着眼点放在微观层面的家庭，以及集体记忆在非西方国家形成的方式与目前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的不同之处。这是一本写得很好的书，文笔流畅观点犀利。
——马克·A.沃尔夫格拉姆，哥伦比亚大学人权研究所教授
《漫长的战败》为zui近兴起的关于“集体记忆”讨论提供了一份宝贵的贡献。不过，在这本书里，桥本却深刻地质疑了这一概念的价值，反而认为对于战争创伤，人们有着相互竞争，不一致的记忆，这对于理解当代日本尤为重要。
——《美国社会学杂志》
桥本把我们的目光吸引到民族主义、和平主义与妥协主义的交织叙述当中，以此激励长期笼罩在战败阴影之下的民族和政治认同。
——《日本时代》
在这本及时、读之令人心酸、语言简洁流畅的书中，桥本审视了日本自战后就一直存在的“历史问题”。通过针对大量的初级材料进行研究：电影、电视，报纸、纪录片、小说、访谈、口述历史，教科书……她的结论是，从日本的角度来看，对这场战争，日本从没有过一致或统一的叙述。总结：这是一本必读书。
——CHOICE
作者简介
桥本明子，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学学士，耶鲁大学社会学博士，曾在匹兹堡大学任教三十余年，目前任波特兰州立大学东亚研究与社会学院访问教授、耶鲁大学社会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文化与权力、全球与比较社会学、文化创伤与和国家认同，另著有《世代相传的礼物：日本人与美国人对衰老和社会契约的看法》《想象中的家庭，生活中的家庭：当代日本的文化和亲属关系》《家庭对老年人的支持：一个国际经验》等书。
◎ 译者简介
李鹏程，1983年生于山西，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曾做过报社记者、杂志编辑，现为图书编辑，业余时间从事翻译。已出版的翻译作品有《4321》《世界简史》《风雨横渡》《每当我找到生命的意义，它就又变了》等。
原文摘录
因此，学生们在这里学到了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道德教训，那就是当事态变得严重时，国家会抛弃自己的人民。国家和人民之间的信任被打破这条信息，是最强有力的历史教训之一，战后的日本对和平的认同，其基础正在于此：只要日本是和平的，那么国家便不能再拿人民的生活玩轮盘赌。这种嵌在受害者叙事中的深层次焦虑，是持续将日本的战争记忆转变为文化创伤的一部分推动力。 与此同时，在一项比较调查中，当被问及他们是否对自己“持有积极的态度”时，日本人的自尊心在53个国家中敬陪末座。不难想象，面对痛苦的过去，一些渴望修复战败遗产并从中恢复过来的人将其内化后，产生了负面的国家记忆，而这类总体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正来源于此。
书评
“谁掌握了过去，谁就掌握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有关重大历史事件的集体记忆如何生成和构建向来是备受学界关注的热点议题。日裔美籍社会学者桥本明子2015年出版的《漫长的战败：日本的文化创伤、记忆与认同》便是又一本分析日本战后集体记忆的杰作，该书于今年7月在中国大陆问世。
桥本游历广泛，曾在日本、德国、英国和美国等多地学习生活。她于1984年在耶鲁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在匹兹堡大学任教达25年，目前任波特兰州立大学东亚研究与社会学院访问教授和耶鲁大学社会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桥本在其职业生涯中始终致力于探索人们定义其文化和记忆的不同方式。《漫长的战败》也非例外。在该书中，她综合运用访谈、教科书和影像分析等研究方法，检视日本战败后创伤记忆的形态，并探究其成因和影响。
桥本指出，日本战后文化记忆错综复杂，并未形成一种统摄社会共识的“元叙事”，而是至少存在三种“相互抵触的创伤叙事分类在争夺道德优越性”。
第一种叙事致力于讲述“阵亡的国家英雄的故事”，歌颂战死者的勇气和忠诚，为国家和普通民众的牺牲而辩护。由阵亡日军遗属组建的日本遗族会是生产和宣传这种叙事的代表势力。该组织认为，将“大东亚战争”定义为“侵略战争”是一种“歪曲的历史观”，如不加以纠正，“日本人无法获得真正的重生”。日本遗族会的主要活动还包括敦促日本政要以政府代表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对战亡者进行吊唁，以表彰和告慰殉国者。总之，这种叙事“旨在培养国家归属的自豪感，同时又把注意力从国家在挑起战争和输掉战争方面的罪责上转移开来。”
第二种叙事提倡“对失败战争中的悲惨受害者表示同情和认同”，突出日本，尤其是广岛和长崎在二战中受到的非人道及毁灭性打击。这一叙事同样具有“转移焦点”的功能，即，将在亚洲的战争受害者所遭受的苦难转移到日本战亡者及其遗属和后代身上。
第三种叙事则强调日本的“帝国主义、侵略和剥削这类犯罪行为”，因其承认日军的施害者角色而较为亚洲邻国所接受。这种叙事的倡导者坚持追究日本政府的战争责任，他们“坚信曝光和面对本国同胞的可怕过去，在本质上对于个人和社会有着重要意义”。
上述三种叙事的内容较少交叉重叠，充满分歧和对立，构建出一幅“众声喧哗”的复杂叙事图景。如今，第二种叙事在日本社会占据了主流地位，常见于家族历代传承的历史、小说和影视剧等大众文化产品，以及学校课堂上。这一叙事塑造了现代日本人的祖父辈被迫为国献身的受害者形象，借此抵消他们的施害者身份，使得追忆和悼念的焦点集中于本国民众，从而将亚洲的遇难者排除在忏悔和祭奠的对象之外。
那么，为何受害者叙事能够在三种战后创伤叙事中脱颖而出，获得支配地位呢？主要有以下三种解释。
第一，桥本指出，日本社会的二战记忆通常只涉及战争的后半段，也就是“日本的损失日渐加剧，失败即将来临的那几年”，但日本发动战争、四处肆虐的阶段却在相关记忆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逐渐失落了。正如荷兰历史学者伊恩·布鲁玛在《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中所指出的：“日本人就算要讨论战争，通常也是指和美国的战争。……德国人一遍遍地被提醒要牢记纳粹和屠犹历史；反观日本青年，他们想到的只有广岛和长崎——兴许还有南京，不过仅仅是在得到了自由派学校老师和新闻记者的开导之后。”日本国际政治学者波多野澄雄在《国家与历史：战后日本的历史问题》中也提出了同样的见解：“日本人所理解的战败，是在太平洋战场上对美军的惨败，而不是在中国战场上的失败。……败给中国的意识如此淡薄，意味着日本对过去战争的反省和总结，只是一味地被局限在美国的战争观与正义论中。”换言之，中日战争的记忆几乎全然被太平洋战争的惨痛记忆所置换，日本战后世代原封不动地继承了祖父辈对这场战役的自怜和悲悼情绪。
第二，诚如中国社会学家景军在《神堂记忆》中所言：“要使过去为现在服务，需要不断地使用文化的创造，将神圣的传说、历史的变形和想象的现实综合起来，把它们转变为集体信仰。但没有什么传统会一夜之间被创造出来，被创造的传统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文化的习俗和已有的社会实践。……任何一种传统只有当它被整合进民众关于过去的信仰的时候，它才有广泛的吸引力和权威。”受害者叙事恰好契合了“日本传统的慰灵思想”：“年轻的男性在未婚、未留子嗣的情况下，背井离乡，死于非命，灵魂就会作祟”（日本历史学家加藤阳子语），甚至他们的埋骨之地都不为人知，为日本战时国民的苦难赋予了深重的悲剧色彩。
第三，誓言放弃战争的“和平宪法”的出台是战后日本与战前日本“断绝关系”的重要象征，而受害者叙事恰恰为和平主义提供了强大的支撑。战时一代的浴血奋战换来今日和平繁荣的叙事在家族记忆和学校课程中得到反复渲染；广岛和长崎的核爆受害者常被塑造成为奠定和平基石而付出生命代价的牺牲者，更为受害者叙事镀上不容质疑和亵渎的金身。战后和平主义亦成为政府搪塞战争责任的绝佳借口。1955年6月，时任法务大臣的花村四郎被追问日本的战争责任时答道：“与其苦苦追究战争责任究竟落在何人肩上，不如放弃战争，不再重蹈战争，更让人期待，更有必要。”这套说辞至今仍然颇为流行，而战争真相却在早已被神圣化的和平主义言说面前相形见绌了。
综上所述，受害者叙事规避了普通民众的战争责任，为当代日本人提供了回避事实阴暗面、沉溺于悲情主义与和平主义光环的强大借口。这种认识也使得日本政府长久以来都难以真诚地向战争受害者道歉，因此无法得到中韩等国民众的原谅，战争的负面影响迟迟无法消除。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深深扎根于日本社会的受害者叙事还有另一层涵义，即，既然这场战争是政府和军队逆民意而发动，既然无数爱好和平的无辜父辈都因此沦为牺牲者，那么政府对这场灾难其实是要负全责的。因此，桥本指出，受害者叙事引发了“对国家权力的潜在担忧”，同时，这种对政府无限权威及其军事力量的厌恶自然而然地“引申为对那种同服从国家权威有关的爱国主义的警惕和怀疑”。如今，日本年轻人的国家自豪感和政府信任感远比美、德、中、韩等国的年轻人为低，这种对爱国和忠于政府的不信任感已不可避免地“嵌入了代际记忆中”。“一个需要人民为它去死的国家，就让它灭亡好了”应已成为日本年轻人的共识。他们不会再像父辈那样轻易被政府权威所蒙蔽，为一场败局已定的战争奉献热血和生命。
只要保持对政府的怀疑，“那么国家便不能再拿人民的生活玩轮盘赌”。这大概称得上受害者叙事的正面意义吧。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