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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湖村紀事(甘茂華)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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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湖村紀事的
圖片來自創意悠悠花園

《清湖村紀事》中國當代作家甘茂華寫的散文。

作品欣賞

清湖村紀事

插隊永遠是一個沉重的話題,至少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作為一名老知青,清湖村在我的靈魂深處刻下了足以左右我整個生涯的痕跡。驀然回首中,喚回往事如昨……

離開家鄉鄂西去江西插隊落戶,心情十分憂鬱,誰知道這輩子是個什麼結果呢?虧得有她和我在一起,旅途不至於寂寞。

她一上午都沒走出船艙,那條墨綠色毛毯始終壓在她的腿上。她也苦惱,默默地望着黑乎乎的船艙廂板。她在一片由各色人物呼吸出來的濁氣和那幾位比賽吸「金沙江」牌紙煙的民工噴吐出來的雲霧中,靜靜地躺着。我們坐的是五等艙。上船晚了,占不着座位,只好在統艙擠一個角落。這裡面什麼人都有,背着背簍賣桔子柚子的四川佬,用一根扁擔挑着藤椅竹椅的湖北佬,還有纏着黑頭帕、用兩條寬布帶在背上兜着娃娃的土家族婦女。耳邊不時傳來庸俗不堪的粗話。她只好煩惱地轉過身去。

這時正好我去叫她。我說天放晴了,快出來看太陽。儘管她那軟綿綿的身子不怎麼聽使喚,但她還是搖搖晃晃站起來扶着廂板走向艙外。長江在陽光中。三峽風光如畫。

快看懸棺!我喊了起來,像久航的船員看見大陸。什麼懸棺?她也被感染了。她讀小學時去過東北,後來再沒有走出過鄂西山區,初踏長江,對這種天工開物般傳奇的東西不甚了解。我說你看那頭頂上,就是那最平最直的崖石,那兒不是有個洞麼,再仔細往裡看。那不是棺材!

看清了。借着陽光的反照,她和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崖洞那裡一口木棺。

為什麼把棺材吊進洞裡還不封口?是不是故意向我們示威?她問我。她心情不好,凡事總是聯想到陰暗的一面。我能說什麼呢?那洞口連手攀的地方都沒有。棺材是怎麼放進去的?

正在此時,崑崙號江輪突然發瘋般地鳴了兩聲長笛。隨後便停住了。由於慣性作用,船頭被江浪打向一側,甲板上的人無不打了個踉蹌。旅客們看懸棺的興致頓時被攪散。越來越多的人擁向船頭,向前面張望。

啊,沉船!我猛然醒悟,指着前面對她說。前方幾十米洶湧的江面上,確實立着一支將沉欲沒的桅杆。從桅杆估計,這條船不大,像是被卡在什麼地方。

剛走出家門和校門,我們的航行就充滿着神奇和風險。難道這就是我們生活的徵兆嗎?想到這些,我的興致也煙消雲散。她一轉身跨進統艙,用毛毯嚴嚴實實蓋住頭面,依然在那個角落裡躺了下來。上山,下鄉,她怎麼能不煩躁呢?

離鄉,背井,哪裡是我們的歸宿?

懸棺,沉船,未必是命運的暗示?

第二天中午。長江上另一種情景改變了我們灰暗的心境。那是一條在波峰浪谷中顛盪的小船。其實,這在長江上是常見的情景。江濤把小船掀起來了,又落下去了。小船進了兩步,又退後一步。可是,船工們很倔強。他們頂着風浪,不停地劃着。於是。小船一步一步地朝對岸靠攏。我想生活和事業也應該是這樣才好。

我和她都有些激動,都在凝眸思忖。我們插隊之始,第一課就是長江教會的。人生旅途中不僅有懸棺和沉船,而且還有勇敢的船工。若干年之後我都忘不了這一課,大概,由此確定了我們插隊歲月的基調。什麼困難呀,煩惱呀,憂鬱呀,惆悵呀,像江濤搖撼着小船,但為理想和追求而獻身的熱忱和執着的韌勁,一定會幫助我們的船向對岸靠攏的。那時候我們都是很執着的理想主義者。

江水奔騰不息。我們的思緒連綿不絕。

我們靠在一起回憶學生時代。鳳凰山茶林掩蔽的那條山徑。留下我們散步漫談的身影。有同學揭發我和她談戀愛,證據是我和她表演舞蹈時眼睛與眼睛情不自禁地對光。這確實是冤假錯案。我小學畢業就成了近視眼,兩眼大而無神,目光散而不聚,對什麼光呢?如今同學們都下鄉去了。找誰平反呢?我們笑起來。

初下鄉,還保留着學生時代那種天真、單純、朝氣和富有進取精神的特色。我們不怕苦,不怕累,也不怕風雨泥濘、雷鳴閃電,惟獨怕那死一般沉寂的夜晚。躺在知青宿舍里,我們盡說些毛骨悚然的話,用劣質香煙連接着一個又一個不安寧的夜。那樣的夜太容易銷蝕人的青春了。我們期望着能有點文化生活來沖淡心頭的肅殺和那種被拋棄了的失落感。

終於把冬天中的春天盼來,盼來了演採茶戲的季節。

正像湖南有花鼓戲、安徽有黃梅戲一樣,我們插隊的江西有採茶戲。清湖村張羅着演戲,知識青年便成了主角。似乎名正言順。

這時,我們把村後小學教室里的桌椅騰開了作為排練場,鑼鼓鏗鏘。雲板一響,胡琴笛子配上我那個手風琴,便咿咿呀呀地奏起了熱鬧的曲子。鄉親們端着飯碗看我們排戲,還不時撂下筷子跑到場上當編外指導,說鐵梅的辮子起碼要有兩根褲腰帶那樣長甩起來才帶勁,李玉和的腮幫子上那兩塊疙瘩肉要鼓得像兩隻小耗子才好看。又說採茶戲的拖腔要多拐幾個彎兒,還說鐵梅不能說北京話:「奶奶,您聽我說!」而要說高安話:「嫲嫲你聽我哇!」逗得幾個知青簡直要笑岔了氣。不知是難度太大,還是人員、道具不足的原因,反正我們沒排成這個戲而改排《白毛女》了。

演出那天晚上沒有月亮,村前的土台上掛起了三盞大汽燈。曬穀場上擠滿了黑壓壓的人。鄉親們還把附近的親戚朋友接來看戲,比過年還要熱鬧。(現在想來,這大概是精神飢餓的年代中,一種畸形的、變態的繁榮吧。)老人們端着小板凳到前面就坐,年輕人踩着長條凳在後面站得高高的。開演前放了一長串噼哩啪啦的小鞭,清脆急促的炮聲中開台鑼鼓敲得人心裡咚咚直跳。充滿火藥味的空氣還未散盡,「白毛女」就登台亮相了。她剛唱了一句,台下便掌聲雷動,齊聲喝彩:「吃價呀!吃價!」當地土話「吃價」就是「真好」的意思。

我們其實演得不好,只不過當時老百姓普遍地覺得文化生活太荒涼罷了。《白毛女》就是在這樣的氣氛中演出名了,四鄉八村都來邀請清湖村文化宣傳隊。在冬天的最後那些日子,我們每天傍晚都坐着小船渡過錦河,走十幾里土路,趕到另外一些村子去演戲。

鄉里人好客,每次演到快完時都要加放一串鞭炮助興,那是指示你再加演一點節目。卸妝後,他們抬着一大桶熱氣騰騰的麵條讓我們吃夜宵。這麵條做法特殊也很好吃。把掛麵掰成火柴棒似的一小節兒、一小節兒,把豬肉切成指甲蓋大小的肉丁,混在一起煮得糊糊塗塗的,當地人叫「豬婆拱泥」。臨走時,鄉親們又給我們的黃書包里裝滿了炒熟的花生,往我們手裡塞着芝麻和糯米做成的米花糖,放着鞭炮送我們好遠好遠。

於是,又過河,又爬堤,走在回村的路上。

每次,孝娃子總在前頭提着馬燈,牽着我的手引路。他說你這四打眼還有如我兩打眼,眼睛長在褲檔里啦,連下坎子腳底下都踩不穩啦。正說着話,「白毛女」蹲在地上喊肚子疼,牛娃子說我背你回去吧。幾個小伙子輪流背着她走了好幾里夜路才回村里。借着跳躍不定的馬燈的光,我看見她闔下眼皮,嘴裡發出夢囈般的聲音:「哦,謝謝你們!」

她是感謝生活在暗夜裡透出了熹微的光。

我那個手風琴是重點保護對象,每次出外演戲都有專人背着,任何人不准按一指頭,隊長說對好了弦的東西誰也不能動,拉開琴跑了弦誰來負責?儘管我反覆解釋也毫無用處。其實大家都很珍愛它。多少年後,每憶及此,我心裡便湧起一片湖水,這清湖的水,一經撥動,就會流出溫馨純淨的採茶戲的旋律來。

似乎是已經完全飄散的記憶和無限遙遠的歲月了。在心裡始終覺得溫暖的是那床土布被單;白底色那麼純淨,黑格子那麼鮮亮。

……夜深了,還聽得見織布機上的梭子甩出啪嗒啪嗒的響聲。零散的星星在天空像霜凍了一樣閃爍着凜冽的寒光。狗叫得很單薄。織布人一聲濁重的長嘆。

終於,在漫漫長夜中,在濁重長嘆中,織成了一卷樸素而美麗的土布。這種土布在我們插隊的地方叫家織布。

由於清湖村出棉花,農民們便自己紡紗織布。至於國家發的布票,大多數農民把它賣給城裡人換油鹽錢了。

雪花飄飄的季節,村里一片織布聲。

她第一次端正地坐在那種粗笨的、簡陋的、木製的織布機前,頓時手忙腳亂起來:手慌慌地來回拋着梭子,腳使勁地瞪着踏板,連眼皮也不敢眨動。

斜掛在織布機上方,一盞玻璃罩子被煙熏黑了的煤油燈,光線暗幽幽的。而不管寒氣多重,她總是挺着腰板坐着,燈光給她那帶有學生氣的臉染上了一層淡淡乳白色。她說知青命苦,全靠自己動手,才能熬到頭。她說要為我織一身土布衣衫,為我們織一床被單。我在燈下看書,聽她說這些,仿佛是冬天裡的童話。而眼睛卻常常朝她看去,那刷子似的小辮子,那清秀的眼眉和尖下巴,竟有一道聖潔的,毛茸茸的光圈。說不清為什麼,我們在不該戀愛的季節竟然戀愛了,而且愛得那麼深。

後來,所有的工序連我也熟悉了:先紡紗,後染色,再漿紗,再經紗,再上機,最後織成布。即便是一床土布被單,少說也要忙上十天半月。有好幾次我看她昏昏欲睡地喃喃自語,但織布機仍然在響,手腳仍然在忙。她白天下地幹活太累了。她怕睡着便要我唱歌。她喜歡我唱知識青年自己編的歌。

「告別了媽媽,再見吧家鄉,美麗的清江河畔,是我可愛的鄂西小城我的家鄉……」

據說這支歌是南京知青編的,但在江西插隊的知青幾乎人人會唱。我從一個上海知青的筆記本上抄下來,改了幾句詞,就傷感憂鬱地唱開了。她聽得淚光盈盈的卻仍然邊織布邊笑着說,不管是愛家鄉、愛人生,都要愛得這樣真誠,這樣熱烈,這樣痴情才好啊!

蹉跎歲月的痛苦疊加着蹉跎歲月的欣悅。

還有鄉親們,也給我們帶來歡樂的花絮。

有個叫德英的媳婦教她經紗。她們在屋前的場地上,把那千絲萬縷的經紗穿進梳櫛和棕眼中去。那些經紗在冬日溫暖的陽光照射下像一條緩緩流動的小河。我想抬腳從繃直的經紗上跨過去,德英一把抓住我,神色莊重地說,男人是不能從經紗上過的,得罪了織女娘娘,生個崽呀妹子的沒有褲子穿。我故作大驚失色並和她相視一笑,笑過之後頓時虔誠起來。因為,她對我說,不要譏笑,這是一種難得的精神。

我們用她織的土布做了好幾床被單,甚至保留至今。從南方帶到了北方,又從北方帶回了南方。後來兒子上美校讀書,我們便送給他一床土布被單,確實要比「洋布」被單暖和多了。

過去的都過去了,不幸、困苦、汗水,淚水、災難。惟有這凝結着溫暖與厚愛的土布被單,理解與信任的編織物,像永恆的銀河在夜空中閃爍着熒熒的光!

清湖,知青們都叫它琴湖,因為夏夜裡蛙鼓陣陣,此起彼伏,如在彈琴唱歌。那條彎彎曲曲的鄉間小路盡頭,清亮亮的湖水環繞着村子。村口有棵大樟樹,離樟樹不遠,是一口老井,井水又清又甜。村子迎面還有長長的一人多高的圍牆,鄉親們叫它女牆。據說是夏天裡女人們下湖洗澡,借着牆做掩護,免得男人們占便宜。就在這裡,我度過了終生值得紀念的五年插隊生活。

從高安縣城到清湖村,要沿着錦河大堤走六七里路,又下堤走二三里機耕路。河對面就是通往南昌的公路。第一次挑一擔百多斤的煤回村子,日頭太毒,曬得人頭昏眼花,我走到來蘇村時(傳說蘇東坡來過此地),兩條腿竟像棉花般發軟。每年冬天加固錦河大堤,都要挑着土爬上爬下,爬上堤面,喘口氣,雖然冷風灌滿了衣服,但眼睛仍緊緊盯着河對面公路上那甲殼蟲似的汽車。什麼時侯,我才能乘着汽車離開清湖村踏上回鄉之路呢?

那條路上,有我出工和收工的腳印,有我的嘆息、眼淚和汗滴,當然也有歡樂、陽光和慰藉。春天,還很冷,我赤着腳,戴着竹笠,披一塊透明的塑料布,挑着稻秧,把它送給彎腰弓背在水田裡搶季節插秧的鄉親們。路太滑,我摔倒了。是一雙突兀着青筋的手,把我扶起來,對我說:「路不好走,要穩當一些,你是近視眼,看不清路,下雨天要特別小心。」

夏天是個火爐。公社修水庫,我被派到錦河邊運石頭。我赤膊上陣,雙手搬動一根橇棍,下面墊塊石頭,咬着牙掙紅了臉,用勁去橇動一塊巨大的紅山石。汗,順着寬闊的額頭流到臉上,流到脖子上,流到曬得發黑的胸脯和脊背上,渾身如同上了一層釉,連褲權都濕透了。好不容易,山石橇動了,我又用粗鐵絲套上兩頭,中間穿一根碗口粗的大竹槓,和知青夥伴弓着腰,赤着腳,一步一步地挪過河灘,涉過淺水,喊着號子,沿着斜放的跳板,把山石「轟隆」地推到船艙中。

「嘟!」一聲哨子響,休息了。夥伴們骨頭散架似的橫七豎八地躺在樹蔭下,「咕嚕咕嚕」喝水、「叭噠叭噠」抽煙,「呼嚕呼嚕」睡覺,嘻嘻哈哈地罵爹罵娘。我想看書,便迫不及待地從書包里拿出一本外國小說,貪婪地讀着、讀着。不時伸手揉揉壓腫的肩頭和那曬得像扒了一層皮似的火辣辣的脊背。

這時,又是那雙突兀着青筋的手,劈頭奪過書塞進我的書包里,壓低聲音罵道:「還看!還看!書是個害人的東西,要你的命!崽呀,你不看看從城裡中學下放的高老師、胡老師,哪個不是看書倒的霉?哪個不是動筆墨惹的禍?你就死了那條心吧。」罵得我鼻子酸。

還是那條鄉間小路,冬天又干又冷。我挑着一擔米糠,過河到八里外的祥符鎮。扁擔掙扎着,「吱兒吱兒」直叫喚,我的肚子也「咕咕」地發牢騷。「賣糠囉——」我在樹下吆喝。然而,米糠賤得很,只賣三塊錢。我緊了緊皮帶,咽下一口唾沫,跑到供銷社買了墨水、稿紙和一包很便宜的煙。讀書、寫作,使我的生活充實了,看到了整個社會底層的苦難。

漸漸地,我對小路有了感情,小路教會我用堅毅的帶笑的眼光去看待生活的變遷。

於是,星星閃爍的夏夜,我和知青們打着手電,去湖邊和田裡逮蛤蟆、捉鱔魚;滿滿一臉盆蛤蟆在床下不歇氣地叫到天亮。那條小路,變成了一卷膠捲,攝下了我和知青夥伴們舒展的眉頭和不再陰鬱的眼神。秋天的黃昏,我們挑着金黃的稻穀,不搖不晃,嘴裡還哼着採茶戲,比賽誰先挑到倉庫里。那條小路又變成了一盤磁帶,錄下了我和知青們沉重的足音和明天寄託希望的歌聲。儘管歌聲頗為悲壯。

來來去去,踩着小路,五年過去了。

我慶幸,我沒有在小路上躺倒。我快活,我變成了一個男子漢。我開始懂得,有路,便有足跡;活着,並不單單是為了自己。我想,不管今後的道路怎樣難走,也難不倒我,因為我是從那條鄉間小路上走過來的。

離開清湖村三十多年了,我渴望着再見到那些鄉親們。但山高路遠,何時才能沿着那條錦河大堤去作我的夢尋呢?

曾經有五個夏季,夜裡拔稻秧,和村里人一樣,我也赤身裸體地燜在秧田裡。好熱,似乎不脫得精光就活不下去。女人們離得老遠,在另一塊田裡拔秧,所以並不礙事。

開始,我不好意思脫短褲,磨磨蹭蹭地,就是沒有膽量把那塊遮羞布扒下來。生產隊長竹根對我吼道:「快扯掉你那塊尿布片子!你當狗雞子沒人見過?捂在褲檔里生蛆?」我於是入鄉隨俗,也怯生生地亮出了寶貝疙瘩。誰知眾人大笑着說:「才跟個小麻雀樣,還怕丑?碗口大的女人還看不上眼呢。」我只覺得臉孔發燒,心想,太粗魯了,難道這就是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嗎?

雖然渾身一絲不掛,但汗水仍然流水似的在黑釉色裸體上奔淌。尤其是一群群嗡嗡叫的蚊子,揮手趕也趕不開,稍不留意,就在寶貝疙瘩上咬幾口,又疼又癢,不敢拍也不敢打。

多半是由於我身體太瘦弱了,畢竟抗不住高溫,中了暑倒在田裡。沒想到那個凶神惡煞的竹根,馬上叫人用一塊門板把我抬回家,像停屍一樣攤在堂屋裡拔涼氣。又把大隊赤腳醫生細樟叫來,給我打針,灌「十滴水」,等我醒過來已是半夜了。竹根老婆毛栗子給我端來涼綠豆稀飯。吃到嘴裡,一股霉味直衝腦袋。我突然記起,這綠豆存放兩年多了,她平常捨不得動一顆豆子。毛栗子卻連連催我:「吃呀,崽!」我沒做聲,只埋頭吃,有顆水珠子掉進碗裡。從東廂房傳來竹根的鼾聲,他翻身時還在罵人,狗日的河撈,懶得燒蛇吃!(河撈就是水鬼,本地極厲害的罵人話。)他在罵誰?想他那尖嘴猴腮的兇相,我不禁輕輕發笑。

後來,我曾讀過日本畫家東山魁夷的散文《聽泉》。我抄寫時,把「泉」改成了「湖」——

在每個人的心裡都有一泓清湖,但在日常的繁忙中,消失了它的聲音。如果在夜深人靜的半夜,你突然醒來,發覺在幽深處迴響着微弱的聲音,那肯定是清湖的耳語。……我回顧迄今走過的路,發覺在曠野里迷失道路已不是幾次。在這時,當我凝神細聽心靈的湖時,它便常常成為我前進的路標。」

每個插隊知青的心裡也都有一泓清湖吧?別人不敢說,我自己則認為清湖是一個獨特的生命世界,它從生命深處噴射出來的痛苦與歡樂,將伴隨我的一生。

熬過炎夏酷暑,交完公糧賣棉花,轉眼就到了長空雁叫的晚秋。竹根帶隊,我和七八個知青到高安城拉水泥電線杆,每人一輛平板車,電線杆躺在車上,頭朝前,尾觸地,慢慢地拖回村子。下堤時,我覺得板車衝力太大,便使勁用肩膀頂。怎麼也頂不住,猛地就翻了車。我像被人從背後猛踢了一腳,沿着很陡的斜坡不斷翻滾,那根水泥電線杆也追命似的緊挨着我往下滾動。眾人大呼小叫亂成一團。老天有眼!虧得電線杆太長,粗的那頭被樹攔着,減緩了速度,由橫滾變成直滑,我才倖免一死。我滾到排灌站邊才不動了,鼻青臉腫的,胳膊腿上都是血。我隱約感到我可能快斷氣了。

知青們後來告訴我,是竹根一把抱起我丟在車上,誰也不顧往村里跑。請醫生看過後,竹根偷偷摸摸在箱裡翻撿了老半天,眨眨眼就出去了。只一會兒,他提着一瓶酒進來,掩上門說:「來,喝兩口!六十度老白乾,和血壯骨,包你喝了就好。」我說不會喝。他很不高興地拉長臉說:「長狗雞子的人不會喝酒?老子就不信!」我只好喝,燒酒嗆得我直咳嗽。他可不管這些,又叫我脫光了衣服趴在床上,拿棉花蘸酒在我周身上下揉抹搓擦。當擦到大腿根部時,他嘿嘿地笑着說:「放心,這玩意兒沒碰掉一根毛,跟電線杆一樣,結實得很,你想搞十個女人也頂得住。」我臉孔熱得發燙。因為這句玩笑話,更因為這六十度老白乾,渾身仿佛如烈火在燃燒。養好傷後,竹根給我請來一個算命瞎子。那瞎子對我說:「大難不死,必有後福。你的命屬土。靠山山倒,靠水水流。誰也靠不住,只能靠自己。」竹根好歡喜,又叫他老婆毛栗子熬綠豆稀飯,切了一盤豬耳朵,與我對飲得醉話連篇。我差點連苦膽也吐出來了。

從此,我學會喝酒了,夏季也偏愛綠豆稀飯。且怪,喝酒就要喝烈性燒酒,什麼葡萄、山楂、香檳、啤酒,統統寡淡淡如水很不過癮。從北方回到家鄉鄂西之後,苞谷老燒便成為愛物。聽清湖村的朋友來信說,竹根是得敗血病死的。毛栗子改嫁了,嫁給原來的「反革命分子」毛毛,跟毛毛又生了兩個孩子。朋友在信中還感嘆:「不生產糧食,只生產人口,怎麼得了?」

我常常邊喝酒邊追憶着,心裡自然而然漲起洶湧的潮。

三妹子是個童養媳。生身父母窮得一塌糊塗,養不起,只好把她送到清湖村。

她長得好,圓臉,大眼睛,個兒不高,身體發育得很飽滿,耐看。黑紅紅的膚色,村里人都喊她黑牡丹。

三妹子喜歡到知青宿舍玩。她和知青們關係很好。來的時候常常一手帕兒瓜子或者花生,和插哥插姐們嘻嘻哈哈聊天。

知青們納悶,都是新社會了,怎麼還興童養媳?況且,三妹子的小丈夫二溜子,還是個讀小學的娃娃,窄窄的刀條子臉,鼻涕流下來掛着不揩,說話奶聲奶氣的,骨架子精瘦,哪一點和三妹子相配?用俗話說,一朵鮮花插在牛屎上了,可惜。

於是,我們這些被流放到農村的知識青年,自以為有知識,滿腔俠肝義膽,大路不平旁人踩,都想站出來為三妹子打抱不平。

我妹妹茂玲和三妹子私交最深。就勸她給婦聯寫狀紙、打報告,要求解除不平等婚約,自己解放自己。我自願為她代筆,男子漢仗義執言,鼓勵她與傳統勢力徹底決裂。

三妹子瞪着一雙又黑又亮的大眼睛連連搖頭,說話聲音壓得低低的:「使不得,要出人命的。我親生父母收過二溜子家的錢,我從小到大吃的穿的用的,都是他家供的。他家老少對我都好,我不能沒有良心,做這種缺德事。」說着說着,她竟哭起來了。

無奈,當事人不積極參與,知青們枉費一番心思。我只是不明白,三妹子的道德觀念,何以如此根深蒂固呢?到底誰缺德,她怎麼始終執迷不悟呢?走着瞧吧,有苦果子她吃。

1983年,我離開清湖村10年之後,為搜集寫作素材,再一次回到這裡。三妹子跑來看我。她剛從田裡幹活回來,褲腳挽得高高的,露着黑紅色的豐滿的小腿,臉上兩個酒窩盛滿笑意。她一隻手抓着兩個紅蛋,塞進我旅行袋裡。她硬要接我吃飯,說二溜子殺了雞等我。

我說:「你結婚了?」

旁邊有人說:「都有三個娃娃了。」

我問三妹子:「過得還好吧? 」

三妹子一副心滿意足的樣子,點點頭說:「唔,還行。現在二溜子長得人高馬大,勤快呢。」

我終於沒有去吃二溜子的雞。我甚至心裡十分悲哀。當年,是知青們錯了,還是三妹子錯了?我理不出頭緒。我只記得三妹子黑黑亮亮的大眼睛。1993年,我又回過一次清湖村。二溜子和三妹子全家搬到高安城去了。他們喊來泡妹子,接我喝酒吃飯。他們的孩子都長大了,分家單過,自謀職業。看着三妹子幸福的樣子,那頓飯吃得真是痛快。

知青生涯中最難耐的寂寞是沒有精神生活,說雅點就是沒有藝術享受。做牛做馬累得你半死,哪有閒情逸緻雅得起來。心字頭上一把刀,只好忍了。或者,自娛自樂,逮個不出工的下雨天,像走親戚樣在知青點串門兒。

經常去的地方是河對面的雷家灣,屬斌和屬惠兩兄妹總要準備些葷的素的,我們在磚瓦廠宿舍里吃着喝着,回憶家鄉和學生時代的生活。那些回憶像雨水一樣淒涼,攪得人心酸。

再去的地方是平湖曾家村和陳家巷,令棟和令梅兩兄妹,悠田、悠民和悠慧三兄妹,都聚在一起瞎吹瞎唱,吹口琴,彈鳳凰琴,唱「我趕着牛兒下水田,青青的苦水爛爛的天……」

還去過喻全民和他奶奶家,很遠,走路得半天。全民讀書時愛吹笛子,靠着教室窗戶吹,會單吐、雙吐,指肚兒貼着笛孔打顫音兒。插隊時,那根笛子掛在牆上,蒙着一層灰,啞了。

原來在芭蕉鎮上學的遠勝和遠芳兩兄妹,比我晚一年下鄉。遠勝會拉胡琴,什麼《二泉映月》,《空山鳥語》,弓法指法都像那麼回事。因了這種本事,高安採茶劇團把他招去做演奏員。不過,不拉胡琴了,改拉小提琴。每月從村里背一麻袋糧食,翻山越嶺幾十里,把糧食交給劇團的伙房,算是不轉糧食戶口的公家人了。

這小子腦殼靈光,又吃得苦,天天早起晚睡,歪着脖子夾把琴拉練習曲。我去劇團看望他時,他就插上門,給我拉《梁祝》、《雲雀》,沿着屋裡一條斜線拉過來走過去,上身時起時伏,眼睛時睜時閉,看樣子是不知此身在何處,陶醉得忘乎所以。我也是好不容易得到一次藝術享受,就誇他技藝爐火純青,吃皇糧指日可侍。我們突然覺得自己從頭到腳都長滿了藝術細胞。

他留我晚上看戲,看採茶戲、樣板戲。散了戲,伙房分給每個演職員一碗麵片湯,稀稀拉拉幾塊面片,清湯寡水照得見人影,但他捨不得獨吞,端回宿舍來撥給我半碗,說趁熱吃了吧,吃完了下河洗澡。我不忍心奪他口中主食,就推託不餓,不肯接碗和筷子。遠勝不高興了,說難兄難弟的,做什麼謙謙君子呢。我端起碗覺得燒手,半碗面片湯吃得心裡發燙。至今記得那湯湯水水鮮美無比,一直從喉嚨熱辣辣地流到了胃裡。以後參加工作了,南方北方吃過許多宴席,似乎都不如那半碗面片湯來勁。

現代的藝術和人情仿佛離我們越來越遠了,我卻越來越懷念那些並不藝術的老插們。

煙坊村靠着錦河大堤,與清湖村隔湖相望。據說這裡過去是烤煙作坊,我們插隊時既沒看見種煙的,又沒看見烤煙的,是個窮村子。全村大部分人都姓鄒,又名煙坊鄒村。只有很少幾家外來戶,陳瑞秀便是其中之一。

瑞秀高中畢業,作為回鄉知識青年,在清湖學校做民辦教師。城裡人到底是城裡人,她皮膚很白,說話輕言慢語,穿戴乾淨整齊,剪着短髮,看人時帶笑,顯得端莊、溫柔、大方。她教語文,還教鄉里娃娃唱歌。

那時侯,時興貧下中農管理學校,叫做占領上層建築領域陣地。清湖村學校的老師,有一半是大隊幹部的老婆、兒子、媳婦、親戚,誤人子弟的事常常發生。有個老師「毛澤東」三個字只認識兩個,還有個老師把「孫悟空」讀成「孫語空」。瑞秀為此忿忿不平。

她說:「為什麼放着知識青年不用?」

公社幹部告訴她:「這是有政策的。」

大概是同是天涯淪落人,我們成了好朋友。手頭緊時,便找她借幾塊錢用。她和鄒因標談戀愛時,便找我們當參謀。因標也是高中畢業的回鄉知青,長得魁梧,且為人忠厚,這件婚事很快就談成了。瑞秀生老大時,特意接我愛人建華去幫忙。她嫌鄉下人不乾淨,建華手又靈巧,兩人在一起也好說說笑笑有個伴兒。她又給大隊建議,點名要我給她代課,代語文和唱歌。

我教書很認真,課備得細,作文課上的景物描寫、肖像描寫、心理描寫、抒情和議論、語法和修辭等等,我都動手作了筆記,還寫了幾篇範文。參加工作後,我曾出差路過高安,再見到她時,她已經在高安縣第二中學任教了。

她笑着問我:「你看這是什麼?」

我大吃一驚:「備課筆記!你還留着?」

她說:「還有用。我現在上課還參考。」

輪到我笑了:「你莫拿它去誤人子弟!」

那年她生了老大滿月後,長胖了。建華回村前,瑞秀曉得給她工錢不會要的,執意讓因標上街割了幾斤肉,我們帶回清湖村打牙祭。她逢人便說:「多虧了建華,我是一點經驗也沒有。」後來,她老大從昆明一所大學畢業後又到美國讀書,終於從煙坊村走向了大世界。因標呢,堂而皇之在縣城做了五交化公司經理。現在,一家人住在珠海老二家裡,過得和和美美的,很是令人羨慕。今年春節前,我先是讀到報紙上一條消息:江西高安農民按土地面積或人口多少帶資入股,在確保優先完成股東農業生產的前提下,其農機、勞力為其他農戶有償服務,其收入按股份分配。我感到震驚:高安興起了股份農業,我插隊的那塊土地富起來了。

後來連接收到清湖村細華的來信和電報,村里要建祠堂、修家譜,希望我捐資相助。看來江西老俵確實有錢了,但我的心充滿惆悵。像流行歌曲唱的:只因為今天的村莊,還唱着古老的歌謠。我想,如果都像瑞秀夫婦那樣用智力投資精心培養後代,清湖就會清得長久、清得光彩。

在遙遠的清湖村插隊時,那個贛中小平原留給我的殘酷而又恐懼的記憶之一,是吸血的水蛭。當時並不知道它叫水蛭,我們跟着村里人叫它螞蟥。我後來查商務印書館的《新華詞典》才知道,水蛭是一種蠕形動物,俗稱螞蟥或馬鱉。其體狹長而扁,長可達5厘米,生活在水田、沼澤中。它有吸盤,可吸食人、畜血液。清湖村一年生產雙季稻,早稻和晚稻,因此水田很多,螞蟥也很多。對於城裡下鄉的知青而言,螞蟥真是一種叫人擔驚受怕的東西。

每年五月前早稻插秧,八月前晚稻插秧,從天蒙蒙亮到天麻麻黑,彎腰低頭累得人骨頭散架。這且不說,討厭的是螞蟥偏偏來搗亂。只要你一下水田,螞蟥聞到你身體的氣味,就從水裡紛紛爬過來。於是你的腳上、腿上、甚至手背上,都有軟溜溜的、黏乎乎的螞蟥在蠕動。有的螞蟥貼在你皮膚上,不動,安靜地享受吸血的快感,直到吸飽了肚子,膨脹成一粒肉丸,才順着小腿或腳踝滾下去。如果你想用手指把它從皮膚上扯下來,往往扯得鮮血淋漓也不一定成功。村里人的辦法是用手掌使勁拍打,雖然有效,但過一會兒,它又爬過來了,防不勝防。有的女知青第一次看見螞蟥,嚇得尖叫,臉色白得像紙。

特別是種糯谷的水田,當地叫大禾田,人一踩下去,咕咚一聲,爛泥齊膝,螞蟥爬到腿上竟毫無知覺。上岸後,才發覺腿杆變成了螞蟥窩。可氣的是,螞蟥這東西很難弄死。村里人傳說螞蟥是鬼變的,你用鐮刀把它割成幾截,每一截又是一條螞蟥;你用火把它燒成灰,沾幾滴水它又活過來。我不信鬼,但螞蟥的生命力強盛卻是事實。怎樣消滅這種禍害呢?清湖村的人說它:不怕燒,不怕煮,只怕放牛蛙翻屁股。這個說法當然靠譜。我親眼看見放牛娃把螞蟥的尾部翻出來,用一根草棍從尾部穿過腹部,讓它在太陽下曬死,曬得像一截枯草。醜陋的吸血鬼終於遭到報應。

有關水蛭的記憶,不過是我六年知青生活的一個細節,也不過是一種隱喻而已。真正的傷害不在皮膚,而在青春和人生。有人做過統計,當年有1800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涉及到1800萬個家庭的命運。前途渺茫,信仰破滅,身份分裂,身心傷害,成堆的問題就是一個「螞蟥窩」。作為一場「政治運動」,由它造成的一系列社會問題直到今天還沒有完全消弭。包括知青運動在內的十年「文革」,禍害了遠遠不止一代人。十年浩劫,記憶猶新,這樣慘重的教訓,難道能置之腦後而不屑一顧嗎?尤其在國泰民安的今天,決不能讓「螞蟥」死灰復燃,要把它的屁股翻過來曬太陽,曬死,曬成一截枯草。

時間匆匆地過去了。當年的知青都老了。青春遭受過磨難,人生因此改變了方向。而且,我們是在被螞蟥咬得鮮血淋漓的青春失去之後才意識到這一點的,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從那時起,知青身份使我回到自己,又走向他人,懷着愛,一步又一步,走向歲月深處。

十一

那是我在清湖村度過的最後一個冬天。

江西的雨夾雪很早就下開了。北風凜冽,我的心也被嚴冬凍得梆硬梆硬。眼看知青夥伴一個一個跳出樊籠遠走高飛,我和她都感到前途渺茫、絕望。插隊之初那種新鮮感早就無影無蹤,代之以淒涼、迷惘、無依無靠。

陰霾中露出一道光線。全縣搞知青文藝匯演,並且傳說要從中挑選編劇和演員。我覺得機會來了,便挑燈夜戰,寫了一個小劇本。

這個名為《搶扁擔)的獨幕戲在縣城公演兩天,場場爆滿。蕭條的文藝界那時只有尚不十分成熟的幾台樣板戲,在高安還是用採茶戲移植過來的,因此觀眾對於這齣一新耳目的地方戲稱讚不已。演出結束後,我和她被請到縣革委會。我估計插隊落戶的歷史即將終結。

等待我們的卻是一場突然襲擊。

大概是有一位副書記在座,可是他並沒有講話,只是一支接一支抽悶煙。當時,我還陶醉在成功的喜悅之中。誰也沒有注意到牆角里坐着一個清瘦高挑中年人,就像靠牆放着一根不引人注目的釣魚竿。就在一片讚揚聲中,「釣魚竿」猛地扔掉煙蒂站起來,嘴角掛着一絲不易察覺的嘲弄和譏笑。他說這個戲不是什麼好作品,而是一株黑汁四濺的大毒草。又說這個戲有幾個致命的原則問題。其一、其二、其三……

我憤懣、痛苦、有口難言,像被人蒙住眼睛捆住雙手,猛地推向萬丈深淵,連喊一聲也來不及。我一挺脖子抬起頭,正好看見坐在桌子對面的她,只見那雙黑秀的眼睛包着一汪亮花花的淚水,心裡更覺得刀剜般疼痛。

幾天後,我走在那條鄉間小路上,覺得世界是這樣不公平。我像一條狗一樣孤孤單單。剛拐彎,就看見村口樟樹下站着她纖瘦的身影。仿佛一股帶着春天氣息的暖流在我心裡的冰排間潛潛流過。她那兩條柔韌得像初春嫩樹枝似的短辮子,頓時傳遞給我勇氣、信心和力量。我幾步就跑過來,忘情地握住了她溫柔的小手。

我突然想起了我們離開家鄉時順長江而下在三峽看見懸棺和沉船的情景,便對她說,在劫准逃。她卻問我記得那只在波濤中劃向對岸的小船嗎?還願意唱着號子努力划槳嗎?並且寬慰我,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我明白了,便遙望夜空吐出一口長氣。

進城工作的門路都堵死了。萬般無奈,我和她只好投奔在山西長治工作的大姐。轉點的地方叫化家莊。1973年冬天,高安縣雪花紛飛。清湖村的昭湊拉一輛平車,裝着簡單行李,送我們到縣城。三個小隊的老老少少幾乎全站在村口冒着大雪為我們送行。已經進了縣採茶劇團拉小提琴的知青夥伴遠勝默默地陪着我。鄉親們點燃鞭炮,此起彼伏響成一片、響得傷心。最後一次回頭看看清湖,水沒有凍住,還在悠悠地流。再見了,清湖!我淚眼模糊地朝清湖緩緩揮手。

歲月飄逝了,青春的歌聲沉澱為詩。仿佛只眨了一下眼,插隊生活離我們就有了三十多年的距離了。對於許多健忘的中國人來說,不過是往事如煙。苦難和苦難中的詩意算什麼?哪裡趕得上滾滾紅塵中的欲望街車?然而,我卻始終不敢忘記。記得俄羅斯白銀時代,也是一個苦難時代,但它在苦難中顯示了高貴。那麼,我們的知青時代,自然應該擁有一份嚴峻的詩意。知青生活為我們的靈魂敘事打開了通道。這與那種無關痛癢的文字表演無關,與抒情和愛情無關——儘管知青生活中有抒情也有愛情。插隊,實實在是一個時空背景,是一種精神經歷,是一代人的刻骨銘心的生命記憶。我的遙遠的清湖村,聯繫着我的生命和人生。林賢治先生在敘說法國一位柔弱女性、思想家西蒙娜·薇依的故事時,把她比作穿過黑暗的一道幽光。林先生說:「薇依一直頑強地尋找自己。所謂尋找,在某種意義上說,其實是返回原點。」那麼,尋找知青生涯,是不是返回原點呢?是不是滲透着嚴肅的主題和清醒的思考呢?是不是所有的知青都願意做一支帕斯卡式的蘆葦呢?是不是插隊生活也是一束青春午夜的幽光呢?遺憾的是,現在,像林賢治先生所說的,到了連靈魂都可以買賣的商業時代,還會有人記得起她嗎?還會有人記得起我的遙遠的清湖村嗎?

謹以此文紀念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五十周年。[1]

作者簡介

甘茂華,土家族,籍貫湖北恩施,定居湖北宜昌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