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洁的母亲(孙建平)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清洁的母亲》是中国当代作家孙建平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清洁的母亲
每每提笔想写写我的母亲，又搁下了。不是没东西写，而是写不了。人没到一定的年龄，没经历过一些事情，就把握不住人生中一些重大的事情，比如说：
自杀。
我的母亲是在二十八岁时自杀身亡的。
二十八岁，花正艳丽的年龄，没有遗言，没有遗书，甚至没有说得过去的理由，在赣南山区的一座疗养院，母亲选了一个飘着山岚的仲夏清晨，将自己沉没在水井里。
母亲的噩耗传到家中时，我和妹妹正在小学教室里上课，小弟还是怀中的幼儿。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的情形，天气非常炎热，夏日的阳光明晃晃的，蝉嘶鸣着。我牵着妹妹的手在布满牵牛花的小径上雀跃着。我满心欢喜，我以为父亲派人将我们从课堂上叫回家，是因为母亲从疗养院回来了。院子里母亲种下的太阳花正在怒放，一片血红。还没进屋，就听见了老保姆悲痛的哀号和小弟惊恐的哭声。
父亲已赶往60里路外的疗养院去了。他本想带我们姐妹去疗养院见母亲最后一面，没等我俩到家，父亲又决定只和叔父一块儿去了。家里是一团糟，父亲单位的叔叔阿姨有的在劝慰老保姆，有的在安抚小弟，我则在焦急地询问：“跳井是怎么一回事？妈妈到底怎么啦？”
“跳井就是自杀，妈妈淹死了，再不会回家来了。”一位阿姨哭着告诉我。
我已经知道死亡意味着什么了。三年前，两岁的大弟弟一夜之间暴病夭折，大人们哭泣着将他埋在山坡的泥土里，从此大弟胖墩墩的身影天真的笑脸杳无踪迹了。现在又轮到了母亲！
我蹿出家门，在通往疗养院的砂石公路上猛跑。我一心想追上父亲的吉普车，我想在他们将母亲埋进泥土之前问一问她，为什么要撇下我们去跳井！滚烫的砂石硌着我的光脚板，烈日刺花了我的眼，我满腔愤怒一个劲儿飞奔。后来老保姆埋怨我说：“那么多人追你喊你，你就听不见？跑着跑着就见你栽倒在路上一动不动了。”
我大病一场。我的童年在九岁的那个夏天逝去了，与同龄孩子相比，我的内心深处多了一层怎么也抹不掉的委屈与忧伤。有很多年，我怕在亲友离别时说“再见”，因为母亲就是在那个春天站在阳光下朝我们挥手说“再见”，就一去不复返了。在我童年的梦境中，多了一处山坳中奇形怪状的大房子，房前是一扇锈迹斑斑永不开启的大铁门。屋后是山，有黑漆漆的松树林，一条小路穿过松林通向一口井。灰色的井台，灰色的井栏，黑黝黝的井口大张着，吐着白蒙蒙的水汽。我总是一次次被什么牵引着踏上小路来到井边扶着井栏俯看。忽明忽暗的井水中渐渐浮现一张人脸，长发如水草缠着脸的上部，失血的唇紧闭着。我正胆颤心惊，井水陡起波澜，潆回的水流冲去绕在脸上的头发，一双大眼凄楚地盯着我。唇翕动了：“琳子……”是妈妈在唤我的乳名。
我常尖叫着在夜半醒来，伏在老保姆宽厚的怀里哭泣。
母亲在梦中要告诉我什么呢？
母亲没有理由要自杀。丈夫是南下干部县里的领导；自己是出了名的才女，漂亮能干；女儿们伶俐，儿子可爱且尚在怀中。所有的人都想不通，她怎么舍得去死？
为了排除“阶级敌人”报复，残害革命领导干部，公安部门大动干戈，但没有找到他杀或意外事故的痕迹。
许多年以来，母亲的死困扰着家里的每一个人，文革中，父亲从省城南昌被揪回赣南挨批斗，罪名之一就是生活作风腐化，逼死发妻。一名来自赣南的矮个子瘦男人，通过父亲单位的造反派将我召到一间办公室，仔细询问了父亲与母亲的关系：“是不是常吵架？母亲不在家时，有没有外面的女人来我家？父亲有没有把女人带进卧室关上门？来家里找父亲的女人中有没有后来的继母？”……
矮个子男人刀刻般瘦削的脸表情严厉，语言尖刻。我被吓坏了，懵懵懂懂只知回答“没看见”“不知道”。回到家中，我慢慢领悟了这些问题的含义。这里面裸露出来的暗示既狰狞又丑恶，令我恶心不已。我没对任何人提起这事，包括父亲，我的守口如瓶不是意识到它的险恶，而是对整个事件感到羞耻。母亲无论如何也没料到，正是她的一念之差，亲手在她孩子的心灵上刻下了永不结痂的伤痕。
母亲是个美人儿，体态轻盈，举止优雅。我脑海中留有她辫稍上扎着浅蓝色蝴蝶结、身穿湖蓝色小白碎花连衣裙的窈窕影姿。毋亲出身小业主家庭，是当年赣州城里寥寥无几的女中学生。参加工作后，母亲的聪慧与才智比她的美貌更令人啧啧称叹。“你妈妈一手毛笔字清丽脱俗！”“你妈妈做报告连讲稿都不用写，出口成章！”至今从赣南来的母亲的旧友还这样回忆道。
在我的心目中，做报告的母亲并不是我的妈妈。至今难忘的妈妈的形象，是她晚上开完全回家，总要掀开床上的帐幔，俯身用柔软的唇亲吻我和妹妹的样子。妈妈爱用茉莉香型的护肤品，所以她身上总是混合着茉莉香与会议室男人的烟草味儿。只要闻到这股味儿，我总会从睡梦中醒来勾着妈妈的脖颈撒撒娇。记得上小学前的一个晚上，妈妈出差归来，第二天早晨我睁开眼便觉红光闪闪，我和妹妹的枕旁各放着一只大红书包。多漂亮的书包啊！厚实的布面上用五彩丝线绣上了云彩、小鸟、蝴蝶和花花草草，书包的边缘缀上了一圈飘逸的红丝线流苏。这是全县城最美丽的书包，我和妹妹背着书包喜气洋洋整整臭美了半个学年！
做父母的无疑是爱孩子的，但那时的父亲母亲都太忙了，总有搞不完的运动，开不完的会，出不完的差。即使有暇在家，那又怎么样呢？他们总有皱不完的眉，想不完的心事。在我童年的眸子里，大人们是些不可理喻的怪物，因为他们说的和他们做的常常不一样。
我学龄前，母亲曾任赣南某劳改农场副场长，家就安在山谷间一排红砖砌成的平房里。推开北面厨房的小木门，小心步下几级长满青苔的砖阶，便有一条碎石砌成的小路通往河滩草地。清亮的河水从西朝东绕着弯儿淌过，天长日久，河湾处淤积了一大片沙石滩地，每到春夏，滩上会长满芳馥的浅草，草丛中点缀着黄白色小花。这是母亲的芳草地，习惯早起的母亲总爱踏着露水在草地上散步，读书，或坐在大石头上看着河水发呆。到了星期天，如果母亲难得有空，便会将我和妹妹还有后来早夭的大弟带到河滩草地上，任我们捉蟋蟀扑蝴蝶，她则坐在岩石上读书，时不时朝我们温柔地一笑。
我亦四岁？五岁？记不清了，只记得是个凉爽的夏晨。我缠着岩石上的母亲要她读书给我听，母亲放下书，说要教我背唐诗。“‘糖诗’甜么？”我问。母亲笑了，说唐诗不是吃的，是古时候唐朝的人吟的歌。“像儿歌么？”“像。”母亲念道：“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母亲逐字逐句将诗解析给我听，她拨弄着砂石缝里的小草说，你瞧这嫩嫩的草，力气可大着呢，草籽儿不论压在石块下还是土坷垃下，到了春天，它就会拱啊拱地从石缝土块里钻了出来，冰雪冻不怕，火烧成灰也不死，只要根还在，春天一到，又会铺天盖地绿油油的。母亲点着我的小塌鼻子认真地说：“琳子你学学这小草儿好不好？天不怕地不怕，绿油油的快乐成长好不好？”
“好！”我大声应诺着，为第一次感觉到“糖诗”的美妙而欢天喜地。
几年后我拨弄着母亲坟头上的小草满心困惑，母亲要我学草，她为什么不像草儿呢？冰雪不欺火燎不死。她为什么要像风雨中的花瓣儿一下子就凋零了呢？有什么比冰与火更可怕的东西么？
母亲爱唱歌儿，但从不大声唱，在她开心的时候，就那样余音袅袅似的哼着。我幼时是有名的“小舞蹈家”，只要给段音乐，就能手舞足蹈一番。有一天，我求母亲把歌儿唱出来，我好配合着编舞。于是，我听到了那首著名的西部情歌《在那遥远的地方》。母亲的嗓音不算清亮，但很柔和，字咬得很清楚。听了几遍后，我又迷惑了：“唱歌的人干吗要姑娘的皮鞭不断打在他身上？他不怕痛么？”母亲愣了一下笑了，她说你还小，不懂，解释给你听你也不懂。母亲就这样简单地打发了我。
母亲和父亲是怎样相识相爱的？我从没听谁说过。那个年代，人们对爱情讳莫如深。父亲军人出身，又是东北人，性情耿直刚强，长年担任领导，给人一种不怒而威的感觉。母亲则是南方女子，性情属温和娴静一类，有些多愁善感的韵味。他们是“自由恋爱”还是“组织安排”？如今由于父亲的逝世不得而知了。在我们印象中，他们从不在孩子面前亲昵，也从不在孩子面前争吵。我只见过一次父亲红着眼俯在母亲枕边为她擦泪，那是大弟一夜之间暴病夭亡之后。大弟死后第二年，小弟降生了。父亲喜出望外(他从不掩饰对男孩的偏爱)，母亲却如霜打的叶子渐渐枯萎下去，以至于不能亲自给小弟哺乳，老保姆便是专门请来照顾小弟的。弟弟一岁多时，患有严重失眠症的母亲离开家，去一个风景秀丽的山区疗养院疗养。父亲每次探望回来后都说妈妈一切都好，很快就能回家。谁知盼回来的竟是母亲自杀的噩耗！最令父亲难堪的是，母亲居然不留遗言一走了之，让他说不清道不白。“我真想不通她为什么会想死！”父亲后来一提起母亲，就这样恼羞成怒地叹息。
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母亲已流露出厌世的端倪了，可惜当时我太小，无法猜透大人们复杂的心态。
去疗养院前好长一段时间，母亲就不哼歌儿了，也不爱去树林草地散步读书了。星期天从县城回家来，除了逗弄一下咿呀学语的小弟，其余时间都蜷在大藤椅里望着窗外天空的云彩发呆。那一天，我蹑手蹑脚进屋偎在母亲腿边，母亲好一阵子才回过神来发现是我。她将手放在我头顶上摩娑着摩娑着，突热烫了手似的惊叫一声，她看见了我头发里蠕蠕爬动的虱子。妹妹的头发里也满是虱子！
母亲因憎恶而扭曲的脸至今我记忆犹新。她如临大敌，伙同老保姆用滚烫的水为我和妹妹洗头，烫得头皮发红也无济于事。母亲找来大剪子，将我们的长发剪成短刷子，又将我俩带到剃头铺，让剃头师傅用当时流行的方法，将气味刺鼻毒性极大的“六六六”药糊抹在我俩头发口，再用热毛巾裹上捂一个钟头。我和妹妹头皮痛得直跳脚，母亲突然将我们紧紧搂住，号啕大哭起来。
母亲哭得很伤心，她不停地喃喃道：“怎么办……怎么办……”我很惊恐，什么事让她不知怎么办？此刻的母亲其实是个陌生人，我无法弄清她平日干些什么想些什么，大人们总是说一句你还小，就将一颗赤诚的童心忽略过去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母亲的思念夹杂着愤怒，我发誓，在将来我一定会向我的孩子诉说我的喜怒哀乐，不管他听得懂听不懂；在我的孩子长大成人之前，无论遭遇什么厄运，我决不自己杀死自己！
岁月如梭，如今我的年龄比当年的母亲年长许多了。在倍尝了人生难以言说的艰辛后，特别是懂得了这许多的痛苦，很多是由于人性中的谬误和软弱的恶果之后，我对母亲的死少了不解与怨忿，多了理解与同情。
一个人要杀死自己，特别是在留下许多牵挂的时候，是需要决断的勇气的。死不仅仅意味着要经历濒死的痛苦，还意味着死后的绝对虚无。因果轮回、天堂地狱只是代代传说，从没有人从彼岸回来诉说死亡的真实意境。光这份死之神秘就令人望而却步了。所以古人才会说“好死不如赖活”。即便是悟透生死的宗教，也不赞成人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人之所以为人，是负了前世的债务，今生今世是来偿还的。
聪慧的母亲不会不明白这些道理。是什么逼迫她走投无路，克服了死亡之恐惧，抛弃了尘世之责任，沉没在冰冷的井水中？她是深思熟虑还是一念之差？她在水中后悔过呼救过吗？永远是个谜了。
遥想当年的母亲，我不由得充满敬畏——一夜无眠，自杀的决心已定，剩下的只是挑选死法。也许从没有听说过萨特的存在主义的母亲，在人生中“存在、焦虑、选择”三者光辉地集中表现之时，竟是在孤灯下独坐，最终选择以什么方式离开这个令她生厌的世界。
……在黑色的镶边下，由波浪推动着，像一个软绵绵的黑洞。倘若你走进去，便不再有烦恼，你身上的闸门心上的包袱，总之人生的一切行李，都将在波涛中漂走。难怪人没有轻松的时刻，背上那行李你便是个人，扔下那行李你就是个鬼……母亲的行李真的重到了不堪承受的地步了吗？
父亲说，母亲的人缘很好，在单位是个好干部，邻居们眼里是个好女人，知书达理、文静谦和。但私下里母亲却总为一些莫名其妙的事黯然神伤——春花凋零、秋叶飘逝；日出日落、月缺月盈；一株被雷殛倒的树；一条被汽车压死的狗；一位在“反右”斗争中疯了的邻居；一个在“四清”运动中自杀的陌生人……
由于父亲的庇护，母亲的家庭出身没给她招来实质性的灾难。但兔死狐悲，在阶级斗争的高压下，我能想象得出母亲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模样。“鬼知道她怕什么，神经质！”提起母亲，老父亲临终前还在病床上抱怨。可怜的父亲，到死都捉摸不透他娶的女子其实是位活得艰难的不合时宜的人！
对于一些神经质的人，甚至是被常人视为疯狂的人，我抱有参合着同情与敬重的复杂感情。这些人总爱求索世俗看来虚无飘渺的东西，比如美，比如爱，比如生命的意义，灵魂的归宿等等。他们对人生的苦难、命运的乖戾以及人世间一切丑恶卑鄙的事物与秉性，有着比常人更敏锐的感受与厌恶。世俗重视的权力、金钱、物资，他们认为很轻很轻，而将真善美及心灵的尊严看得重如泰山，他们是完美主义者，是企图勘破天机的人。滚滚红尘中，注定了他们在孤独中求索在失望中煎熬。一部分有天赋的人找到了抵御忧郁的方式，将一腔情愫投入到理想世界的创造上，给人类留下了弥足珍贵光炳千秋的哲学、科学、文学、艺术宝藏。比如苏格拉底、庄周、释迦牟尼；比如牛顿、爱因斯坦、霍金；比如歌德、贝多芬、凡高、李清照、徐青藤、曹雪芹……他们是从忧郁中站起来的巨人。
可惜我的母亲不属于他们，她与另一些善良、敏感、聪慧而脆弱的人一样，总是用玫瑰色的心灵看世界并期待世界回报以玫瑰。母亲的天真很快就遭到了破灭——杀气腾腾的斗争哲学；翻天覆地的政治运动；强制性的意识形态；个性的泯灭；遍野的饥荒；爱子的夭亡……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华夏茫茫大地竟找不到让母亲孤芳自赏的桃花源！一些人心死了，成了僵化的木偶人；而我的母亲却在彷徨中选择了身死，以绝对的虚无去抵御生存的虚无。这，也许就是她不留一字一句一走了之的原因？面对狂热的革命潮流，面对碌碌劳役的如蚁人生，人们如何诠释得透小布尔乔亚式“虚无”二字的不可承受之重？母亲其实是死于一种精神洁癖症。
人是不能超越时代而活着的，活在什么时代，就必须踩着这个时代的旋律跳舞，否则死路一条。可惜的是，每个时代都有一些不合时宜之人，愿不愿意作为时代的人质屈辱地舞蹈，或者以死为逃遁，是每个人自己的事，他人无可非议。
可是妈妈，如果告诉您，您的孩子从您的逃遁中成长起来，获得了抵御忧郁的能力，在自尊自立自强之路上步履愈来愈坚实，九泉之下的您会不会百感交集？[1]
作者简介
孙建平，女，武汉大学图书馆系毕业，南昌市作协常务理事，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