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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就是商朝[1]，周就是周朝，殷周不是殷商。只是说殷朝和周朝青铜器出现并开始用于祭祀，青铜闻名于世，属于青铜时代，所以并称为"殷周时期"而已。 在冶炼方面有突出成就，主要是青铜，青铜主要用于祭祀，代表神权，还有用于皇室的器皿制作。而且在周时期铁开始出现，并且在西周时期开始有了铁制农具，并且生活化。 在西周时期分为春秋、战国。在战国那时井田制瓦解，封建制度土地私有制出现。开始了封建社会。
思想基本倾向
从宏观上看，殷周思想是一个连续发展、不断丰富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政治的理性因素孕育成长，宗教思想逐渐消弱，但并没有本质上的突变。
商汤伐夏，他对部众宣布说：“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尚书·汤誓》）殷革夏命，是方国间彼此实力强弱消长的结果，但人们却从上帝那里寻求依据。盘庚迁殷，“民不适有居”，盘庚也是以上帝的意志为挡箭牌：“非敢违卜，用宏兹贲。”当时的人们认同于这样一种信念：迁居殷地是通过占卜得到的上帝的指示，人们应该无条件服从。殷墟出土的大量卜辞雄辩地证明：殷人信神。殷王国即将崩解之际，殷王纣仍在说：“我生不有命在天！”（ <尚书·西伯戡黎> ）殷纣笃信天命，但他对神灵并不够恭敬，“昏弃厥肆祀弗答”（ <尚书·牧誓> ）。所以，人们认为殷王国的崩溃体现了上天的意志，是上天不佑。
周承殷命，建立了新的王国秩序，依然是举上帝的旗帜，“受天有成命”。“武庚之乱”，新建的周王国受到严重威胁。面对严峻的局势，伟大的政治家周公旦认为是“天降割（害）于我家”。他急于知道的是天意如何：“用宁（文）王遗我大宝龟，绍天明。”得到 了“吉”兆，他才稍许自慰：“我有大事，休！ 朕卜并吉。”东征的时候，他告诫臣下：“予惟小子，不敢替（废）上帝命。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宁王惟卜用，克绥受兹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以上均见《大诰》）以往对周公旦政治哲学的研究，偏重于他对政治理论的贡献，忽略其宗教信仰的主体特征。毫无疑问，周初思想较之殷代确有很大发展，在相对意义上可以说是飞跃，但从总体特征看，主旨并未改变。在整个西周时期，天命观念、上帝信仰和祖先信仰始终是政治思想的主流。人们认为，殷人统治天下的时候，他们“克配上帝”，辅助上帝治理天下；殷人的地位被周人取代之后，就应该“侯服于周”（《诗·文王》），拥戴周人为“共主”。这是因为“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诗·昊天有成命》）。周幽王二年，西周三川发生大地震，大夫伯阳父认为，这是周王国即将崩溃的征兆，周人至多还能维持十年。“天之所弃，不过其纪”（《国语·周语》），天意决定政治的命运。
澄清几个问题
本世纪以来，有一种很有影响的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的变革莫过于殷周之际。虽然已有学者对此说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就思想领域而言，有些重要问题仍有必要予以澄清。主张殷周之际思想发生了变革，最主要的证据有三条：第一，认为周人提出了“天”观念；第二，认为殷代没有“德”观念，是周人创造了这一范畴；第三，认为殷人重鬼神，周人重人伦。下面逐一展开分析。
第一，“天”观念不是周人首先提出来的，殷代已经有了“天”观念。过去认为殷代没有“天”观念，是由于未能深入发掘甲骨卜辞中的“天”，因而对文献中的“天”疑虑太重，不敢轻信。我们肯定了卜辞中的被崇拜、被祭祀的“天”的存在，文献中的相关资料自然也就可以与之互为印证。从殷代“天”的内涵看与周代没有什么大异，是一脉相承的。具体内容前文已经论述，不再重复。有的学者提出，殷代思想中虽有“天”观念，但“自然属性比重大，社会属性比重小”；经过周人的改造，“其性质则由一个自然的主宰转变为社会的主宰”。说周代的“天”观念理性成分较多，这无问题；但把殷代的“天”说成“自然的主宰”，与社会无干，则难以说通。作为一种具有神灵集合特征的“天”概念，它是制约世俗政治生活的，如卜辞“天弗祸”、“天作祸”（《乙编》1185 ）、 “天今三月雨”（《粹编》809）。若与社会生活完全无关，人为什么会卜问它呢？参照有关传世文献， 这一问题更是不释自明了。总之，用“属性”转变说论证殷周思想的变迁，缺乏说服力。
第二，“德”观念不是周人提出来的，殷代已有“德”观念。较早注意这一问题的是杨荣国。他提出，殷代已有“德”观念，甲骨卜辞中有“德”字。后来，温少峰作专题论文《殷周奴隶主阶级“德”的观念》，具体考察了殷代的“德”观念。他参考了徐中舒的研究成果，举出四条卜辞为证：
殷周思想倾向
囗丑卜，王侯弗若△？（《续编》6·8·4， 引文中“△”表示图形的“德”字，下同）
丁亥卜，元△……？（《明初》1370）
辛卯卜，亘贞，……唯不△？（《缀合》273）
戊寅卜，囗贞，改王△，于之若？（《缀合》299）
他认为，“若德”如同文献中的“善德”、“顺德”；“元德”犹如“首德”、“大德”；“不德”、“改德”类似于“否德”[66]。卜辞中有关“德”的词语如何诠释更妥当，还可以再商讨。但我们至少可以说，殷代是有“德”观念的。这里，我们不妨将传世文献中有关“德”的情况拿过来比照一下。《尚书·商书》中四篇有“德”字，凡14见，其中《盘庚篇》10见。其内涵大致可分为三类。（1 ）表示行为、品行。《汤誓》：“夏德若兹，今朕必往."<盘庚> ：“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高宗肜日》：“民有不若德，不听命，天既孚命王厥德。”《微子》：“我用沈酗于酒，用乱败厥德于下。”（2）“荒德”、“含德”、“非德”、 “爽德”具有否定含义。《盘庚》：“非予自荒兹德，惟汝含德，不惕余一人。”“作福作灾，予亦不敢动用非德。”“有爽德，自上其罚汝。”“用降我凶德嘉绩于朕邦。”（3）“施德”、“积德”、“用德”、“敷德”具有积极含义。《盘庚》：“汝克黜乃心，施实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积德。”“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式敷民德，永肩一心。”将文献中“德”的三种情形同卜辞中“弗若德”、“元德”、“不德”、“改王德”对比一下，可以看出具有类似特征。这些特征同周初文诰中有关“明德”、“若德”、“非德”、“敏德”（《康诰》）、“元德”（《酒诰》）、“敬德”（ <召诰> ）、“酒德”（ <无逸> ）之类的观念相对照，也比较接近。因此可以说，殷代已经有了“德”观念。
第三，周人首先重鬼神，其次重人伦。有学者说周人重人伦，“人事是主要的，天命鬼神是次要的”，主要根据是《礼记·表记》中的一段话：“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然而， <表记>之说与周代文献的记载有很大出入。具体情形，前文已有叙说。事实上，周人仍然重鬼神，其与殷人无大异。早在三四十年代就有学者申明这一点。杨宽先生根据周诰的资料，认为“周初人之宗教思想几与殷人无以异”。郭沫若先生也说：“殷人用卜，周人也用卜，只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周人的甲骨文字而已；谁也不能断定说：周人一定没有。”[68]本世纪70年代陕西周原发现周人甲骨17000余片，其占卜形式和内容与殷卜辞相近， 初步证实了郭老的预测是准确的。当然，殷周思想无大异，并非相同，周初思想确有很大进步，这不可否认；但决不曾发生从“重神”到“重人”的质变。人文思潮兴于春秋战国，而不是西周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