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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胡景(1899—1936)字迈五，又名武湖景、武和景、武和劲，化名罗玉堂、吴克敬。河南孟县人。革命烈士。

人物经历简介

武胡景，1899年出生于河南孟县。1921年夏考入唐山交通大学预科，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4年4月，任唐山社会主义青年团地委书记。同年夏，受中共中央选派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先后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莫支部书记和中共旅莫支部书记。

1928年秋，根据党中央指示，武胡景回国到山东工作，先后任中共淄博特委书记、中共青岛特支书记，同年12月任中共青岛市委组织部部长。

1929年初，由于叛徒出卖，山东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2月，党中央调武胡景赴济南主持中共山东省委的重建和组织整顿工作。4月武胡景不幸被捕，在敌人没有了解其真实身份时，他与邓恩铭、杨一辰等人建立了狱中党组织，共同领导狱中斗争，并于4月和7月组织了两次越狱行动，杨一辰和武胡景等6位同志先后成功越狱。脱险后，武胡景等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了狱中斗争情况和越狱经过，党中央对他们的行动给予了高度评价。

1930年1月，党中央委派武胡景赴顺直省委工作，任唐山市委书记。7月，调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1931年1月，出席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后受中央委派，到东北传达全会精神，整顿东北党组织。2月，任中共北满特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书记。1932年1月，党中央调武胡景到上海任“临时中央”军事部部长，1933年1月任上海中央执行局军委书记，1934年春任中央保卫部部长，参与领导白区党的秘密斗争和情报工作。1934年10月，上海中央执行局遭到严重破坏，武胡景主持组成中共上海“临时中央”执行局，担任代理书记，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领导恢复党的地下组织，开展秘密斗争。

1935年，武胡景奉党中央之命赴莫斯科学习，并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1936年，在苏联肃反期间，因反对王明、康生的错误，武胡景受到诬陷迫害牺牲，时年37岁。1953年，苏共中央为武胡景平反。

1957年，经中央批准，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被错杀事件

曾任中共“临时中央”军委书记的武胡景，是党内被错杀干部中任职最高却又是被平反昭雪追认烈士较晚的重要党史人物。他的生平传奇，长期鲜为人知，这同他背着“托派奸细”罪名，遭苏联内务部逮捕秘密杀害有关。1985年笔者在《星火燎原》上第一次公开介绍武胡景担任“中共‘临时中央’军事部部长”时，说明他“1936年在国外被加以‘托派特务’之罪”处死。2006年3月9日，新华社在《永远的丰碑》中称，“1936年，在苏联肃反期间，因反对王明、康生的错误，武胡景受到诬陷迫害牺牲”。由于武胡景烈士是被秘密逮捕后牺牲的，长期以来未见有关文字的具体披露。妻子侯志在写《侯志自传》时，还称“关于武胡景同志在莫究竟是否以（已）牺牲尚不知确信，……今年新年时，恩来同志曾允许和找人通过莫斯科的某某同志查问武的确实情况和下落”。但此后并无下文，迄今仍然是个未解开的谜。笔者经过查阅有关文献史料，认真研究，对他被逮捕后错杀的基本原因、历史背景与具体原因，作出初步考析，以供烈士家属和编撰烈士传记参考，为以后继续研究提供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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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武胡景被逮捕遭错杀的历史背景和基本原因

关于武胡景被逮捕遭错杀的历史背景和基本原因，目前查到的有关文献史料，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1. 中共上海中央局多次遭破坏，引起共产国际的怀疑，决定进行专门调查。

查阅《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第13卷）》可见：

（1） 《中共上海中央局给王明和康生的信》（1934年12月29日）称“1934年3月江苏省委组织暴露后，几乎每三个月和最近一个时期几乎每个月都发生大暴露事件”；6月14日，李竹声和另外16人被捕；“9月底特科大暴露”（指邝惠安等被捕——笔者）；10月5日“党中央驻上海代表处彻底暴露，还有电台彻底暴露”；此后“海员工会海外委员会被彻底捣毁”；“10月底和11月初，共青团中央局和共青团江苏省委彻底暴露，同时被捕的有组织部部长徐宝泽”。又称“3月遭破坏时，组织部长黄文容及其亲密助手被捕。6月遭破坏时，组织部长李得钊本人被捕。9月初遭破坏时，除了一个老高……组织部及其所属机构几乎全部被消灭”。“被捕失踪不少于30人” 。

（2） 据1935年3月22日“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给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信称，“2月19日，我们党在上海的领导机关、又被敌人……发现。中央局的所有成员和中共中央的代表（黄文杰——译音）被捕” 。

（3） 据《切尔诺莫尔季克和米夫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1935年4月26日）称，“最近几天‘老头子’——（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驻上海的代表要抵达莫斯科。最近一年来驻上海的中央机关几次暴露，甚至整个机关（30人）又彻底暴露，因此，有必要对‘老头子’的活动进行调查。我们认为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是有必要的”。

从中可以看出，主管中共工作的米夫和担任共产国际干部副部长的切尔诺，已经了解了前述上海中央局的两次来信内容，引起了对‘老头子’——格伯特的怀疑，决定专门对他进行审查。显然那时还没有怀疑到中共上海中央局的领导成员，包括特科负责人武胡景。因为那时武同欧阳新已经抵达莫斯科，在准备出席共产国际七大。

2. 苏联共产党内进行的肃反运动日益扩大化。据《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称，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被刺杀后，“经过一年后就已查明，基洛夫被刺事件真正直接和实际组织者，以及为杀害我党中央委员会里其他委员而进行的种种实际步骤底组织者，原来就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他们的同谋人”。1935年联共对全体党员进行了“仔细检查党证表册”。“互换旧的党证表册”活动，普遍进行了对党员的审查。1936年8月19日至24日，在莫斯科举行了对“反苏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的公开审讯。1935年至1936年，苏联共产党开展的肃反运动日益扩大化。

据《季米特洛夫日记（摘录）》称，“1936年9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日程：（1）……；（2）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中心的案件有关的运动和该案件对各国共产党和整个工人运动的教训”。“1937年11月7日与斯大林谈话：弄清关于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内的反革命活动，还有待深入研究一切必要的材料，不必零星提供情况”。“中午在伏罗希洛夫家。参加者：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季米特洛夫（共26人——笔者） 。斯大林：‘……。我们要无情地消灭每一个企图以其行动和思想（是的，还有思想）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统一的每一个人。彻底消灭一切敌人，消灭他们自己，消灭他们的家族！’（喝彩：拥护伟大的斯大林！）”。“1937年11月11日在克里姆林宫同斯大林谈话季米特洛夫、王明、康生、王稼祥。（斯大林讲）‘要用一切手段加强对托派的斗争（决定中的话）’。‘这是不够的。托派必须追捕、枪毙、消灭。他们是全世界的奸细，最恶毒的法西斯走狗！’”

从中看出，随着苏联同法西斯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矛盾日益激化，随着苏联国内肃反运动的发展，斯大林对国外国内敌情估计如此严重，强调从肉体消灭“托派”、“奸细”！必然更加推动了肃反扩大化，也自然导致了对共产党内大批被捕者的无辜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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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据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要求，中共代表团决定并对“托派”、“奸细”进行调查。（1）中共代表团1936年2月2日给共产国际书记处报告称，“需要我们对每个前来的学生进行严格的审查”。“审查已在苏联的政治移民”。“对于留在苏联境内的原中山大学学生，需要由联共（布）和中国代表团进行审查”。“防止阶级敌人的奸细渗入党内”，“揭露不受欢迎的可疑分子”。建立“在工作中考验和审查被怀疑对党不忠和党性不纯者的制度”。（2）米夫关于中共干部问题的书面报告（1936年3月4日于莫斯科）称，“要使阶级敌人的奸细通过政治侨民渗入苏联的可能性缩小到最低程度”。“只有经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同意才能允许从国内招聘同志到苏联工作和做其他事情”。“近期要结束对上海特科工作的调查。必须从特科的可悲工作经验中吸取重大的教训”。“与奸细活动作斗争，审查，教育和提拔党的干部……结束对1934至1935年间在上海、满洲等地发生的重大暴露事件的调查……未经专门和认真的分析研究，党的组织不应放过任何一起有关已引起怀疑和嫌疑的人的案件”。“要研究1934年至1935年间的重大暴露事件的材料，并使有关暴露事件的结论成为中国党组织的财富”。

上述报告表明，在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对每个在苏联的中国侨民、学生进行普遍的审查过程中，特别“对上海特科工作进行了专门的”调查。即1935年冬至1936年3月，武胡景、欧阳新、贺昌炽、侯志等原中共上海中央局特科的主要领导成员，显然成为重点审查对象。

4. 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断定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特科落于奸细手中”，决定“开展群众运动揭露奸细活动”。

其一，米夫和中共代表团1936年3月5日给共产国际书记处信称，“国统区党的形势极为严峻。[中共]上海中央局由于奸细活动在1935年已完全暴露，特科落于奸细手中”。“党的改革应当在以下方面：1. 同那些受到奸细活动影响的党组织完全切断联系。……2. 分析研究上海特科的工作问题，吸取1934年至1935年间大暴露的教训。开展群众运动揭露奸细活动”。

其二，共产国际联络部驻上海代表格伯特（外号“老头子”）1936年9月29日在莫斯科写的《关于上海工作的报告》称，中共上海中央局“暴露的原因”，“我认为组织方面的错误和中国一般组织技术机构而特别是联络机构的错误是主要的”。“有人指控我说……，我对中国（共产）党屡遭破坏负有责任，无论是第一次指责还是第二次指责，都经不起任何批评”。

其三，《共产国际书记处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7年1月28日）称，“莫斯科正在对以皮达可夫、拉狄克、索科里尼科夫等人为首的反苏托洛茨基总部进行审讯，该总部是与8月审讯揭露出来的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总部平行活动的”。“你们应当从这次审讯中吸取严重教训。必须最大限度地提高对党的敌人的警惕性；必须仔细和系统地研究和审查干部，揭露一切隐蔽的托洛茨基分子及其帮凶。你们应当在广大群众中开展一次声势浩大的运动，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和反对作为日本侵略者的直接帮凶的中国托洛茨基分子”。“我们觉得，你们对兰斯基（吴亮平）和左权过于信任，在左权那里曾经发现地下托洛茨基著作……。”

从上述文电内容足以看出，1936年3月，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米夫和王明、康生等，已经怀疑中共上海中央局特科负责人武胡景和欧阳新、贺昌炽等为“奸细嫌疑人”——因为事实上1934年至1935年2月他们的确是特科负责人。1933年上海中央局特科负责人是康生、潘汉年。而潘于1933年2月即离开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参加过中央红军长征，于1935年8月又随陈云等到达莫斯科，同年冬已被派回国进入陕北苏区。另一特委委员杨森（邝惠安）1934年10月底已牺牲。1935年的特科负责人刘仲华显然被看成“奸细”，但他并未到达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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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武胡景1935年至1936年在莫斯科的主要工作。

其一，《侯志自传》称，“1935年7月……到莫后，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接着列席了少共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次（应是同——笔者）年10月至1937年1月间，在外国文书（籍）出版社工作。1937年2月至1939年在KYFB（东方大学）当研究生学习”。侯志口述《武胡景简历》、《侯志简历》称，“1935.7-1935.9 在苏联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武和侯都是正式代表”。“1935.10-1936.3 在莫斯科马列主义著作出版社，武编写烈士传并兼反（翻）译工作；侯做中文抄写及编译工作”。“1936.3-1936.9 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殖民地半殖民地学院学习，二人皆为研究生”。

其二，据米夫和中共代表团1935年12月23日提出的1936年第一季度“工作计划”内规定，“为纪念中共成立十五周年做准备”，要出版六种书，内《中共文件集》指定“李明（李立三）、林大生（武胡景）、普拉格尔”负责。《中共人物（著名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由潘汉年、吴克坚、李立三、陈潭秋、米夫等同志”负责。（应有武胡景）另1936年3月5日米夫，中共代表团给共产国际书记处信称“中共成立十五周年，在莫斯科”，“出版中共人物文集（烈士和党的杰出领导人的传记）”。1936年6月23日共产国际书记处决定，“在8月1日前出版……（2）为中国的解放而牺牲的烈士的传略文集”。

其三，据《莫斯科档案“李大钊同志传略”的背后》一文分析判断，《李大钊同志传略》写于1935年底至1936年初。原稿上审稿者用铅笔书写“陈刚同志”：尔后用钢笔书写“阅过可用，要将他出席国际大会事加上”。随后又用铅笔书写“请今天加好，交XPZEA带回，以便付印”。这位审稿人是谁？此文作者推断“我们认为深知其详者只有一个人，这人是林达生”。“在《救国报》《救国时报》作重要编辑的林达生”，就是武胡景。

其四，侯志所称“马列主义著作出版社”，准确称谓应是“国际工人出版社”后改名“外国文书籍出版社”。《李立三传》称，1935年秋李立三担任该社中文部主任，负责创办并主编《救国报》，后改称《救国时报》。“编辑部只有李立三、廖焕星、张报、于辛超、邱静山、赵毅敏、欧阳新等十人左右，担负起全部编辑出版任务。”编辑中应有武胡景和侯志。1936年夏，李立三上班路上丢了皮包，王明严厉批评他丢了“机密文件”。引起了苏联内务部的重视，从此正式指定专人监视李立三的行动。

从上述文献史料记叙中可以看出，1936年春，武胡景等虽然已经受到共产国际（米夫）和中共代表团（王明、康生）的重点调查，列为“奸细”的重要嫌疑对象，但仍然在工人出版社正常工作。似在1935年3月5日米夫和中共代表团断定“上海中央局由于奸细活动在1935年已完全暴露，特科落于奸细手中”。才决定把武胡景和侯志调离工人出版社，到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殖民地半殖民地学院学习。查原始文献，准确称谓是“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外国部”，“以民族殖民地问题研究会名义取得合法地位，并在今后以这个名称和在这个外表掩护下存在”。事实上武胡景仍在受到重点秘密监视和继续审查。

二、 武胡景被逮捕遭错杀具体原因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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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没有查到原始文件史料说明。但我们仔细剖析《侯志自传》等，似可以看出个大概。需强调说明的，一是《侯志自传》，内容真实可信。1956年她才51岁，对20年前刻骨铭心的丈夫被逮捕事件历历在目，所讲具体情节是准确的。二是由于康生回国后长期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社会部部长兼情报部部长，是中央重视信任掌握全党安保实权的领导人。1956年时康生仍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毛选编委会副主任。侯志当时显然不便点康生名，而是只点了王明。但事实上，1935年至1937年回国以前，康生一直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他主管干部和审干工作；加上1929年至1933年7月前，他与武胡景在上海共事，对武比较了解。实际上决定同意逮捕武胡景，康生所起作用似更大。武胡景被逮捕的具体原因，目前掌握的如下情况可资分析判断：

1. 侯志称“由于我与武胡景同志对王明同志在国内工作有意见”，在国际七大会上“揭露了中国共产党在白区组织的真实情况，打破了王明……的夸大吹嘘。有伤王明同志的尊严，为盲目的拥护他崇拜他，就借机报复打击。就散布说武是从西欧来的，编造说武有问题。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前，王明同志对我和武是很抵触的，甚至把我们当做敌人奸细一样对待。代表团这种结论错误看法和鉴定，就给了敌人（指苏联内务部特务机关——笔者）逮捕和伤害武胡景同志的良好根据和借口”。

2. 侯志又称“这期间有两件事使我疑惑不解：第一，王明同志既怀疑武是由西欧到莫来路不明，疑惑武有问题，为什么又叫武给当时到欧洲开会的国民党大员朱学范写信，这样做，当时极易引起逮捕。（朱学范1936年是以“中国劳动协会”常务理事身份出席国际劳工大会，住在巴黎，多次与会，他当时属于中共统战对象。——笔者）。第二，当时听欧阳新同志说，刘子华（老秦）很快就由欧到莫，据说已到巴黎。我当时很高兴，以为这下问题可搞清楚了，责任也可搞明白了。为什么忽然又不来了？谁有这样的权利，并知其地址而制止刘来莫。既然他已到了巴黎，我当时认为这中间是有阴谋的。这是对一个同志的陷害，王既将刘说成是敌人奸细，当然我与武也就是极大的嫌疑犯，结果相互间得不到对证，我与武就成了王明打击的对象。……给了我当面警告的处分”。随后又讲“1936年曾因刘子华（老秦）同志等问题，受到代表团当面警告处分”。

3. 侯志于“文化大革命”初期写信给女儿武华称，“他被捕是在一九三六（一九三七——笔者注）年末。那时在苏联内务部的部长亚各达是钻进党内的阶级敌人。他利用专政工具，利用肃反的名义，逮捕了坏人的同时也（逮捕了）一大批优秀的好党员和留苏联的国外兄弟党亦被捕了不少。你父亲就是那时被捕的。以后知道，你父亲被捕主要与反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有关，是王明这个反革命份子对你父亲残酷打击报复”。“以上情况说明，你父亲在苏联的牺牲是被隐蔽在共产党队伍内的阶级敌人害死的”。“至于你爸爸是怎样死的，至今并没有证明”。“至于在莫被捕一事，并不证明你爸爸不好。主要是在肃反中出了偏差，这也正是斯大林晚年中犯的主要错误，使许多同志蒙受了牺牲；另方面，你爸爸受害还因为是王明宗派干部路线所致。这一点也已经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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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据柯庆施1943年称“我被调到中央军委工作时在军委有吴福晋（是从满洲调来的，后来才发现是个奸细）”，“我同吴福晋共同工作前后将近一年……。这个人据说有问题，在苏联被捕了。（后来有一次不知同王明谈什么谈到吴，我曾问过王明，吴福晋究竟如何？他说吴在新疆，吴究竟如何我不知道。）我过去是从来没有感到他有什么可疑的，他对我也没有任何反对党的表示。”（此材料上有刘少奇铅笔写“毛、康、周阅后交若飞”）这是在延安整风审查时柯庆施作为重点对象接受检查时所谈，熟悉武胡景的“临时中央”常委博古、张闻天、陈云以及刘少奇、康生、王明等均在延安。柯庆施一面讲武胡景是“奸细”，但同时他又证明，武胡景并无反党表现。

5. 据王世英1964年5月答访问者称“吴夫敬这批人一到苏联也被扣起来，当时在苏的王明、康生等没有去管，这几个人后来下落不明。刘仲华则由于当时和李宗仁有关系，李想通过他与国际拉关系。因此，刘是较晚一点才经巴黎去苏联，到巴黎后由吴玉章同志接待他，不叫他去苏联。刘对此很不满，以为是先去的人（吴、贺、欧等人）捣他的鬼，所以他自己跑回来，到李宗仁那里当参议去，因之失去了党的关系”。“一九三五年二月、四月、七月相继破坏后，由刘仲华、浦化人、董健吾等重新组织起中央局，不到一个月，浦化人同志被捕了，以后才决定刘仲华调开，把领导机构搬到天津去，暂离上海。”从中可以看出，从1935年6月起，刘仲华已经被中共代表团怀疑有问题，指示将他“调开”，由王世英代理上海临时中央局书记，把在上海的余下人员转到天津。1936年6月1日，李宗仁为首发动了两广事变，公开反对蒋介石，主张全国抗日。刘仲华正是在这种形势下，被李宗仁委托到苏联同共产国际拉关系，想获取支持。由此判断，刘仲华到巴黎的时间应是1936年六七月间。

6. 据查网上刘仲华经历称：他接受共产国际驻上海代表麦克道纳夫（苏联人）指示，把工作移交给王世英，取道法国到苏联。到法国后，却接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不准入境”的通知。他回国后找王世英接党的关系。王以“上级组织不准与你发生关系”为由，予以拒绝，从此失掉了党的关系。1980年5月24日，中共北京市委为刘仲华举行了追悼会。由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主持，市委秘书长致悼词称，恢复了刘的党籍，从1923年算起。为他进行了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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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深入剖析，对导致武胡景被逮捕遭杀害具体原因，似可得出如下初步看法：在前述1935至1937年的历史背景和基本原因基础上，主要是由于中共上海中央局、临时中央局多次遭受破坏，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在调查中认为，身为特科主要领导人的武胡景和其助手欧阳新、贺昌炽、侯志等具有“奸细”嫌疑。特别1936年夏被断定为“敌人奸细”的刘仲华到达巴黎时，王明、康生已经把武胡景看成是“极大的嫌疑犯”。

三、 武胡景被逮捕的直接原因是什么？

1. 侯志1979年对女儿武华面谈称，“1936年王明、康生利用苏联肃反扩大化，对武胡景进行迫害，在8月由王明（在苏负责人）与康生（当时在苏负责干部）签字，武被秘密逮捕，后牺牲”。另据武华听母亲讲武被捕后，她“去找共产国际和苏联有关部门，他们的回答是，这是你们中国的事。中国共产党员抓与不抓要由中国代表团的王明与康生决定。他们签字以后。我们才抓人”。

2. 据查1936年8月19日至24日，苏联政府在莫斯科举行了“反苏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公开审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为首的16人被判为反革命罪，遭处决或判刑。

3. 据李立三夫人李莎回忆录称，莫斯科工人出版社中文部指定林大生为责任编辑，负责将“反革命托派谋杀集团”案审判材料汇编译成中文。小册子将出版时，王明、康生以译文有误为由，成立审查组，认为存在“政治问题”，不予发行。实际上仅是翻译用词问题，被无限上纲。如“动词改为形容词，加深了歪曲程度”，把“恐怖主义”增加了“党派”，被认为是有意美化、提高了其身份，是“反革命黑货”等。上述写入审查结论上报共产国际。林大生被定为“主要肇事者”，解除编辑职务，送去学习。不久又以“‘托派嫌疑’罪名逮捕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