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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张大理文柔别后见寄韵其一》是明代大臣、文学家杨慎的作品。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杨慎幼善诗文,入京后授业于大学士李东阳门下,曾预修武宗实录。谪戍云南后,以投荒多暇,手不释卷,博览群书。明世记诵之博,著述之富,慎可推为第一。其诗虽不专主盛唐,仍有拟右倾向。贬谪以后,特多感愤。又能文、词及散曲,论古考证之作范围颇广。著作达百余种。后人选辑为《升庵集》八十卷行世[1]

次张大理文柔别后见寄韵其一

后世影响

杨慎是南北兼善的散曲家,散曲集《陶情乐府》[2]中,其作有北曲小令130首,套数7套;南曲小令125首,套数3套。从数量上来看,杨慎作北曲就多于南曲。具体而言,杨慎“宗尚北曲”这一曲学观体现在其创作上是其作南曲而用北韵,即所谓“南曲北韵”。

文学方面,杨慎散曲在理论上宗尚北曲,认为南音偏诐而北曲调平,这归根于杨慎自身受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是其宗尚北曲最主要的原因。在其创作上,他也用北法作南曲,即杨慎作南曲好用北韵:一是体现在其散曲用韵与《洪武正韵》的不同上,而在杨慎自身看来,其所用“川调”是个人乡音习惯之使然,更是其在儒家正统思想主导下将“川调”归类为正统北音之必然;二是后世南曲选本作者如陈铎、凌濛初主张南曲应该用《中原音韵》所确立的中州韵为标准韵,而这些南曲选本选录了大量杨慎散曲;三是王骥德将杨慎划入北派散曲家之列,虽道其也作南散曲,但却非当家,实则也是间接否定了杨慎所作的南曲,意指其好以北韵作南曲。杨慎此举以图挽回北音之势,虽然无法改变明中期北曲衰落趋势,但对明代北曲艺术的传承起着重要作用。

杨慎散曲在情感上内容丰富,从初时的叹世抒愤到无奈放浪,最后能正视自己的境遇而淡然自适。杨慎在经历了夫妇间相思别离之苦后,又因为夫妻间聚少离多等种种原因,夫妇间感情最终走向决裂,其散曲情感也多表现其内心的怨望之痛。贬谪与夫妇离别的双重压力之下,杨慎转而将自身情感寄托于朋友与男女之情,以解情愁,获得生活的乐趣,宽解内心的沉痛,也在诗词曲赋中抚慰内心的创伤。“陶情”之中包含杨慎的贬谪、夫妇、朋友、男女之情,实则也是自勉之辞,在艰难困苦中依然怡悦性情,淡然生活。

杨慎“以词为曲”有时代的影响,也有个人的原因。他的散曲大多作于贬后,其时,他的诗词理论和创作早已成名,也基本定型,虽然此后仍有变化,但其变化的方向由其前期的理论主张和创作特色所决定。因此,他的散曲创作当深受其词的理论观念和创作经验影响。特别是在他还未完全掌握曲体而处于探索阶段之时,这种影响甚至是不自觉的。我们还应该看到,杨慎的“以词为曲”有合体之处,亦有破体之处。其合体者是对散曲创作的创新和发展,而其破体之处,则往往混淆词曲之别,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曲体的独立性。

杨慎曲学影响从曲观、曲作影响和曲选传播三个方面可见。曲观方面,杨慎对北曲的推崇,对后世如何良俊、焦竑等人的曲学理论产生了影响。曲作方面,杨慎带动了云南以至其它地区作家的散曲创作,推广集曲【七犯玲珑】,又认识到南曲【黄莺儿】和【金衣公子】曲牌的渊源关系,影响了当世以及后世曲家的散曲创作。曲选方面,杨慎兼及其妻黄峨的很多散曲都收录在后世的曲选之中,直至近代到当代多有杨慎散曲的整编校本,以此可见杨慎散曲在曲学中的地位,以及对后世曲学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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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杨慎与桂湖
文学节目 —— 杨慎泸州行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