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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平根學派（Tubingen School ），是指十九世紀中葉一小撮以鮑爾（Ferdinand Christian Baur, 1792～1860）為中心的新約學者所形成的圈子，當時鮑爾正是杜平根大學的神學教授。
神學（古希臘語：Θεολογια，拉丁語：theologia，英語：Theology）一詞，廣泛指稱所有對神（上帝）這個主題展開的研究或學說。神學一詞的希臘文Θεολογια是由Θεος（即「神」）和λογος（即「邏各斯／話語／學說」）兩個字組合，字面上便有建立人類對上帝[1]正確認識的學說之意。為宗教研究的一個領域[2]。
簡介
此學派最出名的人物包括策勒爾（Eduard Zeller, 1814～1908），他是鮑爾的女婿；史威格勒（Albert Schwegler, 1819～57）；此外與之略有關係的還包括立敕爾（Ritschl, Albrecht）、希爾根斐得（Adolf Hilgenfeld, 1823～1907），和禾格馬（Gustav Volkmar, 1809～93）。
雖然鮑爾是此學派公認的領袖，但杜平根一詞引起人注意的，卻始於史特勞斯的《耶穌生平》（D. F. Strauss, 史特勞斯， Life of Jesus），它是1835年初版，一經面世，「杜平根」一詞幾乎即成了「不信派」的同義詞；當鮑爾和他的門生研究新約時，正統教會對他們極為懷疑，因為整個學派都守着史特勞斯那種「不信神跡」的立場。鮑爾說︰「相信神跡，就會停止一切的解釋與了解。」這種不信神跡的立場，可說就是杜平根學派的神學立場。他們本乎這立場開始精密的研究，諸如新約的作者及成書日期等。
除了這個主導的神學立場外，鮑爾在1830年代，還發展出一些較有限制的歷史了解，即是說，他們認為初期教會是一個兩黨相爭的團體，一方面是由彼得帶領的猶太基督徒，另一方面是由保羅帶領的外邦基督徒。這兩派人物誓不相讓，抗爭了一百年之久；至終到了二世紀末，兩派的特性都給磨平，或為對方吸收了才復和。他們研究所有新約書卷的問題，都是為要支持這理論，為要找出該段經文是屬彼得派的、保羅派的，或復和派的，這就是他們所謂的當代「趨勢」（Tendenz）；只要找出鮑爾所言的趨勢，我們才能為新約書卷的作者與日期等問題找出答案。他們認為只有五卷書是真確的──羅馬書、哥林多前後書、加拉太書和啟示錄；其他書卷全是後人偽托的，多是在二世紀成書。
這學派聲譽最隆的時候，是史威格勒出版他兩大冊的《後使徒時代》（The Post-apostolic Age），它把這學派的立場作了詳細的交代。但自翌年起，這學派慢慢就分裂了。到了鮑爾在1860年過世，我們也差不多可以說這學派已到了它的最後一站。新的研究逐漸顯出鮑爾的歷史觀是不準確的，而把新約放在他建立的框框內，全是因為他誤解了歷史證據所致。舉例說，《革利免講道集》（Clementine Homilies）並非如鮑爾說的，是約在二世紀行邪術的西門假託保羅之名而寫成，現代研究指出此書是很後期才寫成，約為主後三到四世紀，而書的目的也不在模仿保羅。1870年代查恩（Theodor Zahn）與萊特佛特（J. B. Lightfoot）對伊格那丟書信的研究（參使徒後期教父，Apostolic Fathers154Apostolic Fathers），更像把最後一顆釘子釘進杜平根學派的棺材裡；他們二人的研究指出，此書並不反映出鮑爾所言的當代兩派的惡鬥。其他研究亦逐一推翻鮑爾把新約書卷的成書日期推遲的主張。
論到這學派對新約研究的影響，無可否認它是十九世紀最重要的一個神學運動，一種不信神跡的立場，成了許多解經家之方法論的基礎。在1835年之前，經學者是本於聖經的真確與可信，研究聖經的歷史與神學問題；但自從史特勞斯的作品問世後，這個神學立場就給徹底破壞，他們認為沒有任何神跡記錄是可信的，基督教的起源與發展完全是自然的，不必假借超自然因素來了解。鮑爾完全接納這個立場︰一種全屬自然的神學及歷史角度，就足以解釋和決定聖經所有的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