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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景汉 | |
|---|---|
| 出生 |
1895.1.12 北京通州 |
| 逝世 | 1986.9.28 |
| 国籍 | 中国 |
| 知名于 | 曾任中央财经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经济学院教授兼调查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学研究会顾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顾问等职务。 |
| 知名作品 |
《定县社会概况调查》 《北京郊外之乡村家庭》 《中国社会学杂志》 |
李景汉 (1895年1月12日-1986年9月28日)北京通县人，毕业院校，加利福尼亚大学。[1]是中国著名社会学家、社会调查专家。
主要从事社会实地的调查与研究;曾任中央财经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经济学院教授兼调查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学研究会顾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顾问等职务。
李景汉为中国社会调查研究和社会学教学工作做出了贡献。他进行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其中在定县所作的调查是中国知识分子运用西方社会学的方法进行实地调查的典范之一，是中国首次以县为单位的系统的实地调查。《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一书为研究20世纪30年代中国北方的农村社区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人物简介
李景汉(1895.1.12-1986.9.28)，中国著名社会学家、社会调查专家。
生于北京通州。1917年赴美留学，主修社会学及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获加利福尼亚大学硕士学位。
1924年回国，任北平社会调查所干事。1926年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社会调查部主任兼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师。1928年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试验区调查部主任。1935-1944年，历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调查组主任、西南联合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44-1947年被派往美国国情普查局考察，并参加人口研究活动，1947-1949年，在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专家室工作，兼任东南亚数国农业普查顾问。1949-1952年，任辅仁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并在北京大学兼课。1953年任中央财经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经济学院教授。1956年任中国人民大学调查研究室主任。1979年被聘为中国社会学研究会顾问;1984年应聘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顾问。
李景汉为中国社会调查研究和社会学教学工作做出了贡献。他进行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其中在定县所作的调查是中国知识分子运用西方社会学的方法进行实地调查的典范之一，是中国首次以县为单位的系统的实地调查。《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一书为研究20世纪30年代中国北方的农村社区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人物生平
1895年1月22日 生于北京东郊通县。
1910年 入通县潞河学校学习。
1912年 考入通县的协和学院。
1917年 留学美国，专攻社会学及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先后在帕玛那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求学，获硕士学位，并在哥伦比亚大学从事研究工作。
1924年 归国。任北京社会调查社干事，与人创办《中国社会学杂志》，并任干事。
1926年 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社会调查部主任，兼燕京大学讲师。
1928年 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实验区调查部主任。
1929年 《北京郊外之乡村家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30年 兼任北京大学农学院教授。
1933年 任河北省政研学院调查部主任。《实地社会调查方法》由北京星云书店出版。编写之《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由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出版。
1934年 《定县经济调查--部分报告书》由河北省县政建设研究院出版。
1935年 此年始，先后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国情普查研究所调查组主任、西南联合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兼云南省政府社会处编写《昆明志》顾问、《呈贡县志》主编。
1937年 《中国农民问题》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赴美，在美国国情普查局了解各种普查方法，实地参加美国农业人口普查，并到欧洲、南美洲、非洲等二十余国考察社会情况，搜集社会学研究资料。
1947年 出席在纽约召开的国际人口会议，代表中国发言，被吸收为人口学会会员，次年始，任联合国粮食统计专家，赴日内瓦参加世界农业普查会议，以专员身份到东南亚地区考察，在泰国从事农业调查，兼任东南亚许多国家的农业普查顾问。
1949年 以联合国专家身份在南京农业普查训练班讲授普查方法。任北京辅仁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兼主任。在北京大学经济系讲授社会调查研究方法。
1953年 任北京财经学院教授。
1954年 任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教授、调查研究室主任。
1960年 任北京经济学院教授。
1978年 任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教授。
1979年 受聘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顾问。
1981年 《北京郊区乡村家庭生活调查札记》由三联书店出版。
1985年 中国人民大学为祝贺李景汉从事社会研究和教学60周年及90寿辰召开座谈会。
1986年9月28日 逝世;后葬于北京万安公墓。
人物成就
李景汉的功绩就在于，他是近代中国社会调查的典范实践者。李景汉一生做了大量的社会调查，运用普查法、个案法、抽样法等对中国的都市与乡村进行广泛和深入的调查。在定县所做的调查是中国知识分子运用西方社会学的方法进行实地调查的典范之一，是中国首次以县为单位的系统的实地调查。《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33)一书为研究20世纪30年代中国北方的农村社区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堪称中国社会调查的典范。
主要活动
李景汉于1924 年自美国留学归来后，在北京开展各种社会调查。对李景汉而言，社会调查使他极大地改变了以前对中国社会的种种观念，对于社会调查本身的意义和技术，也有了根本的不同观点。
他获得的最深的体会，即理想是理想，事实是事实，有时理想与事实竟有不可思议的矛盾;而号称学者及谋国之士往往多靠理想，不顾事实，也是由于根本不知道事实。结果社会如何不乱，国事如何不糟? 李景汉说: "现在谈民治主义的人不算少，但是有几位曾到三万万农民里去实地调查的呢? 讲社会主义的人也不算少，但是有几位曾经详细剖解民众内容，专心研究工人现状的呢?我以为若要彻底的补救社会，断不能凭借任何一种舶来品的什么主义.解决社会问题的基础，在乎赤条条的事实，在乎烦琐复杂的事实，在乎用长时间和忍耐心换来的事实的调查.我是信仰社会调查的."
李景汉不但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为了能够了解北京市底层平民的生活情况，他选择了洋车夫作为调查对象，每日风雨 无阻地混迹于车夫当中，在大街小巷与他 们谈话.车夫休息场所，人力车厂，车夫 家庭,统统被他走遍了。看见这位喝过洋墨水的知识分子与车夫结了不解之缘，亲友们既是诧异，又是暗笑。友人借用唐代诗人刘禹锡的名句，送他一副对联:"谈笑无鸿儒，往来有白丁。"
在调查中，李景汉先利用当时 警厅的统计，搞清北京洋车的数目，出赁洋车的车厂的数目，以及制造洋车的铺子的数目。北京的洋车无论是营业的或自用的必须领买车牌，即执照，并且每月必须要上捐。1924年，自用人力 1924 车的车牌要铜元60 枚，月捐40 枚.他又访问了1300 多位车夫，选其中可靠的1000份资料做统计，并调查了出赁洋车的200 处车厂，以及100处人力车夫的家庭。据他调查的结果，洋车又称东洋车(或人力车)，是1886年从日本传入中国天津的，后又从天津传入北京。1898年北京街 上便有人力车出雇。调查时，在北京城内20 区署挂号的，有营业的洋车29000辆，自用的洋车7500辆，城外四郊地方挂号的洋车有7700辆，三数总计为44200辆北京当时有制造车铺75处，出赁车厂1200处。李景汉还详细了解车厂出赁，车夫生活及工作情况，如他们的籍贯，年龄，家庭情况，嗜好等。那些单身住在车厂的车夫，交钱与否，数目多少;睡觉是用炕还是木板，各自的数目;如何做饭;厕所状况等等。在他调查期间，北京恰于1924年12月17日举行电车开幕礼。李景汉提出，这对城市的现代化建设无疑是件好事，但对那些本已在底层挣扎的洋车夫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社会调查对于中国的十大益处通过大量的实地研究，李景汉将自己在调查方法上的体会写成《实地社会调查方法》一书。
李景汉花了4 年功夫,调查北京苦力及多种手艺工人的生活水平，对他们的贫穷生活做了细致的描述。按1926年巡警厅的划分，北京城内及四郊的住户共计254382户，其中贫户计66603户，占总户数的26%.贫户中极贫户为42983(17%)户，次贫户为22620户(9%).其他为下等户120437户(47%)，中等户或小康之家共56992户(22%)，上等户或富裕之家共10350 户(5%). 所谓极贫户，指毫无生活来源者; 次贫户为收人极少，依赈济以维持最低生活;下等户为收入仅够维持每日生活，这三类合计187040户，占总户数的73%。
李景汉将这些穷人的生活状况按生活程度高低分为四种，做了细致的描述:
第一种为仅能生存或半生不死的生活程度，人数约计10万。其中无家可归，住在小店，俗称"火房子"的乞丐至少有1万人。这些形同活鬼的人们每日沿街讨要，活一天 算一天，简直不如痛痛快快死了，其余有家的乞丐及指望慈善机关赈济的贫民，包括巡警厅所列为极贫的4万多家庭。家主的职业一般为老弱车夫，各种小贩及役工。一个月的工资少有超过10元的。全家所吃的米面大半是玉米面，白薯，次等小米，很少买得起青菜吃，仅有少许腌水疙瘩 或咸萝卜下饭。除盐外少有别种调味.每日吃喝已是顾不过来，根本没有做衣服的钱.有时 买些旧衣服，或得些施舍，补了又补的对付穿. 全家只能在大杂院内租一间又旧又漏的屋子住。这每月五六角的房租也很难按时痛痛快快地付给房主。家中的老妇或小孩每日到肮脏的秽土中去拾没烧透的剩煤。全家全年的支出少有超过百元的。这种生活程度真是人类社会的羞耻与罪恶。
第二种为对付着过的生活程度.包括次贫户及下等户的1/3，计6万户。若按5口之家计算，全家全年的生活费在150~200 元之间，平均约175元.他们最常吃的为玉米面和小米面，约占米面总重量的80%.小米面并非小米压成的面粉，乃是一种糜子面和豆面搀合的面粉，较玉米面好吃.吃不到肉，但能吃些青菜豆腐及调料.全年食品费约为117 元.食品外最大的支出为燃料，主要烧以煤末2/3 及黄土1/3 混合摇成的煤球.多半是自己到井上去打水.全家住一间屋子，长约10尺，宽约8 尺，高约8尺，每月房租1元.全家全年添衣服仅花费约10元,被褥费1 元，一条被子可以用20年.此外别的用费极少.这些人的职业如普通车夫，仆役，无技粗工，巡警，铺店伙计等，每月工 资约10~13 元.他们家中其他成员也尽 力挣钱，才能维持上述生活. 第三种是北平工人认为知足的生 活程度.为各类技术工人，电车的 雇工，邮差及一部分的店铺雇员等，约6 万户. 第四种为北平工人认为舒适的生活 程度，包括下等户与中等户的一部分. 这种家庭全年生活费在300~400 元之 间，平均约350 元 所用米面重量的一半是白面和白米，其余为玉米面，小米面和小米.每日有 豆腐3块，每月有肉4斤，有若干种青菜，水果及调味.在衣着方面，工人自己的费用为全年15 元，其他4 口人共20 元。工人有单，夹褂裤各两身，两身小棉袄裤，两件大棉袍，一顶棉帽，一顶草帽，一双棉鞋，四双夹鞋，四双袜子等.全家有大小被子5 条，褥子5 条.住两间屋.可有若干卫生应酬费 用，儿童教育费用10 元.一部分技术 工人或商店中工薪较高的雇员方能享受 这种比较安乐的生活水平. 简言之，北平总户数的3/4 是包括在这4 种生活程度之内.大多数工人的饭食 所含的营养不足，也不很好吃,更谈不上 在舒适的环境中吃.最好的衣服也不过是遮羞御寒，连有能更换的衣裳的人都很少，简直提不到美观.工人家庭中大约有8/10 的人，一冬只有一条棉裤穿，从11 月穿 到次年3 月才换下来.大多数的工人家庭 是住在一间屋子，少有住两间的，离合乎 健康的生活实在太远.
李景汉《北京人力车夫现状的调查》
李景汉早年留学美国，专攻社会学及社会调查，获学士、硕士学位。1924年回国后，为了寻找改造社会的有效途径，他首先选择北京人力车夫作为自己的调查对象。经过一年多努力，完成《北京人力车夫现状的调查》一书，这篇文章可能是该书的雏形。调查中，有人看到他这个留学生整天与“那些龌龊粗鲁的下流社会”打交道，觉得不可思议，但是他却不为所动。他说：解决问题要靠“赤条条的事实”，而不能靠外来的主义。 文章首先指出：自民国以来，由于天灾人祸，底层老百姓除了沦为乞丐之外，就剩下三条生存之路：一是当兵，二是当土匪，三是拉洋车。在这三条路中，当兵、当土匪不能创造财富，“是社会的寄生虫”，只有洋车夫才是靠出卖苦力为社会服务的“生利分子”。但是，他们却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其处境无人同情，人格无人尊重。 随后，文章披露了在调查中获得的许多第一手资料。 ——从人数来看，当时北京的人力车夫至少有5.5万人，占全城人口的7%，也就是说每14个人或者每九个男人中就有一个人力车夫。如果再加上他们供养的人口，北京靠拉车为生的人就有15万之多，占全城人口的19%左右。这显然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 ——从籍贯来看，这些人有84%来自北京和北京地区，有9%来自直隶（今河北一带），5%来自山东，2%来自其他省份。 ——从年龄来看，21至40岁占60%，50岁以上占8%，12岁至17岁占5%，其中“最可怜的是营养未足，筋骨未强的幼童”。 ——从出身来看，“旗人”占25%，农民占24%，工役18%，小贩13%，游手好闲者18%，军人5%，其余是失业的学徒工。另外，北京附近的农民在冬闲时也有许多人进城拉车赚钱，“所以冬季比夏季洋车夫多着百分之六”。 ——从婚姻状况来看，已婚者62%，未婚而“寄身车厂者”38%。 ——从收入来看，人力车夫每天的平均收入是130枚铜元。由于97%的车子是从车厂租来的，因此每天要支付租赁费30枚铜元，占总收入的23%。这与如今三轮车夫上交公司的份额相比，要低得多。 ——从开支来看，单身车夫每天的饭钱是60枚铜元，住宿费是3枚铜元。除此之外，每年衣服鞋帽大约要八块大洋。如果是成了家的车夫，则负担更重。另外，由于通货膨胀，人力车夫往往要靠典当衣物或者借“印子钱”勉强度日；又由于借债的利息高达20%，因此许多车夫的家属不是“逃入施粥厂”就是“流入乞丐队伍”。 李景汉当年的调查，到现在已经有80多年了。在这80年中，随着社会进步，人力车已经基本被淘汰。如今的京城三轮车胡同游，不过是为了发展旅游、吸引游客而设置的一种景观罢了。不过，从事这个行当的人虽然远远没有当初的人数，但是它反映的问题却很有代表性。那天路过郭沫若故居，我问两位车夫：“你们为什么不能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对于这个问题，他们似乎非常无奈。我想，这里除了制度设计的问题外，还与李景汉所谓“这些可怜的人们没有团结自卫的知识与能力”，有很大关系。 记得胡适和鲁迅都写过关于人力车夫的文章，而老舍所写的“骆驼祥子”，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相比之下，李景汉先生的社会调查虽然鲜为人知，却更全面、更真实地反映了人力车夫的生存状况，并为改变这种状况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近年来三农问题和进城农民工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但由于知识界缺乏李景汉式的“独立调查”，因此这种关注不是有些走样，就是要打折扣。大概是基于类似的原因吧，李景汉在文章结束时强调：“我深盼谈什么主义讲什么政策的人们对于此种真相多用心去调查，多去研究一番”，因为只有根据事实真相，才能对症下药，否则就很可能削足适履。 李景汉这篇文章文发表后，在社会上反响很大。为此，《现代评论》先后刊登了陈西滢、方善为、方宜孙等人的回应文章。其中方宜孙介绍了汕头的人力车夫由于成立了自己的工会，其生存状况要比北京同行好得多。我想，如果北京的人力车夫也能成立自己的工会，上述情况肯定会有所改变。
李景汉与实地调查
1924年，李景汉回国的时候，国内只有一些零星的社会调查，“此时全国人士，对于社会调查尚没有什么有兴趣的表现，各大学也不着重社会调查这门功课”。最初的几年，他从事都市人力车夫劳动与生活水平的调查，以及手工艺工人行会组织的调查。1926年他和陶孟和、陈达等学者一起组织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社会调查部，即著名的北平社会调查所的前身；同时他在燕京大学兼授社会调查课程，带领学生调查北京郊区农村社会生活，写出了《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的专著。1928年夏，受晏阳初的邀请，他前往河北定县主持平民教育促进总会的社会调查部工作，前后7年时间，在定县带领一批青年同事做县单位的社会调查，搜集资料极多，《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等已发表的材料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学术界公认李景汉编著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代表了中国社会调查运动的最高水平，因其鼓吹社会调查最力，资历较深，调查经验又极为丰富，李景汉被认为是社会调查派的代表人物。正面肯定“中国社会调查运动”者，往往举李景汉为代表；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为代表的社区研究派批评“中国社会调查运动”，也往往以李景汉为“批判典型”。直至今天，人们谈李景汉时，往往将目光集中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一书上。如夏明方教授已经指出的，编著者李景汉对写作这本书是有一些特殊的考虑的，似不能以一本书中的一些个别的提法概念化一个人的全部学术追求。如果我们拓宽视野，不过多地将目光停留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一书上，我们会发现一个更加丰富、更加动态的李景汉形象。 李景汉的实际社会调查工作虽然表现在搜集社会统计资料上，但他的学术涉猎范围却大大超出了社会统计调查的限制，其学术视野还是比较开阔的。只是他未能将更多的学术资源充分消化，体现在自己的学术思想表述或具体经验研究作品里，所以他的一些其他侧面长期以来鲜为人知。 1927年，李景汉在回顾中国社会调查的历史时，并没有回避早期人类学方法的调查成果——葛学溥（Daniel H.Kulp）的《华南乡村生活》，他认为“这本书颇能示人研究中国乡村社会的方法”。1933年，在《实地社会调查方法》一书中，他亦两次提及葛氏的研究。一次将其与步济时和甘博合著的统计型调查著作《北京社会调查》并举，称之为我国早期社会调查中“其中规模稍大，且有相当成绩的”，另一次是在第三章回顾中国社会调查史时称“此书的研究方法很可参考”。社区研究派领袖吴文藻也对葛学溥感兴趣，尤其是其关于研究方法的论述。吴氏认为，“这是中国乡村社区文化分析的先驱”。从研究方法的角度，吴氏进一步阐释：“葛氏的研究，较一般的社会调查，自有一大长处，却是他充分利用了西方文化人类学派实地工作的观点和方法，来考察中国的乡村社区。这样着眼的研究，在中国不但是开风气之先，而且在中国现在农村社会学文献中的地位是极重要的。他所调查的凤凰村，总共只有六五○人，所以极便于应用他所谓之‘有机的研究法’，来作最详细而亦最系统的社会分析。他研究凤凰村的观点，方法和步骤，在第一章方法论的导言内说得很清楚。同章内附有作者所拟‘研究中国农村生活的社会学方法’大纲及‘社会分析图表’。这里可以看出作者对于西方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有很明透的了解。所以这样的社会分析法，是可为今后一切乡村社区的静态研究之模范”。社会调查派和社区研究派的两位代表人物，都对同一本用人类学方法研究中国农村的著作感兴趣，而且兴趣点都在其研究方法上，说明历来被简化的李景汉形象可能并不准确。 1933年，李景汉对社区研究派极为推崇的《中镇》一书有这样的评价：“1929年连得（R.S.Lynd，今天通译为林德——引者）著《中镇》（Middletown）一书，调查美国现代文化。该书对于社会调查研究方法颇能别开生面”。吴文藻的评价见于其1935年发表的《西方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一文，他认为此书是今后一切社区研究的模范。“这是近来社会学文献中一部空前的杰作，所以初出问世，即引起学术界一般人的注意。著者最大的贡献，是在于活用实习民族学家的精神和方法，‘对于现代文明作全相的研究’；像民族学家讨论初民部落的生活方式那样，来讨论一个美国都市中的生活习惯和风尚”。两人的学术评价再次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可惜李景汉言简意赅，未尽其意。 有时认识老师的学术主张是需要借助其学生的著述这个通道的，毕竟学术上的想法不都是成熟的，也不都有机会在论著中予以表述。李景汉是西南联大社会学系学生赖才澄1943年毕业论文的导师，赖在其毕业论文《大普吉农村社会实况及其问题》中则让我们领略到李景汉对于人类学的功能学派是有所了解的，而且将其用于指导学生的论文写作，这在他的论述文章里难得一见。赖才澄在论文的导言中写到，“第二章至第四章我是用‘文化人类学的功能法’（Cultural anthropology from the functional point of view）作相关研究，这本来是李景汉教授传授给我的社会研究法之一，事先并不觉得怎样，事后由于这事实的证明——即物质、社会、精神诸因素的相关事实——我才彻底认识文化的完整性与实践及理论的连锁性，在我个人而言，这是莫大的收获。” 李景汉对实地调查总是有一种兴奋感，不管这些调查是什么类型的调查。1941年9月，为了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人员训练工作，李景汉到昆阳县去讲授调查方法，将要离开时遇到1941年1月在大凉山实地考察的民族学家江应梁教授，得到一册已经誊写好的《凉山儸儸的氏族组织》稿本，非常兴奋，“我当日把他的大作携回寓所。因为次日即须离开此地，遂于晚间在菜油灯下一气儿看完。”当年9月适值《边政公论》编者索稿，因“至今稿内所描写的这种情形犹历历在目”，他便借机把江稿这本“有价值的第一手材料”的主要内容重述介绍了一遍。仅仅看了一个晚上，居然可以把内容介绍得如此详细，甚至一些具体的数字都介绍得一点不含糊，足见李氏在文章开头的一段话确非虚言：“我是一个从事，或者不如说是嗜好实地调查研究的人。因此每逢遇到实地研究的材料，总感觉浓厚的兴趣，尤其对于比较有系统的完备报告。”李景汉阅读民族学的实地调查报告，有他特有的兴奋点，那就是对社会事实的嗜好。他在展开介绍江著具体内容之前，用两大段的篇幅详述了他为什么对江著这一类调查报告感到强烈的兴趣，这反映了其学术倾向是一脉相承的。文章结尾处重申他对社会调查的基本观点：“时至今日，无论是为建国，是为学术，我们都迫切的需要赤裸裸的事实，作吾人理论的真凭实据。我们不要忘记事实胜于雄辩。我们要绝对的坚信事实是最好证人。因此我们也切望有更多头脑清楚，态度正确的人，尤其是心地纯洁尚无成见的青年，肯献身于这种比较艰苦而有价值的开荒工作。”李景汉又提出，“若我们的人力有限，最好限制我们调查的范围于一较小的区域内，集中精力，作较精密的研究。”对小范围的社区作精密的观察，是社区研究派一贯倡导的工作方法，所以，也许，社会调查派和社区研究派之间是存在可以会通的空间的。 1941年12月，李景汉读到费孝通领导下的“魁阁”主要研究成员之一田汝康的油印本著作《摆夷的摆》，兴奋之情，不能自已，又禁不住写了一篇长篇介绍。他说，“我是非常高兴的愿意将这册八万余字有价值的报告早早介绍于注意边疆问题的同志们。我是常和田先生见面的。他具有充分的训练，而又是云南本地人。以他来实地调查，研究滇西的夷人是最适当不过的。他所用的是科学方法，不但在身临其境的实地调查后能够清楚的叙述了事实，描写了事实，而且进一步分析了事实，解释了事实，说明了事实。因此不但材料的本身值得重视，即在研究少数民族的方法方面也有很大的贡献。”田汝康的《摆夷的摆》，1946年作为吴文藻主编的社会学丛刊乙集第四种出版，出版时改题《芒市边民的摆》。据有关研究学者称，这是一部表现出典型结构功能论色彩的优秀的人类学田野民族志作品，“从六十多年后的今天来看，该书堪称那个时代中国人类学田野民族志的经典之作”。换句话说，李景汉对于“社区研究派”阵营的一部重要作品很感兴趣，或者说很欣赏，还费了那么大功夫特意撰文介绍，说明他并不狭隘，与人们通常印象里那个“在报告赤裸裸的事实以外不下任何评论与结论，连较细的解释也是很少的” （见于《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序言）李景汉似乎差距很大。这个李景汉不仅对叙述事实感兴趣，而且对分析事实、解释事实、说明事实也感兴趣。 以上所搜集的材料或者是透过李景汉对其他作品的点评与评述，或者是借助于他的学生的看法，来试图揭示李景汉鲜为人知的某些侧面。不过，作为一个学者，为人所了解、所记忆主要还是靠自己的具体研究作品，或者是直接表达观点的文章。上面所揭示的李景汉的形象由于缺乏有力的作品和充分的论述，在广大学人的心目中，始终是幽暗不明的。 李景汉1941年6月写作的《边疆社会调查研究应行注意之点》一文，比较全面地表述了他对社会调查和社会研究之间关系的看法。首先，对于事实的价值，他的看法始终如一： “调查的主要任务是要发现事实。研究的主要任务是要说明事实。事实是事物的本质，是事物的本来面目。社会事实是我们人类共同生活的因果律。无论是哲学，是自然科学，是社会科学，是文学，是艺术，若不建立在事实上，很难是正确的。事实是真理的凭据，是一切事物的基础。我们必须相信，‘事实是最好的证人’。” 李景汉在这篇文章里用的是“社会调查研究”，他把社会调查和社会研究分作两个阶段，它们既可以合为一体，也可以分开。但合也好，分也好，社会调查是社会研究的基础。我们从他在抗战前的多种论述里也能够看出，自从1928年主持定县社会调查，李景汉从纯粹求知性的社会调查转向为社会改良性的社会调查之后，他一直把应用放在第一位，同时认为这种社会调查可以对社会学的中国化有附带的贡献。 社会调查如何与社会学的中国化牵连起来？他认为需要在调查中运用社会学的观点，也就是综合观察的观点。 李景汉认为，社会是种种社会现象及其联系的总和，经济、政治、宗教、艺术等种种现象是互相响应、互相联系的，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是分不开的，绝不是独立自存的；社会现象既复杂繁多又错综变化，即以一个较小的都市社区或农村社区而论，亦是麻雀虽小，肝胆俱全，要想对其加以全部的调查和全面的记录，乃是不可能的，何况社会现象又是时刻在变化之中呢！因此我们要把如此复杂的社会，全体同时都把握得住，是不可能的。作为研究者，我们只能把握得住全体中的一部分，认识在永久变动中的一个阶段，也就是说调查研究某一时间的安定性，亦即某阶段的静态。我们对于社会所能得到的认识常是部分的，是相对的。他以抓一连串的珠子比拟着说：“吾人对于社会完全的认识，好像是要抓住一串相连的珠子。我们只能按照能力之所及抓住其中的一个珠子，再继续抓住其他相近的珠子。这样希望达到与全体真理一天比一天接近而已。也可以说，我们在调查研究进行时，着眼在全体，而又不得不从部分入手；但又能够不犯只见木不见林的错误。” 社会研究的实际步骤中总是遵循从局部到整体的程序，但是，必须看到，一个社区并不是孤立的，乃是一个有机整体；它发生作用时不是局部的，乃是全部的。只是为了调查的研究便利起见，不能不在这个复杂的整体中，选定一个局部来作一方面全部的研究，也就是某一局部与整体中之其他各局部相互关系的研究。如果选定社会组织为研究的范围，就要时刻考察社会组织与物质条件的关系，与精神条件的关系。即便是对于一种普通的东西，也要注意它在所属文化的各部分中所占的位置，例如家庭的一张卧床，或一个酒壶，在平常看来，不过是一种物质的设备而已。但进一步调查研究，就可发现它们都是很巧妙地穿插在整个家庭生活的布置中，与家庭的规律、道德、经济等方面都有关系。也就是说，它们影响到物质的、社会的和精神的各方面了。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张床、一把酒壶，就不仅仅是一种意义狭窄的器物，而是包含物质的、社会的和精神的具有丰富内涵的象征物品。“这样来注意到各种器物在一个社会制度中所发生的作用，或解释一种风俗和物质设备之间所有的相关性，使吾人对于各种社会现象得到更深刻，更明了的认识。”不管是做什么样的调查研究，只要时刻注意到社会现象各部分之间联锁的关系，以及各部分与整个问题的关系，所获得的材料都是有意义的，也是有实际用处的，不必担心调查所获得的资料是零碎的，没有意义的。 这篇文章对于理解李景汉学术观点的演变很重要。人们印象中那个一向只是重视描述事实的李景汉，似乎在这里比较重视对事实的解释。他还是把调查与研究分开来，视为两件事情，但同时又认为两者是可以有密切关联的。不管是静态的调查，还是动态的调查，只要有一种整体的观点在胸，似乎都可以发现有意义的事实。不过，由于强调社区有机整体的观念，从实际上来看，李景汉已经把一些研究的观念渗透到调查过程中去了，而不是片面地割裂开社会调查和社会研究。
人物评价
李景汉的功绩就在于，他是近代中国社会调查的典范实践者。李景汉一生做了大量的社会调查，运用普查法、个案法、抽样法等对中国的都市与乡村进行广泛和深入的调查。在定县所做的调查是中国知识分子运用西方社会学的方法进行实地调查的典范之一，是中国首次以县为单位的系统的实地调查。《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33）一书为研究20世纪30年代中国北方的农村社区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堪称中国社会调查的典范。
主要著作
有《北京人力车夫现状的调查》(1925)、《北京无产阶级的调查》(1926)、《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1929)、《实地调查方法》(1933)、《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33)、《北京郊区乡村家庭生活调查札记》(1981)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