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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倧(朝鲜语:이종，1595年-1649年)，朝鲜王朝第16任君主(1623年-1649年在位)。字和伯，号松窗，乳名天胤。本贯全州，生于海州，是朝鲜宣祖李昖之孙，定远君(朝鲜元宗)李琈之子，光海君李珲之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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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p style="text-indent:2em;">'''李倧''' | |
| + | <p style="text-indent:2em;"> 李倧([[ 朝鲜语]]:이종，1595年-1649年)，[[ 朝鲜王朝]] 第16任君主(1623年-1649年在位)。字和伯，号松窗，乳名天胤。本贯全州，生于[[ 海州]] ，是朝鲜宣祖[[ 李昖]] 之孙，定远君(朝鲜元宗)[[ 李琈]] 之子，光海君[[ 李珲]] 之侄。 | ||
| − | + | <p style="text-indent:2em;"> 李倧初封绫阳君，天启三年(1623年)与西人党金瑬、李贵等人发动宫廷政变(仁祖反正)，推翻伯父光海君，继承王位。天启五年(1625年)获[[ 明朝]] 册封 为朝鲜国王 。在位期间内忧外患不断，内部从李适之乱开始，各种叛乱或阴谋层出不穷;外部则处于明亡清兴的东亚剧变期，朝鲜遭遇[[ 后金]](清)的威胁与侵略，先后经历了丁卯胡乱和丙子胡乱两次蹂躏，李倧被迫在崇祯十年(1637年)向清朝皇帝皇太极行三跪九叩之礼，并接受[[ 清朝]] 册封为朝鲜国王，使朝鲜的宗主国从明朝变成清朝。 | |
| − | + | <p style="text-indent:2em;"> 顺治六年(1649年)，李倧薨逝，庙号仁祖(初定为烈祖)，谥号宪文烈武明肃纯孝大王(清朝赐谥庄穆，朝鲜内部不使用)，葬于长陵。 | |
| − | + | {{Infobox person | |
| − | + | | 姓 名 = 李倧 | |
| − | 李倧 | + | | 图像 = |
| + | [[File:李倧.jpg|缩略图|居中| | ||
| + | [http://p3.pstatp.com/large/pgc-image/15211787107822d1962fe40 原图链接] [https://www.toutiao.com/a6533481586879365636/ 来自今日头条网]]] | ||
| + | | 图像说明 = 李倧 |center | ||
| + | | 出生日期 = {{birth date and age|1595|12|07}} | ||
| + | | 出生地点 = 朝鲜黄海道海州 | ||
| + | | 逝世日期 = {{Death date and age|1649|06|17|1595|12|07}} | ||
| + | | 国籍 = 朝鲜王朝 | ||
| + | | 别名 = 天胤 | ||
| + | | 职业 = 皇帝 | ||
| + | | 知名作品 = 发动仁祖反正，登上王位;推广大同法、永定法等制度 | ||
| + | }} | ||
| + | == '''人物生平''' == | ||
| + | <p style="text-indent:2em;">'''早年生涯''' | ||
| + | <p style="text-indent:2em;">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十一月初七日， 李倧 出生于朝鲜黄海道海州，是定远君李琈之长子。当时正值壬辰倭乱期间，各王子被安置于海州，所以他就出生在那里。他深得祖父宣祖李昖的宠爱，从两三岁开始就被抚养于宫中，宣祖给他取名为倧，小字天胤。所谓"天胤"指上天的子嗣，据说当时还是王世子的光海君对这个小字颇感不悦，这也被视为宣祖的深意所在。他受学于舅舅具宬，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被宣祖封为绫阳都正，不久后晋升为绫阳君。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同南人出身(光海君时变成西人)的大臣韩浚谦之女(后来的仁烈王后)完婚。 | ||
| − | 别 | + | <p style="text-indent:2em;">光海君继位后，对王位威胁者不断展开肃清，定远君一家也不例外。李倧的弟弟、定远君第三子绫昌君李佺就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卷入谋逆事件而被迫害致死，甚至连定远君在塞门洞的家也因为有"王气"而被光海君夺去建造庆德宫(今庆熙宫)。 在这种状况下，定远君一家更加战战兢兢，只能忍辱负重以苟全性命，如李倧参加了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的"废母庭请"(大北派组织的请求光海君废黜仁穆大妃的请愿运动) ;而失去了儿子和宅邸的定远君也杜门不出，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底忧惧而死，据说李倧等原本打算安葬定远君于其母仁嫔金氏之侧，但因有人说仁嫔墓有"王气"而不得不临时埋在 别 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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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p style="text-indent:2em;">'''政变即位''' | |
| − | + | <p style="text-indent:2em;">主词条:仁祖反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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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p style="text-indent:2em;">不仅李倧一家战战兢兢，光海君与大北派的政治肃清令各方势力尤其是西人惴惴不安，而光海君的乱政及外交上拒绝援助明朝、秘密传书后金的行为导致众叛亲离，在这种情况下，武人李曙及申景禛(李倧表舅)决定发动政变，推翻光海君， 时 为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除了李倧及其舅舅具宏、表兄具仁垕外，他们还陆续拉拢了金瑬、崔鸣吉、张维、李贵父子等失意文臣及儒生沈器远、金自点等，势力在暗中不断壮大。 在此期间，政变势力内部曾产生推戴谁的争论，有人主张拥立 朝鲜 成宗的次子桂城君李恂的曾孙怀恩君李德仁，但因为政变的主导势力申景禛、具宏、具仁垕等都是李倧的近亲，所以最后还是李倧被选定为政变成功后接替光海君的人选。 | |
| − | 朝鲜 | ||
| − | + | <p style="text-indent:2em;">天启三年(1623年)三月十二日夜二更，政变计划正式启动，金瑬、李曙等已率从长湍等地带来的1000多名军队集合在汉城西郊弘济院，李倧也率领亲兵至延曙驿与其会师，接着在三更时攻入彰义门(汉城西北门)，由于负责汉城卫戍的训练大将李兴立在政变前已被收买，按兵不动，因此政变军顺利攻入昌德宫，并在宫中纵火。李倧在仁政殿阶上坐着胡床，指挥接下来的行动。他先命金自点、李时昉(李贵之子)去庆运宫(今德寿宫)向被幽禁在那里的仁穆大妃启禀"反正"之意，接着又派李贵、李德泂等具仪仗奉迎仁穆大妃，大妃不肯出来。此时出逃宫外的光海君父子被逮捕，李倧骑马带着被关在轿子里的光海君去庆运宫谒见大妃，在大妃面前伏地痛哭，表示自己有罪，大妃予以安慰，并命令将御宝传给李倧，李倧遂于三月十三日夜即位于庆运宫别堂。 次日先以仁穆大妃名义发表教书，废黜光海君，立李倧为王，然后李倧在庆运宫接受百官朝贺，颁布即位教书，大赦境内 ，是为 朝鲜 仁祖，这场政变也就被称为"仁祖反正"。 | |
| − | 朝鲜 | ||
| − | 出 | + | <p style="text-indent:2em;">'''李适之变''' |
| − | + | <p style="text-indent:2em;">仁祖继位后，处决了李尔瞻、郑仁弘等一大批大北派官僚及金介屎等光海君的宠姬宠臣，为临海君、金悌男(仁穆大妃之父)等政治牺牲品恢复名誉，并起用在光海君时期失势的李元翼、郑经世、李睟光等南人及徐渻、吴允谦等西人。接着就是对反正功臣的论功行赏，在天启三年(1623年)闰十月十八日策勋三等共53人，金瑬、李贵、金自点、沈器远、申景禛、李曙、崔鸣吉、李兴立、具宏、沈命世10人为一等，李适等15人为二等，朴惟明等28人为三等。对于这种结果，并非皆大欢喜，怨气最大的是李适。他是反正军的重要领导，但在"反正"后仅被任命为汉城府判尹，与其形成对照的训练大将李兴立，他只是被临时收买为内应，在"反正"时按兵不动，却被特授为工曹判书，等录勋结果出来时，李兴立名列一等功臣，李适屈居二等功臣，李适内心自然更加不平。 不久后，天启四年(1624年)正月十七日，前教授文晦等告发李适等人心怀不轨，当时李适以副元帅的身份 出 镇平安 道 宁边，仁祖决定先不动他，而是派人逮捕他的儿子李栴和同党韩明琏等人。当时李栴与其父李适都在宁边，正月二十四日，李适杀死仁祖派人逮捕他儿子的使者，正式起兵叛乱。李适麾下有12000余名精锐部队，起初势不可挡，直逼汉城，仁祖在二月初八日夜奉仁穆大妃并率宗亲百官仓皇逃往公州避难。次日李适入京，拥立兴安君李瑅(仁祖叔父)。然而李适旋即被都元帅张晚率领的官军击溃，李适父子及韩明琏等在逃亡途中被部下所杀。二月十八日，仁祖从公 州 返回汉城。 | |
| − | + | <p style="text-indent:2em;">李适之乱平息后不久，宗主国明朝方面也传来了对仁祖的利好消息。原来仁祖在"反正"之后立即派李庆全 出 使明朝，通报"反正"之事，并请明朝皇帝册封他为朝鲜国王;而明朝却认定其为篡位，延宕不予册封，在朝鲜使臣的恳求和驻扎朝鲜境内椵岛(皮岛)的明将毛文龙的帮助下，明朝从"联鲜制奴"的战略考虑出发，决定批准仁祖的册封。天启四年(1624年)四月 二十 日，仁祖从归国使臣那里获得了明熹宗的准封圣旨，翌 年 六 月初 三 日 由明朝使臣太监王敏政、胡良辅主持册封典礼，仁祖在国内的合法性也得以确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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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p style="text-indent:2em;">不过，仁祖治下的形势并不强于光海君，百姓生活并未明显改善，失望情绪在朝鲜社会不断蔓延。光海君时期权贵所掠夺的土地，仁祖不但不归还原主，反而听任反正功臣据为己有，人们叹息:"只是变了下主人而已啊!" 讽刺仁祖及反正功臣的歌谣也开始出现，如"嗟尔勋臣，毋庸自夸，爰处其室，乃占其田，且乘其马，又行其事，尔与其人，顾何异哉?" "孰谓清时?今亦昏时。昔在昏 时 ，爵人以贿。今在清时，爵人以私"。 在这种情况下，朝鲜卷入了明金( 清) 战争的旋涡中，对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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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p style="text-indent:2em;">'''两次胡乱''' | |
| − | + | <p style="text-indent:2em;">仁祖即位之前，后金已经攻陷了明朝的辽东，并窥伺辽西;明将毛文龙转进朝鲜境内的椵岛(皮岛)，对后金后方构成威胁。仁祖反正之际，仁祖政权斥责光海君忘恩背德，私通后金，并标榜 要 同明朝"协力讨虏"，但在实际上仍然采取对后金的不刺激政策，倒也相安无事数年。皇太极 成 为新任后金汗后，情况发生变化，首先皇太极一向 就 是后金内部的对朝强硬论者，再加上他继位后内部不稳，又发生饥荒，需要 发动 一场对朝战争来转移和缓解矛盾。于是在天启七年(1627年) 正 月，皇太极派其堂兄二贝勒阿敏率军进攻朝鲜，同时成为进攻对象的还有明镜毛文龙，史称"丁卯胡乱"。因为后金兵无法渡海，所以只攻陷了毛文龙在陆上的据点铁山 ， 对在岛 上 的毛文龙无可奈何; 而对朝鲜则势如破竹，从义州、安州、平壤一直打到黄海道的平山，仁祖率仁穆 大 妃和群臣避难于江华岛， 同 时命昭显世子分朝于全州。不过后金并不是要占领朝鲜全境，而是急于迫使朝鲜屈服后撤军，所以两国在短暂交战后展开了外交交涉，三月初三在江华岛达成盟约，双方结为兄弟之国，阿敏撤军时又擅自在平壤与朝鲜人质原昌君李玖另立一约，规 定 朝鲜向后金输岁币。不久，后金又要求朝鲜开市中江，与之贸易，朝鲜对这些要求无 法 拒绝，被迫一一答应。不过·，朝鲜与明朝的宗藩关系尚未因此断绝。 | |
| − | + | <p style="text-indent:2em;">但是，朝鲜与后金之间仍存在许多棘手的悬案，如朝鲜给后金输送的"岁币"偷工减料，被皇太极退回;朝鲜答应会宁开市，却迟迟不兑现;朝鲜放任越境采参和狩猎以及在后金逃人问题上的争端，等等。当然最重要的问题是朝鲜在明金之间的暧昧关系，即一面称臣明朝，一面与明的敌国后金修好，这种暧昧关系注定不能持久。崇祯八年(1635年)，皇太极征服蒙古察哈尔部，以获得传国玺为借口欲称皇帝，朝鲜自然不肯就范。崇祯九年(1636年)二月，皇太极派龙骨大(英俄尔岱)、马夫大(马福塔)及数十名蒙古人来朝鲜，借春信、吊祭(仁烈王后之丧)为名，劝朝鲜请皇太极进帝号，仁祖君臣对此反应强烈，坚决拒绝，后金使团灰溜溜地离开朝鲜。三月初一，被斥和情绪裹挟的仁祖晓谕朝鲜八道，痛斥后金"僭号"企图，命令官民做好抵抗后金的准备。 同年四月十一日，皇太极即皇帝位于盛京，改国 号 为大清，朝鲜春信使罗德宪、回答使李廓虽然被强迫参加贺礼，却拒绝三跪九叩，被皇太极遣返回国，清朝与朝鲜的紧张关系骤然升级。在随后的几个月时间里，朝鲜分化为金尚宪为首的斥和派与崔鸣吉为首的主和派，斥和派占朝鲜士大夫的绝大多数，但仁 祖 内心偏向主和派，所以在十月向清朝派遣译官送去国书，委婉地向清朝表达恳求和谈之意，却遭到皇太极拒绝，战争遂不可避免。在金(清)、鲜交涉走向破裂的过程中， 仁祖 一面命令平安道等地修缮城堡，防备入侵;一面强化对明关系，将斥绝后金之举转咨皮岛，得到明崇祯帝的"奖敕" ，并派金堉以冬至使出使明朝，请求明廷提供硝石、硫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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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p style="text-indent:2em;">此时，仁祖君臣已经后悔当初下谕斥和之举，准备再派使节疏通清朝，但皇太极已经不再给朝鲜时间了。崇祯九年(1636年)十二月，皇太极统率由满(7万)、蒙(3万)、汉(2万)组成的12万大军亲征朝鲜(一说实为34000人左右)，"丙子胡乱"爆发。由于朝鲜同清朝实力悬殊加上金自点等将帅的无能，清军不费吹灰之力就逼近汉城，十二月十四日，仁祖安排金庆征(领议政金瑬之子)等护送王世子嫔、两名大君、宫中女眷、大臣家眷等先到江华岛避难，自己在晚上出发。此时清兵先锋已经在汉城近郊活动，而仁祖御驾到江华岛需要两天，仁祖担心途中被清兵俘虏，所以选择就近逃到南汉山城，同时派崔鸣吉去清营谈判。此时仁祖还对战事抱有一丝希望，不愿无条件屈服，而是命八道勤王，然而在清军围城打援战术之下，各路勤王军无不败北。十二月二十九日，领议政金瑬率军千人出击，惨败，从此朝鲜军龟缩南汉山城不出，次日汉城不战而失守。皇太极所率主力已至，并以诏谕形式要求朝鲜投降。仁祖见在劫难逃，只好同清朝谈判，围绕出降问题，金尚 宪 为首的主和派和崔鸣吉为首的斥和派展开激 烈 争论。崇祯十年(1637年)正月二十三日，清军渡海攻陷江华岛，世子嫔及两名大君等都成了俘虏，这成为压倒仁祖君臣的最后稻草。正月二十八日，朝鲜接受了清朝提出的断绝对 明 关系、向清朝称臣纳贡的盟约。正月三十日，仁祖着青衣，出城投降，在三田渡向皇太极行三跪九叩之礼，然后改换穿皇太极所赐的貂裘谢恩。 从此，朝鲜成为清朝的属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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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陵墓 | + | <p style="text-indent:2em;">'''坎坷而薨''' |
| − | + | <p style="text-indent:2em;">丙子胡乱后，清军撤军，带走了作为人质的昭显世子、凤林大君(后来的朝鲜孝宗)与约50万朝鲜俘虏回国。力主斥和的洪翼汉、吴达济、尹集三学士也被带到盛京处死。此后朝鲜不仅向清朝称臣纳贡，还被迫出兵帮助清朝攻打明朝(皮岛海战、松锦之战)。仁祖在此后尽可能顺从满清之意，对耻于向满清称臣的大臣则深恶痛绝。他认为所受之辱都是斥和派造成的，直斥斥和派"误国" ，又说:"此辈(斥和派)以国之存亡置之度外，谋占美名，党同伐异，竟使宗国覆没，甚可恶也!" 与之相应的是重用主和派和亲清派，他在丙子胡乱后拜崔鸣吉为领议政，崔鸣吉因私通明朝被清朝抓走后又起用金自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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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p style="text-indent:2em;">仁祖政权的合法性也在两次胡乱后面临严重危机，由于仁祖反正本身的名义就是亲明排金，因此仁祖向满清屈膝自然使人们倍感失望。丙子胡乱后，朝中掀起了辞职和隐退的风潮 ，可见仁祖政权的形象在士林中一落千丈。另一方面的表现就是自丁卯胡乱后，叛乱阴谋层出不穷，天启七年(1627年)李仁居起兵江原道、崇祯元年(1628年)柳孝立等欲立仁城君、崇祯五年(1632年)柳应泂谋逆、崇祯六年(1633年)李时说欲立锦原令李倬、崇祯八年(1635年)李基安谋逆、崇德四年(1639年)贞明公主及宫人的诅咒事件、崇德八年(1643年)李挺海叛国事件、顺治元年(1644年)反正功臣沈器远欲立怀恩君、顺治三年(1646年)的姜嫔诅咒事件和安益信谋逆，等等，可以说是朝鲜王朝历史上谋逆事件最频繁的时期。这些谋逆事件基本在未然之时便被仁祖扼杀，其中仁祖可能毒死了他的儿子昭显世子，并不顾大部分大臣的反对，一意孤行，亲自下令赐死儿媳姜氏(愍怀嫔)，并把他三个孙子(昭显世子之子)通通流放济州岛，任其自生自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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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p style="text-indent:2em;">正如仁祖自嘲为"伤弓之鸟" 那样，他的最后几年就是在内外交逼中努力保住自己王位的极度缺乏安全感的心理下度过。顺治六年(1649年)五月初八日，李倧这位历经坎坷的朝鲜国王去世于昌德宫之大造殿，享年五十五岁，死后庙号初为烈祖，旋改仁祖，谥号宪文烈武明肃纯孝大王，大韩帝国时期在谥号前追上"开天肇运正纪宣德"八字。清朝赐谥"庄穆"，但是朝鲜并不把清朝当作真正的上国，因此终朝鲜王朝之世，此谥号以及清朝赐予朝鲜各王的谥号，都不为朝鲜所用。仁祖初葬于坡州北云川里的长 陵 ，后在英祖年间移葬交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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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为政举措''' == | ||
| + | <p style="text-indent:2em;">'''政治''' | ||
| + | <p style="text-indent:2em;">仁祖即位时，西人党因主导仁祖反正而成为当权的朋党，但仁祖吸取光海君时代大北派垄断朝政的弊端，故而在倚重西人功臣势力的同时亦登用南人党(李元翼、郑经世、李圣求、李敏求等)、小北派(南以恭、金荩国等)乃至未参加"废母庭请"的大北派(李庆全等)，并征召起用金长生、朴知诫为代表的"山林"儒士，维持着政局的平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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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p style="text-indent:2em;">仁祖朝的"党争"特色并不明显，后人总结"当时朝议，如元宗追崇及讲和斥和之议，虽有异同，不系西(人)、南(人)"。 因此当时政局的主要矛盾是功臣势力和非功臣士人之间的矛盾。 即便在功臣内部也存在对立，如金瑬和李贵、李时白父子的对立、金自点和沈器远的对立等。仁祖采取异论相搅之策，维持着自己的王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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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p style="text-indent:2em;">仁祖加强王权最具象征意义的措施是追崇父亲定远君李琈。仁祖反正之后，光海君被废黜而排出王统之外，仁祖是奉仁穆大妃而继位，故直接继承祖父宣祖的大统。仁祖虽然内心还是想追尊父亲为王，但碍于金长生等儒生的反对意见，所以在继位时只是追封其为大院君。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仁祖的生母启运宫具氏去世，朝廷围绕如何服丧的问题展开了争论，仁祖和李贵、崔鸣吉等绝大多数功臣主张按照子为父母的标准来服丧，而非功臣的士大夫则主张按为人后者为本生父母的标准来服丧，其后仁祖想亲自当丧主，又遭群臣反对。此时仁祖根基未稳，均作出妥协。崇祯元年(1628年)，仁祖以表达孝心为由，将追崇定远君的问题再次提出来，引起群臣强烈反对，理由是定远君没有功德，仁祖自己也还没建立起功德，没有资格进行追崇。但随着仁祖王权的逐渐稳固，再加上得到了李贵、崔鸣吉等功臣的大力支持，所以到了崇祯五年(1632年)时就无需顾忌反对意见，断然下令追封定远大院君为元宗大王，启运宫具氏为仁献王后，崇祯六年(1633年)获明朝承认，崇祯八年(1635年)祔庙，仁祖总算如愿以偿，通过追崇父母而强化了王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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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p style="text-indent:2em;">'''经济''' | ||
| + | <p style="text-indent:2em;">光海君时期曾将按户头征收贡物的贡纳法改为按土地征收粮食的宣惠法，并在京畿道率先实行。仁祖反正后，这一新法改称"大同法"，并计划推行于全国，首先在江原道、忠清道、全罗道实行，设三道大同厅进行管理。然而由于两班地主阶级的强烈反对，仁祖不得不在天启五年(1625年)中断了在忠清道和全罗道推行的大同法。此后经历孝、显、肃三朝，大同法才被推广于朝鲜全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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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p style="text-indent:2em;">仁祖时期处于壬辰倭乱留下的创伤尚未恢复、朝鲜又面临新威胁的时期，国防费用、明朝勒索的银子和后金(清)勒索的岁币及粮饷都不是小数目，因此扩充财政成为仁祖政权的当务之急。崇祯七年(1634年)，仁祖下令丈量和清查三南(忠清、全罗、庆尚三道)土地，以确保税源。次年实行"永定法"，即废止了世宗朝规定的"年分九等"征收田税的规定，无论丰年还是凶年都按"田分六等"的规定来征收田税。仁祖为了扩大财源，松动了庶孽禁锢法，颁布《许通事目》，允许庶孽通过纳粟来换取科举考试的参与资格。此外，仁祖还积极开采咸镜道端川银矿，并允许民间私自采掘银矿，由户曹征收税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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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p style="text-indent:2em;">当时，在朝鲜社会作为货币来流通的布匹数量严重不足，于是在崇祯六年(1633年)，仁祖听从户曹判书金起宗的建议，命令常平厅铸铜钱，以取代布匹的货币地位，是为常平通宝的滥觞，却因"廷议多歧"，很快中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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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p style="text-indent:2em;">仁祖时期，全球进入小冰河期，朝鲜自然不例外。如崇德六年(1641年)四月备边司在向仁祖报告时惊呼:"今夫八路大旱之灾，出于三年凶歉之后，两麦已枯，四野尽赤，此诚前古未有之大变也!" 除了不少人因饥荒而饿死外，死于随饥荒而来的瘟疫的人也不在少数，一些地方已出现小规模骚动，有大臣担忧此为"赤眉、黄巾之渐"。 但仁祖对此束手无策，顶多采取削减百官俸禄、中止武器制造之类的措施，并从崇德二年(1637年)后几乎年年祈雨，所幸并未演变为全面的社会动荡。此外每逢灾异，仁祖还下教求言，虽然都表示采纳，却几乎无一付诸实施，引发朝臣不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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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p style="text-indent:2em;">'''文化''' | ||
| + | <p style="text-indent:2em;">仁祖在位时，刊行了《皇极经世书》、《东史补编》、《书筵备览》等书籍。同时修复了因壬辰倭乱而毁损的祭器、乐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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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p style="text-indent:2em;">仁祖时期的朝鲜也通过中国进一步接触了西方文化。宣祖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朝鲜朝天使臣李光庭就已经认识了利玛窦，但只是带回来了《坤舆万国全图》而已。朝鲜真正意义上接触西洋文化始于仁祖朝。崇祯三年(1630年)，仁祖为慰问刚从己巳之变解脱出来的宗主国明朝而派遣陈慰使郑斗源出使北京，郑斗源在明登莱巡抚孙元化幕下接触了葡萄牙传教士陆若汉，翌年他带回了《治历缘起》、《天问略》、《利玛窦天文书》、《千里镜说》、《职方外纪》、《西洋国风俗记》、《西洋国贡献神威大镜疏》、《天文图南北极》、《天文广教》、《万里全图》、《红夷炮题本》等著作及千里镜、自鸣钟、西炮、焰硝花、紫木花等新鲜事物。 此时仁祖正忧心忡忡于后金的威胁，所以只重视其中的西炮(红夷炮)，并为此嘉奖郑斗源。 谏官们则认为这些不过是奇技淫巧，不值得嘉奖，但被仁祖驳斥。 丙子胡乱后，昭显世子入清为质八年之久，也通过汤若望而接触了西方科技与文化，不过由于回国后很快暴死而没有发挥作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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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p style="text-indent:2em;">'''军事''' | ||
| + | <p style="text-indent:2em;">仁祖时内外变乱不断，不得不在军事上有所强化。在军制方面，仁祖即位之时的中央军只有训练都监，仁祖扬言要亲征后金，与明朝"协力讨虏"，于是以李贵为御戎使，招募军队，后来形成了御营军;李适之乱后，为了加强国王的宿卫，又增设总戎厅;在修筑南汉山城的过程中，又增设守御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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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p style="text-indent:2em;">在军额方面，仁祖一度实行了号牌法，即清理男丁、发放号牌以便民众为国家服役的政策。光海君时也曾实行此法，但因大北派的反对而作罢。西人党通过仁祖反正推翻大北派后，屡次建议仁祖实行此法，以加强对基层的控制、防止人民的流失，进而确保军额(军队数量)，以应对迫在眉睫的危机，如李贵在天启四年(1624年)指出:"当今之时，莫如先行号牌。若不行此法，民皆逃役，无以为国。" 但仁祖担心这样会扰乱民心，便犹豫数年而未能实行，并打算实行军籍法(将两班列入军役)，却遭到大臣的反对。直到天启六年(1626年)七月，备边司向仁祖呼吁了"目今纲纪日益解弛，民心日益涣散，豪猾奸巧之徒，视朝廷如儿戏，政令之下，必先訾议;在上之人，不加深察，遽自疑惑，任长其骄顽无上之习，终至于委靡畏缩，拱手待亡，有识之士，莫不解体，诚可痛心" 的现状，使仁祖下定决心实行号牌法，于是设立号牌厅，交给主张号牌法最力的李曙、崔鸣吉负责，并采取严格的措施来落实，如规定丢失号牌将杖一百，在不到一年内有40余人因违反号牌法而死 ，甚至还严惩了一名对号牌法公开不满的地方两班安由慎。 号牌法实行仅过了一年半就发生了丁卯胡乱，仁祖在战争期间所下的罪己教书中不得不承认冒进推行号牌法为失误 ，于是再未实行此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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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p style="text-indent:2em;">在武器方面，仁祖延续发展火器的方针，大力制造鸟枪，在天启七年(1627年)朝鲜每年生产1000柄鸟枪，到崇祯九年(1636年)每年生产2000柄，不仅如此，仁祖还多次从日本购入鸟枪。丙子胡乱后的崇德六年(1641年)，朝鲜拥有的鸟枪数量已达50000柄。 同时由于明朝限制输出硫磺、硝石，仁祖委派反正功臣完丰府院君李曙负责研制、自力更生，并于崇祯四年(1631年)设别造厅于军器寺，专门负责制造火器并突破火药的技术难关。一个叫成根的军官从辽东难民那里习得焰硝制造之法，为李曙所采纳。崇祯八年(1635年)，李曙编成《火炮式》，收录各种火器的制作和使用方法，并附以谚解(朝鲜文译本)，附录"新传煮取焰硝方"。然而翌年即爆发丙子胡乱，此书未能派上太大用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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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p style="text-indent:2em;">崇祯四年(1631年)，仁祖从陈慰使郑斗源那里得到红夷炮，喜出望外，但在研制方面未有进展。崇祯元年(1628年)，荷兰水手朴渊(Weltevree,J.J.)等三人漂流至朝鲜，仁祖将他们用于制造包括大炮在内的各种武器，丙子胡乱时效力于训练大将具仁垕麾下，除朴渊外的两人都战死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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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p style="text-indent:2em;">朝鲜在鸟枪方面的运用更胜一筹，曾在丙子胡乱时击毙清朝额驸扬古利，此点亦为清人所重视，经常征调朝鲜鸟枪手作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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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p style="text-indent:2em;">在战略方面，丁卯胡乱之后仁祖采取的主要战略是让出大路、修筑山城、配以火器的防守战略，如移义州于白马山城、移平壤于慈母山城、移黄州于正方山城、移平山于长寿山城，同时强化江华岛和南汉山城两大要塞的防御工事，但在强大的清军面前无济于事。仁祖早就担心清军会直捣汉城 ，丙子胡乱时清兵果然采取此种战略，导致朝鲜土崩瓦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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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p style="text-indent:2em;">'''外交''' | ||
| + | <p style="text-indent:2em;">对明朝 | ||
| + | <p style="text-indent:2em;">仁祖年间，随着后金(清)的兴起，延续两百多年之久的明朝与朝鲜的宗藩关系也进入尾声。仁祖反正时的一个大义名分就是光海君忘恩背德、欺瞒明朝，因此仁祖继位后表现出更加亲明的姿态。然而，明朝却认为仁祖篡夺了明朝册封的合法国王光海君的位置，不愿承认仁祖王位，甚至有"声罪致讨"的主张。仁祖继位后，以仁穆大妃(昭敬王妃)的名义上奏明朝，通报仁祖反正的情况，并派李庆全赴明请封。明朝决定先派人调查，由于得到驻扎朝鲜境内椵岛(皮岛)的明将毛文龙的协助，朝鲜的请封得到明朝批准，但明朝并未立刻派出册封使。于是仁祖又派李德泂出使明朝，请求派遣册封使并下赐诰命、冕服，明朝终于答应，以太监王敏政、胡良辅为册封使赴朝鲜，在天启五年(1625年)六月初三日举行了册封仁祖为朝鲜国王的仪式，总算解决了拖了两年的悬案。为了打点这两位贪婪的太监，朝鲜凑够了13万两白银赠送给他们，这对朝鲜而言无疑是巨大的负担。 天启六年(1626年)，明朝使臣姜曰广、王梦尹以庆祝皇子诞生宣诏于朝鲜，并协调强化朝鲜与明朝共同抗金的同盟关系，此次是明末罕见的没有勒索朝鲜银子的使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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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p style="text-indent:2em;">天启七年(1627年)发生了后金入侵朝鲜的丁卯胡乱，朝鲜被迫与后金结为兄弟之国，但是并未断绝与明朝的宗藩关系，而且将丁卯胡乱的经过上奏明廷，新继位的崇祯帝也谅解了朝鲜的权宜之计，并命朝鲜协助明朝抵御后金。 此后明朝与朝鲜依旧保持宗藩往来，明朝在崇祯七年(1634年)派遣太监卢维宁去朝鲜册封昭显世子，又勒索了朝鲜几万两银子。崇祯九年(1636年)九月，携带崇祯帝"奖敕"(嘉奖朝鲜斥绝后金之举的敕书)的登莱监军道黄孙茂来朝鲜宣敕，此为最后一次派往朝鲜的明朝正式使节。朝鲜亦依前例不断遣使朝贡明朝，崇祯九年(1636年)以金堉为冬至使赴明，是年冬发生丙子胡乱，使团无法立刻回国，直到崇祯十年(1637年)五月才在明朝水师的护送下回国。此为最后一次派往明朝的朝鲜贡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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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p style="text-indent:2em;">不过明朝与朝鲜的关系并未因后金的威胁而成为同仇敌忾的联盟，相反在暗中互相猜疑、防备。原本自壬辰倭乱以来，明朝允许朝鲜使臣购买硫磺、硝石，朝鲜依赖明朝输入的硫磺、硝石来制造火器。崇祯四年(1631年)，被后金俘虏又逃回明朝的将领黑云龙报告了朝鲜与后金贸易往来的情况，促成了明朝对朝鲜的贸易封锁。崇祯五年(1632年)冬至使金蓍国来华时，明朝反复于允与不允之间，最终派太监没收了朝鲜使臣已经得到的焰硝。 朝鲜上表向明朝喊冤，请求解禁。 到了崇祯七年(1634年)，崇祯帝明确拒绝批准向朝鲜输出硝黄，使朝鲜终未能如愿。 此外，崇祯二年(1629年)袁崇焕斩毛文龙后，将朝鲜的海上贡路的中转站由登州改为自己辖下的觉华岛，以强化对朝鲜的控制，防止朝鲜、东江(皮岛)、登莱三方串通一气。直到崇祯九年(1636年)金堉出使明朝时，仍在呼吁明朝改贡路、输硝黄，由于丙子胡乱的爆发，无果而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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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p style="text-indent:2em;">仁祖时期，朝鲜的明朝之间最棘手的问题还是东江问题。明朝用来牵制后金、联络朝鲜的东江镇开府于朝鲜椵岛(皮岛)，一直被朝鲜视为祸根。然而仁祖继位时，需要得到明朝册封而依赖东江平辽总兵毛文龙的协助，所以表面上的关系还算融洽，毛文龙也先后三次上奏明廷，为仁祖请封做出很大贡献，仁祖则在册封前夕的天启五年(1625年)四月为毛文龙立颂德碑于安州。 不过，仁祖政权从一开始就判断毛文龙没有牵制后金的实力，只能给朝鲜带来麻烦，加上毛文龙部下本身也有强买强卖、劫掠朝鲜等不法行为，两者关系因而很快转入紧张，丁卯胡乱时，朝鲜抱怨毛文龙不及时来救，毛文龙则认为朝鲜引导后金来攻击他，双方的矛盾陡然升级。仁祖嘱咐都元帅郑忠信说:"西路(平安道)之事，非但胡也，毛将终必贻祸我国，其地将领不可不预备以待之。" 也就是将后金和毛文龙共同作为朝鲜的防备对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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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p style="text-indent:2em;">毛文龙死后，东江镇虽仍然存在，但内乱不断，实力锐减，因此朝鲜和东江镇的关系相对缓和。刘兴治叛乱时，仁祖以报皇恩为由企图出兵讨伐 ，却因刘兴治被明朝招抚而中止出兵计划;后来孔有德、耿仲明叛逃后金，仁祖协助东江镇进行围追堵截，为此遭到皇太极的责难。 不过仁祖始终对东江镇乃至明朝的援助不抱希望，所以尽管表面上朝鲜和明朝互通音讯、往来密切，实际上两国间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同盟行动，甚至在丙子胡乱后朝鲜还在清朝的裹挟下参与皮岛海战、攻灭东江镇。丙子胡乱后的崇德二、三年，明将陈洪范两次秘密联络朝鲜，要求朝鲜和他一起抗清，第一次仁祖虽然冒着清朝的问罪的风险而予以回复，但还是委婉拒绝其要求，第二次只派林庆业去请求明朝人不要再来朝鲜，拒绝回信与答礼。崇德六年(1641年)后，明将王武纬两次秘密出使朝鲜，要求朝鲜与明朝共同抗清，仁祖亦不敢答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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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p style="text-indent:2em;">当然，仁祖并非对明朝恩断义绝。仁祖反正后，每月助饷于东江镇，此后尽管对东江镇极其不满，也从未中断过对东江镇的支援接济，仅在毛文龙生前就为其提供米谷268700余石。 丙子胡乱后，由于清朝强制征兵于朝鲜，仁祖与崔鸣吉合谋派僧侣独步秘密赴明，转达朝鲜的苦衷，恳求明朝的谅解。崇德三年(1638年)正月初一，仁祖还在宫中设牌位，西向中原哭拜 ，可见仁祖在感情上无疑是倾向于明朝的，只是在制定对明政策时不得不基于实力对比和本国利益出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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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p style="text-indent:2em;">对后金(清) | ||
| + | <p style="text-indent:2em;">仁祖继位后，标榜亲明排金，故中止了光海君时期对后金的国书往来，表示要和明朝"协力讨虏"，以后金为假想敌来强化军备，甚至仁祖表示要"亲征"后金。 不过，这只是一种姿态而已，仁祖政权没有勇气与实力去招惹后金，所以实际上采取的是尽量避免刺激后金的政策。一个代表性事例是天启四年(1624年)四月，毛文龙要派人去咸镜道巡边，朝鲜君臣生怕其挑衅后金而惹祸，不仅仁祖亲自劝阻，备边司也拟定了回避策略，以备毛文龙征朝鲜兵的情况。 然而朝鲜与后金关系的主动权并不掌握在朝鲜手上。后金新君皇太极继位后，于天启七年(1627年)派阿敏等讨伐朝鲜及毛文龙，史称丁卯胡乱。虽然毛文龙未被其消灭，可是朝鲜却连战连败，仁祖被迫逃亡江华岛，并向后金屈服，与其使者刘兴祚(刘海)缔结两国结为兄弟的盟约，其后更不得不向后金纳岁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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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p style="text-indent:2em;">朝鲜的后金的兄弟关系只是同床异梦而已，两国外交摩擦不断。丁卯胡乱后，尽管后金释放了大部分朝鲜被掳人口，但仍有上万人被后金扣作人质，要求朝鲜或以后金逃人交换、或以米粮赎回，朝鲜被迫选择后者，至于后金逃人问题，朝鲜虽表示允诺交出，却又以难以找回散落各地的逃人为由搪塞，交出极少，令后金不满。在开市问题方面，朝鲜自崇祯元年(1628年)同后金开市于义州，但在时间、价格、场所上多有争端，如原约为春秋开市，然而后金后来又要求夏季也开市，两国为此一直僵持;价格方面两国也按各自有利价格而争论;场所上后金要求咸镜道会宁也开市，朝鲜坚持拖延不开。在给后金的"岁币"上，皇太极嫌弃朝鲜的礼物偷工减料，崇祯四年(1631年)朝鲜在春秋两次纳岁币时，皇太极都干脆拒绝接受，引发两国关系紧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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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p style="text-indent:2em;">丁卯胡乱后，朝鲜对后金的敌视有增无减，仁祖和大部分反正功臣虽然不想和后金失和，但非功臣士人则大力标榜"斥和"，形成了主和派和斥和派。崇祯九年(1636年)皇太极自称皇帝、建号大清，胁迫朝鲜"劝进"并将兄弟之国变成君臣之国，导致朝鲜内部的斥和情绪达到顶峰，仁祖也被这种情绪所感染，拒绝接见来要求朝鲜劝进的金使龙骨大(英俄尔岱)、马夫大(马福塔)等，并在三月初一下达以"绝和备御"为要旨的谕书。四月十一日皇太极登极大典上，朝鲜春信兼回答使罗德宪、李廓拒绝跪拜，六月十七日，仁祖更向清朝发出斥责其败盟的"檄文"，两国关系濒临破裂。就在斥和派呼声高涨、主和派大多缄默的情况下，崔鸣吉疾呼不可刺激清朝，仁祖在其影响下也冷静下来，逐渐偏向"守和"，并依崔鸣吉建议派遣译官于清朝，沟通缓和两国关系，并罢免了反对者弘文馆修撰吴达济。十月入清的译使朴仁范等所携国书被皇太极拒绝接受，仁祖仍不放弃沟通努力，又派朴兰英出使清朝。此时大掠明朝的清军已经凯旋，皇太极决定亲自出兵征讨朝鲜，故在朴兰英前往清朝的途中，丙子胡乱就爆发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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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p style="text-indent:2em;">自清军先遣部队渡过鸭绿江不到五日就兵临汉城，仁祖先将自己和大臣的家眷安置于江华岛，等他自己要去江华岛时，则因担心被清军俘获而转向南汉山城避难。崔鸣吉前往清营，与清将劳萨、马福塔等周旋，使仁祖得以顺利转进南汉山城。仁祖于十二月十四日躲入南汉山城后，仍主张"宜一番决战" ，不肯轻易就范，十二月二十九日，领议政金瑬领兵千余人自北门出击，此时皇太极率领的清军主力已经赶到，朝鲜大败，次日汉城也几乎不战而下，南汉山城彻底成为被清军围困的孤城。各地援兵也陆续被清军打败。皇太极三次下谕劝降朝鲜，四面楚歌的仁祖只有选择投降一途，但主和派崔鸣吉和斥和派金尚宪还在围绕讲和条件而争论不休。崇祯十年(1637年)正月二十二日，随着江华岛陷落、仁祖与大臣家眷被一网打尽，仁祖不得不无条件投降，在接受了清朝提出的条件(即《南汉山城条约》)后，于正月三十日在汉江南岸的三田渡向皇太极行三跪九叩之礼，标志着朝鲜成为了清朝的属国，战后50万朝鲜人被清军掳走。崇德二年(1637年)十一月二十日，仁祖正式接受清朝册封为朝鲜国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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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p style="text-indent:2em;">此后仁祖尽量顺从清朝要求，如交出斥和派三学士(洪翼汉、吴达济、尹集)由清朝处死、送昭显世子和凤林大君为人质、树立大清皇帝功德碑、强制要求大臣使用崇德年号并将不使用者罢职、后更要求公家祝祭也使用清朝年号(但后来朝鲜的祭祀、 墓 葬等阴事普遍遵用"崇祯后纪元")。 跟朝鲜与明朝徒有其名的同盟关系恰恰相反，尽管朝鲜极不情愿地臣服清朝，却多次实实在在地为清朝卖命。丙子胡乱结束后，清朝就命朝鲜出兵配合清军剿灭皮岛的明军(皮岛海战)，崇德三年(1638年)发生库尔喀部酋长加哈禅(朝鲜称庆河昌)等叛逃熊岛(今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俄罗斯岛)，清朝命朝鲜由庆兴府出动舟师一千予以剿灭。此后清军围困明朝在辽西的松山、锦州等据点，要求朝鲜出动舟师运饷，仁祖消极抵制无效后被迫顺从，出兵5000人助清攻明。皇太极留其中1500人(其中1000人为炮手)，由朝鲜平安兵使柳琳统率参与松锦大战，朝鲜还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筹措粮食和马匹以转运至锦州前线。清军入关后，由于北京所储粮食大部分被李自成军掠走，江南漕运又不通，导致清朝粮食短缺，为此清朝向朝鲜征粮20万石，后经讨价还价，折半为10万石，朝鲜迅速海运至北京，缓解了清朝的燃眉之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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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p style="text-indent:2em;">由于仁祖小心翼翼地处理对清关系，所以丙子胡乱后的两国关系尽管也有波折(如清朝数落朝鲜十二罪状、抓走崔鸣吉等通明大臣与金尚宪等斥和派等)，不过总体而言还是平稳过渡了明亡清兴的关头，因此清军入关后多尔衮就下令削减朝鲜的贡品、放回朝鲜的人质、减轻对朝鲜的控制。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拜仁祖后期的对清事大政策所赐，朝鲜王朝的社稷的固有习俗得以保全，但同时也导致仁祖政权的合法性面临危机、在反清气氛浓厚的朝鲜国内声望大跌，这也是后来孝宗即位后大力标榜北伐论以凝结人心的一个背景原因所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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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p style="text-indent:2em;">对日本 | ||
| + | <p style="text-indent:2em;">仁祖朝延续并深化了光海君时代的对日和解政策，但因丙子胡乱的爆发而产生波折。就在仁祖反正那一年，德川幕府第三代征夷大将军(朝鲜称"关白")德川家光袭职，负责日朝外交的对马岛于同年冬派源智次出使釜山，祝贺仁祖即位，并将德川家光袭职之事通报朝鲜，希望派遣通信使以维护德川家光的地位。 不久朝鲜爆发李适之乱，李适军中的"降倭"发挥了很大的威力，因此在仁祖逃亡途中，朝臣李廷龟和吴允谦主张借兵日本，仁祖病急乱投医，竟一度同意，特赦有罪之臣李景稷并派其去东莱倭馆借兵，后因有所顾虑及叛乱被迅速镇压而未付诸实施。 但"降倭"的威力还是给仁祖政权很大的冲击，所以在乱后不仅赦免"降倭"，还将本来推迟派遣的通信使定为立刻派遣，以郑笠、姜弘重、辛启荣为三使臣赴日祝贺德川家光袭职，名目依然跟之前两次一样是"回答兼刷还使"，任务还有刷还壬辰倭乱时期的朝鲜俘虏。此举开启了朝鲜祝贺将军袭职的先河。另外仁祖还需要从日本购入鸟铳等武器。仁祖继位后采取的对日亲善政策虽然是为了稳定政权起见，但客观上促进了日朝关系进一步正常化，同时由于朝鲜国内仇日情绪甚重，仁祖的对日亲善政策也遭到一些士大夫的批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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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p style="text-indent:2em;">当时，后金对明和朝鲜的侵略已为日本所知。丁卯胡乱后，对马岛提出出兵援助朝鲜，被仁祖拒绝。此时日本德川幕府一直致力于恢复同明朝的关系，所以对马岛方面又提出了"平辽通贡"的主张，即日本帮助明朝击退后金以使明日邦交正常化，并于崇祯二年(1629年)派僧侣规伯玄方等出使朝鲜，请为其"平辽通贡"开路，仁祖允许其来汉城(这是壬辰倭乱后到高宗时唯一一次进入汉城的日本使节)，但是不接受其要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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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p style="text-indent:2em;">崇祯五年(1632年)发生柳川一件，对马岛私交朝鲜之事被其家老柳川调兴告发，德川幕府中断了向朝鲜的岁遣船，此种非常事态引发了朝鲜对日本入侵的恐慌，仁祖甚至下令在南部三道筑城以防备日本入侵。崇祯八年(1635年)柳川一件解决后，仁祖于十一月初六、初七日召集大臣讨论日本侵略朝鲜的可能性，仁祖显得很乐观，判断日本"无可忧之端"。 翌年正月停止南部三道的筑城工程。 崇祯九年(1636年)，仁祖还应日本邀请，以任絖、金世濂、黄戾为通信使，赴日祝贺日本国"泰平"，这是壬辰倭乱结束后首次以"通信使"为名的使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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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p style="text-indent:2em;">随着丙子胡乱爆发，朝日关系又发生微妙变化。对马岛得知丙子胡乱的消息后，再度提出派遣援兵的建议，朝鲜方面撒谎说清军大败，被迫乞和。 日本人不相信，崇德二年(1637年)十二月对马岛使节平成连提出包含七款条目的书契，涉及朝鲜与明、清的关系以及交涉礼仪的对等化。 仁祖拒绝向日本透露朝鲜臣服清朝的事实。 此后朝鲜在与日本的交往过程中一直使用崇祯年号，直到明亡为止，目的就是不让日本人知道朝鲜在丙子胡乱中战败。 顺治三年(1646年)，朝鲜应清朝要求将漂流到清朝的日本商人国田兵右卫门等送回日本，仁祖才发觉事情难以隐瞒下去，遂在翌年指示官员许积将其臣服清朝的事实向对马岛和盘托出。 另一方面，朝鲜也对清朝要求其引导日本与清朝交往的要求虚与委蛇，尽量不让日本卷入朝鲜半岛事务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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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p style="text-indent:2em;">以丙子胡乱为界，仁祖对日本的态度也由乐观转为警惕，并采取拒绝对马岛提出的七款条目的强硬政策，甚至企图依靠清朝来防备日本。 反之，许多大臣主张联合日本对抗清朝，如赵䌹即认为日本是可以用来"复仇雪耻"(指向清朝复仇)的"邻援"。 仁祖不顾大臣们的反对，执意贯彻自己亲清防日的政策，主动地向清朝汇报日本国情，先后十次呈上"倭情咨文"，渲染"日本威胁论"。崇德八年(1643年)，仁祖虽应邀派遣通信使尹顺之、赵䌹、申濡东渡日本，祝贺德川家光得子，却趁机搜集日本情报并汇报给清朝。仁祖实行上述举措的目的就是构筑清朝和朝鲜共同防备日本入侵的合作机制。其时日本德川幕府在听说清军入关后，也存在假道甚至直接攻打朝鲜的构想，这类风闻通过对马岛传入朝鲜，无疑会进一步引起仁祖对日本的警惕 ，但日本最终对大陆局势采取旁观政策，故朝日关系亦未因这些波折而恶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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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轶事典故''' == | ||
| + | <p style="text-indent:2em;">'''脚入羹中''' | ||
| + | <p style="text-indent:2em;">仁祖年幼时，受学于舅舅具宬。具宬家贫，雇不了人煮羹汤，于是就让学生们轮流煮羹汤。有一次仁祖煮羹汤，差不多快煮好时，看见有客人进来了，手忙脚乱之中不小心把穿着袜子的脚伸进羹里，客人们都不想喝他做的羹汤，仁祖却说:"这是我辛辛苦苦做的，不应该扔了，况且我的脚是穿着袜子的，怎么会脏呢?"于是怡然喝下他所煮的羹汤，在座者无不惊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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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p style="text-indent:2em;">'''因画识人''' | ||
| + | <p style="text-indent:2em;">仁祖年少时，祖父宣祖让诸王子王孙作画，仁祖画了一匹在柳树下的马。其后宣祖将没有署名的王子王孙的书画作品出示给重臣李恒福观看。李恒福挑了仁祖的画作并带回家，后来又出示给其下属金瑬，问他画得如何，金瑬觉得画笔很稚嫩，对该画评价不高，可李恒福却说:"我不这么认为，希望你拿回去，必须要找到画主再给他。"金瑬就把这幅画拿回家并挂在客厅，每逢来客就问，但过了很久都没人认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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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p style="text-indent:2em;">有一次雷雨天，还是绫阳君的仁祖临时到金瑬家中避雨，之前他与金瑬并没有交情。仁祖看到挂在客厅上的画，就说:"这画我看见过呀!"金瑬问他是谁画的，仁祖不明说，只请求取走画，金瑬不给。其后仁祖又来拜访并索取画作，金瑬还是不给，但念在他身为宗室王孙，出于情面还是回访了仁祖，就这样一来一往之中，仁祖和金瑬的情谊就逐渐确立并稳固了，以至于共谋政变，推翻光海君，金瑬居功第一，被封为升平府院君。有一次仁祖在酒宴中对金瑬说那画是他画的，金瑬大惊，然后找李恒福(当时已故)的儿子询问情况，才得知了李恒福让他追随仁祖成就大事的用意，并佩服李恒福能看出画中王者气象的慧眼。 | ||
| + | |||
| + | <p style="text-indent:2em;">'''恩怨分明''' | ||
| + | <p style="text-indent:2em;">光海君时期，还是绫阳君的仁祖处境不妙，百计求生。仁祖的弟弟绫昌君李佺出事后，光海君的妻舅柳希奋的宠妾趁机来索取贿赂，仁祖为此倾家荡产去巴结，仍于事无补。有一次柳希奋赴其姐夫赵国弼在江亭所设宴会，仁祖听说后，为了营救绫昌君，赶紧跑去离家十里的江亭求见柳希奋，柳希奋借口喝醉而不见，赵国弼劝柳希奋好歹见绫阳君一面，柳希奋不听，于是赵国弼出门见了仁祖，并给他送上酒菜。仁祖反正后，有人说柳希奋没有参加废母之议，为其求情，仁祖坚决要求处死他;赵国弼则被流放庆尚道迎日，仁祖曾一度下令赦免他，但因台谏反对而收回成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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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p style="text-indent:2em;">'''代笔赐字''' | ||
| + | <p style="text-indent:2em;">据说仁祖"文章甚高"，但跟其他朝鲜国王热衷赋诗作文不同，仁祖"未尝作一句诗"，也不愿留下笔迹，哪怕是给臣下的批旨也是让内侍誊写，然后把自己写的草稿撕毁后丢进水里。在汇集历代朝鲜国王诗文的《列圣御制》中，仁祖仅留下7篇文章，大多是书信，留下的御笔也很少。崇德七年(1642年)，日本邀请仁祖为供奉德川家康的日光山东照神宫题字。仁祖让其叔父义昌君李珖捉刀代笔，写"日光净界彰孝道场"八字冒充"御笔"送给日本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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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p style="text-indent:2em;">'''抚慰金瑬''' | ||
| + | <p style="text-indent:2em;">丙子胡乱时，时任领议政金瑬之子金庆征负责守卫江华岛，结果江华岛被清军攻破，仁祖和大臣的家眷当时都在江华岛，因而蒙受被清军俘虏之耻。战事结束后，大臣们纷纷要求处死金庆征，仁祖看在金庆征是金瑬独子的份上，不忍处死，但终究拗不过反对之声，将金庆征赐死，金瑬也被迫引咎辞职。仁祖多次秘密召见表兄具仁垕并询问:"金公无不平意耶?"让他注意观察金瑬的动向，对金瑬的赏赐也比以前多出数倍。金瑬也闭门谢客，处事低调，故能善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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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历史评价''' == | ||
| + | <p style="text-indent:2em;">'''总评''' | ||
| + | <p style="text-indent:2em;">朝鲜王朝时期，出于为尊者讳的因素，加上后世的朝鲜君主皆出自仁祖一系，所以当时对仁祖只能采取正面评价，其庙号为"祖"本身就是一种高度评价的盖棺论定。而在现代的朝鲜半岛，对仁祖则普遍倾向负面评价。采取阶级史观的北朝鲜自不待言，韩国也是普遍否定仁祖。仁祖的三田渡之降不仅依然被视为国耻，仁祖本人更被认为要对此负最大责任，光凭这一点就为以民族主义为政治正确的当代韩国所不容。对仁祖的否定评价还与对另外两个人的评价上升直接挂钩，那就是光海君和昭显世子。韩国的主流观点是:光海君采取灵活卓越的外交政策，可以使朝鲜免受后金(清)入侵，而仁祖则囿于仁祖反正的大义名分而陷入对明义理的局限中，故无法像光海君那样发挥灵活卓越的外交政策，导致朝鲜蒙受后金(清)入侵的劫难 ;此后昭显世子在清朝接触了西方先进文物并对其产生浓厚兴趣，使朝鲜出现了提前近代化的可能性，仁祖则被考证出是害死昭显世子的幕后真凶，进而扼杀朝鲜近代化的萌芽的账也被算在仁祖头上。 仁祖在两次胡乱时逃跑、降服及害死昭显世子夫妇使他在当代韩国被视为执着权力、刻薄无情、罔顾百姓的昏君。如此一来，仁祖成为朝鲜王朝27代君主乃至朝鲜半岛历史的君主中形象最差的一位。只有极少数学者(如吴恒宁)对仁祖以肯定评价为主，认为他只是遭遇了一些不幸的历史条件而失败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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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p style="text-indent:2em;">'''历代评价''' | ||
| + | <p style="text-indent:2em;">郑载仑(朝鲜孝宗驸马即仁祖孙女婿):仁祖慎赏罚，惜名器，颦笑不苟。 | ||
| + | <p style="text-indent:2em;">李成茂(当代韩国学者):在守护与确保正统性这点上，像仁祖这种程度的敏感和处心积虑即使在历代国王中也是很罕见的。 | ||
| + | <p style="text-indent:2em;">金万重(当代韩国学者):仁祖被评价为朝鲜君主中最无能的君主。他虽然通过西人发起的政变推翻光海君、掌握政权，但却遭到了被当做夷狄而无视的后金的两次侵略，更是害死自己儿子、儿媳和孙子的残忍无情的君主。虽然仁祖反正的一大理由是光海君废母杀弟、毁灭人伦，仁祖却连自己的亲骨肉都杀害，成为比光海君更狠毒的君主。 | ||
| + | <p style="text-indent:2em;">金容钦(当代韩国学者):国王仁祖虽然是当时不亚于任何人的义理论者与保守主义者，但他坐在国王宝座上，需要不断做出与现实问题相关联的政治决定，由于这个政治属性，所以不能仅局限于朱子学的名分义理论上。他反而坚决抵制当时支配多数臣僚大脑的朱子学政治论的臣权中心思想，是一位苦心孤诣于确立专制君主权的人物。 | ||
| + | <p style="text-indent:2em;">韩明基(当代韩国学者):仁祖在反正之时，充斥着"光海君政权问题很多，所以要实行与光海君完全不同的政治"的意志。仁祖政权在丁卯胡乱、丙子胡乱时对清朝的降服，其错误的起步在李适之乱时就已经清楚显露出苗头了……在经历了李适之乱后，仁祖政权所构想的展现出与光海君完全不同的改革案化为泡影。 | ||
於 2019年2月12日 (二) 21:44 的修訂
李倧
李倧(朝鮮語:이종，1595年-1649年)，朝鮮王朝第16任君主(1623年-1649年在位)。字和伯，號松窗，乳名天胤。本貫全州，生於海州，是朝鮮宣祖李昖之孫，定遠君(朝鮮元宗)李琈之子，光海君李琿之侄。
李倧初封綾陽君，天啟三年(1623年)與西人黨金瑬、李貴等人發動宮廷政變(仁祖反正)，推翻伯父光海君，繼承王位。天啟五年(1625年)獲明朝冊封為朝鮮國王。在位期間內憂外患不斷，內部從李适之亂開始，各種叛亂或陰謀層出不窮;外部則處於明亡清興的東亞劇變期，朝鮮遭遇後金(清)的威脅與侵略，先後經歷了丁卯胡亂和丙子胡亂兩次蹂躪，李倧被迫在崇禎十年(1637年)向清朝皇帝皇太極行三跪九叩之禮，並接受清朝冊封為朝鮮國王，使朝鮮的宗主國從明朝變成清朝。
順治六年(1649年)，李倧薨逝，廟號仁祖(初定為烈祖)，諡號憲文烈武明肅純孝大王(清朝賜諡莊穆，朝鮮內部不使用)，葬於長陵。
| 李倧 | |
|---|---|
|
李倧 | |
| 出生 |
1595年12月7日 朝鮮黃海道海州 |
| 逝世 | 1649年6月17日（53歲） |
| 國籍 | 朝鮮王朝 |
| 別名 | 天胤 |
| 職業 | 皇帝 |
| 知名作品 | 發動仁祖反正，登上王位;推廣大同法、永定法等制度 |
人物生平
早年生涯
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十一月初七日，李倧出生於朝鮮黃海道海州，是定遠君李琈之長子。當時正值壬辰倭亂期間，各王子被安置于海州，所以他就出生在那裡。他深得祖父宣祖李昖的寵愛，從兩三歲開始就被撫養於宮中，宣祖給他取名為倧，小字天胤。所謂"天胤"指上天的子嗣，據說當時還是王世子的光海君對這個小字頗感不悅，這也被視為宣祖的深意所在。他受學於舅舅具宬，萬曆三十五年(1607年)被宣祖封為綾陽都正，不久後晉升為綾陽君。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同南人出身(光海君時變成西人)的大臣韓浚謙之女(後來的仁烈王后)完婚。
光海君繼位後，對王位威脅者不斷展開肅清，定遠君一家也不例外。李倧的弟弟、定遠君第三子綾昌君李佺就在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捲入謀逆事件而被迫害致死，甚至連定遠君在塞門洞的家也因為有"王氣"而被光海君奪去建造慶德宮(今慶熙宮)。 在這種狀況下，定遠君一家更加戰戰兢兢，只能忍辱負重以苟全性命，如李倧參加了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的"廢母庭請"(大北派組織的請求光海君廢黜仁穆大妃的請願運動) ;而失去了兒子和宅邸的定遠君也杜門不出，在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底憂懼而死，據說李倧等原本打算安葬定遠君於其母仁嬪金氏之側，但因有人說仁嬪墓有"王氣"而不得不臨時埋在別處。
政變即位
主詞條:仁祖反正
不僅李倧一家戰戰兢兢，光海君與大北派的政治肅清令各方勢力尤其是西人惴惴不安，而光海君的亂政及外交上拒絕援助明朝、秘密傳書後金的行為導致眾叛親離，在這種情況下，武人李曙及申景禛(李倧表舅)決定發動政變，推翻光海君，時為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除了李倧及其舅舅具宏、表兄具仁垕外，他們還陸續拉攏了金瑬、崔鳴吉、張維、李貴父子等失意文臣及儒生沈器遠、金自點等，勢力在暗中不斷壯大。 在此期間，政變勢力內部曾產生推戴誰的爭論，有人主張擁立朝鮮成宗的次子桂城君李恂的曾孫懷恩君李德仁，但因為政變的主導勢力申景禛、具宏、具仁垕等都是李倧的近親，所以最後還是李倧被選定為政變成功後接替光海君的人選。
天啟三年(1623年)三月十二日夜二更，政變計劃正式啟動，金瑬、李曙等已率從長湍等地帶來的1000多名軍隊集合在漢城西郊弘濟院，李倧也率領親兵至延曙驛與其會師，接着在三更時攻入彰義門(漢城西北門)，由於負責漢城衛戍的訓練大將李興立在政變前已被收買，按兵不動，因此政變軍順利攻入昌德宮，並在宮中縱火。李倧在仁政殿階上坐着胡床，指揮接下來的行動。他先命金自點、李時昉(李貴之子)去慶運宮(今德壽宮)向被幽禁在那裡的仁穆大妃啟稟"反正"之意，接着又派李貴、李德泂等具儀仗奉迎仁穆大妃，大妃不肯出來。此時出逃宮外的光海君父子被逮捕，李倧騎馬帶着被關在轎子裡的光海君去慶運宮謁見大妃，在大妃面前伏地痛哭，表示自己有罪，大妃予以安慰，並命令將御寶傳給李倧，李倧遂於三月十三日夜即位於慶運宮別堂。 次日先以仁穆大妃名義發表教書，廢黜光海君，立李倧為王，然後李倧在慶運宮接受百官朝賀，頒布即位教書，大赦境內 ，是為朝鮮仁祖，這場政變也就被稱為"仁祖反正"。
李适之變
仁祖繼位後，處決了李爾瞻、鄭仁弘等一大批大北派官僚及金介屎等光海君的寵姬寵臣，為臨海君、金悌男(仁穆大妃之父)等政治犧牲品恢復名譽，並起用在光海君時期失勢的李元翼、鄭經世、李睟光等南人及徐渻、吳允謙等西人。接着就是對反正功臣的論功行賞，在天啟三年(1623年)閏十月十八日策勛三等共53人，金瑬、李貴、金自點、沈器遠、申景禛、李曙、崔鳴吉、李興立、具宏、沈命世10人為一等，李适等15人為二等，朴惟明等28人為三等。對於這種結果，並非皆大歡喜，怨氣最大的是李适。他是反正軍的重要領導，但在"反正"後僅被任命為漢城府判尹，與其形成對照的訓練大將李興立，他只是被臨時收買為內應，在"反正"時按兵不動，卻被特授為工曹判書，等錄勛結果出來時，李興立名列一等功臣，李适屈居二等功臣，李适內心自然更加不平。 不久後，天啟四年(1624年)正月十七日，前教授文晦等告發李适等人心懷不軌，當時李适以副元帥的身份出鎮平安道寧邊，仁祖決定先不動他，而是派人逮捕他的兒子李栴和同黨韓明璉等人。當時李栴與其父李适都在寧邊，正月二十四日，李适殺死仁祖派人逮捕他兒子的使者，正式起兵叛亂。李适麾下有12000餘名精銳部隊，起初勢不可擋，直逼漢城，仁祖在二月初八日夜奉仁穆大妃並率宗親百官倉皇逃往公州避難。次日李适入京，擁立興安君李瑅(仁祖叔父)。然而李适旋即被都元帥張晚率領的官軍擊潰，李适父子及韓明璉等在逃亡途中被部下所殺。二月十八日，仁祖從公州返回漢城。
李适之亂平息後不久，宗主國明朝方面也傳來了對仁祖的利好消息。原來仁祖在"反正"之後立即派李慶全出使明朝，通報"反正"之事，並請明朝皇帝冊封他為朝鮮國王;而明朝卻認定其為篡位，延宕不予冊封，在朝鮮使臣的懇求和駐紮朝鮮境內椵島(皮島)的明將毛文龍的幫助下，明朝從"聯鮮制奴"的戰略考慮出發，決定批准仁祖的冊封。天啟四年(1624年)四月二十日，仁祖從歸國使臣那裡獲得了明熹宗的准封聖旨，翌年六月初三日由明朝使臣太監王敏政、胡良輔主持冊封典禮，仁祖在國內的合法性也得以確固。
不過，仁祖治下的形勢並不強於光海君，百姓生活並未明顯改善，失望情緒在朝鮮社會不斷蔓延。光海君時期權貴所掠奪的土地，仁祖不但不歸還原主，反而聽任反正功臣據為己有，人們嘆息:"只是變了下主人而已啊!" 諷刺仁祖及反正功臣的歌謠也開始出現，如"嗟爾勛臣，毋庸自誇，爰處其室，乃占其田，且乘其馬，又行其事，爾與其人，顧何異哉?" "孰謂清時?今亦昏時。昔在昏時，爵人以賄。今在清時，爵人以私"。 在這種情況下，朝鮮捲入了明金(清)戰爭的旋渦中，對社會造成了巨大的衝擊和影響。
兩次胡亂
仁祖即位之前，後金已經攻陷了明朝的遼東，並窺伺遼西;明將毛文龍轉進朝鮮境內的椵島(皮島)，對後金後方構成威脅。仁祖反正之際，仁祖政權斥責光海君忘恩背德，私通後金，並標榜要同明朝"協力討虜"，但在實際上仍然採取對後金的不刺激政策，倒也相安無事數年。皇太極成為新任後金汗後，情況發生變化，首先皇太極一向就是後金內部的對朝強硬論者，再加上他繼位後內部不穩，又發生饑荒，需要發動一場對朝戰爭來轉移和緩解矛盾。於是在天啟七年(1627年)正月，皇太極派其堂兄二貝勒阿敏率軍進攻朝鮮，同時成為進攻對象的還有明鏡毛文龍，史稱"丁卯胡亂"。因為後金兵無法渡海，所以只攻陷了毛文龍在陸上的據點鐵山，對在島上的毛文龍無可奈何;而對朝鮮則勢如破竹，從義州、安州、平壤一直打到黃海道的平山，仁祖率仁穆大妃和群臣避難於江華島，同時命昭顯世子分朝於全州。不過後金並不是要占領朝鮮全境，而是急於迫使朝鮮屈服後撤軍，所以兩國在短暫交戰後展開了外交交涉，三月初三在江華島達成盟約，雙方結為兄弟之國，阿敏撤軍時又擅自在平壤與朝鮮人質原昌君李玖另立一約，規定朝鮮向後金輸歲幣。不久，後金又要求朝鮮開市中江，與之貿易，朝鮮對這些要求無法拒絕，被迫一一答應。不過·，朝鮮與明朝的宗藩關係尚未因此斷絕。
但是，朝鮮與後金之間仍存在許多棘手的懸案，如朝鮮給後金輸送的"歲幣"偷工減料，被皇太極退回;朝鮮答應會寧開市，卻遲遲不兌現;朝鮮放任越境采參和狩獵以及在後金逃人問題上的爭端，等等。當然最重要的問題是朝鮮在明金之間的曖昧關係，即一面稱臣明朝，一面與明的敵國後金修好，這種曖昧關係註定不能持久。崇禎八年(1635年)，皇太極征服蒙古察哈爾部，以獲得傳國璽為藉口欲稱皇帝，朝鮮自然不肯就範。崇禎九年(1636年)二月，皇太極派龍骨大(英俄爾岱)、馬夫大(馬福塔)及數十名蒙古人來朝鮮，借春信、弔祭(仁烈王后之喪)為名，勸朝鮮請皇太極進帝號，仁祖君臣對此反應強烈，堅決拒絕，後金使團灰溜溜地離開朝鮮。三月初一，被斥和情緒裹挾的仁祖曉諭朝鮮八道，痛斥後金"僭號"企圖，命令官民做好抵抗後金的準備。 同年四月十一日，皇太極即皇帝位於盛京，改國號為大清，朝鮮春信使羅德憲、回答使李廓雖然被強迫參加賀禮，卻拒絕三跪九叩，被皇太極遣返回國，清朝與朝鮮的緊張關係驟然升級。在隨後的幾個月時間裡，朝鮮分化為金尚憲為首的斥和派與崔鳴吉為首的主和派，斥和派占朝鮮士大夫的絕大多數，但仁祖內心偏向主和派，所以在十月向清朝派遣譯官送去國書，委婉地向清朝表達懇求和談之意，卻遭到皇太極拒絕，戰爭遂不可避免。在金(清)、鮮交涉走向破裂的過程中，仁祖一面命令平安道等地修繕城堡，防備入侵;一面強化對明關係，將斥絕後金之舉轉咨皮島，得到明崇禎帝的"獎敕" ，並派金堉以冬至使出使明朝，請求明廷提供硝石、硫磺。
此時，仁祖君臣已經後悔當初下諭斥和之舉，準備再派使節疏通清朝，但皇太極已經不再給朝鮮時間了。崇禎九年(1636年)十二月，皇太極統率由滿(7萬)、蒙(3萬)、漢(2萬)組成的12萬大軍親征朝鮮(一說實為34000人左右)，"丙子胡亂"爆發。由於朝鮮同清朝實力懸殊加上金自點等將帥的無能，清軍不費吹灰之力就逼近漢城，十二月十四日，仁祖安排金慶征(領議政金瑬之子)等護送王世子嬪、兩名大君、宮中女眷、大臣家眷等先到江華島避難，自己在晚上出發。此時清兵先鋒已經在漢城近郊活動，而仁祖御駕到江華島需要兩天，仁祖擔心途中被清兵俘虜，所以選擇就近逃到南漢山城，同時派崔鳴吉去清營談判。此時仁祖還對戰事抱有一絲希望，不願無條件屈服，而是命八道勤王，然而在清軍圍城打援戰術之下，各路勤王軍無不敗北。十二月二十九日，領議政金瑬率軍千人出擊，慘敗，從此朝鮮軍龜縮南漢山城不出，次日漢城不戰而失守。皇太極所率主力已至，並以詔諭形式要求朝鮮投降。仁祖見在劫難逃，只好同清朝談判，圍繞出降問題，金尚憲為首的主和派和崔鳴吉為首的斥和派展開激烈爭論。崇禎十年(1637年)正月二十三日，清軍渡海攻陷江華島，世子嬪及兩名大君等都成了俘虜，這成為壓倒仁祖君臣的最後稻草。正月二十八日，朝鮮接受了清朝提出的斷絕對明關係、向清朝稱臣納貢的盟約。正月三十日，仁祖着青衣，出城投降，在三田渡向皇太極行三跪九叩之禮，然後改換穿皇太極所賜的貂裘謝恩。 從此，朝鮮成為清朝的屬國。
坎坷而薨
丙子胡亂後，清軍撤軍，帶走了作為人質的昭顯世子、鳳林大君(後來的朝鮮孝宗)與約50萬朝鮮俘虜回國。力主斥和的洪翼漢、吳達濟、尹集三學士也被帶到盛京處死。此後朝鮮不僅向清朝稱臣納貢，還被迫出兵幫助清朝攻打明朝(皮島海戰、松錦之戰)。仁祖在此後儘可能順從滿清之意，對恥於向滿清稱臣的大臣則深惡痛絕。他認為所受之辱都是斥和派造成的，直斥斥和派"誤國" ，又說:"此輩(斥和派)以國之存亡置之度外，謀占美名，黨同伐異，竟使宗國覆沒，甚可惡也!" 與之相應的是重用主和派和親清派，他在丙子胡亂後拜崔鳴吉為領議政，崔鳴吉因私通明朝被清朝抓走後又起用金自點。
仁祖政權的合法性也在兩次胡亂後面臨嚴重危機，由於仁祖反正本身的名義就是親明排金，因此仁祖向滿清屈膝自然使人們倍感失望。丙子胡亂後，朝中掀起了辭職和隱退的風潮 ，可見仁祖政權的形象在士林中一落千丈。另一方面的表現就是自丁卯胡亂後，叛亂陰謀層出不窮，天啟七年(1627年)李仁居起兵江原道、崇禎元年(1628年)柳孝立等欲立仁城君、崇禎五年(1632年)柳應泂謀逆、崇禎六年(1633年)李時說欲立錦原令李倬、崇禎八年(1635年)李基安謀逆、崇德四年(1639年)貞明公主及宮人的詛咒事件、崇德八年(1643年)李挺海叛國事件、順治元年(1644年)反正功臣沈器遠欲立懷恩君、順治三年(1646年)的姜嬪詛咒事件和安益信謀逆，等等，可以說是朝鮮王朝歷史上謀逆事件最頻繁的時期。這些謀逆事件基本在未然之時便被仁祖扼殺，其中仁祖可能毒死了他的兒子昭顯世子，並不顧大部分大臣的反對，一意孤行，親自下令賜死兒媳姜氏(愍懷嬪)，並把他三個孫子(昭顯世子之子)通通流放濟州島，任其自生自滅。
正如仁祖自嘲為"傷弓之鳥" 那樣，他的最後幾年就是在內外交逼中努力保住自己王位的極度缺乏安全感的心理下度過。順治六年(1649年)五月初八日，李倧這位歷經坎坷的朝鮮國王去世於昌德宮之大造殿，享年五十五歲，死後廟號初為烈祖，旋改仁祖，諡號憲文烈武明肅純孝大王，大韓帝國時期在諡號前追上"開天肇運正紀宣德"八字。清朝賜諡"莊穆"，但是朝鮮並不把清朝當作真正的上國，因此終朝鮮王朝之世，此諡號以及清朝賜予朝鮮各王的諡號，都不為朝鮮所用。仁祖初葬於坡州北雲川里的長陵，後在英祖年間移葬交河。
為政舉措
政治
仁祖即位時，西人黨因主導仁祖反正而成為當權的朋黨，但仁祖吸取光海君時代大北派壟斷朝政的弊端，故而在倚重西人功臣勢力的同時亦登用南人黨(李元翼、鄭經世、李聖求、李敏求等)、小北派(南以恭、金藎國等)乃至未參加"廢母庭請"的大北派(李慶全等)，並徵召起用金長生、朴知誡為代表的"山林"儒士，維持着政局的平衡。
仁祖朝的"黨爭"特色並不明顯，後人總結"當時朝議，如元宗追崇及講和斥和之議，雖有異同，不系西(人)、南(人)"。 因此當時政局的主要矛盾是功臣勢力和非功臣士人之間的矛盾。 即便在功臣內部也存在對立，如金瑬和李貴、李時白父子的對立、金自點和沈器遠的對立等。仁祖採取異論相攪之策，維持着自己的王權。
仁祖加強王權最具象徵意義的措施是追崇父親定遠君李琈。仁祖反正之後，光海君被廢黜而排出王統之外，仁祖是奉仁穆大妃而繼位，故直接繼承祖父宣祖的大統。仁祖雖然內心還是想追尊父親為王，但礙於金長生等儒生的反對意見，所以在繼位時只是追封其為大院君。天啟六年(1626年)正月，仁祖的生母啟運宮具氏去世，朝廷圍繞如何服喪的問題展開了爭論，仁祖和李貴、崔鳴吉等絕大多數功臣主張按照子為父母的標準來服喪，而非功臣的士大夫則主張按為人後者為本生父母的標準來服喪，其後仁祖想親自當喪主，又遭群臣反對。此時仁祖根基未穩，均作出妥協。崇禎元年(1628年)，仁祖以表達孝心為由，將追崇定遠君的問題再次提出來，引起群臣強烈反對，理由是定遠君沒有功德，仁祖自己也還沒建立起功德，沒有資格進行追崇。但隨着仁祖王權的逐漸穩固，再加上得到了李貴、崔鳴吉等功臣的大力支持，所以到了崇禎五年(1632年)時就無需顧忌反對意見，斷然下令追封定遠大院君為元宗大王，啟運宮具氏為仁獻王后，崇禎六年(1633年)獲明朝承認，崇禎八年(1635年)祔廟，仁祖總算如願以償，通過追崇父母而強化了王權。
經濟
光海君時期曾將按戶頭徵收貢物的貢納法改為按土地徵收糧食的宣惠法，並在京畿道率先實行。仁祖反正後，這一新法改稱"大同法"，並計劃推行於全國，首先在江原道、忠清道、全羅道實行，設三道大同廳進行管理。然而由於兩班地主階級的強烈反對，仁祖不得不在天啟五年(1625年)中斷了在忠清道和全羅道推行的大同法。此後經歷孝、顯、肅三朝，大同法才被推廣於朝鮮全境。
仁祖時期處於壬辰倭亂留下的創傷尚未恢復、朝鮮又面臨新威脅的時期，國防費用、明朝勒索的銀子和後金(清)勒索的歲幣及糧餉都不是小數目，因此擴充財政成為仁祖政權的當務之急。崇禎七年(1634年)，仁祖下令丈量和清查三南(忠清、全羅、慶尚三道)土地，以確保稅源。次年實行"永定法"，即廢止了世宗朝規定的"年分九等"徵收田稅的規定，無論豐年還是凶年都按"田分六等"的規定來徵收田稅。仁祖為了擴大財源，鬆動了庶孽禁錮法，頒布《許通事目》，允許庶孽通過納粟來換取科舉考試的參與資格。此外，仁祖還積極開採咸鏡道端川銀礦，並允許民間私自採掘銀礦，由戶曹徵收稅銀。
當時，在朝鮮社會作為貨幣來流通的布匹數量嚴重不足，於是在崇禎六年(1633年)，仁祖聽從戶曹判書金起宗的建議，命令常平廳鑄銅錢，以取代布匹的貨幣地位，是為常平通寶的濫觴，卻因"廷議多歧"，很快中止。
仁祖時期，全球進入小冰河期，朝鮮自然不例外。如崇德六年(1641年)四月備邊司在向仁祖報告時驚呼:"今夫八路大旱之災，出於三年凶歉之後，兩麥已枯，四野盡赤，此誠前古未有之大變也!" 除了不少人因饑荒而餓死外，死於隨饑荒而來的瘟疫的人也不在少數，一些地方已出現小規模騷動，有大臣擔憂此為"赤眉、黃巾之漸"。 但仁祖對此束手無策，頂多採取削減百官俸祿、中止武器製造之類的措施，並從崇德二年(1637年)後幾乎年年祈雨，所幸並未演變為全面的社會動盪。此外每逢災異，仁祖還下教求言，雖然都表示採納，卻幾乎無一付諸實施，引發朝臣不滿。
文化
仁祖在位時，刊行了《皇極經世書》、《東史補編》、《書筵備覽》等書籍。同時修復了因壬辰倭亂而毀損的祭器、樂器。
仁祖時期的朝鮮也通過中國進一步接觸了西方文化。宣祖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朝鮮朝天使臣李光庭就已經認識了利瑪竇，但只是帶回來了《坤輿萬國全圖》而已。朝鮮真正意義上接觸西洋文化始於仁祖朝。崇禎三年(1630年)，仁祖為慰問剛從己巳之變解脫出來的宗主國明朝而派遣陳慰使鄭斗源出使北京，鄭斗源在明登萊巡撫孫元化幕下接觸了葡萄牙傳教士陸若漢，翌年他帶回了《治歷緣起》、《天問略》、《利瑪竇天文書》、《千里鏡說》、《職方外紀》、《西洋國風俗記》、《西洋國貢獻神威大鏡疏》、《天文圖南北極》、《天文廣教》、《萬里全圖》、《紅夷炮題本》等著作及千里鏡、自鳴鐘、西炮、焰硝花、紫木花等新鮮事物。 此時仁祖正憂心忡忡於後金的威脅，所以只重視其中的西炮(紅夷炮)，並為此嘉獎鄭斗源。 諫官們則認為這些不過是奇技淫巧，不值得嘉獎，但被仁祖駁斥。 丙子胡亂後，昭顯世子入清為質八年之久，也通過湯若望而接觸了西方科技與文化，不過由於回國後很快暴死而沒有發揮作用。
軍事
仁祖時內外變亂不斷，不得不在軍事上有所強化。在軍制方面，仁祖即位之時的中央軍只有訓練都監，仁祖揚言要親征後金，與明朝"協力討虜"，於是以李貴為御戎使，招募軍隊，後來形成了御營軍;李适之亂後，為了加強國王的宿衛，又增設總戎廳;在修築南漢山城的過程中，又增設守御廳。
在軍額方面，仁祖一度實行了號牌法，即清理男丁、發放號牌以便民眾為國家服役的政策。光海君時也曾實行此法，但因大北派的反對而作罷。西人黨通過仁祖反正推翻大北派後，屢次建議仁祖實行此法，以加強對基層的控制、防止人民的流失，進而確保軍額(軍隊數量)，以應對迫在眉睫的危機，如李貴在天啟四年(1624年)指出:"當今之時，莫如先行號牌。若不行此法，民皆逃役，無以為國。" 但仁祖擔心這樣會擾亂民心，便猶豫數年而未能實行，並打算實行軍籍法(將兩班列入軍役)，卻遭到大臣的反對。直到天啟六年(1626年)七月，備邊司向仁祖呼籲了"目今綱紀日益解弛，民心日益渙散，豪猾奸巧之徒，視朝廷如兒戲，政令之下，必先訾議;在上之人，不加深察，遽自疑惑，任長其驕頑無上之習，終至於委靡畏縮，拱手待亡，有識之士，莫不解體，誠可痛心" 的現狀，使仁祖下定決心實行號牌法，於是設立號牌廳，交給主張號牌法最力的李曙、崔鳴吉負責，並採取嚴格的措施來落實，如規定丟失號牌將杖一百，在不到一年內有40餘人因違反號牌法而死 ，甚至還嚴懲了一名對號牌法公開不滿的地方兩班安由慎。 號牌法實行僅過了一年半就發生了丁卯胡亂，仁祖在戰爭期間所下的罪己教書中不得不承認冒進推行號牌法為失誤 ，於是再未實行此法。
在武器方面，仁祖延續發展火器的方針，大力製造鳥槍，在天啟七年(1627年)朝鮮每年生產1000柄鳥槍，到崇禎九年(1636年)每年生產2000柄，不僅如此，仁祖還多次從日本購入鳥槍。丙子胡亂後的崇德六年(1641年)，朝鮮擁有的鳥槍數量已達50000柄。 同時由於明朝限制輸出硫磺、硝石，仁祖委派反正功臣完豐府院君李曙負責研製、自力更生，並於崇禎四年(1631年)設別造廳於軍器寺，專門負責製造火器並突破火藥的技術難關。一個叫成根的軍官從遼東難民那裡習得焰硝製造之法，為李曙所採納。崇禎八年(1635年)，李曙編成《火炮式》，收錄各種火器的製作和使用方法，並附以諺解(朝鮮文譯本)，附錄"新傳煮取焰硝方"。然而翌年即爆發丙子胡亂，此書未能派上太大用場。
崇禎四年(1631年)，仁祖從陳慰使鄭斗源那裡得到紅夷炮，喜出望外，但在研製方面未有進展。崇禎元年(1628年)，荷蘭水手朴淵(Weltevree,J.J.)等三人漂流至朝鮮，仁祖將他們用於製造包括大炮在內的各種武器，丙子胡亂時效力於訓練大將具仁垕麾下，除朴淵外的兩人都戰死了。
朝鮮在鳥槍方面的運用更勝一籌，曾在丙子胡亂時擊斃清朝額駙揚古利，此點亦為清人所重視，經常徵調朝鮮鳥槍手作戰。
在戰略方面，丁卯胡亂之後仁祖採取的主要戰略是讓出大路、修築山城、配以火器的防守戰略，如移義州於白馬山城、移平壤於慈母山城、移黃州於正方山城、移平山於長壽山城，同時強化江華島和南漢山城兩大要塞的防禦工事，但在強大的清軍面前無濟於事。仁祖早就擔心清軍會直搗漢城 ，丙子胡亂時清兵果然採取此種戰略，導致朝鮮土崩瓦解。
外交
對明朝
仁祖年間，隨着後金(清)的興起，延續兩百多年之久的明朝與朝鮮的宗藩關係也進入尾聲。仁祖反正時的一個大義名分就是光海君忘恩背德、欺瞞明朝，因此仁祖繼位後表現出更加親明的姿態。然而，明朝卻認為仁祖篡奪了明朝冊封的合法國王光海君的位置，不願承認仁祖王位，甚至有"聲罪致討"的主張。仁祖繼位後，以仁穆大妃(昭敬王妃)的名義上奏明朝，通報仁祖反正的情況，並派李慶全赴明請封。明朝決定先派人調查，由於得到駐紮朝鮮境內椵島(皮島)的明將毛文龍的協助，朝鮮的請封得到明朝批准，但明朝並未立刻派出冊封使。於是仁祖又派李德泂出使明朝，請求派遣冊封使並下賜誥命、冕服，明朝終於答應，以太監王敏政、胡良輔為冊封使赴朝鮮，在天啟五年(1625年)六月初三日舉行了冊封仁祖為朝鮮國王的儀式，總算解決了拖了兩年的懸案。為了打點這兩位貪婪的太監，朝鮮湊夠了13萬兩白銀贈送給他們，這對朝鮮而言無疑是巨大的負擔。 天啟六年(1626年)，明朝使臣姜曰廣、王夢尹以慶祝皇子誕生宣詔於朝鮮，並協調強化朝鮮與明朝共同抗金的同盟關係，此次是明末罕見的沒有勒索朝鮮銀子的使團。
天啟七年(1627年)發生了後金入侵朝鮮的丁卯胡亂，朝鮮被迫與後金結為兄弟之國，但是並未斷絕與明朝的宗藩關係，而且將丁卯胡亂的經過上奏明廷，新繼位的崇禎帝也諒解了朝鮮的權宜之計，並命朝鮮協助明朝抵禦後金。 此後明朝與朝鮮依舊保持宗藩往來，明朝在崇禎七年(1634年)派遣太監盧維寧去朝鮮冊封昭顯世子，又勒索了朝鮮幾萬兩銀子。崇禎九年(1636年)九月，攜帶崇禎帝"獎敕"(嘉獎朝鮮斥絕後金之舉的敕書)的登萊監軍道黃孫茂來朝鮮宣敕，此為最後一次派往朝鮮的明朝正式使節。朝鮮亦依前例不斷遣使朝貢明朝，崇禎九年(1636年)以金堉為冬至使赴明，是年冬發生丙子胡亂，使團無法立刻回國，直到崇禎十年(1637年)五月才在明朝水師的護送下回國。此為最後一次派往明朝的朝鮮貢使。
不過明朝與朝鮮的關係並未因後金的威脅而成為同仇敵愾的聯盟，相反在暗中互相猜疑、防備。原本自壬辰倭亂以來，明朝允許朝鮮使臣購買硫磺、硝石，朝鮮依賴明朝輸入的硫磺、硝石來製造火器。崇禎四年(1631年)，被後金俘虜又逃回明朝的將領黑雲龍報告了朝鮮與後金貿易往來的情況，促成了明朝對朝鮮的貿易封鎖。崇禎五年(1632年)冬至使金蓍國來華時，明朝反覆於允與不允之間，最終派太監沒收了朝鮮使臣已經得到的焰硝。 朝鮮上表向明朝喊冤，請求解禁。 到了崇禎七年(1634年)，崇禎帝明確拒絕批准向朝鮮輸出硝黃，使朝鮮終未能如願。 此外，崇禎二年(1629年)袁崇煥斬毛文龍後，將朝鮮的海上貢路的中轉站由登州改為自己轄下的覺華島，以強化對朝鮮的控制，防止朝鮮、東江(皮島)、登萊三方串通一氣。直到崇禎九年(1636年)金堉出使明朝時，仍在呼籲明朝改貢路、輸硝黃，由於丙子胡亂的爆發，無果而終。
仁祖時期，朝鮮的明朝之間最棘手的問題還是東江問題。明朝用來牽制後金、聯絡朝鮮的東江鎮開府於朝鮮椵島(皮島)，一直被朝鮮視為禍根。然而仁祖繼位時，需要得到明朝冊封而依賴東江平遼總兵毛文龍的協助，所以表面上的關係還算融洽，毛文龍也先後三次上奏明廷，為仁祖請封做出很大貢獻，仁祖則在冊封前夕的天啟五年(1625年)四月為毛文龍立頌德碑於安州。 不過，仁祖政權從一開始就判斷毛文龍沒有牽制後金的實力，只能給朝鮮帶來麻煩，加上毛文龍部下本身也有強買強賣、劫掠朝鮮等不法行為，兩者關係因而很快轉入緊張，丁卯胡亂時，朝鮮抱怨毛文龍不及時來救，毛文龍則認為朝鮮引導後金來攻擊他，雙方的矛盾陡然升級。仁祖囑咐都元帥鄭忠信說:"西路(平安道)之事，非但胡也，毛將終必貽禍我國，其地將領不可不預備以待之。" 也就是將後金和毛文龍共同作為朝鮮的防備對象。
毛文龍死後，東江鎮雖仍然存在，但內亂不斷，實力銳減，因此朝鮮和東江鎮的關係相對緩和。劉興治叛亂時，仁祖以報皇恩為由企圖出兵討伐 ，卻因劉興治被明朝招撫而中止出兵計劃;後來孔有德、耿仲明叛逃後金，仁祖協助東江鎮進行圍追堵截，為此遭到皇太極的責難。 不過仁祖始終對東江鎮乃至明朝的援助不抱希望，所以儘管表面上朝鮮和明朝互通音訊、往來密切，實際上兩國間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同盟行動，甚至在丙子胡亂後朝鮮還在清朝的裹挾下參與皮島海戰、攻滅東江鎮。丙子胡亂後的崇德二、三年，明將陳洪範兩次秘密聯絡朝鮮，要求朝鮮和他一起抗清，第一次仁祖雖然冒着清朝的問罪的風險而予以回復，但還是委婉拒絕其要求，第二次只派林慶業去請求明朝人不要再來朝鮮，拒絕回信與答禮。崇德六年(1641年)後，明將王武緯兩次秘密出使朝鮮，要求朝鮮與明朝共同抗清，仁祖亦不敢答應。
當然，仁祖並非對明朝恩斷義絕。仁祖反正後，每月助餉於東江鎮，此後儘管對東江鎮極其不滿，也從未中斷過對東江鎮的支援接濟，僅在毛文龍生前就為其提供米谷268700餘石。 丙子胡亂後，由於清朝強制徵兵於朝鮮，仁祖與崔鳴吉合謀派僧侶獨步秘密赴明，轉達朝鮮的苦衷，懇求明朝的諒解。崇德三年(1638年)正月初一，仁祖還在宮中設牌位，西向中原哭拜 ，可見仁祖在感情上無疑是傾向於明朝的，只是在制定對明政策時不得不基於實力對比和本國利益出發。
對後金(清)
仁祖繼位後，標榜親明排金，故中止了光海君時期對後金的國書往來，表示要和明朝"協力討虜"，以後金為假想敵來強化軍備，甚至仁祖表示要"親征"後金。 不過，這只是一種姿態而已，仁祖政權沒有勇氣與實力去招惹後金，所以實際上採取的是儘量避免刺激後金的政策。一個代表性事例是天啟四年(1624年)四月，毛文龍要派人去咸鏡道巡邊，朝鮮君臣生怕其挑釁後金而惹禍，不僅仁祖親自勸阻，備邊司也擬定了迴避策略，以備毛文龍征朝鮮兵的情況。 然而朝鮮與後金關係的主動權並不掌握在朝鮮手上。後金新君皇太極繼位後，於天啟七年(1627年)派阿敏等討伐朝鮮及毛文龍，史稱丁卯胡亂。雖然毛文龍未被其消滅，可是朝鮮卻連戰連敗，仁祖被迫逃亡江華島，並向後金屈服，與其使者劉興祚(劉海)締結兩國結為兄弟的盟約，其後更不得不向後金納歲幣。
朝鮮的後金的兄弟關係只是同床異夢而已，兩國外交摩擦不斷。丁卯胡亂後，儘管後金釋放了大部分朝鮮被擄人口，但仍有上萬人被後金扣作人質，要求朝鮮或以後金逃人交換、或以米糧贖回，朝鮮被迫選擇後者，至於後金逃人問題，朝鮮雖表示允諾交出，卻又以難以找回散落各地的逃人為由搪塞，交出極少，令後金不滿。在開市問題方面，朝鮮自崇禎元年(1628年)同後金開市於義州，但在時間、價格、場所上多有爭端，如原約為春秋開市，然而後金後來又要求夏季也開市，兩國為此一直僵持;價格方面兩國也按各自有利價格而爭論;場所上後金要求咸鏡道會寧也開市，朝鮮堅持拖延不開。在給後金的"歲幣"上，皇太極嫌棄朝鮮的禮物偷工減料，崇禎四年(1631年)朝鮮在春秋兩次納歲幣時，皇太極都乾脆拒絕接受，引發兩國關係緊張。
丁卯胡亂後，朝鮮對後金的敵視有增無減，仁祖和大部分反正功臣雖然不想和後金失和，但非功臣士人則大力標榜"斥和"，形成了主和派和斥和派。崇禎九年(1636年)皇太極自稱皇帝、建號大清，脅迫朝鮮"勸進"並將兄弟之國變成君臣之國，導致朝鮮內部的斥和情緒達到頂峰，仁祖也被這種情緒所感染，拒絕接見來要求朝鮮勸進的金使龍骨大(英俄爾岱)、馬夫大(馬福塔)等，並在三月初一下達以"絕和備御"為要旨的諭書。四月十一日皇太極登極大典上，朝鮮春信兼回答使羅德憲、李廓拒絕跪拜，六月十七日，仁祖更向清朝發出斥責其敗盟的"檄文"，兩國關係瀕臨破裂。就在斥和派呼聲高漲、主和派大多緘默的情況下，崔鳴吉疾呼不可刺激清朝，仁祖在其影響下也冷靜下來，逐漸偏向"守和"，並依崔鳴吉建議派遣譯官於清朝，溝通緩和兩國關係，並罷免了反對者弘文館修撰吳達濟。十月入清的譯使朴仁范等所攜國書被皇太極拒絕接受，仁祖仍不放棄溝通努力，又派朴蘭英出使清朝。此時大掠明朝的清軍已經凱旋，皇太極決定親自出兵征討朝鮮，故在朴蘭英前往清朝的途中，丙子胡亂就爆發了。
自清軍先遣部隊渡過鴨綠江不到五日就兵臨漢城，仁祖先將自己和大臣的家眷安置於江華島，等他自己要去江華島時，則因擔心被清軍俘獲而轉向南漢山城避難。崔鳴吉前往清營，與清將勞薩、馬福塔等周旋，使仁祖得以順利轉進南漢山城。仁祖於十二月十四日躲入南漢山城後，仍主張"宜一番決戰" ，不肯輕易就範，十二月二十九日，領議政金瑬領兵千餘人自北門出擊，此時皇太極率領的清軍主力已經趕到，朝鮮大敗，次日漢城也幾乎不戰而下，南漢山城徹底成為被清軍圍困的孤城。各地援兵也陸續被清軍打敗。皇太極三次下諭勸降朝鮮，四面楚歌的仁祖只有選擇投降一途，但主和派崔鳴吉和斥和派金尚憲還在圍繞講和條件而爭論不休。崇禎十年(1637年)正月二十二日，隨着江華島陷落、仁祖與大臣家眷被一網打盡，仁祖不得不無條件投降，在接受了清朝提出的條件(即《南漢山城條約》)後，於正月三十日在漢江南岸的三田渡向皇太極行三跪九叩之禮，標誌着朝鮮成為了清朝的屬國，戰後50萬朝鮮人被清軍擄走。崇德二年(1637年)十一月二十日，仁祖正式接受清朝冊封為朝鮮國王。
此後仁祖儘量順從清朝要求，如交出斥和派三學士(洪翼漢、吳達濟、尹集)由清朝處死、送昭顯世子和鳳林大君為人質、樹立大清皇帝功德碑、強制要求大臣使用崇德年號並將不使用者罷職、後更要求公家祝祭也使用清朝年號(但後來朝鮮的祭祀、墓葬等陰事普遍遵用"崇禎後紀元")。 跟朝鮮與明朝徒有其名的同盟關係恰恰相反，儘管朝鮮極不情願地臣服清朝，卻多次實實在在地為清朝賣命。丙子胡亂結束後，清朝就命朝鮮出兵配合清軍剿滅皮島的明軍(皮島海戰)，崇德三年(1638年)發生庫爾喀部酋長加哈禪(朝鮮稱慶河昌)等叛逃熊島(今俄羅斯符拉迪沃斯托克俄羅斯島)，清朝命朝鮮由慶興府出動舟師一千予以剿滅。此後清軍圍困明朝在遼西的松山、錦州等據點，要求朝鮮出動舟師運餉，仁祖消極抵制無效後被迫順從，出兵5000人助清攻明。皇太極留其中1500人(其中1000人為炮手)，由朝鮮平安兵使柳琳統率參與松錦大戰，朝鮮還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籌措糧食和馬匹以轉運至錦州前線。清軍入關後，由於北京所儲糧食大部分被李自成軍掠走，江南漕運又不通，導致清朝糧食短缺，為此清朝向朝鮮征糧20萬石，後經討價還價，折半為10萬石，朝鮮迅速海運至北京，緩解了清朝的燃眉之急。
由於仁祖小心翼翼地處理對清關係，所以丙子胡亂後的兩國關係儘管也有波折(如清朝數落朝鮮十二罪狀、抓走崔鳴吉等通明大臣與金尚憲等斥和派等)，不過總體而言還是平穩過渡了明亡清興的關頭，因此清軍入關後多爾袞就下令削減朝鮮的貢品、放回朝鮮的人質、減輕對朝鮮的控制。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拜仁祖後期的對清事大政策所賜，朝鮮王朝的社稷的固有習俗得以保全，但同時也導致仁祖政權的合法性面臨危機、在反清氣氛濃厚的朝鮮國內聲望大跌，這也是後來孝宗即位後大力標榜北伐論以凝結人心的一個背景原因所在。
對日本
仁祖朝延續並深化了光海君時代的對日和解政策，但因丙子胡亂的爆發而產生波折。就在仁祖反正那一年，德川幕府第三代征夷大將軍(朝鮮稱"關白")德川家光襲職，負責日朝外交的對馬島於同年冬派源智次出使釜山，祝賀仁祖即位，並將德川家光襲職之事通報朝鮮，希望派遣通信使以維護德川家光的地位。 不久朝鮮爆發李适之亂，李适軍中的"降倭"發揮了很大的威力，因此在仁祖逃亡途中，朝臣李廷龜和吳允謙主張借兵日本，仁祖病急亂投醫，竟一度同意，特赦有罪之臣李景稷並派其去東萊倭館借兵，後因有所顧慮及叛亂被迅速鎮壓而未付諸實施。 但"降倭"的威力還是給仁祖政權很大的衝擊，所以在亂後不僅赦免"降倭"，還將本來推遲派遣的通信使定為立刻派遣，以鄭笠、姜弘重、辛啟榮為三使臣赴日祝賀德川家光襲職，名目依然跟之前兩次一樣是"回答兼刷還使"，任務還有刷還壬辰倭亂時期的朝鮮俘虜。此舉開啟了朝鮮祝賀將軍襲職的先河。另外仁祖還需要從日本購入鳥銃等武器。仁祖繼位後採取的對日親善政策雖然是為了穩定政權起見，但客觀上促進了日朝關係進一步正常化，同時由於朝鮮國內仇日情緒甚重，仁祖的對日親善政策也遭到一些士大夫的批評。
當時，後金對明和朝鮮的侵略已為日本所知。丁卯胡亂後，對馬島提出出兵援助朝鮮，被仁祖拒絕。此時日本德川幕府一直致力於恢復同明朝的關係，所以對馬島方面又提出了"平遼通貢"的主張，即日本幫助明朝擊退後金以使明日邦交正常化，並於崇禎二年(1629年)派僧侶規伯玄方等出使朝鮮，請為其"平遼通貢"開路，仁祖允許其來漢城(這是壬辰倭亂後到高宗時唯一一次進入漢城的日本使節)，但是不接受其要求。
崇禎五年(1632年)發生柳川一件，對馬島私交朝鮮之事被其家老柳川調興告發，德川幕府中斷了向朝鮮的歲遣船，此種非常事態引發了朝鮮對日本入侵的恐慌，仁祖甚至下令在南部三道築城以防備日本入侵。崇禎八年(1635年)柳川一件解決後，仁祖於十一月初六、初七日召集大臣討論日本侵略朝鮮的可能性，仁祖顯得很樂觀，判斷日本"無可憂之端"。 翌年正月停止南部三道的築城工程。 崇禎九年(1636年)，仁祖還應日本邀請，以任絖、金世濂、黃戾為通信使，赴日祝賀日本國"泰平"，這是壬辰倭亂結束後首次以"通信使"為名的使團。
隨着丙子胡亂爆發，朝日關係又發生微妙變化。對馬島得知丙子胡亂的消息後，再度提出派遣援兵的建議，朝鮮方面撒謊說清軍大敗，被迫乞和。 日本人不相信，崇德二年(1637年)十二月對馬島使節平成連提出包含七款條目的書契，涉及朝鮮與明、清的關係以及交涉禮儀的對等化。 仁祖拒絕向日本透露朝鮮臣服清朝的事實。 此後朝鮮在與日本的交往過程中一直使用崇禎年號，直到明亡為止，目的就是不讓日本人知道朝鮮在丙子胡亂中戰敗。 順治三年(1646年)，朝鮮應清朝要求將漂流到清朝的日本商人國田兵右衛門等送回日本，仁祖才發覺事情難以隱瞞下去，遂在翌年指示官員許積將其臣服清朝的事實向對馬島和盤托出。 另一方面，朝鮮也對清朝要求其引導日本與清朝交往的要求虛與委蛇，儘量不讓日本捲入朝鮮半島事務中。
以丙子胡亂為界，仁祖對日本的態度也由樂觀轉為警惕，並採取拒絕對馬島提出的七款條目的強硬政策，甚至企圖依靠清朝來防備日本。 反之，許多大臣主張聯合日本對抗清朝，如趙絅即認為日本是可以用來"復仇雪恥"(指向清朝復仇)的"鄰援"。 仁祖不顧大臣們的反對，執意貫徹自己親清防日的政策，主動地向清朝匯報日本國情，先後十次呈上"倭情咨文"，渲染"日本威脅論"。崇德八年(1643年)，仁祖雖應邀派遣通信使尹順之、趙絅、申濡東渡日本，祝賀德川家光得子，卻趁機搜集日本情報並匯報給清朝。仁祖實行上述舉措的目的就是構築清朝和朝鮮共同防備日本入侵的合作機制。其時日本德川幕府在聽說清軍入關後，也存在假道甚至直接攻打朝鮮的構想，這類風聞通過對馬島傳入朝鮮，無疑會進一步引起仁祖對日本的警惕 ，但日本最終對大陸局勢採取旁觀政策，故朝日關係亦未因這些波折而惡化。
軼事典故
腳入羹中
仁祖年幼時，受學於舅舅具宬。具宬家貧，雇不了人煮羹湯，於是就讓學生們輪流煮羹湯。有一次仁祖煮羹湯，差不多快煮好時，看見有客人進來了，手忙腳亂之中不小心把穿着襪子的腳伸進羹里，客人們都不想喝他做的羹湯，仁祖卻說:"這是我辛辛苦苦做的，不應該扔了，況且我的腳是穿着襪子的，怎麼會髒呢?"於是怡然喝下他所煮的羹湯，在座者無不驚嘆。
因畫識人
仁祖年少時，祖父宣祖讓諸王子王孫作畫，仁祖畫了一匹在柳樹下的馬。其後宣祖將沒有署名的王子王孫的書畫作品出示給重臣李恆福觀看。李恆福挑了仁祖的畫作並帶回家，後來又出示給其下屬金瑬，問他畫得如何，金瑬覺得畫筆很稚嫩，對該畫評價不高，可李恆福卻說:"我不這麼認為，希望你拿回去，必須要找到畫主再給他。"金瑬就把這幅畫拿回家並掛在客廳，每逢來客就問，但過了很久都沒人認領。
有一次雷雨天，還是綾陽君的仁祖臨時到金瑬家中避雨，之前他與金瑬並沒有交情。仁祖看到掛在客廳上的畫，就說:"這畫我看見過呀!"金瑬問他是誰畫的，仁祖不明說，只請求取走畫，金瑬不給。其後仁祖又來拜訪並索取畫作，金瑬還是不給，但念在他身為宗室王孫，出於情面還是回訪了仁祖，就這樣一來一往之中，仁祖和金瑬的情誼就逐漸確立並穩固了，以至於共謀政變，推翻光海君，金瑬居功第一，被封為昇平府院君。有一次仁祖在酒宴中對金瑬說那畫是他畫的，金瑬大驚，然後找李恆福(當時已故)的兒子詢問情況，才得知了李恆福讓他追隨仁祖成就大事的用意，並佩服李恆福能看出畫中王者氣象的慧眼。
恩怨分明
光海君時期，還是綾陽君的仁祖處境不妙，百計求生。仁祖的弟弟綾昌君李佺出事後，光海君的妻舅柳希奮的寵妾趁機來索取賄賂，仁祖為此傾家蕩產去巴結，仍於事無補。有一次柳希奮赴其姐夫趙國弼在江亭所設宴會，仁祖聽說後，為了營救綾昌君，趕緊跑去離家十里的江亭求見柳希奮，柳希奮藉口喝醉而不見，趙國弼勸柳希奮好歹見綾陽君一面，柳希奮不聽，於是趙國弼出門見了仁祖，並給他送上酒菜。仁祖反正後，有人說柳希奮沒有參加廢母之議，為其求情，仁祖堅決要求處死他;趙國弼則被流放慶尚道迎日，仁祖曾一度下令赦免他，但因台諫反對而收回成命。
代筆賜字
據說仁祖"文章甚高"，但跟其他朝鮮國王熱衷賦詩作文不同，仁祖"未嘗作一句詩"，也不願留下筆跡，哪怕是給臣下的批旨也是讓內侍謄寫，然後把自己寫的草稿撕毀後丟進水裡。在匯集歷代朝鮮國王詩文的《列聖御製》中，仁祖僅留下7篇文章，大多是書信，留下的御筆也很少。崇德七年(1642年)，日本邀請仁祖為供奉德川家康的日光山東照神宮題字。仁祖讓其叔父義昌君李珖捉刀代筆，寫"日光淨界彰孝道場"八字冒充"御筆"送給日本人。
撫慰金瑬
丙子胡亂時，時任領議政金瑬之子金慶征負責守衛江華島，結果江華島被清軍攻破，仁祖和大臣的家眷當時都在江華島，因而蒙受被清軍俘虜之恥。戰事結束後，大臣們紛紛要求處死金慶征，仁祖看在金慶征是金瑬獨子的份上，不忍處死，但終究拗不過反對之聲，將金慶征賜死，金瑬也被迫引咎辭職。仁祖多次秘密召見表兄具仁垕並詢問:"金公無不平意耶?"讓他注意觀察金瑬的動向，對金瑬的賞賜也比以前多出數倍。金瑬也閉門謝客，處事低調，故能善終。
歷史評價
總評
朝鮮王朝時期，出於為尊者諱的因素，加上後世的朝鮮君主皆出自仁祖一系，所以當時對仁祖只能採取正面評價，其廟號為"祖"本身就是一種高度評價的蓋棺論定。而在現代的朝鮮半島，對仁祖則普遍傾向負面評價。採取階級史觀的北朝鮮自不待言，韓國也是普遍否定仁祖。仁祖的三田渡之降不僅依然被視為國恥，仁祖本人更被認為要對此負最大責任，光憑這一點就為以民族主義為政治正確的當代韓國所不容。對仁祖的否定評價還與對另外兩個人的評價上升直接掛鈎，那就是光海君和昭顯世子。韓國的主流觀點是:光海君採取靈活卓越的外交政策，可以使朝鮮免受後金(清)入侵，而仁祖則囿於仁祖反正的大義名分而陷入對明義理的局限中，故無法像光海君那樣發揮靈活卓越的外交政策，導致朝鮮蒙受後金(清)入侵的劫難 ;此後昭顯世子在清朝接觸了西方先進文物並對其產生濃厚興趣，使朝鮮出現了提前近代化的可能性，仁祖則被考證出是害死昭顯世子的幕後真兇，進而扼殺朝鮮近代化的萌芽的賬也被算在仁祖頭上。 仁祖在兩次胡亂時逃跑、降服及害死昭顯世子夫婦使他在當代韓國被視為執着權力、刻薄無情、罔顧百姓的昏君。如此一來，仁祖成為朝鮮王朝27代君主乃至朝鮮半島歷史的君主中形象最差的一位。只有極少數學者(如吳恆寧)對仁祖以肯定評價為主，認為他只是遭遇了一些不幸的歷史條件而失敗了。
歷代評價
鄭載侖(朝鮮孝宗駙馬即仁祖孫女婿):仁祖慎賞罰，惜名器，顰笑不苟。
李成茂(當代韓國學者):在守護與確保正統性這點上，像仁祖這種程度的敏感和處心積慮即使在歷代國王中也是很罕見的。
金萬重(當代韓國學者):仁祖被評價為朝鮮君主中最無能的君主。他雖然通過西人發起的政變推翻光海君、掌握政權，但卻遭到了被當做夷狄而無視的後金的兩次侵略，更是害死自己兒子、兒媳和孫子的殘忍無情的君主。雖然仁祖反正的一大理由是光海君廢母殺弟、毀滅人倫，仁祖卻連自己的親骨肉都殺害，成為比光海君更狠毒的君主。
金容欽(當代韓國學者):國王仁祖雖然是當時不亞於任何人的義理論者與保守主義者，但他坐在國王寶座上，需要不斷做出與現實問題相關聯的政治決定，由於這個政治屬性，所以不能僅局限於朱子學的名分義理論上。他反而堅決抵制當時支配多數臣僚大腦的朱子學政治論的臣權中心思想，是一位苦心孤詣於確立專制君主權的人物。
韓明基(當代韓國學者):仁祖在反正之時，充斥着"光海君政權問題很多，所以要實行與光海君完全不同的政治"的意志。仁祖政權在丁卯胡亂、丙子胡亂時對清朝的降服，其錯誤的起步在李适之亂時就已經清楚顯露出苗頭了……在經歷了李适之亂後，仁祖政權所構想的展現出與光海君完全不同的改革案化為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