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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生育率为何一跌再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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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 :日本生育率为何一跌再跌 所属地区：日本 |
日本生育率为何一跌再跌，说到底，要让年轻人主动选择生育，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对未来有乐观的预期，让他们觉得把孩子带到这个世上是一件好事，而不是一场苦役。 [1]
去年，我们邀请旅日作家苏枕书写了一篇关于日本老龄化的文章，《生活在这里，我收到最多的是墓地广告》。事实上，老龄化与少子化是一体两面的关系，老龄化常伴随少子化。日本就是如此。2023年，日本老龄化程度达历史最高水准的同时，总和生育率亦降至历史最低。
苏枕书在京都生活多年，亲历了日本社会老龄化和少子化同步加剧的过程。在这篇文章中，她从镜子的另一面、少子化的角度，讲述了日本社会发生的变化，以及政府做出的努力。其中的缘由、经验和教训，或可作为镜鉴。
益发醒目的少子化
朋友省吾老家是京都府中部的南丹市，从京都市区开车过去不到一小时。我去他老家玩过几次，山清水秀的清静小城，不怎么见得到人。他指着途中宽阔的马路和桥梁道：“这些都是泡沫经济时代大兴土木建成的。当时地方政治家为了拉选票，许诺本地民众一定会修路造桥。不过现在老家根本没人住，路坏了要过好久才修得起来，再过十年二十年更是无法想象。”
目前，南丹全市人口不足3万人，不少小学已关门，一些小镇连医生都没有。省吾读小学时，班上共25个学生。现在他的母校全校只剩下一个学生，等这个学生毕业后，学校也将关门。
他家附近有座寺院，内有地藏堂，从前镇上村里凡有新生儿，家长都要向堂内进献地藏菩萨围兜。透过地藏堂木格门，我一眼看到了写着他两位女儿名字的花边围兜。而他的小女儿已经20多岁了。“你看，这些围兜都有年头了，最近十年出生的孩子寥寥无几。这也是我们这儿少子化的明证。”
省吾的家乡小城是日本少子化的一个缩影，在日本，这样的地方绝不鲜见。2024年2月27日，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了2023年的人口动态统计，日本总和生育率降至1.20，为历史最低水准。日本出生人口（包括日本境内居住的外国人和在海外出生的日本籍婴儿在内）为75万8631人，比上年减少4.1万余人。而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2023年4月的推算，预计日本出生人口到2035年才会降至76万以下。这意味着少子化的进程比官方预计的要快12年。照此最新减幅重新推算，2035年，日本的出生人口将跌破50万。
省吾的故乡，京都府南丹市
我2009年刚来日本读书时，还未强烈感受到日本社会的少子化。因为京都素有“学生的街区”之称，每10万人拥有的大学数为日本之冠，学校内外年轻人很多。身边硕士毕业后结婚生子的日本学姐也不少，最多甚至有生三个的。有的学姐怀孕后就辞了职，等到孩子上保育园再重新找工作。大学附近的寺院、神社都有附属幼稚园，墙边贴着幼稚园的招生海报，常能看到小朋友们像小鸭子一样，戴着统一颜色的小帽子乖乖跟着老师，还有装点得很可爱的幼稚园校车缓缓开过。
然而，渐渐地，身边环境发生了变化。比如2013年前后，我家附近一家妇产科医院竟宣告关张，原来的建筑改修成了普通公寓。一位师兄说，他岐阜县老家旁边的妇产科医院新增了牙科，因为新生儿太少，院长不得不拓展业务。据日本产妇人科医会2022年的调查，由于少子化的影响，过去16年间，全日本的产科专门诊所减少了38%，综合医院的妇产科减少了44%。
每年十一月初，日本各个小自治体多会举行运动会，是团结邻里关系的好机会。这本来是以少年儿童为中心的活动，但由于少子化严重，最近很多地方的町内运动会已无年龄限制，还会积极招呼外国人和留学生参加。2022年春天，我搬到了一处老龄化严重的街区，町内最年轻的住民已是大学生。每到秋天，邻居就会问我去不去运动会，说我是“重要的年轻力量”。
据省吾和他的妻子一美回忆，从前八月下旬，京都各町都会举行“地藏盆”。那是关西地区特有的习俗，大人领着孩子们聚在街巷中的地藏菩萨跟前，祈祷儿童健康成长。孩子们穿浴衣，向地藏菩萨供奉花束，点灯笼、放烟火、吃零食，跟大人一起念经、转动大串佛珠，有各种好玩的节目。在省吾他们女儿小时候，同一街区还有不少一起玩的儿童。但近年来，很多街区已完全没有孩子，自然也无法组织活动。地藏盆甚至成了只有大人或老年人聚在一起的节日。出去玩时，若在街头遇到一队上下学的儿童，他们总会以略夸张的语气笑道：“快看！那都是未来的希望，多宝贵呀！”
早被预言、未被重视
在日本，“少子化”与“高龄化”原本是两个问题，并未像后来那样统称“高龄少子化”。首先被注意到的是“高龄化”。1970年8月10日的《朝日新闻》预测，到2015年，65岁以上人口将高达15%（事实上，2015年日本的高龄化率已达26.7%）；日本已由过去医疗水平不发达时期的“多产多死”发展为“少产少死”。并指出传统家庭结构已崩坏，独居老人面临孤独死危险，呼吁社会完善老年福祉制度。很显然，对当时的人而言，“老人国”的未来图景最值得担忧，“少产”远不是紧要问题。
也难怪最初少子化不被重视。二战结束后，日本曾经有过两次婴儿潮。先是1947年至1949年，这一代人被称为“团块世代”；他们结婚生子后，带来了1971年至1974年的第二次生育高峰，被称为“团块二代”。1950年代，日本妇女平均一生要生育5.6-5.9个孩子。
“团块世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日本专家都认为，“人口减少只是一时的，日本的问题一直是‘人太多，土地不足’”，政府各界热衷于斥巨资到处开垦农田，修路造桥，扩大可居住面积。第二次婴儿潮来临后，人们更是确信“日本每隔25到30年就有一次婴儿潮”，认定第二次婴儿潮会带来第三次婴儿潮，“人口过多警戒论”也一直是主流观点。而团块世代和团块二代参加高考时的1960年代后期与1980年代后期至1990年代初期，都是日本高考竞争最激烈的年代。当时流行“考试地狱”的说法，人们普遍认为，考生太多，大学才这么难考，如果少一点就轻松了。
并且，1990年代后期至2000年代，日本总和生育率和新生儿数虽然降低，但总人口数仍呈上升趋势，并在2008年达到峰值（1亿2808万人）。“少子化”虽早已成为人们熟悉的词汇，但2000年至2015年间，日本新生儿减幅大约是每年1%，减幅较缓，数据并不难看。对于政府来说，形势好像还比较乐观。
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这个时期的日本政府而言，更严峻的问题是人口老龄化，因此并未对少子化有实质性的政策支援。人口战略专家增田宽也曾在1995年至2005年连任三届岩手县知事，因为岩手县经济落后，少子化冲击比其他地方来得更早更直接。但据增田回忆，在任期间，他多次参加全国知事会，不记得有谁讨论过少子化和人口减少的问题。当他在议会上提出大家应当提早做准备时，还被其他官员指责“别说丧气话”。
某位前厚生劳动省干部也有类似经历。在其任职期间，省内甚至都没有把少子化和老龄化并列讨论过，“工作内容超过九成都是看起来更迫切的老年人问题”。该干部曾提醒大家积极应对未来的问题，也被政治家呵斥“别这么消极”。
直到2016年之后，新生儿减幅突然加速，新生儿每年平均减少3.7%，新生儿数跌破100万，总算引起人们的重视。创造“团块世代”一词的小说家、评论家、经济产业专家堺屋太一多次指出，日本未来最大的问题是“人口减少”。2023年末，日本政府提出“儿童未来战略”，拟向国民征收一兆的“儿童·育儿支援金”（暂名）。2026年度开始征收，但更具体的细则尚未明确。这也引起了国民的冷嘲热讽：“政府不自己解决财源问题，反而向我们征税，那么还没生育的年轻人不是压力更大、更不想生孩子了吗？”
为什么不想生孩子？
以上数字被各大媒体连日刊登播报，引起专家学者及民间各方的热烈讨论。少子化为何会成为社会危机，少子化对普通人生活有何影响，少子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政府该如何应对少子化问题？生活在少子化环境中的我，对这些问题也深感兴趣。
一般认为，日本少子化的主要原因有如下几点：不婚、晚婚的风气兴盛，年轻人的婚姻家庭观发生改变，不再认为结婚生子是人生的必要选项；育儿经济负担太大，一般夫妇倾向于少生或不生；职场男女收入差别过大，非正式雇佣的育龄女性太多，无法承担生育压力；育儿政策偏向已有孩子的家庭，未生育的年轻人没有得到政策照顾，自然不会有更多孩子被生出来。其中，最经常被讨论的是非正式雇佣及女性在职场的不公平待遇。
首先说非正式雇佣。1991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许多企业破产，或缩小规模，再难招新人或提供正式员工标准的薪酬，于是非正式雇佣比率迅速扩大，这一群体整体收入低下，可支配收入相应低下。
日本还有“就职冰河世代”一词，指1993年至2005年毕业、就职时赶上日本经济寒冬的一代人。他们又被称为“失去的一代”，非正式雇佣的比率远远高于其他年龄段。低收入、工作不稳定，年轻人感受到日本的衰落与停滞，对未来丧失希望，当然不会积极生育。
省吾生于1978年，1996年上大学。据他回忆，泡沫经济崩溃之初，普通人并没有太多感觉，以为一切只是暂时的，未来肯定总体向好。但后来情况愈发严峻，各大公司应届生招聘人数剧减。2000年，互联网泡沫崩溃，恰逢他大学毕业，投了几百封简历，竟一无所获。和他相似处境的同窗不在少数，大家只能去做劳务派遣等临时工，无法像父辈那样进公司，熬年功序列，按部就班地成家生育。省吾的夫人一美与他同龄同学年，但念的是两年制短期大学，比他早两年毕业，当时就业情况好很多，因此虽是短大毕业，却顺利找到了工作。
省吾后来做了很多辛苦的工作，专业完全不对口，如今在寺院的工作也是从长辈处继承而来。他与一美育有二女，据说在同龄人里很不常见：“多亏一美有工作。我们同学里不婚不育的很多，因为找不到工作，也不敢结婚，更不敢生孩子。我们见过日本经济发展的好时候，没想到自己找工作时受到这么巨大的打击，心态肯定崩了。过两年，政府开始促进就业，毕业生就业率上去了。但这些跟我们这一届没关系，既卒（往届生）错过了就错过了。”
这里需要补充一个背景，那就是日本企业极其偏爱应届生，即“新卒采用”——因为应届生工资较低，可以控制成本；新人是一张白纸，更容易教育等。在这种社会风气下，像省吾这一代应届生，在经济泡沫崩溃时错过毕业前找工作的窗口，以后找到正式工作的难度会大大提高。
再说女性在职场的不公平待遇。二战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日本社会普遍认同“男人在外负责工作，女人在家负责家务和育儿”。高速经济发展时期，企业为确保劳动力，对占绝对多数的男性员工采取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制；女性就算大学毕业后在大企业就职，也只能做点辅助性工作，一旦结婚、生育，就默认宣告离职，不少企业甚至会要求女性员工在入职时签署“结婚离职”保证书。
到1970年代，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越来越多，许多女性不愿意为了婚姻育儿放弃工作，努力在婚育和工作中寻找平衡。当时，职场上已有三分之一的女性劳动力，且大半已婚。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公布《勤劳妇人福祉法》，督促用人单位保障女性员工孕期和产后的权益，推广产假制度，帮助劳动女性调和职业生活与家庭生活。
1979年，联合国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受此影响及来自社会各界主张男女平权呼声的压力，日本于1985年签署公约，并制定《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规定促进职场男女平等。虽然这是法律上很大的进步，但并未规定如果用人单位违反该法，将有怎样的具体罚则。直到1999年，改正后的《均等法》才明文禁止性别歧视。
尽管如此，在日本，“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依然深入人心，女性在职场的天花板显而易见。她们很容易被边缘化，很难有话语权。就算是现在，日本企事业单位里的女性领导还是少得可怜，特别是政治、经济领域。
2019年4月，上野千鹤子在东京大学入学式致辞中指出大学内严重的男女不平等。考进东大的女生不到20%，到硕士、博士阶段这一比例虽然变高，但留在高校工作的女性却大幅减少，尤其是教授中的女性只有7.8%，东大历史上也从未出现过女校长。
这些问题对我而言再熟悉不过。当年刚考上京都大学、参加入学典礼时我就发现，台上坐着的校领导、学院院长，放眼望去几乎全是男性。后来发现，有些研究所历史上雇佣过的女性研究者屈指可数，甚至连女性洗手间都是最近新建。而京大的女性教员比率在日本国立大学中排名极靠后，2022年仅占14.4%。京大曾推出优秀的女性研究者专访，公开了她们的一日行程，赞许她们“教研、育儿两不耽误”。而她们无不是压缩睡眠时间，在繁忙的教研之余忙着给孩子做便当、接送孩子上下学、陪孩子做作业。这种典范固然令人钦佩，却也让人望而生畏：如果不是超人，恐怕很难“两不耽误”。
滋贺县大津市街头怀抱婴儿的年轻母亲。近年来，从京都市搬到大津市的年轻人和育儿家庭不在少数
在这样的环境里，性别歧视也是家常便饭。我曾亲耳听到某著名男性学者私下批评自己的某位博士：“还没有正式教职就忙着生孩子，还能搞研究吗？这是自杀行为吧。”也曾听某男学者毫不客气地揶揄另一位博后期间生育的女性前辈：“她这样有什么前途？”尽管日本国家社科基金对因生育暂停研究的女性有一定的优待政策，支持她们休完产假和育儿假后继续研究，但对于在学界拼长聘的青年女教师来说，生育对事业显然是莫大阻碍，不婚不育是更安全的选择。
当然，若有了稳定教职，就可以享受更多的福利保障，因此也不乏“上岸”后选择生育的女性学者，但她们的头胎生育年龄显然远高于平均生育年龄。我认识一位很优秀的女性学者，她也是找到正式教职后结婚生育，当时四十岁出头。如今接近退休年龄，孩子正准备高考。她曾关心我未来是否会生育：“如果想要的话，还是越早越好。我就是太晚了，生孩子养孩子都特别累。”
而我熟悉的年轻一代优秀女性前辈不少都不婚不育，榜样如此，生育在我看来自然不是人生必要选项。或者说回顾博士和博后阶段，并不觉得自己有任何时机适合生育。三十多岁以后，对高龄生育的风险也更敏感，无论从情感还是理智而言，都很难选择生育。
友人小枝曾在京都一所公立小学任教，工作非常繁忙。平时七、八点出门，夜里九、十点才能回家，周末还经常要负责学生的课外活动。而日本文化对母职规范要求很高，社会普遍认为女性成为母亲后必须优先育儿。若把工作排在孩子之前，会遭到各种批评。小枝说，尽管她自由职业的丈夫已分担了不少家务，但她还是无法像从前那样起早摸黑在学校长时间工作。因此休完产假后，她辞退了原先的正式教职。等孩子上小学后，她在离家比较近的小学找到了临时教职。“虽然不稳定，但责任小，任务轻，自由支配的时间很多，有更多时间陪伴孩子。”
其实，现在日本女性劳动参加率不低，近年更是持续上升。2023年，日本15-64岁的女性就业率高达73.3%，但她们大半都是低工资、无保障的非正式雇佣劳动者。而正式雇佣的女性也多在介护、福利等收入较低、工作年限较短的行业，很难进入领导层。尽管劳动法规定非正式雇佣劳动者也有享受产假、育儿假的权利，但实际上，非正式雇佣的女性很难跟上司开口提这些。因为非正式雇佣的劳动合同通常每年或半年更新一次，用人单位很可能趁临时工女性怀孕生育时不续约。如果非正式雇佣的女性高度依赖工作收入，那么她们会尽量避免生育。
最近，由于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男性正职社员也不容易涨工资，许多男性比从前更在意结婚伴侣的经济状况，更愿意选择收入稳定的伴侣。那么，非正式雇佣的女性的结婚难度也比从前更高。非正式雇佣的身份导致许多女性在婚恋市场不占优势，不易结婚，自然也不会生孩子。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育儿经济负担。据2021年日本一项出生意愿基本调查，未婚者的理想生育数为2.25人，已婚者计划生育数为2.01人，实际生育人数平均1.90人。未能实现理想生育数的最大理由就是“育儿、教育太花钱”，之后才是“年纪大了，不想生”，“想生但生不出来”等。
日本的育儿、教育经济负担到底有多大？不同机构有不同的算法和答案。最近有调查指出，从孩子出生到抚养其至成年，最起码需要准备2000万日元（约合95.6万人民币）的养育费和教育费。30多岁的日本正式员工年收入中位数在4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9.11万元）前后，非正式员工在280万日元（约合13.38万人民币）或更低。对于普通收入的家庭来说，抚养一个孩子已很不容易。日本有“二胎之壁”的说法，指虽然想生二胎但出于经济压力的考虑而选择不生。因此，学界呼吁政府应大力推进二胎生育补助政策。
另外，日本老一辈没有给子女带孩子的习惯，年轻夫妇生育后，基本只能靠自己带娃。京都街头偶尔看到爷爷奶奶推着婴儿车、年轻父母从旁解放双手逛街的，仔细看都是海外游客。日本也没有“月嫂”“育儿嫂”的概念，只有很富裕的人家才能考虑请“家政妇”“家政夫”，他们的时薪比一般打工者还贵两三倍，普通人家根本雇不起。因此，人口学专家藤波匠指出，育儿不仅是小家庭的事，还应是全社会共同承担的责任，政府应推广上门育儿服务，发动老年人一起帮忙守护孩子。
其实，在我看来，日本不讲究学区房，学生不受户籍、学籍限制，可以自由转学，应试压力远没有韩国那么大，已经相当幸福。亦有调查研究指出，日本的生育成本低于韩国等国。但生在日本的人们一般不会与其他国家比较，只会困于自己所在的围城，受城内固有风气的影响。
政府做了什么？
在上述诸多原因的作用下，日本年轻一代的观念发生很大改变，婚育早已不是人生的必然选项。一位友人相过几次亲，有女生问他愿不愿意跟自己到其他城市生活；也有女生说自己是家中长女，以后要继承家业，问他能否接受婚后跟她姓。在他踌躇之际，女生们已友好与他告别。如今他认为，不结婚也很自在。
曾经教过我花道的由佳也与我同龄，相亲过几次。她认为婚后应继续工作，不想做全职太太，在相亲中会特别关注对方是否尊重自己的选择。失望多次后，她表示“反正现在也过了最佳生育年龄，更不必着急了”。
近年来女性主义在日本也很流行，韩国文学在日本极受欢迎，如《82年的金智英》日译本已卖了30万册。日本的社会问题与家庭观念与韩国虽有不小区别，但许多女性读者还是对韩国小说描写的女性生育、职场困境产生强烈共鸣。“女性主义”在日本原是很不受欢迎的词汇，甚至不少女性都觉得这意味着“过激”“可怕”。但许多读者表示，“透过韩国小说，开眼认识了女性主义”。
观念一旦形成，想改变就很困难。近年来，日本政府出台过多项针对少子化的政策，但效果都不甚显著。不过，依然有些做法具备参考价值。以下试举几例：
2022年4月1日起，日本新修订的《育儿介护休业法》规定“促进男性休育儿假”。在孩子出生后的八周以内，新生儿父亲可以获得最长四周的休假。男性休育儿假可以有效为女性分担育儿压力，长远看有利于男女平等风气的形成，对缓解少子化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不过，目前利用该制度的男性比例还很低（2022年为17.1%），理由是“男性休育儿假在单位会遭遇冷眼”。
这些年，日本各地努力吸引年轻人移居，推出种种促进生育的支援政策。比如优等生兵库县明石市有如下措施：儿童从出生到高中毕业为止，医疗全部免费；二胎保育园费用全免；向新生儿家庭每月免费邮寄尿不湿和奶粉；初中学校午餐费用全免；游泳馆、博物馆等公共设施对儿童全部免费。
这些政策的确起到了一定作用，从2010年至2021年，明石市的总和生育率一直高于全国水平，2021年高达1.65（全国水平是1.30）。在兵库县其他各市都人口减少的情况下，只有明石市总人口连年增加，因为周边城市的育儿家庭或有生育意愿的夫妇很乐意移居明石。当然，其他地方很难复制这种模式，因为明石市位于阪神经济圈，地理、经济条件本来就不错，去大阪、神户等大城市通勤都很方便。一些偏僻的山地农村，无论政府怎么宣传，也不会有多少年轻人或育儿家庭真正长期移居过去，因为工作机会太少，儿童的医疗、教育都成问题。此外，这种模式能维持多久，也需要更长时期的考察。
与明石市相比，京都市显然是反面教材。由于财政紧张、地方税高、政府对育儿家庭支援很少，近年搬出京都市的年轻夫妇和育儿家庭不在少数。2022年，京都总和生育率为1.15，低于当年全国水平（1.26）。加上老龄化影响，京都市2023年总人口比2013年减少了近四万人。于是，京都市政府宣称要创造适合年轻人生活工作的环境，2024年2月新上任的市长松井孝治也把如何留住年轻人作为重大议题。
然而，光靠吸引本国人移居，效果可能很有限。一直有学者提出开放移民政策，但日本政府对移民问题素来非常保守，认为移民会破坏日本的传统与治安。因此近年只是加大力度引进外国劳动力，吸引富裕阶层来日本定居、投资、纳税，远未走到“吸引外国年轻人定居生育”这一步。尽管事实上，现在日本保育园、幼稚园的外国儿童越来越多。我做义工的修道院已很久没有接待带着新生儿来的日本父母。偶尔听到幼儿的咿呀学语，一看也是菲律宾人或欧洲人。我家附近有一片小操场，放学后常有儿童玩耍，不少也是外国面孔。
总而言之，尽管日本政府很早就意识到“少子化”问题，也推出了不少政策，但如今看来，效果并不理想。促进年轻人就业、保障女性职场权益、给育儿家庭充足的支援，这些办法不难想到，而落实起来却不容易。年轻人对政府的生育呼吁往往无动于衷，少子化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养活自己已经很难了。说到底，要让年轻人主动选择生育，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对未来有乐观的预期，让他们觉得把孩子带到这个世上是一件好事，而不是一场苦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