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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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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演 | |
| 国籍 | 中国 |
| 出生 |
1915年12月13日[1] 苏州吴县 |
| 逝世 | 2005年03月 |
| 职业 | 导演 |
| 代表作品 | 三毛流浪记、上饶集中营 |
方徨。原名袁金元(在八仙桥国恩寺难民收容所参加话剧演出时，把原来的姓名袁全元改为方徨。) 中共党员。著名导演。历任中央电影局编导，山东电影制片厂副厂长，珠江电影制片厂导演。曾担任影片《三毛流浪记》的剧务工作，参加故事片《上饶集中营》的摄制，担任副导演。《水土保持》获得文化部颁发的三等奖。[2]
个人简介
方徨，原名袁金元。上海人。中共党员。1926年在上海读书，后参加新四军，在教导队毕业后任老一团文工队员，皖南事变后曾入上饶集中营。1943年后任盐阜区宣传部文工团副团长，山东省文协专业作家。1949年后历任中央电影局编导，山东电影制片厂副厂长，珠江电影制片厂导演。1939年开始发表作品。
著有长篇小说《菱荷艳》，长诗《红日初升》，电影文学剧本《上饶集中营》(副导演)、《两个巡逻兵》、《敢想敢做的人》、《逆风千里》等。科教片《水土保持》（撰稿）获意大利威尼斯三等奖。[3]
生平
方徨1916年生于苏州。1925年，刚刚十岁的方徨，随着全家从苏州到了上海。他的父亲是个裱画匠，整日裱糊字画，有时也为面盆、镜框等小用具画点花鸟虫鱼，终日不停地辛勤劳动，才混个半饱。在这种境况下，方徨只在一个不收学费、书费的学堂里读了一年书。当时只有十三岁的方徨就不得不到一家做玻璃瓶的小作坊当学徒。学徒工只混得一天三顿饭，冬天连一件棉衣也没有，还得成天把手浸在冰凉彻骨的水里洗涮玻璃瓶，晚上则蜷缩在作坊的角落里，裹着破被睡觉；到了夏天，常常在广告牌下面的草地上露宿。三年满了师，方徨先后在两家玻璃厂做工。从每月五、六元工资，增加到九元，但仍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可他还想方设法省下一、两毛钱，钻进三、四等电影院去看一场电影。这是他唯一的文娱生活。就在这一段经历中，他和电影结了缘。
抗日战争爆发了。“八·一三”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闸北区，方徨做工的玻璃厂也在炮火中烧毁了。一夜之间他变成了难民，流浪在上海租界的街头。他每天到浦东同乡会门口去领施舍给难民的面包。最后，他只好进了八仙桥国恩寺难民收容所。所里有一个职员将二十多个贫苦工农集中起来，成立了一个学习班。方徨也参加了。在这里，方徨学习拉丁化拼音文字。开始读的第一本小说是肖红的《生死场》。有人给他们上课，讲中国共产党党史，讲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讲唯物辩证法，还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排演上海方言话剧。方徨参加了话剧演出。他扮演的第一个角色是在“五卅”惨案中牺牲的烈士顾正红。他们的话剧在各个难民收容所演出，唤起人们抗日救亡的民族意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把原来的姓名袁全元改为方徨。
工作经历
1926年在上海读书，后参加新四军，在教导队毕业后任老一团文工队员。“皖南事变”后曾入上饶集中营。
1943年后任盐阜区宣传部文工团副团长，山东省文协专业作家，1949年后历任中央电影局编导，山东电影制片厂副厂长，珠江电影制片厂导演。
1939年开始发表作品。
1949年，担任影片《三毛流浪记》的剧务工作。10 月，被调到中央电影局剧本创作所从事编导工作，从此，正式进入电影行列。1952 年，参加故事片《上饶集中营》的摄制，担任副导演。接着同张客合作拍摄影片《闽江桔子红》。1953年，调到上海科教片厂，拍了三部片子，其中《水土保持》获得文化部颁发的三等奖。
1955 年，被调入上海电影制片厂，独立导演影片《谁是凶手》《两个巡逻兵》《不老松》等。
1958 年底，调往山东电影制片厂任副厂长兼导演，拍摄影片《敢想敢做的人》。
1961 年，调到广州珠江电影制片厂。
1964 年，完成了故事片《逆风千里》，因该片被“四人帮”打为“叛徒”。粉碎“四人帮”后，本人及其作品《逆风千里》才得到平反。
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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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年夏，各难民收容所的地下党秘密动员一些贫苦工农和爱国青年去皖南参加新四军。方徨满怀着抗日的激情报名参加了。在上海各个难民收容所里集中了四、五百名决心抗日的青年，以“慈善总会”出面，假借遣散难民的名义由上海地下党负责带领，从上海坐船经温州转赴皖南，步行了一个多月到达新四军军部云岭。方徨找到了自己的队伍。从此，他在革命的战斗行列中成长。
他在教导队学习了三个月。1939 年初被分配到新四军第一支队老一团政工队当代理队长。除打仗外，政工队还演出一些宣传抗日的节目。方徨还学习了舞台美术的工作。两年紧张的战争生活刚过去，“皖南事变”发生了，国民党以十倍于我之兵力向我进攻，方徨所在的老一团警卫部队和军部被敌人打散。他和几个战友潜藏在山上，弹尽粮绝，被敌人搜捕到了。当时，敌人把在“皖南事变”中俘获的新四军排以上的干部五百六十多人关在上饶集中营里，周围用两个团的兵力防守着。在集中营里，敌人对新四军的残酷刑讯是骇人听闻的。面对着皮鞭、老虎凳、铁笼、牺牲，共产党员毫无畏惧，坚定顽强地进行着斗争！方徨感受到，不单要在爱国的民族战场上英勇战斗，而且要在敌人监狱的严酷斗争中，以真正的共产党员为榜样，和敌人斗争！他所在的第三中队的秘密党支部和方徨建立了联系。因方徨当时不是党员，所以党支部授意有些事情由他出头露面。例如，他作为伙食代表，与特务头子贪污伙食费的行为进行了斗争。
1941年7月，特务为了向他们的上级请功领赏，表明他们“改造”共产党员、新四军有成绩，别出心裁地在集中营成立了一个“更新剧团”。地下党支部派方徨去参加剧团，担任导演。要求他占领剧团这个阵地，宣传抗日，绝不演反共的戏。剧团演出的第一个戏是邵荃麟的《麒麟寨》，另一个戏是阳翰笙的《前夜》，都是宣传抗日救国的。他们甚至改头换面地把延安的一出秧歌剧《农村曲》，另换上一个剧名公开演出。这些戏给集中营中的同志们以很大鼓舞。当剧团到铅山集中营去演出时，在秘密党支部严密的布置和掩护下，使赖少其和邵宇等同志逃出虎穴。之后，方徨与其他几个同志在从排演场回住地的路上也逃出了集中营。在地下交通站的帮助下，他又回到新四军。方徨辗转到盐阜地区，找到原来的军部，并积极要求入党。党组织根据方徨在狱中的表现，吸收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3 年，方徨在部队文工团担任领导工作。1946 年初，新四军北上到了山东，方徨为了搞文学创作，要求调离部队，到了山东省文协。他上前方，下农村，写出了一些报告文学、出版了一本诗集《红日初升》。1948 年，济南市解放，他到山东人民剧团任团长。1949 年10 月，他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并调到中央电影局剧本创作所搞编导工作，从此，进入了电影行列。1952 年，方徨参加了故事片《上饶集中营》的摄制，担任副导演。在拍摄中，他倾注了全部心血，在银幕上再现了当年“皖南事变”的情景和集中营里革命者坚贞不屈的斗争。接着又同张客合作拍摄了《闽江桔子红》。1953年，他被调到上海科教片厂，拍了三部片子，其中《水土保持》获得文化部颁发的三等奖。1955 年，又被调入上海电影制片厂，独立导演了《谁是凶手》、《两个巡逻兵》、《不老松》等。1958 年底调往山东电影制片厂任副厂长兼导演，拍了《敢想敢干的人》。1961 年调到广州珠江电影制片厂。1964 年完成了故事片《逆风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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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方徨与周万诚联合编剧，由方徨导演摄制的。影片以东北战场为背景，反映我解放军一支小分队押解一批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俘虏在转移到目的地的行程中，经历了种种难以预料的困难：天上有敌机搜索，地上有反动“地下军”及国民党军队的前堵、后追，特别是这批俘虏不甘失败的命运，使出狡猾的伎俩——装病、死赖、无理取闹、逃跑、接应，千方百计地企图脱逃，而我军战士由于年轻、没有经验，不免有些失误。但这支年轻的小分队靠着忠于党、忠于人民的赤胆忠心，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复杂的斗争实践中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终于使这批老奸巨猾的反动俘虏，在我人民战士面前低头认输。这支小分队迎着千里逆风，胜利地完成了任务。这部影片最大的特色是真实可信。没有把敌人都写成熊包，把我人民战士写成生来什么都懂的神，而是在复杂艰苦的斗争中，揭露了敌人的狡猾及其不甘心失败的反动本质；同时表现，了我人民战士同敌斗争中的机智、勇敢。在人物塑造上，没有脸谱化、概念化的感觉，正、反面人物形象都刻画得较生动，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这部影片的结构严谨，在艺术处理上也比较凝炼、纯熟，可以说是体现方徨导演艺术水平的一部有代表性的作品。但没有料到，正是这部影片，却给方徨带来了一场大灾难。康生看了影片后，竟然说这部影片“动国民党人之心，动共产党人之愤 ”，并且还要追查编导人员的历史等等。这样，在全国立即展开了对这部影片的批判：“《逆风千里》是反革命影片”，“《逆风千里》为蒋匪复辟开道”，“《逆风千里》的片名是一个反动口号”，等等。批判文章铺天盖地而来。接着影片的编剧之一周万诚被开除军籍、党籍，并遣送回乡；方徨也以大毒草的炮制者被打进了“牛鬼蛇神”行列。以后又硬说方徨在上饶集中营叛变自首过，而被打为“叛徒”。粉碎“四人帮”后，方徨本人及其作品《逆风千里》才得到平反。为纪念那些在革命斗争中牺牲了的战友，方徨根据自己经历过的生活，以“皖南事变”上饶集中营为背景，又在创作一部长篇小说《菱荷艳》。现在，方徨虽已年过花甲，他还想再拍几部影片，为电影事业作出贡献。
主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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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逆风千里》 （1963）(编剧/导演)
- 《敢想敢做的人》（1959）(导演)
- 《不老松》(1959)（导演）
- 《两个巡逻兵》 (1958)（导演）《谁是凶手》 (1956)（导演）
- 《闽江桔子红》（1955）(副导演/助理导演)
- 《上饶集中营》 (1951)（副导演）
- 《三毛流浪记》 (1949)（剧务）
- 科教片撰稿《水土保持》获意大利威尼斯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