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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维拉娜·亚历塞维奇斯维拉娜•亚历珊卓娜•亚历塞维奇（白俄罗斯语：Святлана Аляксандраўна Алексіевіч，拉丁化：Svetlana Alexandrovna Alexievich，1948年5月31日－），白俄罗斯女记者兼散文作家，2015年因“她那复述写作法的作品，为当代世人的苦难与英勇树立了一座纪念碑”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她也是第一个获得该奖的白俄罗斯人。
生平
斯维拉娜•亚历塞维奇出生于苏联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斯坦尼斯拉夫（1962年改称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父亲为白俄罗斯人、母亲是乌克兰人，父母二人都是乡村教师，后来举家迁往白俄罗斯。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她曾在几个当地报纸任职记者，然后在明斯克为文学杂志记者。她叙述了职业生涯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如美苏冷战，苏联阿富汗战争，苏联的秋天和车诺比核事故。受到卢卡申科政权迫害后，她在2000年离开白俄罗斯。国际城市避难网络提供她庇护所，接下来十年，她住在巴黎，哥德堡和柏林，在2011年搬回明斯克。2015年10月8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书籍作品《车诺比的悲鸣》 。 2013年，亚历塞维奇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入围最终决选名单。
俄语原作
U voyny – ne zhenskoye litso (War’s Unwomanly Face), Minsk: Mastatskaya litaratura, 1985.
Tsinkovye malchiki (Zinc-Covered Boys), Moscow: Molodaya Gvardiya, 1991.
Zacharovannye smertiu (Enchanted with Death), Moscow: Slovo, 1994. ISBN 5-85050-357-9
Chernobylskaya molitva (Voices from Chernobyl), Moscow: Ostozhye, 1997. ISBN 5-86095-088-8
Poslednie svideteli : sto nedetskikh kolybelnykh (The Last Witnesses: the Book of Unchildlike Stories), Moscow, Palmira, 2004, ISBN 5-94957-040-5 (first edition: Moscow: Molodaya Gvardiya, 1985)
Vremia sekond hend (Second-hand Time), Moscow: Vremia, 2013. ISBN 978-5-9691-1129-5
中文译作
《战争中没有女性》
《车诺比的悲鸣》
《锌皮娃娃兵》
《车诺比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
《我还是想你，妈妈》
《我是女兵，也是女人》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
《二手时间》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亚历塞维奇：为了理解，我把话语权交给所有人
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斯维拉娜．亚历塞维奇（Svetlana Alexandrovna Alexievich）是首位以记者身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她所创造的新文体，被称为“人声拼贴”，尽可能呈现了每个独立个人的声音，交织出一首多声道的壮丽乐曲，唤起时代中微小却切实的记忆和人性。
独立评论@天下以信件对亚历塞维奇进行独家访谈，由猫头鹰出版社联系翻译，也是她最新接受台湾媒体的访问。
她的四本著作
《战争没有女人的脸》
《我还是想你，妈妈》
《锌男孩》与《二手时间》
即将以繁体中文面世。
每一个人都为自己的事实发声
问：您是记者出身，但却选择使用倾向文学的手法写作，大多时候隐没了自己在叙述中的痕迹，甚至不对报导人和时空背景做任何描述，使他们仿佛处在一种独白的、意识流般的情境，而带有某种抒情特色。您为什么选择让您的受访者以这种方式呈现？
在我的书中，是由真实的人们来讲述他们年代最重要的事件：战争、社会主义帝国的垮台，以及车诺比。这些事情连同国家的历史和集体的历史──晚近的和陈旧的事件，全部给留在字句之中，而每一个人也都把自身小人物的过往经历一并留在那里了。
所有历史都忽略了灵魂的历史，人类的激情也遗落在历史之外。我的任务就是从“亡佚”的阴影中将它们淬炼出来。其中最重要的是不去想像编造，而是倾听并且理解：在确切的时间、在这个事件中──即我所访谈的事件发生的当口──人们是怎么想的。我处理的事情中含有两种谎言，一种是极权主义，另一种则是作为学科的历史。这门学科把人类生命化约成历史课本里，那些没有热情的篇章。
一方面，我永远都希望书里的每个人声可以如合唱团一般同唱；但另一方面，我又总是希望个别单独的声音能被听见。我想，现今一个人是渴望听到另一个人的声音，而不是一整个时代，那当一切被压缩到一块儿变成整体的时代。一个人的心灵场域总是很能提起我的兴趣，因为就是在这个场域中发生了一切，并持续发酵。我对整个大历史的了解是透过对小历史的洞见，只有如此，我们能听闻的才不是时代的隆隆声浪，而是我们在经过岁月后所能够理解并被吸引的东西。因为对我们而言，有趣的是人类的生命，所以我才会将视角缩小到一个人的大小。为了要理解我们所生存的这个时间，我把话语权交给所有人，而每一个人都为自己的事实发声。
我自己是一个思想开明的人，但为了创造出那个时代的角色范例，我应该要听过极端不同的人说话。
我将我写作的体裁称为“声音小说”，而我书写这部《赤色百科》已经超过30年。这是关于一个乌托邦的故事，共产主义式的乌托邦。《战争没有女人的脸》、《我还是想你，妈妈》、《锌男孩》与《车诺比的悲鸣》都是百科中的篇章，《二手时间》也是其中之一，是百科的最终章。我从来没有给自己评论批判的权力，我只是试图理解。
问：在这些关于战争、灾难的访谈中，受访者可能因此进入原本被掩盖、强迫遗忘的记忆，唤起伤痛，当然也可能藉述说而得到某程度的平复。您如何处理这些访谈可能带给受访者与您自己的情绪冲击？
一个每天要去拜访不同的母亲们，并且跟她们说和孩子有关的可怕真相的肿瘤外科医师能怎么样？他能轻松面对这一切吗？当然，如果你试著认真工作，那么在我们的工作中便有冒风险的成分，不过这种成分在许多工作中也有。
这是我的职业，我的工作。我工作，并努力认真地工作。
我要知道秘密，生命的秘密
问：您可能为一本书访谈了400、500个人，甚至更多，但最后可能只留下100个人的故事。您是如何筛选出最后书中的这些故事？而那些未被收录进书里的人与故事呢？他们与他们的故事在您的写作上扮演了什么角色？
如您所知，我去接近人……像一个朋友一样靠近他，如此这便怎么都不能视为采访，而是关于生命的对话，关于一切的对话──关于新上衣，关于爱情，关于受苦……也关于生命。关于人们了解了什么，知晓了什么，见闻了什么。我们人的生命并不是由什么大的事物所组成的，而是积沙成塔。如同安娜．阿赫马托娃[1]所写的：“何时你们方能见花朵从什么淤泥绽放，而不觉羞愧？”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不是搜集“资料”，而是搜集“哲思”，就是用一个全新的视角去看待所有好像平常无奇的事物。
我花了很久的时间写书，每一本书大概花7到10年，记录了500到700个人。我找的人都是受过大事件一击的人，而不是平庸无奇的叙事者。为了让人答出新答案，就该用新的方法问他，因此我必须让我的谈话者对我感兴趣，那么他就会对我侃侃而谈，而最重要的便是诚信诚恳。我们该谈的不是车诺比或是阿富汗，而是谈生命。我对讯息并不感兴趣，我要知道秘密，生命的秘密。
我问了很多人，也问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寻找的人，不是光是生物分类中有著人类外型的人，而是对生命有所寻思的人，那些被事件重击的人。我对枯燥纯粹的史实事件并不感兴趣。我写的是感觉的历史，这也还可以被称为“被忽略的历史”。在事件的当下，人是怎么思考、了解并记忆的？他相信什么，抑或是不相信什么？他有哪些幻梦、哪些希望、哪些恐惧？他对自身及对世界的理解是什么？我借由千百声命运的呼喊，及我们生命中那些日常与事件的片段，架构出我书中的世界。
有一件事总是非常折磨我，那就是真相无法容纳于同一种心声与同一种想望之中。真相是种零碎的东西，它又多又杂，散布在世界上。因此我搜集日常的感觉、思绪和话语，搜集我的时代的生命。我对灵魂的历史和日常很有兴趣，那些大历史总是忽略，总是傲慢对待的日常。
我对奥特嘉所说的“群众人”[2]很感兴趣，尤其是“他（群众人）”如何走过历史与时间，或说，时间和历史如何走过“他”。
“赤色乌托邦”还会长久地试炼人类
问：从您的书中，可以读到苏联解体后人们的迷惘，无论是熟悉世界的崩解或理想被背叛。您对经历过苏联时期的人对苏维埃政权的怀念（一如您书中许多人所提到的），与现在新一代年轻人在资本主义泡沫之下对苏维埃时代的向往，有什么看法？
在国家中，输家比赢家还多，所以才会有累积的敌意产生。但最主要的问题是，我们到底怎么能把善与恶搞混？在我看来，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善和恶。在我的书《二手时间》中，有这样一段故事：主人公之一在还是小男孩的时候，便爱上了一位成人女性，奥莉亚阿姨。后来，当这个男孩在学院读书的时候，那时正是经济改革的时代，他的妈妈告诉他，奥莉亚阿姨曾告发自己的亲兄弟，而这位兄弟后来死在劳动营里。这个时候奥莉亚阿姨得了癌症，将要死去。这个男孩去拜访奥莉亚阿姨，并问她：“你记得1937年吗？”阿姨回答：“喔，那是多么美妙的时光！是我生命中最好的时光了。我那时候很幸福，大家都爱我。”男孩问：“那你兄弟呢？”她说：“你试试在那个时候找一个诚实可靠的人。”男孩震惊得不得了──关于那个时代，已经被讲述过多少次了，多少相关的著作已经付梓了，但对阿姨而言，她对自己在这件事中正义与否却没有过一丝质疑。
在经济改革的时代，我们认为要是索忍尼辛的著作都被出版了，那生活应该也会大不如前。但当书本真的出版了，所有人什么都不管了。生活倾覆了，但也许这样也好，人们选择了洗衣机而不是AK47步枪，并把精力都转到那里去了。可是精力也消失了──当时还可以说，邪恶就是贝利亚[3]，就是史达林，邪恶是被人物化了的。可是邪恶就这样被分散到生活中，被生活的因循习惯给藏匿起来。
应该要教导孩子，教自己也学会：试想你青春正盛，还恋爱了，但同时却有人因为在博洛特纳亚广场[4]示威而被关进监狱，更狠狠被判了可怕的刑期，可是大家却像没事一样，所有人还是这样过著自己的日子。这就是生活的因循习惯，而它有办法把任何一切都掩盖掉。
当然，一切都还在阵痛和哭号的阶段。可是我认为，人们明了悔悟的时间一定会到来的。当我在写《二手时间》时，我想：我们以咒骂和眼泪送走了赤色时期。可是过了25年，能不能就冷静地看待这一切呢？应该要理解：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因为赤色思想吗？还是因为人性？或许两者皆然。毕竟，人该要守护自己心中的人性才是。
问：在访谈中，可以看见一连串战争与革命对人们留下的伤痕。您认为这些伤痕带给俄国现当代社会的是什么？
我写了五本书，但事实上我一辈子就写了一本书──《“赤色人”和“赤色乌托邦”的百科全书》，是本我们称为社会主义生活的百科全书。对于打造人间天堂这种单纯并骇人的尝试，俄罗斯有独一无二的经验，可是这个试验以巨大公墓的形式收场。所以我认为做这份工作很重要，因为“赤色乌托邦”还会长久地试炼人类。
但我们所承受过的苦难有著什么样的意义呢？这是我一直以来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当我向我的“主角”们问这个问题时，常常让他们措手不及。对许多人而言，苦难本身就是价值，是他们重要的工作。但事实证明，苦难无法变成自由。
我们为什么活著？
问：在您的文章中，可以读到许多人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以及不同时代的质疑与迷惑。您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什么？
现在人没有那么多意识形态了，甚至是老一辈的人──他们觉得自己被骗了，因为这块大饼他们什么也没分到。除了小盒子里的纪念章，什么也没办法给子孙留下，可是这对子孙而言一点意义也没有。
对我而言，社会主义是人类对于公平正义的梦想，但还只是练习，尤其是俄式的、布尔什维克式的练习──是血淋淋的练习，是一座公墓。
问：从您的第一本书到最新的一本，您访谈了数不清的人，也听了无数的故事。您认为您这数十年来一再追问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我已经为《永恒狩猎的美鹿》（暂译）搜集了好多年的资料了──100名男性与女性对爱的告解。这时人类已经不再藏于阿富汗战争及“帝国”瓦解的阴影中了，而是渐渐解开自己的秘密。但显然地，我们的人们没有幸福的经验。所有的历史要不就是征讨战斗，要不就是准备打仗。被自己的历史压著打，从来没有像瑞士人或荷兰人那样活过：在这些国家，对任何一个人而言最重要的事，就是和其他人相见，和男人或是女人见面。而我们却总是打仗、离散崩解，哀叹乌克兰离我们而去[5]……我已经访问过几百个人了，但他们之中几乎没有幸福的人。对他们而言，幸福惊人地不可捉摸和没有价值。
幸福，是整个世界。那里有多少角落、窗子、门和钥匙！这是个令人惊艳的世界，而我们对它却仅有模糊的概念。一个从阿富汗战争回来的年轻人跟我这么说：“当我孩子出生的时候，我是这样地吸闻著尿布，这样地跑回家，只是为了这个气味──这个幸福的气味。”
当人类爱著，或说对幸福想望著，这时候开展的便不是日常琐事，而是存在。我倾听，仔细审视受过打击的人，对我而言，他的灵魂就像和远方星际联系的方法。
所以，虽然这是件挺无望的事，但还是很令人好奇：我们为什么活著？
外部连结
Svetlana Alexievich wins 2015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Svetlana Alexievich: Belarusian Language is Rural and Literary Unri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