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点亮人生--我要去喀山(王德明)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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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点亮人生--我要去喀山》是中国当代作家王德明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文学点亮人生--我要去喀山
我第一次接触的文学著作，是一本叫做《小城春秋》的小说，封面与封底都已破烂不堪，只有书脊上的小字儿还能隐约看到高云览的字样。
看这本小说，给了我三个震动。第一，几乎有一半儿的字不认识，作为一个高中毕业生，这让我感到极大地难堪，但并没有看到问题的严重性。第二，《小城春秋》是以陶铸同志领导的厦门大劫狱为背景写的，而那时的陶铸已经被打倒，许多故事被颠倒黑白，小说主人公李悦、何剑平、丁秀苇等知识分子在白色恐怖下艰苦卓绝不怕牺牲营救同志的壮举，已经被定义成是为陶铸鸣冤叫屈的黑典型，我是从批判的角度阅读的。第三，只是看热闹，许多词根本说不清楚真正的意思，许多地方也没有听说过。书里的支那人、日本籍民、浪人，根本说不清楚是什么意思。厦门，当时我一直以为应读为煞门，不知道它是一个双音字，也不知道它在哪里。相反，对剑平的叔父何大雷为兄复仇，追得杀害哥哥的凶手李木不得不丢下儿子李悦，逃亡苏门答腊，被迫当了“猪仔”而感到欢欣鼓舞，对“大日本籍民何大雷”的门牌号记忆深刻。
农村人，既没有书，也没有字典，且习以为常。
看《小城春秋》，囫囵吞枣，却给了我很大的教育。认知是非常重要的，我下决心开始学习，但为时已晚，不可能再回到学校去，只能在劳动之余看一些闲书。但是在农村，书是非常少的，所以不管什么书，包括中学课本：数学、语文，只要没有被撕去卷纸烟，就找来看。因此，也养成了读书的习惯。
让我受到最大冲击的是《高玉宝》。作者是一个没有读过书的大连人，凭着自己的坚韧不拔，硬是写出了小说《高玉宝》。还有一个作家叫冯德英，只有初中文化，却写出了小说《苦菜花》、《山菊花》、《迎春花》，“三花”作为大毒草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我能找到这些书来阅读时，封面封底均不存在了，内容也已经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了。
高玉宝、冯德英的传说，给了我极大的鼓舞，从此我每天都坚持读书，慢慢地有所收获。
我的邻居刘继来是一个右派，正在接受改造，家里有许多书籍。他见我愿意看书，就经常把他家的书借给我，还送给我一本《新华字典》。字典虽破旧，却让我的学习长上了翅膀。
书，绝不会白读。日积月累，读书获取的知识也就慢慢地升华，形成了一定的积累。知道的事情也多起来，触发联想，融会贯通，让学习成为习惯。在这种文学的涉猎和启发中，我也一天天地，长大。
世界总是在变，人们不能预知未来。在我因为知识贫乏而不得不努力追寻的苦痛之中，迎来了又一个秋天。
那个秋天，很火红。
据传说，一个姓“文化”，名“旗手”的大人物，在表演时从台上掉了下来，摔成了“断了脊椎骨”的癞皮狗。苍天不瞎眼，“四人帮”终于被粉碎了。
知识青年山上下乡运动如火如荼。
我们村有好几百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还有几十名的回乡青年，这些青年人都在期盼着被推荐去上大学，竞争的剧烈程度溢于言表。多年的实践证明，真正能被推荐上大学的只有三种人，一种是后台特别硬、门子特别硬的人，哪怕你是一个偷鸡摸狗之人；另一种是敢于掉一身肉脱一身皮，不怕吃苦不怕牺牲的人；第三种是敢于脱一身衣服的人。我也混迹于这个大军之中，一直等待着能够被推荐的机会。只是，我是一个在“知识青年”前面加上了“回乡”定语以示区别的人，上大学的可能性极其渺茫，但是我坚韧不拔地努力着。
斗转星移，天遂人愿。
在小平同志主持下，恢复了“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我和积攒了整整十年的五百七十万知青一道，冲入了那场波澜壮。凭借着平时喜欢读一些文学书籍的优势和日积月累的一点儿文化知识，离开了那个生我养我的小山村。不久，我又以一名“回乡”青年的身份，变成了村民们教育孩子的口头禅。顿时，父母亲的脸上泛起光芒，他们的腰杆儿好像也逐渐地硬朗起来。
我的腰杆儿却始终直不起来。
因为《小城春秋》的开始，凭借对“李悦”的热爱，让我走进了城市。有了城市户口，但“回乡青年”的帽子仍然扣在我的头上，让我一直保持着一个农村人的虚假谦恭。以至于在政策规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劳动时间可以计算工龄，回乡青年参加生产的劳动时间则不计算工龄”的荒诞故事面前，我都欣然接受。
毕业以后，我被分配到省里的一个金融部门，一起还分来许多的大学生，既让我羡慕，也让我很自卑。
一天，刘思思和两位大学生同事正在一起研究如何写论文。
当我从他们身旁走过去，正要转过头来跟他们谦恭地打招呼时，刘思思拿出城里人的派头儿，跟我开了一个很不屑的国际玩笑：“坐下来一起研究研究吧，我们正在搞篇学术论文。”
刘思思，哈师大毕业，纯种儿的城里人。因为父亲在省里的组织部门担任要职，所以她的发言总是“直率”得别出心裁。
他们正在研究写一篇学术论文，蔑视的盛情带有极大的鞭策力。知识被权力强奸以后变得令人尊崇，任性的样子都让人销魂。
偶尔，我也学着写一些小说。
那时候，我尚年轻，很不自知。用风华正茂，掩盖了自己的轻狂。因而，和同事间的关系相处得不是很好，经常和同事闹意见，甚或拳脚相向。静下心来，我就以这段感情经历为蓝本，添油加醋地加上了一些爱情的胡椒面儿，用规律来诠释生活，写下了短篇小说《紫丁香的苦瓜脸》，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在小说的创作过程中，让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主人公和周围环境的关系，不是别人制造的，而是他自己酿成的。由于性格偏颇，才导致主人公和同事关系不和谐，进而影响到他的成长。由于互相猜疑，导致和恋人关系紧张，最终爱情失败。这个短篇的问世，表面上是一篇小说发表在刊物上，实质上却是把做人的道理种植在了我的心里。
文学点亮人生，性格决定爱情。从此，我刻意改变着自己的性格。人们常说，性格决定人生，格局决定命运，我深以为是。
八十年代，有个姓路的作家，写了一篇小说叫《人生》，读了以后，我的心被主人公的命运深深地牵动着。当时，媒体上连篇累牍地评论着高加林的为人与命运，也给了我很大的震动。作者从多个方面刻画出高家林的性格，为了理想和希望向命运抗争，最终丢弃良心。《人生》还给了我另一种启发，就是高加林的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社会问题，即户籍制度问题。在“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由户籍制度决定的身份歧视，导致多少人生离死别，多少人被棒打鸳鸯。“户口是爱情的坟墓”，是《紫丁香的苦瓜脸》中的主人公苦瓜脸的怒吼，我已完全记不得这是他的愤怒还是我的愤怒，只是借他的口喊出而已。
改革开放以后，生活条件好起来了，可以有条件买一些书来读。不管白天黑夜，只要闲暇。我喜欢读业务方面的书籍，接二连三地发表论文，刊物都很有分量。
特别是有一段时间，我们单位的领导班子不是很团结有力，省委就经常派人来考核班子。
跳舞是一种时尚。每天中午，会议室就变成了舞厅，大家都去跳舞，有的是真的去跳舞，有的却是别有用心，心照不宣最好。那是一段彩霞满天的日子，单位里偶尔传出一些婚外情的故事，人们便也一笑了之，考核干部都已经不关注个人生活作风问题了。
乱，最能考验人。
每天中午，吃完饭，一部分人去打扑克打麻将，一部分人就到楼上去跳舞。我向主任提出要给自己弄一间办公室的请求，主任就让我把一进楼口的一个小仓库收拾出来，给我当办公室用。
利用业余时间，也包括一些上班的时间，我写了《保险经济运行分析》一书，由哈尔滨船舶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荣获了黑龙江省社联颁发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三等奖。并被十四名社科方向的博士毕业生指定为论文的参考文献，多次多处被直接引用，一名厦门大学的博士生还以我的名字命名了保险企业生产函数，即《王德明生产函数》。
日积月累，我这个“文革生”的文学修养也在“夫妻识字”的基础上有所提高，而这种提高只有我自己清楚。记得，一次在杂志上看到了一篇小说叫《万家诉讼》，凭感觉我就知道这篇小说一定会得奖。果不其然，该小说很快就获得了茅盾文学奖，并被拍成了电影《秋菊打官司》。一次，我在兰州机场买了一本书陈忠实的《白鹿原》，我深深的被白嘉轩的性格所感染。主人公，在任何艰难困苦条件下，总是挺直了腰杆儿从不低头。从白嘉轩的身上，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脊梁，总是昂首挺胸地屹立在世界之林。《白鹿原》对我的影响很大，慢慢的我也学会了一些做人的道理，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只要你自己不把你自己打倒，别人谁也不会打倒你。
不久，单位班子进行了调整。新班子成立后，需要对业务进行全面的研究和分析，进而提出推动发展的新举措。我所写的关于扭亏增盈的报告，在全省工作会上得到了一把手的重视。很快，我便被提拔为计划处副处长。
那时，我正年轻。抓业务干工作的同时，从来不放弃文学涉猎。就这样，我的成绩在员工当中凸显出来。先后，我被提拔为黑河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省公司国际部党组书记总经理，省公司计财处处长，省公司党委委员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后来又调到沈阳监察稽核中心当主任，进入了国企高管的行列。
文学带给我机遇，让我走上了更高的工作岗位。我永远感谢文学带给我的影响，润物细无声。
人都有业余爱好，我的爱好就是读一些文学书籍。在读书中受教育，在爱好中得营养，改变性格，改变生活，改变命运。
那年，十六岁的女儿出国读书，我于一个月后前往。女儿落地只有一个月，却能给我订车、订酒店，带我旅行，她的成长给了我极大的震动。回来后，我了写了一篇散文《女儿真的长大了》，发表在《利剑》杂志上，得到了读者的认可。其中一个广州读者找到我，对我表示祝贺。因为她的孩子也出国读书了，感同身受。
由于我喜欢读文学书籍，特别是喜欢读一些优美的散文、小说，就积累了一些文学修养。记得，一次在绥化召开的全省财务工作会议上，面对台下的几百人，我即兴发表讲话，得到了与会者的赞扬。其中，一位热爱文学的老同志，赵宝德对我说：“你的讲话，从头至尾记录下来，就是一篇非常优美的散文”。这让我想起了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有思想，有境界，就是一篇美丽的散文。其实，文学就住在事业的隔壁。
我也养成了一种自己的生活方式，就是利用业余时间来学习，学习政治，学习业务，学习英语，也学习文学。我经常和同事交流，人的一生是有限的，一半是用来休息，一半是用在工作。我想把我的人生分成三份，一份儿用来休息，一份用来工作，一份用来学习。这样，我的人生就更加丰满，生命更加充实，无形之中也延长了自己的生命。这些年，我的工作得到了上级的认可，所领导的单位也多次被评为优秀单位。我个人的情操也得到了陶冶，气质上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数十篇散文、小说发表在各种刊物上，赢得了刊物的尊重，一些刊物纷纷约稿，也点燃了我要靠文学创作来发家致富的梦想。
学无止境，文学没有尽头。著名作家余华说：“文学没有什么诀窍。诀窍只有一个字，那就是写下去，写下去，永远地写下去。”
慢慢的，生活当中的许多细节、小事都成为我写作的素材，一颗菜、一碗饭、一件小事，都成为我笔下的彩虹。
作为一个“文革”生，我没读过什么书，真正的课堂就是高尔基在《我的大学》中描绘的那些形形色色社会底层的生活，和一有机会就要千方百计地找一些书籍来阅读。许多事，许多人，润物无声，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这些日积月累，便让我有所感悟，有所进步，并把这些感悟与进步写进了风情万种。
太阳升起，照进我的梦想。像高尔基的阿廖沙一样，我要去“喀山”。[1]
作者简介
王德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