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简史(孙同林)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
《房子简史》是中国当代作家孙同林的散文。
作品欣赏
房子简史
从我记事到现在，我家动建过四次房子，两次在农村改革前，两次在农村改革后，前两次是我父亲操办的，后两次由我经手。
我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末苏中农村，这时候，江海平原上的农家大多是草房子，更多的是土墙元宝屋。元宝屋是指中间高两头低的一种小屋，中间的一间（明间）两端有房梁，桁条架在房梁上，两边两间为披屋，桁条的一头担在房梁上，另一头就搭在两端的墙头上，屋面的形状像一个倒扣的元宝。元宝屋大多为草屋，三角形屋面，一削水的大斜面。乡间偶尔有一两幢瓦房子，那便是富人家的标志，很有点鹤立鸡群的味道。当然，有的虽然是瓦屋面，也只是薄薄的瓦，瓦片下面铺的不是旺砖，而是柴旺，这种房子有一种特殊名称——过落瓦。
我家拥有三间实实在在的瓦屋，这是令我骄傲的事。我家虽然是瓦屋，但屋子开间很小，可以用极小来形容。乡间流行的房子明间的开间多为1.26丈，俗称“丈二六”（后来有丈四六），而我家瓦房明间只有“丈零六”，两房间的开间就更小了，是九尺六，属于一个袖珍型屋子。
我家的三间小瓦房是祖上传下来的。木料和砖瓦材质都不错，桁条下面按有楔木，是经过精雕细琢的那种。祖父说，小瓦屋是我曾祖父开“学馆”的遗物。又说，曾祖父是一位秀才，故留下这份遗产。小瓦屋明间朝南是个半墙，上半面按着玻璃，下雨天，出不了门，祖父就带我坐在门边看雨听雨，雨点打在屋上的声音很好听，而门檐猫头上的水滴落在等天水过漏上，更是带有一种金属的琤琮声，听着听着，祖父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这时候我家有九口人，显然，3间小瓦房已经挤不下了，父亲便跟祖父商量建新房。
我的叔叔是一位烈士。叔叔于1948年在解放海门余东镇的战斗中牺牲，祖父将叔叔的遗体运回来，埋在我家西南边的大路旁，并在叔叔的坟前栽下两行白杨树。我小时候跟祖父去给叔叔上坟扫墓，有风的日子，白杨树上的叶片会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祖父会坐在叔叔的墓碑旁边抽几袋水烟，我一直没留意祖父当时的表情，也没有想过祖父的心情，现在想想真有点莫可名状。到1966年，生长了18年的白杨已经很高大，祖父建议将其砍下来建房。得到祖父的同意，父亲便将这些白杨砍下来，放在小河里沤了几个月，然后捞上岸来刨光做成房梁；接着，父亲又到屋后的竹园里斫下许多竹子做屋子的椽子；然后，父亲跟周围人家商量，转一些小麦秸给我家（下年再转给他们）做屋面。就这样，父亲在祖父的全力支持下在我家老瓦房的东首建成3间草房子。
船真屋假，这是老家的一条古谚，屋子是可以带点假的。新房子属于“五架梁三架起”，也就是从表面看是五根桁条，实际上只用了三根，边上的两架直接担到墙头上。我家的新房子完全是就地取材，土法上马，不过，尽管简陋粗糙，毕竟是新的，而且空间大，整体面貌有了很大改观。
草房的一大优点即冬暖夏凉，但缺点更多。一是草屋脏，房顶上时常向下掉灰掉土屑儿；二是草屋怕风、怕雨雪，一阵大风就有可能把屋顶上的草掀掉，雨雪会导致屋顶麦草腐坏漏水，长时间洇水则会浸塌墙体。因此，住草房人家每年都要修屋，这又造成了柴草不够烧的恶性循环。
草房子的屋顶是一年一小修三年一大修。大修是指整个屋面全部换成新的，小修则是哪儿坏了修哪儿。将烂了的屋草扒掉，清理干净，换上扑成斜面的新麦草，然后，整理出新。新修过的草屋顶是很有特色很富画面感的，一块新一块旧的草片间杂着，有一点马赛克的味道。
盖屋是工匠的事，小工活则是家人的事，我家盖屋的小工活多由我父亲来做。小修的时候，工匠预先确定一下屋面损毁的程度，需要增加多少块麦草，需要和多少烂泥（用于固定麦草），估算一下。然后搭起一块门板，在上面做草片子，草片做好了，再爬到屋顶上去。
修屋的时候，草匠站在脚手架上，将原屋面草掀起，用工具撑住，然后指派地上的小工做这做那。这一天，父亲的头上戴一顶破草帽，身上裹一件长大褂（以便遮挡灰尘）。“要草呀！”草匠叫唤一声，“要烂泥呀！”草匠又叫一声。只要草匠一声叫唤，这时候的父亲是声叫声应。父亲哪里敢有半点耽误，因为，耽误了草匠，耽误的是时间，损失的却是工钱呢。
草房盖屋的活儿很辛苦。麦草上的灰尘多，先是拆除的时候满满的都是灰尘，然后是盖草上也满是灰尘。盖草之前，为了麦草不至下滑，草旺上要膛一层烂泥，端烂泥的活儿很累人，一粪勺儿烂泥，十几二十斤重，又要跑又要端，半天端下来，端得人腿子发软……最后是做屋脊。做屋脊是细工，是功夫活。这个时候小工才可以喘息一下。屋脊上的草开始时如毛糙糙的翘着，由草匠用草钩一点点嵌进去，嵌光滑。草匠们站在脚手架上，一天嵌一段，几乎见不到进度，那是主人最心焦的日子，他们期盼着早日完工，也在计算着工匠的工钱咧。
孩子们最喜欢的事是帮大人打盖草。屋子比较大的时候，就要支起一个向上打草的“吊杆”。在靠近屋子的地上立一根高大的木柱，木柱顶端吊一根横竿，横竿的一头系个钩子用以挂物，另一头由人工操纵，将做好的屋草片子挂在钩子上，由人拉到屋顶去，这样能省不少力气，孩子也可以做。当父亲忙着端泥接草的时候，十几岁的我，便戴了一顶草帽帮着吊草片子，这成了我年年都要做都想做的美事。
住草房子的日子有许多乐趣。草房子的屋檐下，总是住着一群麻雀，麻雀和人好像亲近，又好像不亲近，它不像燕子那样大方，总有点偷偷摸摸。早上开门的时候，麻雀早已出门了，白天有时回来，在屋檐上叽叽喳喳，跳跳蹦蹦，跟我们玩一会迷藏，但从不肯领我光顾它们的家。晚上，到屋檐下瞅瞅，你也不一定能瞅到麻雀们躲在屋檐下哪一根椽子下或哪一片草窝里。但我知道麻雀是在我家的屋檐下住着的，因为我曾不止一次在我家屋檐下掏出过一窝窝的麻雀蛋来。
苏中农人一辈子大抵就在做两件事：一是筹款准备建房子；二是生孩子，再为孩子们的成家做准备。
上世纪的七十年代末，我家草房建成有15年了，房子上的桁条多处出现虫蛀。白杨树很直，但材质不结实，尽管用水长时间浸沤过，还是很容易生虫，房子建成几年后就开始有蛀屑往下掉；竹制的椽子很容易变形，承重后就会跌弯，造成屋面跌凹，以至椽子头上翘，捣坏了墙头。屋面跌凹下去就成了个“天水缸”，遇上下雨天气，大落大漏，小落小漏。那几年的下雨天，我们兄妹几个的任务就是在屋子里的漏雨处接水，屋里四处都是接水的盆盆罐罐，房子不修不行了。这时候我已经是十八九岁的大小伙了，父母亲开始为我考虑婚姻大事。房子是乡里人家的一副脸面，住着个破烂不堪的房子，相亲的人是不肯登门的，即使被硬拉着来了，也是一看就走，我家的房子又不得不建了。
母亲是抱病为我们的建房奔波的。
母亲在生下我的弟弟以后便病倒了。母亲一生中生了七个儿女（其中，我哥哥9岁时溺水身亡），到第七个，也就是我弟弟出生的时候，母亲患上了心脏病。母亲虽然有病，还是不肯歇息，家里的大小事情多由她张罗。
母亲的计划是要建8间房子，6间小瓦屋面，两间平瓦，一字线朝南。平瓦的房子放在中间，先用于做厨房，待两个儿子成家后，每人住3间小瓦屋，中间的平瓦厨房就留给老人们居住。老人，这就是苏中农村老人们的胸怀。
建8间房子的规模是庞大的，这在农村算得上一个重大工程。
作为接近二十岁的男子，而且在兄弟中排行老大，家里建房子，我自然要为父母们分担一份责任。
祖屋上的材料可用尽用。比如小瓦屋上木料就很好，虽然有点短，但质量好，考虑将明间的桁条作房间用，这也限制了新屋开间的长度。吸取老草房建房时的经验教训，桁条椽子尽量去除杂木材料，而且注意传统“头不顶楝，脚不踏桑”的说法，不选楝木做桁条椽子。老屋上的旧瓦片和猫头滴水只要不破就是好的，不足部分，到周边小砖窑找来作补充（事实上没有找到，因为这时候已经没有人生产这些猫头滴水了）；老屋上的砖块多已经锈蚀，只能作为新房的基础，前墙面全部用新砖。这时流行一种土坯砖，价格只有熟砖的一半还不到，因此，内墙就选用土坯砖……总之，建新房依然实行因陋就简的原则，跟“李顺大造屋”没有太大区别。
1978年春天，我家开启了我人生中第二次造屋工程。
春天建房，是母亲定的。母亲是有算计的，工匠的工钱可以拖到年底结算，这样就有大半年的回旋余地。如果在下半年起房子， “六月的债，还得快”， 年底就会紧跟着结账，母亲的账算得精，“会算计一时穷，不会算计一世穷”，这是母亲那代人过日子的理念。
新屋的房址选在生产队新划定的住宅线上，其实，只是定了一个线，并没有任何配套设施，而且，这里的地势极低，建房户必须自己去加房基，有一个好听的名词叫“富（附）地台”，富，这是每个人都抱有的希望。此后，我便跟父亲开始了漫长的“富地台”的担土劳作。8间房子，将近500平方米的基础，要在这个平面上升0.8米，这可是个不小的小数目。我和父亲天天起早摸黑地担。年近六十岁的父亲，因为天天担土，累得时常咳嗽不止，但他依然坚持，父亲的“愚公移山”精神感染了我，我也就不敢偷懒了。
弟弟看到家里要建房，母亲又生了重病，他提出不想上学了。“不上学就得劳动，怕上学又不劳动是不可能的。”父亲以此让弟弟选择。弟弟最终选择了辍学。弟弟回家后，就被父亲赶去砖窑学做砖头，以此换取建房的砖瓦。有一次，我到弟弟所在的小砖窑上去，看到弟弟正打着赤膊，在做砖棚里甩泥巴，弟弟瘦弱的后背被太阳晒得黝黑，因为汗水，在阳光下闪着光，这一年，弟弟才15岁。
房屋的地基垒好了，母亲让父亲请算命先生给“掐日子”，也就是选择房屋竖梁和上明间正梁的时间。掐日子是要付喜钱的，建房工匠看我家的样子，便建议说，现在也有人家不“掐”日子，跟工程进度上，什么时候可以上梁了就什么时候上。但母亲坚持要请人“掐”一下，这个钱她坚决不省。
开工的日子，我看到当年在我家做草屋顶的草匠也出现在泥水匠的行列里。显然，草匠很有眼光，随着草屋的逐渐减少，他立马就转业学了泥水匠。只是草匠所砌的位置在墙体内侧，一般来说，内墙没有外墙那么讲究。这时候，我家建房还舍不得请小工，亲戚们都被请来做帮工，我的两个十九岁的表兄都被拉来当了小工。当然，我更是责无旁贷的一位重要“小工”。
上房屋正梁的时间选在凌晨。上正梁有许多忌讳，母亲让算命先生选在凌晨，关键是这个时候很少有人走动。其时只有几个匠人和必须的小工在场。房梁被几个人“请”到地当中，父亲在堂屋地上点上香，拜了几拜。泥水匠和木匠两个承手工匠各站在房梁一头，预先登上步步高，一边登一边口中唱起一段富贵词：“日出东方喜洋洋，宝地上面建华堂；手扶金梯步步上，富贵生活万年长。”在向上提房梁的时候，少不得又是一段富贵词。虽然家里很缺钱，但母亲还是为他们每人包了一份喜钱。
正当我家上房梁的时候，我家的西邻找了过来。西邻的房子是先建起来的，他走过来是要查看一下我家房檐的高度，看到我家的不比他家高，便没有说什么。显然，西邻是怕我家房子比他家的房子高，这在他来说，是绝对不允许的。农村人家户与户之间房子的高度很讲究，谁家房子高了，会压了邻居，“挡”了他们的财路，何况我家在东边，处在“上首”。
我家建8间房子只花了七七四十九天，中间还下了三天雨，这在农村是很快的。最困难的工程是上两块敞檐板。水泥预制成的板子，笨重无比，十几个大男人，有的用肩扛，有的用棍子顶，有的用手举，一齐声喊着号子：“一二三，一二三！”总算扛了上去。房子完工的时候，我的父亲明显瘦了一圈，腰身也明显佝偻了，我的母亲则已经躺在床上好多天不曾能下地。母亲虽然躺在床上，却依然在操持家务。她精心指挥着，每天工匠们吃些什么，粮食的粗细搭配，工钱结算的不足部分向谁家借，借多少，完工还得吃一顿完工酒，等等。母亲在心里都要细细考虑。
第二年，也就是1979年，我的辛劳一生的母亲就因病去世了。这一年，母亲54岁，母亲只在她劳心建起的新房子里住了一年时间。
如东县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制比周边县市略晚一些，到1984年，老家农村才告别了吃大锅饭的劳动形式，也就是在这一年，我家的建房欠款才基本还清。
在母亲逝世那年，我被招到镇上的农灌车口当值班电工，算是有了一份工作。我一边在灌溉站打水一边种地。这时候我的弟弟当兵去了。父亲一人享有多个身份，他的弟弟是烈士，他本人是复员军人，现在儿子又当兵了，他又成了军属老人。
乡间有一句俗语：“亦工亦农，一辈子不穷”。我一边种着地，一边在单位工作拿着一份工资（工资很低，但毕竟多了一份收入），看着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起来。我把书本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种田上，地里采取兼种，实行“三熟制”，蚕豆地里夹种一茬春玉米，春玉米收了再种一季晚稻，这样就比人家多收了一熟。人当然要比别人辛苦许多，但一年下来，家里便有了余粮也有了余钱。父亲很为我高兴，鼓励我说：“现在政策好了，吃粮不成问题，但是要想改变穷家的样子，就得建新房子哦。”
在父亲的眼里，房子就是一家人的脸面。于是，我就又有了重建房子的梦想。
我于1981年结婚，我妻子是一个民办教师，虽然工资不高，但稳定可靠。只是老师这个职业很清苦，而且制度严格，早上一户户人家还没有开门，妻子就已经走在去学校的路上。有了孩子以后，妻子根本没时间带孩子，我便成了孩子的“保姆”。我的生活是一个三角形：打水、种地、带孩子。在这样的情况下，带孩子当然不可能精细，有好几次，因为灌溉站临时有人要打水，我计算着孩子该什么才会醒来，便把他一个人放在床上，等忙完了回来的时候，孩子已经从床上掉在地上……
我是一个不甘于现状的人，生活的压力虽然很大，但我一直保持着读书学习的习惯。在灌溉站打水的时候，只要一有时间就看书。晚上，家里的活儿忙完了，妻子在灯下批改学生作业，我就坐在她身边一边陪孩子一边读书。我们夫妇的行为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儿子，让他从小有了爱读书的习惯。
我的努力换来了单位领导的信任，其实也不能算信任，因为他们很需要我这个“有用”的人。单位的几个领导都是农民出生的“大老粗”，站长是老村支部书记出身，主任是老机工改行，文化程度都不高，因此，只要单位需要弄个文字方面的东西就得请人，比如办专栏，订工作制度，年终写总结等等，以往都是请单位外的“能人”帮忙，现在，他们发现这些事情我都能做，而且做得比他们好，甚至不用给报酬，当然就不想再请人了。1987年，他们便把我拉进单位当了一名会计。名义上是会计，实际上会计的业务不多，更多的是做文字工作。这样，我就由一个工人变成了单位的管理人员，叫做“以工代干”。 [1]
作者简介
孙同林，男，江苏省如东县袁庄镇人，1956年12月生，中共党员，江苏省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