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和母亲(二)(樊兴茂)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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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和母亲(二)》是中国当代作家樊兴茂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我的父亲和母亲(二)
民国18年8月即1929年8月，我爷爷、我父亲、我叔父三人结束了逃难、回到了樊塬，我外爷把我母亲送回樊塬一家团圆。 唯独我奶奶病故在吴忠，当时路途遥远无钱搬运遗体，只能埋在吴忠的荒滩，后来有能力搬迁时，因年久找不见记号位置，奶奶的尸骨最终未能回家，只能招魂铸“银人”入冢。
刚回到樊塬时，我外爷又给我家送来了安家口粮。这年秋田成熟时，我父母亲两人到我外爷家收打外爷给我家种的秋粮，驮回几佰斤粮食，我家有了定居的基本口粮。
从此，一家三辈人定居樊塬再没离开樊塬，结束了逃难度日的苦难生活。由于没有耕畜立不起农事，只能靠打工受苦维持生活。
从一九三零年起到一九四一年，长达十一年，我们家基本上都是给别人打工受苦维特生活。每年春季用人工换别人家畜力给自己耕种一点秋田作物，之后我父亲和我叔父兄弟两人就出外打工去了，家里的农活和家务全是由我母亲和我婶娘的操持。
十一年期间，我的外爷爷没有少帮我们，曾给我家份羊32只，让我们三年后只还32只老本，增殖的羊子全归我们。没想到羊赶到我家，不到两个月生瘟疫死了30只，剩下的两只还自个跑回我外爷家了。
外爷爷先后给我家送驴驹两个，第一个喂了三年长大后驴怀上了驹子，不幸窝死在墙壕里，第二个喂了三年也怀上了驴驹子，又被樊正岗家的牛顶死了。
外爷爷先后帮钱为我家买牛两头，一头病死了，一头晚上下牛娃，人不知道吃了胎盘噎死了。小牛娃我母视精心喂活，半年后得了突发病也死了。
十一年先后五个大牲畜的死亡，32只羊子也没有一只留存下来，对我们一个穷家来讲如同天蹋之灾。面临如此精神压力和打击，我的父亲母亲主意不乱，精神不倒，坚持拼搏。
人穷时运背，养牲畜不成，立不起农事，扛工工钱低、收不抵支，特别是吃粮十分紧缺。
在这期间，我母亲每年春天，蒿头出来拔蒿头，榆树花开采摘榆钱，苦菜刚长出就挖苦菜，夏天种的瓜菜早早吃，秋季收棉蓬籽，腌咸菜储备过冬食用。年复一年，过着苦菜、草籽、半年粮的艰苦生活。
十几年里，我们哥弟三人先后出生，我叔父去世，婶子改嫁走了，五岁的堂兄留在我家由我母亲抚养。这时我家已有我们姐弟四个孩子，家穷买不起新布料做衣服。我大姐在我外奶家，吃穿全是我外奶管，我们兄弟三人穿的衣服多半是我外奶拿来的旧衣服改做的，我们穿的鞋都是我母亲捡来别人穿烂的大人鞋底、切成小娃娃鞋底再加上一层水坯子，纳上新鞋帮做成的。
我们布鞋是晴天穿的，雨雪天穿我母亲给我们编的草鞋。十几年的家境贫穷，我们生活，论营养谈不上好，但是苦菜、草籽、半年粮，在我母亲的精心制作下没有太饿过肚子，穿的衣服鞋袜虽是旧的改做的，但是春夏秋冬四季没有一日赤身光脚过。
十几年里，我的妈妈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在忙完自己的农活和家务劳动的空闲时间，揽的给别人家做针线话，如有些人家嫁女或娶儿媳，自己忙不过来，就请人帮忙做针线活，根据所做针线活多少、难易程度付一定的劳动工钱，这样也能为家庭增加一点收入，为家里挣一点零花钱。
一九四一年，我家买了一头耕牛，与本村我叔父樊文清家的牛合套一对，我家总算有了耕牛、立起了农事，在自己的土地上自耕自种自用，结束了打工的苦日子。
一九四二年，我家母牛下了一个牛娃，一九四四年小牛长大，我们自己套起了一对耕牛，这时我已九岁，胞兄十一岁，我堂兄十二岁，我们心里美滋滋的。
我每天上午给牛拔草，下午放牛，我两个哥哥都跟着我父亲下地劳动。我爷爷专负责耕地，我母亲和我大姐忙家务，一家人忙忙碌碌、各行其事，一切都在向好的方面转化着。
我父亲会木工和做毡活，每年农活忙过到冬季，他老人家抽空出外做木活或毡活，挣点零花钱，好日子开始了。
我父亲说，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九年，他担任樊塬村的村主任，这期间先是抗日战争，后是解放战争，我们家经济上好转，政治上也有了一定的话语权。
我记得抗日战争时期，我父亲的主要工作是宣传抗日救国，发动群众为抗日红军捐款捐物。我们樊塬村有樊兴泰、樊兴昌两人参军。我们村妇女还为抗日红军做过两次军鞋，第一次是五双，第二次是六双，共11双。
当时地方革命政府经济困难，政府只给做军鞋的面料，垫布、麻、线都是群众的。军鞋分大、中、小三个型号，每次做军鞋，我父亲把全村妇女招集到我家，向大家讲清做军鞋的任务要求和交鞋日期。
我母亲按照军鞋的大、中、小三个型号各应做的数量，先剪出鞋样。为了保证军鞋的质量要求，大家都把布料拿到我家，共同负责打禙子，把垫布垫好，里面布全部上好，再按人分开拿回家里去做。
我做记得有一天军鞋的前期工作全部就绪，只剩纳鞋帮鞋底的针线活了。我母亲用亲切的语气对大家说：“当兵的人，离开了父母、抛开了妻儿到抗日战场上，担惊受怕，又没有鞋穿，太可怜了！要是咱们的亲人当兵没鞋穿，那可把我们的心都疼烂了，我们一定要把军鞋给做得结实一点，让当兵的穿得舒服一点，穿的时间长一点，少受点苦情。”大家同声说：“对，我们一定把鞋做得结结实实的，才能对得起抗日的红军战士……”
一九四四年后，自从我们自己套起了耕牛，每年产粮一万多斤，由于再没有别的经济收入，单是农业一把粮食收入，粮价很低，每年的穿衣和日常开支就得出售大几千斤粮食。我家还是过着年种年收年用，略有一点余粮的紧日子。
在此期间，我母亲始终坚持节俭过日子，生活上让一家人吃饱吃好，绝不浪费一粒粮食。穿衣上，能穿的衣服决不会轻易扔掉，总是补补纳纳穿到不能再补为止。[1]
作者简介
樊兴茂,男，陕西定边人，退休干部，8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