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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二十四史》是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孙犁的散文。
作品欣赏
一九四九年初进城时，旧货充斥，海河两岸及墙子河两岸，接连都是席棚，木器估衣，到处都是，旧书摊也很多，随处可以见到。但集中的地方是天祥市场二楼，那些书贩用木板搭一书架，或放一床板，上面插列书籍，安装一盏照明灯，就算是一家。各家排列起来，就构成了一个很大的书肆。也有几家有铺面的，藏书较富。
那一年是天津社会生活大变动的时期，物资在默默地进行再分配，但进城的人们，都是穷八路，当时注意的是添置几件衣物，并没有多少钱去买书，人们也没有买书的习惯。
那一时期，书籍是很便宜的，一部白纸的四部丛刊，带箱带套，也不过一二百元，很多拆散，流落到旧纸店去；各种二十四史，也没人买，带樟木大漆盒子的，带专用书橱的，就风吹日晒的，堆在墙子河边街道上。
书贩们见到这种情景，见到这么容易得手的货源，都跃跃欲试，但他们本钱有限，货物周转也不灵，只能望洋兴叹，不敢多收。
我是穷学生出身，又在解放区多年，进城后携家带口，除谋划一家衣食，不暇他顾。但幼年养成的爱书积习，又滋长起来。最初，只是在荒摊野市，买一两本旧书，放在自己的书桌上。后来有了一些稿费，才敢于购置一些成套的书，这已经是一九五四年以后的事了。
最初，我从天祥书肆，买了一部涵芬楼影印本的《史记》，是据武英殿本。本子较小，字体也不太清晰。涵芬楼影印的这部二十四史，后来我见过全套，是用小木箱分代函装，然后砌成一面小影壁，上面还有瓦檐的装饰。但纸张较劣，本子较小是它的缺点，因此，并不为藏书家所珍爱。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喜爱同文书局石印的二十四史，它也是根据武英殿本，但纸张洁白而厚，字大行稀，看起来醒目，也是用各式小木箱分装，然后堆叠起来，自成一面墙，很是大方。我只买了一部《梁书》而已。
有一次，天祥一位人瘦小而本亦薄的商人，买了一套中华书局印的前四史，很洁整，当时我还是胸无大志，以为买了前四史读读，也就可以了，用十元钱买了下来。因为开了这个头，以后就陆续买了不少中华书局的二十四史零种。其实中毕书局的四部备要本二十四史，并不佳。即以前四史而言，名为仿宋，字也够大，但以字体扁而行紧密，看起来，还是不很清楚。以下各史，行格虽稀，但所用纸张，无论黑白，都是洋纸，吸墨不良，多有油渍。中华书局的二十四史，也是据武英殿本重排，校刊只能说还可以，总之，并不引人喜爱。清末，有几处官书局，分印二十四史，金陵书局出的包括《史记》在内的几种，很有名，我也曾在天祥见过，以本子太大，携带不便，失之交臂之间。
我的《南史》和《周书》，是光绪年间，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校印本，字体并不小，然字扁而行密，看起来字体连成一线，很费目力。清末民初，用这种字体印的书很不少，如《东华录》、《纪事本末》等。这种书，用木板夹起，“文化大革命”中，抄书发还，院中小儿，视为奇观，亦可纪也。
我的《陈书》是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的百衲本。这种本子在版本学术上很有价值，但读起来并不方便。我的《新五代史》，是刘氏玉海堂的覆宋本，共十二册，印制颇精。
国家标点的二十四史，可谓善本，读起来也方便。因为有了以上那些近似古董的书，后来只买了《魏书》、《辽史》。
发见这种新书，厚重得很，反不及线装书，便利老年人阅读。
这样东拼西凑，我的二十四史，也可以说是百衲本了。
1980年12月[1]
作者简介
孙犁（1913年5月11日—2002年7月11日），原名孙振海，后更名孙树勋，笔名有孙犁、力编、纵耕、余而立、土豹、原平、林冬苹、林冬平、芸夫、孙芸夫、耕堂、芸斋、姜化、庸庐、时限等，河北安平人，是一位中国现当代小说家、散文家。1927年开始文学创作。早年曾当过机关职员、小学教员。中国现代作家、散文家，“荷花淀派”的创始人，历任天津日报社副刊科副科长、报社编委，中国作协天津分会主席，中国作协第四届顾问，第五、六届名誉副主席，中国文联荣誉委员。1940年代发表的文集《白洋淀纪事》是其代表作。1950年代又发表了《铁木前传》、《风云初记》等作品。2002年7月11日晨六点病逝于天津，终年89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