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人生中的三位老师(潘鹤)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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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人生中的三位老师》是中国当代作家潘鹤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我人生中的三位老师
高中时代：我所知道的杨承广先生
我与杨承广先生的认识始于2003年秋，那是我刚刚结束了工厂生活，回到三都民中读高三的时候，我回乡的目的很简单，那就是为了圆自己的心中那放不下的大学梦，那个时候我对法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并决心来年报考这类专业。
那一年，三都民中高三年级有七个班，我们班排在最末，我记得开学不到两个星期原先的班主任宋鹤林老师就辞职外出了，也因为这样的原因原先上重点班的杨承广老师就转来担任我们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也因为这一年的语文学习，我的兴趣从法学彻底转移到文学上来，导致我在填高考志愿时非中文系不报的决绝，如果没有遇上杨承广老师这一切是不会发生的；人生中有很多事情，总是解释不清楚，冥冥之中的相遇也许就是蕴含着某种改变的契机。
在这之前我并不知道自己能够写东西，我从小就喜欢阅读，什么杂书都看，就是没有动笔写过什么文章。杨承广老师的第一次作文课，我记得他是以“知音”为话题来让我们展开想象的，那次习作我写的是一篇小说，那是课堂作文，交了也就是交了，过后我就淡忘了。想不到过后的第二周，我的那篇小说在班上竟成了范文，被浓墨重彩后杨承广老师还在班里断言：如此之作，高考不排除满分的可能性。如今看来，杨老师那句话也许只是对那篇习作的赞赏或首肯，可对我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它至少它使我明白自己在写作上具有不为人知的特长，这句话为没有读过高一和高二的我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和自信，给了我写作上永不熄灭的灯光。如果说被人信任是一种快乐，那么被人欣赏该是一种幸福的了，特别是在一个人孤寂或者荒凉时期，落魄者是最能够深切地感受出来；人的一生很少有有机会碰到这样的际遇，生活也大体如此，这样想来，我是幸运的，至少在遇上杨承广老师这件事上对我来说的确如此。
高三一年，杨承广老师的语文课，我听得最认真，我的作文他评判的分数也是最高的，很少有低于九十分的，我珍惜这样的分数，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所谓的虚荣心在作怪，也许当时的我还真有那么一点虚荣的成份包含在这份幸福里面，年轻时候总是希望得到他人的肯定，特别是来自长辈的欣赏；更重要的是这些分数最终都化成了我自信的因子，我开始主动写作，并一发不可收拾，往外面投稿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由于出身背景和人生遭遇等种种原因，那时的我是一个敏感而自尊的人，心灵深处还暗藏着不为人知的的自卑，这些都是无法向他人诉说的了，杨承广老师的赏识无形中为我打开了一份洒满阳光的窗户，这一缕阳光暖和了一个乡下孩子的心窝，扫除了一个少年头上的阴霾，让我惊奇地发现了自己不为所知的一面。
大多数人，在求学生涯中总会遇上许许多多的老师，每一位老师都或多或少都能传授给你一些知识，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难得的是遇上一个能够发现你的老师，并让你从中发现自己；只有这样的老师对人生的影响才具有决定性，这样的认识大多时候可以决定一个人的人生走向和信念的取舍，所以我才觉得我认识杨老师对我的重要性，这无形的影响在我年轻的时候悄然发生，像水沁入地面，当时并没有过多的痕迹。
杨承广老师的语文课我为什么那么酷爱，至今的我都找不到标准的答案，我向往他的课堂：细致认真、从事物的表象总挖掘水淋淋的本质。其实这些因素在我酷爱他语文课里所占的比重也许都是次要的，因为在我过后的求学生涯里，自己碰到好老师甚至名教授不乏其数，他们当中也有不少赏识我的人，可我对他们除了敬佩之外并没有过多的认同感，缺少了那么一份无以言说的感觉，他们无法给我带来杨老师课堂上那种温纯质朴又未经表演的真实感受，这大概是心与心存在着距离的缘故，或许我和他们总有那么一堵心墙，造成不为人知的鸿沟，彼此无法逾越。
教师对学生的影响不单单是知识的传授，更重要的是运用自己人格的魅力来影响学子，这对大部分老师来说是很有难度的，可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杨承广老师是做到了的，至少我能够感觉并读懂了他；在这个世界上，比杨老师更为渊博的人或许还有很多，但在我的内心深处里是没有哪一位老师比他更能影响我的感受了。
说实话高三一年，我很少看到杨承广老师的笑容，他给人大多时候都是一种冷的感觉。是一个严厉的老师，我的很多同学都是这样说的。
那一年，作为学生的我除了上课外，并没有和杨老师有过多的交往。直到后来的某一天晚上，我在城头遇上他，杨老师的脚步有些凌乱，一副憔悴的样子，还有酒醉的感觉，我送他回家。途中，他说自己年迈的母亲刚刚过世……我沉默，不知道如何劝解。杨老师是一个注重感情的人，至亲的猝然离去我能感受到他心灵遭遇寒霜的凄苦，这使我明白杨老师其实是一个外冷内热的人，说得更直接一点，在生活或者工作上他只是一个不会演戏也不屑于表演的人。
高中时候，我的英语和数学都不好，以致我高考很是寥落，最终只被贵州西南一所三流院校录取。此后我黯然离开故乡，在一个偏僻的城市离辗转流离，唯一不曾停歇的就是探索文学的步伐了。
毕业后，我放弃了那边的工作，想在故乡谋一份差事，由于体制和其他难以言说的诸多事由，我的梦想最终被搁浅在故乡的沙滩上，那时候我真的想不到，在大学中文系颇受老师赏识的自己在故乡这片原野里竟然会沦落到如此地步。
就在我准备离开三都的2008年8月，杨承广老师建议我到民中教书，我答应了他。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没有多少人会真心地去关心和爱惜另外一个人的，也许我认识杨老师算是一次意外，他再一次伸出温存之手；缘于爱护？缘于赏识？缘于师生之情？也许一切都是。我在三都民中教了一年半的高中语文，这期间为落实我的工作，杨承广老师作了很多的努力，我知道他是真心为我好，他觉得代课老师的身份委屈了我的所学，这一点我深深地感觉得到。可杨老师毕竟不是长官，也不是官僚；他单单是一个心怀民族教育的理想主义者，总是希望三都的教育质量能够提高上去，并希望通过自己的教育培养出一批具有开拓精神的有志之士，来振兴民族的未来和希望，他是一个外表不会演戏而内心却又极为热忱的人，我理解他的初衷和苦楚，可我终究也明白以故目前的视野，杨老师的理想大多是很难实现的，作为留意他的一个学生，我为这感到压抑和悲伤，他大多时候是一个孤独的人，内心深处的苦衷无人触及。
2009年我在扬拱过霞节。期间，石绍军校长给我转发来县委书记唐官莹关于答复我工作问题的短信，内容是我早先就能够预料得到的，三都长官心态，我深为理解，所以没有什么惊讶与失落，却因自己之事让石校长和杨老师为难，深感愧疚。
一心想解决我工作问题的杨老师很是痛心，我理解他的心和情意，可我却是一个不善于表达言谢的人，只能把他的情意埋在心底。这个时候，我觉得自己有必要离开三都民中了，滞留下去总会让关心和赏识我的人感到心痛，比如杨老师，比如石校长。
我与在南方一所大学任教的朋友沟通后，准备离开三都，去她那里学习广告文案。离开三都前夕，我到杨老师家吃饭，其实我时常到他家，算是常客了，可这一次却却与以往不同，饯行之餐，没有凄清，是家的温暖，人生旅途里，也许这样的聚餐本身就是一种安宁和自足，所以那晚我喝了很多的酒。回学校的路上，途径三都桥头，深夜的风从都柳江上空飘来，撩着我的发梢，夜凉如水；仿佛在对我说：你的理想在远方，故乡只有赏识你的老师，官僚守旧，故土终究不是你的立锥之地。
启程之前，由于杨老师的建议，我只身前往武汉，以致后来我的考试出现了转机，2010年4月，我要去武汉参加研究生复试，当时身上的盘缠已所剩无几，又是杨承广老师和石绍军校长各出资1000元，助我成行。
记得高三时杨老师说过，我们还没有一部反映本民族的长篇小说，我铭记于心，可惜直到今天自己还了然无力，苍茫无限。
又是冬日的夜晚，时光还在随着窗外的雨丝不断地流逝，这个季节，重庆是多雾的；回眸故里，在师者的人群中，我终究还是忘不了亦师亦友的杨承广先生！
大学时期：我所认识的劳永惠先生
夕阳里我重新拾起走过的脚步，一幕记载人生历程的画面，就会飞扑眼前，犹如飞蛾扑火，义无反顾，带着决绝向往涅槃后的重生。当年华逝去，是非远离，过滤后的生命里，有什么东西最能暖人心怀呢？我常想，也许只有留在心底最铭刻的记忆了。
那年九月，家徒四壁。走进那所学校的时候，我身上只有了一千多块钱，教育产业化的现实使这笔钱显得格外脆弱，费尽口舌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学校总算答应收留我这个穷学生，我打从心眼里为自己高兴，毕竟有书可读了，虽然此刻已身无分文。
摆在我面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吃饭的问题。
和平年代，没有什么比饥饿更令人难受的了，整个下午我都窝在图书馆里，阅读多少冲淡了饥渴那根敏感的神经，时间不紧不慢地朝前走，管理员几次催促，她们要下班的时候到了；我只好合上手中的书本。远处的食堂人声鼎沸，这个时候正是食堂开饭的时间，我摇摇晃晃地走出校门，在学校附近的街道上漫无目的地游走，像一个被人遗弃的游民，也许灵魂和肉体已处于一种割裂状态，让我觉得街道嘈杂的声音都变得虚弱起来。我抑制越来越浮的肉身，想到那家叫“辞林”的书店。仿佛听到有人在叫我的声音，但没在意，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不会有人认识我。当我确切知道有人叫我时，回转身，看到班主任劳永惠老师，她从挎包里掏出一张收据递给我，说自己去财务科查了班上的收费状况，数我欠得最多，就帮交了一些……
我用力地握着那张薄薄的收据，这是一个残阳若血的黄昏，我觉得自己的瘦弱的胸膛里留着汩汩的暖流，在这个陌生的地方，还有人像母亲一样地爱着自己，这该是一种怎样的幸福；这张收据温暖了那个冬天，填满了我空空的胃。一切都变得美好起来，美好的生活不是物质上的充盈，应该是心灵因感恩带来的煦暖。
我开始在外边找点事情做，比如发传单、比如上家教；学校里的课程少，空余时间总是很多，这样总算缓解了吃饭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一群不知名的鸟，滑过校园的上空，那里的天空湛蓝欲滴；桂花园的花开了，又落。时间在日出日落里慢慢地流逝……
快要放寒假的时候的某一天，劳老师问我，有没有回家的车费？我说有。她帮我交学费，内心已经很感激的了，不想因为车费的问题再来麻烦她。也许她看出了我的窘迫，要不就是我躲避的眼神出卖了自己的寒酸。
第二天，早上，林荫道中。
劳老师递给我一包御冬的衣服和两百元车费，在她的执着下，我没有推辞的理由。
列车驶往贵阳方向，车厢里的我决心回来继续未竟的学业，推翻了先前已准备中止的求学生涯。
我知道落魄的生涯总会结束，心灵的富有，足够让我努力地生活下去。
我知道钱躺在自己口袋的时间，稍纵即逝。
所以上家教挣到第一笔钱时，赶忙来到中文系找劳老师，想还她预付的学费。我知道，如果这个时候不还，就不知道时候才还上了，我需要用钱的地方太多。我向她道出了自己的想法，劳老师的脸上带着微笑，说等你有能力的时候再还吧，我相信你……
钱没有还上，我觉得自己的眼睛慢慢潮湿，赶忙走出中文系办公室。
由于成长环境的原因，对一切早已麻木的我，冰冷的心早已习惯了他人的冷落。当温暖和关爱降临时，我显得那样张皇失措，鼻子酸楚里，突然间，有一种想哭的冲动。
接下来的几个年头，劳老师帮我联系了“北京一滴水”助学基金会，在他们的帮助下，加上自己的家教收入，求学的路有些磕磕绊绊，但终于毕业了。
劳老师上的是现代汉语，她是一位情感丰富、心地善良的人，她给我们讲自己的外婆、讲自己的父母亲；她的家世历经时代的风雨和人为的沧桑，每每讲到伤心的地方，她就泪流满面，这时候的讲台上的她恍若已脱离世俗的藩篱，哽咽中里尽现赤子无声和对先人无限的缅怀。
教育形式多样，她用属于自己独特的心灵和情怀，让慈母般的春晖熏陶学生，让他人明白事理，净化灵魂。
教育不是没完没了的说教，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应该是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和践行来影响他人的精神世界；在这不完美的世界里，劳老师能够用自己的心灵塑造了一方纯净的天空。从这个意义上说，她是富足的。
有一种相遇，悄然无声，沁人心底，在往后的岁月中，荡漾心头；有一种情感，起于善良，基于无私，在人的行程里，源于大爱。
今夜，我所在城市，月光皎洁，微风从江面拂起，夹杂着早春的味道，山上的树木在夜色里变得缥缈恍惚，远处的山头开始朦胧，站在浩渺的星空下，想起另一个城市中的您，心房就会变得温暖起来，好想问一声，劳老师，现在的您还好吗?
清光如玉里，冷月无声。
研究生时代：我所知晓的罗漫先生
罗漫先生是我读研究生时的导师，罗先生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名家，整个硕士阶段我都在先生门下学习，先生学识渊博，风度翩翩，为人有儒雅之态，处事又具侠义之风，对弟子能循循善诱，只可惜我这个人由于生性愚顽，加上又缺乏持之以恒的毅力，所以时到今日，在学术领域上，我也没有什么建树，真是愧疚有加，我对不住先生的那一份谆谆教诲。
罗先生胸怀广阔，待我宽容。当年研究生入学考试，我总分虽然上线，但英语不好，才二十四分，为了能顺利去读书，我花三个小时写了一封大概两三千字的公开信，寄给时任中国教育部部长的袁贵仁先生，等了几天也未得回应，我于是又将此信重新打印一份，转递给当时与我还素不相识的罗先生，信中我的不平之语，自是跃然纸上，哪想先生不但没有责怪我青年时代的鲁莽和无知，反而录取了我。
罗先生奖掖后学，对我激励。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的学术研究，而我却一直都在侧重于现代散文的文学创作，看我这样做，先生曾问过我，他说：你为何不多做学术研究？我回答：我读唐宋诗词的目的，是想将它们的精髓和意境融入到自己的散文创作中去。听我这般说，先生不但不批评我，反而鼓励有加。陪先生外出参加一些学术会议，当跟其他学者、教授见面之时，先生总是不忘介绍我这个弟子，向他人夸奖我在创作上的一些事儿，不像其他教授对其弟子那么严格。先生对我除了宽容就是鼓励，我自然明白自己的斤两和分量，也深知先生对我的这种夸奖，其实就是教师对学生的鼓励和鞭策。
先生虽然出身清贫农家，但靠着自己的天赋和努力，在学术界，先生的成名却是很早，读本科时，先生做的论文《论唐人送别诗》，后来就能以一万四千余字的篇幅发表于代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最高水平的《文学遗产》杂志；一九八四年在湖北省屈原学会成立大会上，二十多岁的先生凭借其论文《楚辞浪漫主义的两种风格及其影响》，引起学界的强烈关注。章太炎的弟子、八十多岁的中国屈原学会会长汤炳正教授曾经致函先生，其云：“最近读到您的《战国宇宙本体大讨论与<天问>的产生》，感到非常的高兴，论文不仅能把产生《天问》的伟大时代和广阔空间阐述得淋漓尽致，而且眼光敏锐地提出了很多精辟见解，这无疑是屈原研究中的一篇力作。我为屈原学界有此高水平论文而引以自豪!”上述这些事例，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事情了，彼时，正是先生大学毕业任教不久发生的事情。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由于学术成就显著，先生两次被破格晋升副教授和教授，一九九四年，先生成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一九九七年，先生就任文学院院长，任期长达十五年之久。
罗先生是贵州贵定人，我是贵州三都人，我们同属于贵州南部，算是同乡。加上我和先生幼年的人生遭遇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所以他总是信任我、关怀我，他的一些朋友来武汉找他，若碰上他忙的时候，他也总是让我代为去看望友人。我毕业的时候，先生问我是否还要继续读书，我说不读了，他又问我的工作情况，当知道我毕业后，又准备去高校教书时，先生显得很高兴，最后说，你可别忘了自己的文学哦！
先生曾跟我们说过：好的作品，往往产生在不圆满的结局之后。诗，是对不圆满的现实生活的补偿。他认为“古典情怀诗章传递的是审美愉悦与人生智慧”。读诗，要用生命去感受情怀，用生活经历去感受诗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与诗中的人物、情感、情景发生共鸣。先生见解独特，不人云亦云。《关雎》里的“关关”是什么意思？很多注解说“关关”是鸟的和鸣，先生则认为应该是雄鸟的独鸣。因为雄鸟在唱歌的时候，雌鸟是不回答的。先生又很风趣，谈到《羽林郎》时，他说那是老板娘“胡姬”的温柔剑法，因为见多识广的她智慧地用“温柔剑法”打消了执金吾的不良念头。
我们那一届，先生带四个学生，只有我一个是男的，因为我年龄最长，英文也最差，除了能够运用汉语进行创作，其他的我几乎什么都不会了，也因为如此，先生就一直牵挂于我。临行时的饯别应该只是一次，而且应该是学生为老师设宴饯别才合符礼仪，可我们毕业的那一年，先生的做法和常规恰恰相反，我离开武汉之前，先生三次设宴，为我饯别，最后一次，是在先生住所的楼下，临别之际，先生让师母为我备好车费，并叮咛我工作之后，早日成家。
我三位同门师妹，都很优秀，毕业后，她们有的继续念博士，有的走向工作岗位，唯有我这个同门还重操旧业，依然教书。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我辞去教职，归回贵州，此事我不忍心告知先生。今年二月，先生给我打来电话，想让我参与师母主持的一个教育部重点课题，我只能以实话告知，先生才知道我于一年前，已转行谋生了。
自为江汉客，即有海天思。这是先生早年从北京来武汉时，内心自发的昂扬姿态和灵魂深处的自问自答。我总觉得先生的学术生涯亦如他的心性，始终追求磅礴大气，一直拒绝媚俗逢迎。我们三都人，有三人受教于先生，一位是我的师兄李玉军，现供职于贵州省民宗委；另外一位则是我的好友潘天罡，他也即将去另一所高校执教了。先生那种既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的学术创新风格，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文学创作道路上，都深深地影响着我。天罡写过一篇关于先生的文章，语言质朴，记叙了他与先生交往的事，我转行后，忙于俗事，又逢家庭变故，久不动笔，文字生涩，提到先生，我真不知道从何说起，就把这脑海中关于先生的一些记忆，付诸在这篇短小的文字中,权当是我对先生思之不尽的想念。[1]
作者简介
潘鹤，本名潘光繁，贵州三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