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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鸿（北魏史学家） 崔鸿（478~525年），字彦鸾，东清河郡鄃县（今山东省夏津县）人。北魏大臣、史学家，长广太守崔灵延之孙，梁郡太守崔敬友之子。
出身清河崔氏乌水房，少好读书，博综经史。历任兵部郎中、司徒左长史，奉命参修国史，撰写孝文帝和宣武帝世宗《起居注》，迁前将军。
孝昌初年（525年），拜给事黄门侍郎、散骑常侍、齐州大中正。卒于任上，追赠镇东将军、度支尚书、青州刺史。
人物生平
崔鸿，崔光之弟崔敬友之子，世居东清河郡（今夏津县白马湖镇）。太和末年，为彭城王（元勰）国左常侍。景明中，迁员外郎、兼尚书虞曹郎中，典起居注。迁给事中，兼祠部郎中，转尚书都兵郎中。永平初年，为镇南将军（邢峦）行台长史。徙三公郎中，加轻车将军，迁员外散骑常侍。延昌末，加中坚将军，迁中散大夫、高阳王（元雍）友、司徒长史。正光初，加前将军。撰高祖世宗《起居注》。孝昌初，拜给事黄门侍郎，加散骑常侍、齐州大中正。卒，赠镇东将军、度支尚书、青州刺史。著作有《十六国春秋》一百零二卷。
秉性耿介，遇事直陈，为同僚所钦服。主张为官求才，不拘一格。延昌二年（513年），大考百官，乘机向朝廷建议对“绩效能官，才必称位者，朝升夕进，岂拘一阶半级者哉？”崔鸿聪明好学，少时就有著述。景明元年（500岁年）开始，于公务之暇搜集整理旧史资料。正始元年（504年），着手编纂《十六国春秋》，历时三载撰写《十六国春秋》95卷。收集到成汉国的史料，补充成一百卷。唯恐书中内容有悖朝廷之处，故未敢刊印。孝庄帝永安元年（528年），其子崔子元将其父所撰《十六国春秋》，缮写一本，奏献朝廷，藏于史馆。后因世事沧桑，原本失没，今有清朝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传世。
人物作品
其先人仕南燕和刘宋，伯父崔光是著名史学家，仕北魏，官至太子少傅、司徒、侍中、国子祭酒镶著作，曾参与撰修北魏国书。崔鸿“弱冠便有著述志”，他的志向就是要修撰一部全面的、系统的记述十六国历史的著作。他认为自从西晋“八王之乱”以后，虽然“所在称兵，竞自尊树”，但“能建邦命氏成为战国者，十有六家”。他们虽然都是少数民族所建的政权，但他们是这一时代的政治代表和象征，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总结这一时代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其“善恶兴灭之形，用兵乘会之势，亦足以垂之将来，昭明劝戒”。此外，虽然十六国各有国书，记载本国史事，但“诸史残缺，体例不全，编录纷谬，繁略失所”。亟需加以“审正不同，定为一书”，编撰出一部记录这一时代的全史。
从景明元年（500年）开始，崔鸿便开始搜集十六国的旧史及其他资料。由于当时北魏刚迁都洛阳不久，各种书籍“率多分散”，他不得不“求之公私，驱驰数岁”，做到详细占有材料。为了抄录、搜集史料，他几乎竭尽了家产和俸禄，有时甚至没有买纸的钱，可见他是在生活清苦的情况下从事著述的。
到正始三年（506年），《十六国春秋》初稿已基本完成，但为了撰写最后的5卷“蜀录”，他四处访购常璩所撰记载蜀国历史的《蜀书》，但久求不得，为此他又一直耐心等待了近20年，直到得到此书，才补写了最后5卷。由此也可见作者著述之严谨。这样，直到正光三年（522年），《十六国春秋》才最后完成。 正光五年（524年），崔鸿伯父崔光病危。崔光掌修北魏国史多年，但他认为本朝历史不是本朝人所能修成的，史官只需记录时事，编著卷目，便算尽责了。所以直到他临终前，魏史仍“阙略尤多”。崔光把修撰国史的希望寄托于崔鸿，对鸿表示“群才非君莫可”，并向孝明帝推荐了崔鸿。
正光五年（524年），崔鸿受诏撰修国史，可惜他不幸染病，第二年便病逝了。死时崔鸿年仅48岁。
作品评价
崔鸿是第一个为少数民族政权写史的人。他把十六国时期当作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把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提高到正史地位，并为此倾注了毕生心血，他的《十六国春秋》，不仅有宝贵的史料价值，而且在史学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开日后北魏史、辽金史、元史、清史之先河，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象征。
北魏崔鸿所著的《十六国春秋》，是研究十六国史的重要文献。看到《十六国春秋》，是明万历年间出现的残本。《十六国春秋》散佚的时间，清代学者多有猜测。王鸣盛认为，“盖当五代及宋初而亡。”钱大昕认为，“宋人已无见此书者。”然王、钱二位均未做深入考证。其实，《十六国春秋》于宋时仍存。如北宋初编成的大型类书《太平御览》，即是抄录《十六国春秋》最多的一部类书。北宋中后期司马光编就的史学名著《资治通鉴》，亦大量抄录了《十六国春秋》的史料。在南宋还是可以找到《十六国春秋》存在的痕迹。如南宋初孔传的《东家杂记》提到，他读过《十六国春秋》。号称宋代四部目录书之一的《遂初堂书目》著录有《十六国春秋》。甚至明中期学者杨升庵也看到过《十六国春秋》，这比此后万历年间出现的《十六国春秋》残本要早。这说明到明中期，《十六国春秋》仍存在。
《十六国春秋》是北魏崔鸿所撰的一部记述自西晋灭亡至北魏统一北方前，北方十六个政权兴亡历史的断代史。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个动乱的时代，而对于史学，却是个发展的时代。这一时期，“正史”名称开始出现，并且在图书分类中，“史部目录”正式形成，使得史学由作为经学的附庸上升为同经学并立的独立科目，并且确立了仅次于经学的重要地位。可以说，前承秦汉大一统之余绪，后启隋唐盛世之端倪的魏晋南北朝，在史学的进展上，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史书记载
《北史列传第三十二》
崔鸿，字彦鸾，少好读书，博综经史，稍迁尚书都兵郎中。诏太师、彭城王勰以下公卿朝士儒学才明者三十人，议定律令于尚书上省，鸿与光俱在其中，时论荣之。后为三公郎中，加员外散骑常侍。
延昌二年，将大考百寮，鸿以考令于体例不通，乃建议曰：“窃惟昔者为官求才，使人以器，黜陟幽明，扬清激浊。故绩效能官，才必称位者，朝升夕进，岂拘一阶半级者哉。二汉以降，太和以前，苟必官须此人，人称此职，或超腾升陟，数岁而至公卿，或长兼、试守称允当迁进者，披卷则人人而是，举目则朝贵皆然。故能时收多士之誉，国号丰贤之美。窃见景明以来考格，三年成一考，一考转一阶。贵贱内外，万有余人，自非犯罪，不问贤愚，莫不上中，才与不肖，比肩同转。虽有善政如黄、龚，儒学如王、郑，才史如班、马，文章如张、蔡，得一分一寸，必为常流所攀，选曹亦抑为一概，不曾甄别。琴瑟不调，改而更张，虽明旨已行，犹宜消息。”武帝不从。三年，鸿以父忧解任，甘露降其庐前树。十一月，宣武以本官征鸿。四年，复有甘露降其京兆宅之庭树。后迁中散大夫、高阳王友，仍领郎中。正光元年，加前将军，修孝文、宣武《起居注》。光撰魏史，徒有卷目，初未考正，阙略尤多，每云：“此史会非我世所成，但须记录时事，以待后人。”临薨，言鸿于孝明。五年，诏鸿以本官修缉国史。孝昌初，拜给事黄门侍郎，寻加散骑常侍、齐州大中正。鸿在史甫尔，未有所就。寻卒，赠镇东将军、度支尚书、青州刺史。鸿弱冠便有著述志。见晋、魏前史，皆成一家，无所措意。以刘元海、石勒、慕容俊、苻健、慕容垂、姚苌、慕容德、赫连屈丐、张轨、李雄、吕光、乞伏国仁、秃发乌孤、李皓、沮渠蒙逊、冯跋等并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国书，未有统一，鸿乃撰为《十六国春秋》，勒成百卷，因其旧记，时有增损褒贬焉。鸿二世仕江左，故不录僭晋、刘、萧之书，又恐识者责之，未敢出行于外。宣武闻其撰录，遣散骑常侍赵邕诏鸿曰：“闻卿撰定诸史，甚有条贯，便可随成者送至，朕当于机事之暇览之。”鸿以其书有与国初相涉，言多失体，且既讫，不奏闻。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