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语(李锡文)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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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语》是中国当代作家李锡文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山语
小洋楼与供销油子
一
天津市大理道上的那幢4层“陈年老楼”，便是我上班之后工作和生活的落脚地，也是我的户口所在地，那户口一直延续了近20年才迁出。楼的外观是浅灰色的，内部房间高大，木地板踩上去“噔噔”作响，有的地板因年久损坏不得不更新，却找不到同样的材料；高高的门窗，也是那样的典雅，据说用的是“菲律宾木”（菲律宾木好多种呢，我是分不清的），多少年了还会散发出淡淡的香气。并不大的院，到处都是盛开的鲜花，高高的外墙上爬满绿藤，这有限的空间里，总是呈现出紧凑而盎然的景致。
这小洋楼，听单位的老人们说，是某军阀姨太太的宅邸，但具体细节不详。为了弄清楚它的来历，2016年3月我通过天津市五大道保护风貌建筑办公室，联系到赫赫有名的学者金彭育先生。金彭育，是天津历史风貌建筑保护专家，央视专题片《五大道》的特邀嘉宾。电话中，金彭育教授对五大道里的一宅一路了如指掌，如数家珍，我说一定要去重庆道70号“风貌办”拜访先生。金先生热情地介绍道：小洋楼一般都是二三层，大理道那幢四层楼算是比较大也比较高的“高层”了。此地不少的建筑出自天津著名的建筑设计师、奥地利人罗尔夫·盖苓(1884-1952)之手，具体到这幢楼是否由罗尔夫设计，尚待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幢建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洋楼，解放前是曹锟之女曹士英长期在此居住。
曹锟（1862.12.12～1938.5.17），字仲珊，直隶天津人，北洋时期直系军阀首领、中华民国第五任大总统，并于去世之后的1938年6月14日被追授国民革命军一级陆军上将。天津大理道和常德道上，横向从桂林路到南海路一带，过去有多处房产属于曹氏家族。曹锟有一妻三妾，育有三子四女，其中曹士英是他的四女儿，四姨太刘氏所生。曹锟遗有《中华民国宪法》手写本等重要文物，《中华民国宪法》是1923年10月10日曹锟任中华民国总统时颁行的，是中国第一部正式的宪法，是近代中国政治制度发展的重要见证，被称为“曹锟宪法”。该部宪法长11.9米，宽0.93米，黄绫质地、墨书楷体，共有13章141条。其内容强调国家统一、国家主权属于全体国民等。曹锟去世后，这件文物保存在其女儿曹士英手中。1984年曹士英病危时，将文物转给了曹锟嫡孙曹继信（曹继信曾任天津市政协港澳委员），并嘱道：在适当的时候，将这一珍贵文物交给国家。2006年2月12日，曹继信先生向天津文物部门捐献了《中华民国宪法》手写本，时任市政协领导宋平顺、叶厚荣等见证了这一时刻。文物专家鉴定认为，该文物流传有序，品相完整，特点鲜明，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而关于曹士英的其他社会活动，尤其她在大理道居住期间的生活情景，史料并无太多记载，“风貌办”的同志也未能介绍更多细节。
二
60多年前，随着我解放大军接管天津，曹家小姐随着曹氏大家族，迁出了大理道的这座楼房。随后，便是“主人翁”的进驻——它是一个行政事业单位，职工称之为“华北办事处”。
民国风云人物的余威，还有曹氏家族的人丁兴旺（据了解曹锟后代如今已有二三百人，散居于天津、香港、台湾及国外），并没有给“接盘”的主人翁们带来持久的好运；相反，这幢楼里却依然酝酿着一幕幕的是非风云。
“华北办事处”后来改称“天津公司”，是个国家部委直属单位、央企集团的二级公司。实行市场经济之后，我所在的这个天津公司一度对外扩张的势头很猛，报表显示，1991年仅本部的经营额就达到18亿元。那几年，公司到处考察投资，我也随着领导去过二连浩特、汕头南澳岛、广西北海等地考察，只因条件不符而未决。
经济过热时期，公司领导的头脑更是发烧，在市内市外、境内境外大量设立分公司和办事处。决策上和经营上的接连失误，造成恶果：经过几年的热闹之后，这些公司除了在塘沽的单位之外多数血本无归，只好“鸣金收兵”。本部的业务部门，在经过了若干年的“辉煌”之后，也陷入亏损的泥潭。
过去全民炒钢材的时候，公司跟得很紧，比如有三个专业部门几年内贸然调进了十几万吨的钢材，结果市场形势大变，价格不断跳水，于是一下亏了4000多万。钢材如此亏损，其他的部门和品种也是如出一辙。有的暂时形势好些，不久便归于一路。
亏有亏的“道理”。国企，是老百姓心中的一座山，在另一些人眼里，同样也是“山”——那是一座吃不完挖不尽的大山，满足私欲的大山。随着经营的发展，由一批挖山之人所演绎的“故事”，也是越来越离奇。 三
公司牌子大，职工底气足。哪怕一个普通干部，出来进去的，似乎也很威风。我们这些毛头小伙，经常跟领导去京阜外大街的部里要计划指标，总是美滋滋的。去外地省市厅局，也是代表部里去落实任务。地方单位，不在话下，有点飘飘然不知道北了。有个姜辰，他有一句“豪言”：“让我的产品占领‘三北’市场！”“三北”是东北、华北、西北，那时的领导就想，中信、五矿这些商界巨头能做到的，咱为什么不能？在专业进口物资上，我们是为数不多的可以跟中信“媲美”的单位之一，于是深信不疑，产品能够“覆盖三北”。
兴盛时期他那部门真是“顾客盈门”，应接不暇。大邱庄尧舜公司派人常驻市内来“疏通关系”大批量订货，相声演员唐杰忠等演艺界人士前来寻求合作，名人李素文来做客寻找商机（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李此时是沈阳市轻工局供销公司的经理），港商日商美商洽谈进出口和投资，各地用户车载见面礼纷至沓来，黑龙江省某罐头厂每年千里迢迢拉一车的罐头、冻肉前来进贡……有时办公室内坐不下，许多客人干脆搬凳子坐在楼道里，排队等候谈合同办手续。
此时的姜辰，几乎就是横着走路。
市场就像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1990年代之初，经济过热的毛病已经显出端倪。
姜经理分管的业务一连几年都在下滑，但他依然故我地坚持“扩张”，他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这个时候就是看谁挺得住”，天哪，都三年了还挺到何时？ 他总是笑嘻嘻，眼睛眯成了一条缝，而些许的阴鸷，使人捉摸不透。见识过社会上的“供销油子”不？既称“油子”，就有别于营销人员的那种热情和诚实，而是满身的油滑，叫你抓不住。有人戏称：“他一眨眼会把你的钱变没了！”人们以为是玩笑话。
果然不假。他承包一个单位，几年来向领导汇报总是成绩大大的，盈利多少。后来按照规矩，财务审计部门进驻那个单位，第一次检查，热情招待之下，没发现问题；第二次进驻结果亦然，公司换了带队人员去检查，终于发现：那里原来不仅账目混乱，而且隐瞒着巨额亏损。姜辰真的把钱给“变”没了。有多人反映：此人其实一直在利用国企的资金，给自己铺路子做业务！
你别不服这些“供销油子”，那些年他们不少人靠着偷梁换柱，玩魔术般的一下变成了“暴发户”。过去是“农本商末”，商人地位卑贱，挣个小钱活命，如今可是改朝换代、世道大变了，商人暴发户成了爷。
我还想起了两个人——袁某和李元奎。
办公楼里通常比较静的，而人们经常听见楼道里袁某爽快的说话声。
“您好！”年过50的袁某，总是精精神神的，他有个好习惯，见了谁都是大声地打个招呼。
敢抓敢管也善于洞察人情的刘总却评价此人说：“典型的表面精啊！”
的确生活中有不少这样的肤浅之人：没等你说话他啥都懂了，等你说完了其实他一句没明白。
袁某喜欢“惹惹”，表面什么都懂得，但就是深入不进去，有时是带着情绪工作的。情绪？没错，此人文革中曾多次参与揪斗和殴打某老首长并造成对方终生残疾，在整党中受到了处分，表面服气，但秉性未改。在膨胀的经济形势下，他分管某个品种，“惹惹”中一进一销造成重大欠款和亏损。那次刘总一连问了他3个业务问题，没有一个回答得上来。之后刘总问道：
“明知对方负债累累没有偿还能力，为什么还要给他发货？”
袁某辩解：“是老关系了，以为……没事呢。”
走出总经理室，一脸铁青的袁某咬牙切齿地说：“老总这是拿着枪逼着我们做业务呢！”
袁某作为一个真正拿过枪的人，肆意发泄，却没本事“消灭”亏欠，做个真正的军人。
有一位叫李元奎的，张口就是“嘛玩意儿你老”，带着齿音的“口条”，也算逗乐。有时上班怀揣着个蝈蝈，怕领导发现，蝈蝈叫的时候找个理由赶紧躲开。他跟圈里的人很熟，过去计划经济时期当大爷惯了，出门爱充“大已巴鹰”（天津话，指“大尾巴鹰”），自信满满的样子。那几年他盲目进货，造成积压滞销；后来又盲目发货，造成300多万元的外欠款无法收回。此君心里装得下事情，亏本了上推下卸，甩手有一套，把领导急得够呛，李元奎却依然漫不经心。想必是内心也不甘，但要是自家丢了钱那会急死，也不至于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固执还有些自傲，群众说：“都做成真这样了还翘尾巴啊！”说实话别看李元奎牛气，装横还行，往好处说，就不是干这个的料儿。
有一次，李元奎出差去了欠款的外地客户那。
“大老远来了，喝点啥？”客户把他请进了酒店。
“嘛都行，我是来要欠款的，总不能白来一趟！”
酒过三巡，一切妥当。次日他带回来8万元的货款。真的没“白去一趟”。
再去，依旧好吃好喝好招待。但真的叫你“白来一趟”了。几百万的亏损和欠款，至今还趴在账上。
亏了公家，李元奎并未有丝毫愧意，反而背地里张狂地说：“我只要个人不多拿，亏几百万也没事！” 这里说的“不多拿”，是不贪不占的意思。这是一种并不奇怪的逻辑。
个人不拿？后来人们发现，那欠款户们早就是李元奎的至交好友，至今仍有往来。这桌下的故事你我不知，精彩段子纷纷随风而去了。[1]
作者简介
李锡文，60后，大学毕业于80后。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天津市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