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學校的變遷(龐全林)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小學校的變遷》是中國當代作家龐全林寫的散文。
作品欣賞
小學校的變遷
一九六四年夏初，美麗多才的女大隊團支部書記通知我，讓我當我們生產隊的耕讀教師。
因為我父親有歷史問題，我連入團的資格都沒有，當兵當工人的好事，我想都不敢想，讓我當老師，我當然願意了。
辦耕讀學校，是當時我們國家為拯救失學兒童採取的應急措施。就我們那個地方而言，周圍五個大隊，十幾個自然村，只有街上一個中學。許多家庭連小學一年級一學期五角錢的學雜費都交不起，加上下雨下雪天路遠泥濘，七八歲的孩子上學不便，有相當一部分適令兒童，不能入學接受教育。
團支書要我動員我們生產隊的適令兒童上耕讀學校。在家門口上學，不交學費，孩子多的還可以哥哥姐姐帶弟弟妹妹上學。兩天時間，我就招收了七歲到十二歲的十多名學生，算是一個班。團支部書記是校長，給每個班發了一塊小黑板，一包粉筆，算是全部教具。生產隊有條件的提供房屋作教室，我們隊沒有閒房，晴天在露天上課，上午找西山牆，下午找東山牆，陰天下雨找磨房牲口屋。暫時沒有課本，自己選一些字，從一二三四五，山水石田土起，寫在黑板上，讓學生讀着用樹枝在地上寫。
到了麥天，大人們在前面裝車收麥子，我領着這十幾個孩子在後面跟着用笆子摟，用手拾，一百多畝麥子被收得乾乾淨淨，達到了顆粒還倉。秋天，上午上課，下午到地里摘棉花，小孩摘棉花有優勢，手又快，很濟事的，生產隊幹部和群眾很滿意。古人有「晴耕雨讀」，我們是「忙耕閒讀」。沒有星期天，沒有假期。
還沒有到冬天，四隊，六隊的女老師當會計了，把她們的學生交給了我，八隊的女老師出嫁了，九隊的女老師當記工員了，校長也把她們的學生交給了我，我有了五個生產隊三個自然村的三十多名學生。打游擊不行了，大隊把大隊部東屋的三間房給了我，山牆上還有夜校的一塊大黑板。沒有桌子，我就和大點的學生和泥脫坯壘桌腿，讓學生從家裡拿來葵花杆，高梁杆作桌面，用摻了麥秸的「馬扎泥」一糊，用泥抹一抹，又結實又美觀。「鳥槍換炮」，師生們高興得不得了。冬天，我領着學生到磚窯上揀煤核，拾了一大堆，在教室里壘了個土火爐，燃起了紅通通的爐火，外面寒風剌骨，室內暖氣融融。
上級教育部門，對耕讀學校非常重視。中心小學的校長，負責全公社的耕讀學校，經常組織耕讀老師開會學習，舉辦觀摩教學。我的這個班專門指定一個公辦教師定期察看指導。縣教育部門也對老師進行培訓，舉辦觀摩教學。我曾參加過縣城梅家胡同梅老師和二郎焦店一個女老師的觀摩課。通過學習，我也掌握了耕讀教學知識，根據學生年令層段和學習基礎，把一個班分為一二三年級。上課先給兩個年級布置作業，給一個年級講課，講完課布置作業，再給另一個年級講，以次輪換，當時叫「複式教學」。語文、數學、音樂一肩挑，沒有體育課。那時的孩子很聽話，學習都很專心，儘管還有的帶着小弟弟小妹妹，教室里很安靜。
下課了，我坐在院子裡看着孩子們玩，年令小的，有的趴在我的背上，有的坐在我的腿上，我把他們看成是自己的弟弟妹妹。要是有學生上午沒到校，中午我就到他家裡，下午沒到校，晚上到他家裡，生怕學生流失了。有的學生病了，我一天去他家看一次。下雨天，有的年令小沒有膠鞋，我就背他去上學。有一次下大雨，中午放學回家，村中間的橋面上流水有一尺多深，我就把十來個學生一個個背過去。
每天我的心裡裝的都是學生，他們成了我的精神力量。
這個時候，文教局已發下了課本，買課本和作業本以及出差費由各生產隊分攤，開支不多，一學期一個隊只幾元錢。
第二年，縣教育部門提倡「勤工儉學」，給每個班發了一包蠶種。我白天把它夾在腋下，晚上放在被窩裡，不幾天就孵出了像螞蟻一樣的小蠶。這種蠶不吃桑葉，吃椿樹葉和篦麻葉。三眠過後吃得多了，我就領着學生采篦麻葉，先是附近的，後來跑到二三里外的村子裡。西屋的三間房成了桑房，晚上我和幾個大點的學生住在裡面餵蠶。蠶熟了，結了兩大筐繭，我挑着步行進城，賣給了教育局勤工儉學辦公室，得了十六元四角錢，我用這些錢給學生訂了課本，買了作業本和鉛筆。
後來耕讀學校取消了，變成了民辦學校，大隊部的四所房子都做了教室，老師們還有一大間辦公室。
七十年代中期，上級號召各大隊辦學校，有條件的還可以辦「戴帽初中」。大隊抽調各生產隊的財力和人力，在村前蓋了兩排磚瓦結構的房子，作為新學校。
老師們都很興奮，忙着布置校園，栽樹，鋪道路，還要拉院牆。拉磚院牆，那是很奢侈的，我們根本沒有力量。那就垛土牆，師生們自己動手就地用土，和泥垛院牆，不到兩個月，一圍高高的院牆築了起來。
後來，我們又提出了新問題，學生上課坐的是土坯桌，桌面坑坑窪窪，坐那伸不開腿，既不利學習又影響健康。做木桌太不現實，那時木料奇缺，大隊辦不到，我們更沒有錢。怎麼辦？有人提出做水泥板，用水泥板做桌面。制水泥板的材料是水泥，小石子和沙子，買不起鋼筋就不用。水泥和小石子用錢買，沙子自己拉。星期天，從生產隊借了一輛馬車，校長帶頭，男老師體壯的換着駕轅，其他男女老師用繩子拉梢，自帶乾糧，浩浩蕩蕩地向四十里外的遂平縣沙河奔去。我們把沙子小半袋小半袋地從河底背上岸，裝滿了車，在路邊的茶攤喝茶吃乾糧。往回返雖然拉的是重車，但走的全是公路，十多個人，有說有笑，速度不比來時慢，下午半晌就到了家。這樣拉了三趟，沙夠了。署期一放假，七八個男老師就開始在校園的樹陰下制水泥板。開學前，我們把七所教室全換上了磚腿水泥面的課桌。桌子有了，凳子還是學生自己帶，自帶凳子可能是「老傳統」，我上小學的時候就是自已帶凳子。可是，不是所有人家的孩子都有凳子，沒有凳子他們就自己動手壘幾塊磚頭什麼的。有一天上課時間，我從各班的教室後窗往教室里看。走到三年級的教室時，忽然一個女生用磚頭壘的「坐凳」倒了，她身子往後一仰，頭重重地磕在了後面的水泥板稜子上。她沒有哭，趕緊直起身子，把「凳子」壘好，繼續聽課。這一幕，講課的老師沒有看見，只有窗外的我看見了。我一陣心酸。什麼時候，學校的這種狀況才能改變呢！
恢復高考後，高中要通過考試招生。這是十多年來沒有的事。我帶的這個初中班，明年將參加升學考試。這是一件大事，為了打一個漂亮仗，新學期還沒開學，我們幾個老師就跟校長商量，先得把各科老師配備好。其他科的老師沒問題，就差一個數學老師，數學重要，大家都知道，可我們學校沒有人。我想到了一個人，他上過師範，當過民中的老師，數學特別棒，只是因為出身地主。六十年代初民中停辦後一直在生產隊勞動。就提議去找他的生產隊長。一天晚上，校長領着我們幾個找到了隊長，跟他說學校缺數學老師，學生明年要考高中，咱大隊沒有別的人能勝任，請他對學校支援一下。他見我們說得懇切，也就答應了。要知道，從生產隊抽出來一個人，就少一個勞動力，還得照樣給他記工分，分糧食。
這個老師的本領是，他會的題，也能讓學生會。由於荒廢的時間長了，有些題他一下子解不出來，有時他會解到深夜十二點，第二天上課，照樣把他的解法全盤教給學生，學生能夠掌握住。用他的話說，他會多少，也能讓學生會多少。他的課很快受到了學生的歡迎，有了好數學老師，學習精神大振。我是這個班的班主任，教語文課，初一已經教了一年，語文基礎比較好。為了奪高分，我特別加強了作文訓練，作文占一百分的四十分，能給語文總分添大堆。本來兩周一堂作文課，我改成一周一堂，一個作文題目寫三遍，寫一次改一次，改後再寫，三遍下來，大部分學生的作文都能達到優秀，個別其他科好，寫作差的，就當面批改。我還加強了班級紀律教育，鼓勵和激勵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和學習熱情，樹立高考中上大學的學習目標。農村孩子的唯一出路是上大學，學生的學習勁頭很足，白天正課之外，還有一節早讀，兩節晚自習，老師在不在教室，他們都能埋頭苦學，教室里經常很安靜，學習氣氛很濃。經過一年的備戰，各科的知識都學得很紮實。我們充滿了自信，叫我們這支隊伍是「異軍突起」。
果然，一九七九年參加中招的二十七名學生，有四名考上了省重點楊莊高中，六名考上了縣重點西平高中，十三名考上了金剛普通高中，一個考上了駐馬店師範。其中有一個學生在考前三天突然沒有到校，我趕緊到他家去看，他大腿上長了一個瘡，紅腫發亮，我要他家長馬上找醫生打針輸水，爭取三天內把腫消下去，不能耽誤考試。他家經濟比較困難，我不放心，一天往他家跑一趟。考試那天，他父親用架子車把他送進考場，結果他考上了省重點。考試結果一出來，我們學校轟動了，全大隊轟動了，全公社的初中轟動了。街上的「聯中」沒有一個考上省重點的，就連縣「完中」也比我們差得遠。以後幾年我們仍然突出。初中停辦了，小學多少年都名列前茅，現在仍然是先進學校。
當耕讀教師一季度發四元工資，當民師一月三元工資，後來慢慢長，到一九八一年長到每月十七元。我沒有嫌工資低過，第一次拿到那四元錢，心想這比社員們強，很高興地交給了母親。
在學校我一直沒有放棄過讀書學習。找書讀，借書讀，讀報紙雜誌，《人民文學》復刊，我就定了全年。上課備課批改作業之外，沒荒廢過一節課的時間。和學生一樣上早讀，上晚自習。我的煤油燈罩總是擦得亮亮的。夏晚，燈光炙臉，汗流滿面；冬夜，飛雪敲窗，寒氣襲人。我經常是離開辦公室最晚的。一九八九年開封師院（現在的河南大學）招收函授學員，主要面對高中教師，我也報考被錄取了。免費的大學課本一捆一捆地寄來。《現代文學》《古代文學》《現代漢語》《古代漢語》《寫作》等，這些新知識深深地吸引了 我，我如饑似渴地閱讀，按時按量完成規定的作業。假期中到縣城、上蔡、駐馬店聽大學老師講課，聽課記筆記，貪婪地享受着文化知識的大餐。
值得一提的是，不僅函授教材免費，我們每次出外學習的伙食、住宿、來往車費全由公家負擔。
一九八一年國家高招，從民師中招生，我報考了，報名費五角，結果被駐馬店師專錄取。從此我走出了這所學校。
以後，不知道哪一年，由政府出資，把學校的兩排磚瓦房換成了兩層樓的教學樓，教室里配備了全新的桌凳，土院牆變成了紅磚牆，安上了鋼絲網大門。
民辦教師先是通過考試，有幾個轉為公辦教師，最後全部轉為公辦教師。
接着國家又實行了九年義務教育，學生上學，破天荒地不交學費。
離開這所學校後的幾十年，我沒有進去過。直到二0一三年，我的文章結書成為《新竹集》，我想起了當年那些同事，有幾個還沒有退休，準備每個人送一本。我拿着書來到學校門口，大門緊鎖，學生正在上課。我拍拍門，等了許久，從辦公室走出一個三四十歲的年輕人，問我找誰，幹啥的，我說了，他審視了我好一會兒，開了門。走進校園，我感到既親切又陌生。問了同事，知道開門的是校長。
五十多年來，從這所學校走出來的學生無以數計，其中有一部分考上了大學，考上了研究生，考上了博士，他們都在對社會作出回報，為國家作着貢獻。
不知道當年上過耕讀的學生，現在面對這所學校作何感想，不知道那個後腦磕在水泥板桌棱上的小女孩，現在面對這所學校作何感想。
這所學校見證了時代的進步，社會的發展，國家的富強。
這所學校見證了我們國家對教育的重視，對民生的關注。
這所學校更體現了我們黨不忘初心，全心全意為人民的偉大宗旨。
這所學校，我為它流下了汗水，傾注了心血，奉獻了青春。然而，它又培養了我，成就了我，讓我走向更廣闊的天地。想到此，我不由感慨；「人間正道是滄桑！」
二0一九年七月[1]
作者簡介
龐全林，西平縣楊莊高中退休教師，出版有散文集《新竹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