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院往事之一：闵妈、梅妈和吕妈 周养俊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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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院往事之一:闵妈.梅妈和吕妈》是中国当代作家周养俊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大院往事之一:闵妈.梅妈和吕妈
那年，单位分给一间房子，我从房管员手里领到钥匙后就匆匆赶了去看。
这是一幢砖混结构的楼房，五层高，共四个单元，没有电梯，每个单元住二十户，每层四户，分住楼梯两侧，两户合用一处厨房和厕所。
我打开屋门，就有一股呛人的气味扑面而来，显然是搬走了的住户没有清理垃圾的原因。我踢了两脚地上的废旧书报，刚回过头，就看见门口站着三个女人，差不多都六十多岁年纪，一个黑瘦弱小，一个白胖高大，一个高低胖瘦适中，那白胖高大的年纪长些。很快，我就知道，黑瘦弱小的女人丈夫姓闵，白胖高大的女人丈夫姓梅，高低胖瘦适中的女人丈夫姓吕，根据家属院的习惯，我分别叫她们闵妈、梅妈和吕妈。
闵妈是第一个和我打招呼的,她用很土的关中话问我姓啥，在哪上班。
我说姓周，在电话局上班。
她问我是不是要结婚了。
我回答是。
她问我媳妇是哪里的。
我说在一个单位。
她说，咱们是两隔壁，合用一个厕所和厨房。
我说我知道。
她说，这地方在马路边上，晚上吵得很，拖拉机和马车一夜都不停歇。
我说，知道。
她说，咱这里水电都不正常，要准备个水缸，还要备几根蜡烛。
我说，知道了。
她大概发现了我的不耐烦，看了我两眼走了。
梅妈是一口地道的北京话，儿话音很多，她戴的近视镜片像玻璃瓶底儿，打量了我很久才问我是干什么工作的。
我说在办公室打杂。
她说，我看你是摇笔杆儿的。
我说，是打杂的。
她说，不像，不像，一点儿都不像。
我嘿嘿笑了。
她呵呵笑了。
笑过后，她说，咱们住在一搭儿了，就是邻居，远亲不如近邻，不要客气，需要笤帚簸箕，尽管拿我家的用。要喝水，茶杯和热水瓶都在我家案板上放着，你自己拿。
我忙说，谢谢。
她说，不用谢，你忙吧。说着转身走了。
吕妈披着件蓝条绒衣服，靠着楼梯扶手站着，嘴里磕着瓜子儿，始终没说话，我看她时，她对我微微笑了笑。
看完了房子、厨房和厕所，我出了楼门，远远看见闵妈、梅妈和吕妈在院子里的大槐树下说话，他们看见我，眼光齐刷刷地射了来，三个人几乎是异口同声：走啊？
我忍不住笑了，然后说，走了，走了，你们忙吧。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闵妈、梅妈和吕妈，三十多年过去了，那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闵妈
闵妈是秦岭山里人，距离西安很远。
闵妈说，是闵伯用一布口袋白馍把她从山里哄出来的。开始我以为是开玩笑的，后来才知道是真的。
闵伯个头不高，也不魁梧健壮，脑袋瓜儿却非常好使。那时，闵伯在秦岭深处的县城里唯一的一家自行车铺跟师傅学修自行车；闵妈家里穷，帮县城的亲戚家看孩子。闵妈亲戚家和闵伯的修车铺很近，闵妈没有事情时，常领着亲戚家孩子上街玩。孩子爱看自行车，闵妈就带孩子来看，这样时间长了，就认识了闵伯。亲戚家的日子不富裕，闵妈帮人家带孩子每天吃的都是粗茶淡饭，自从认识了闵伯，闵妈隔几天就能得到一个白馒头，这个白馒头是闵伯趁人不注意时塞到闵妈手里的。开始，闵妈不敢接，他怕一个姑娘家与男人接触被别人发现说闲话，但又架不住白面馒头的诱惑，犹犹豫豫就收下了，收下了舍不得吃，也没有办法还给闵伯，她就藏起来，隔几天往自己家里送一回。母亲以为是亲戚家的，也不追究。时间长了，闵妈猜想闵伯给她的白馒头能装一布口袋。
渐渐地，闵妈对闵伯产生了好感，再加上老板娘从中撮合，闵伯学徒期满后就带着闵妈回到了西安。闵妈家姊妹多，女儿能嫁给西安城里的人，那可是做梦都不敢想的好事情，父母自然欢喜。回西安不久，闵伯考进了邮电局作了电报投递员，闵妈在家帮公公婆婆做家务。
故事说起来简单，具体细节肯定很多很长，最终闵伯和闵妈结成了夫妻，并生了两个儿子、两个女儿，而且都已长大成人。
一次，闵妈当着闵伯的面，说闵伯骗了她。
闵伯笑了说，这老太太又胡说了。
闵妈说，我说的是真话，开始我要知道你送白馍没安好心，我饿死也不会吃的。
闵伯说，那时我也没想啥，只是觉得你长得太瘦弱，可怜你，就偷了掌柜家的馍给你吃，没想到你到现在还不领情。
闵妈说，你家是西安市郊区人，离钟楼那么远，你为啥给我说你是西安城里人？还住在钟楼下。
闵伯狡黠地一笑，说，那不是怕你不跟我来么！
闵妈说，你就会哄人！
闵伯说，胡子都一大把了，还说这些，不怕娃们家笑话你？
闵妈说，我说的是真话，怕谁笑话？说完，自己先笑了。
闵妈不识字，却爱听广播，天下大事都知道，嘴上还经常说几句时髦话。闵妈针线活儿好，茶饭也是家属院里公认的好手艺。过去，我吃饭从来不洗碗，和闵妈作邻居后，很快就学会了蒸馒头、烙锅盔、包包子、包饺子这些活儿，后来还学会了擀面。
我说闵妈能干。
闵妈说，凡是个女人都会。
老家过古会那天早晨，我推起自行车刚出楼门道，闵妈就追了来。我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儿，闵妈说，你今天无论如何不能远走。
我问为什么。
闵妈说，你没看你媳妇今天要生娃。
我说，距离预产期还有一个多月。
闵妈说，今天就会生，你信不信？
我迟疑了一会说，不可能吧？
闵妈说，我生了四个娃娃还能不知道！你媳妇今天肯定要生娃，你不敢走！
我把自行车推回楼道，不到一个小时，妻子就有了反应。我把妻子送到附近医院约两个小时，孩子就出生了。我赶回家做饭时，闵妈已经帮我煮好了小米粥。
我对闵妈说，你是神仙，我要请您吃羊肉泡馍。
闵妈说，我不是神仙，我是你闵妈，我能看出你媳妇要早产。
那时候，家属院还不兴请客送礼，孩子满月那天，我们没有请闵妈他们吃酒席，但是给周围的邻居都送去了红鸡蛋，给闵妈家的比别人家多一倍。
一天中午，妻子去上班，我在家看孩子。孩子忽然哭闹不停，我摸孩子额头并不烧，以为是闹瞌睡，抱着孩子在屋子里来回转悠，希望他能安静下来，可是没有用，我又给他喂水、喂糖，想到的方法使完了，孩子还是哭闹不停。孩子哭了一身汗，我急得也是一身汗。正在束手无策的时候，闵妈、梅妈、吕妈都来了，梅妈说，快抱孩子到医院看看，闵妈走到我跟前看了看孩子，说，有人惹孩子了，不要紧，我让他走。她让梅妈、吕妈都到屋子外面去，要我用枕巾把孩子脸蒙上不要动。安排完这些后，她匆忙跑回自己家，端来一碗豆子，在我们家上下左右，东南西北乱打了一通，然后很严肃地说：“我知道你爱孩子，可是孩子小，胆儿也小，害怕你，我在门口给你放下俩馍，你吃了快走吧！”
闵妈说话的时候，屋子内外静极了，我忽然发现孩子不哭了，揭起枕巾看，原来他已经睡着了，眼角还挂着泪珠。闵妈帮我把孩子放在床上，从厨房拿来一把菜刀压在了孩子枕头下，然后对我说：“刚才不知是哪个过世的人路过这里，看咱娃长得乖，把娃惹了。娃娃碎，火气小，把娃吓着了。没有事，晚上我再来给咱娃收个惊。”
晚饭后，闵妈来了，她要我端来半脸盆水、一只碗、两只筷子，要我妻子把孩子抱好，给孩子头上盖上枕巾，不要动，她从怀里掏出三张黄裱纸，点燃后，一边嘴上念着，一边在孩子头顶上旋转着，我不知道她在念什么咒语，却看清她在孩子头上左转三圈，右转三圈，然后把未燃尽的纸放进了碗里后，向水盆中倒扣，瞬间就发出“扑塌塌”的响声。这样的动作，闵妈反复了三次，第二次响声与第一次相似，第三次声音变成了“扑哧—吱儿--”的叫声。闵妈脸色一下变得很凶了，牙齿也使劲咬了一下，说：“我就知道是你！我就知道是你！是你？你就站住！”说着，拿起两只筷子顺碗边一插，那两只筷子直直地就站住了。闵妈压低嗓门，吼了一声“走！”挥起手中握着黄裱纸，一下将筷子打出了好远。
做完这些后，我跟着闵妈把水盆中的水和纸灰倒在大门外的路上，并且按照闵妈的吩咐，悄悄地，一遍又一遍地喊着孩子的名字回到了家里。闵妈说刚才是收魂儿，现在是叫魂儿，都是针对小孩儿受惊吓使用的办法。她说她的奶奶、妈妈都这样做过，很灵验。
离开我家时，闵妈反复叮咛我和妻子，这些事情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也不能告诉梅妈和吕妈。她说这是封建迷信，居委会干部知道了，是要批判的。
闵妈的这些做法，我小时候也看见祖母给几个堂弟做过，大致过程相似，不同的只是几处细节有差异。后来，我给闵妈讲这件事情，问闵妈那天嘴上念叨的是啥咒符，闵妈笑了，说：“哪有啥咒符，还不是狗娃精、猫娃精，谁把娃吓了的精，这些么……”
梅妈
闵妈给孩子收魂的事情，我和妻子没给任何人讲过，可是，梅妈很快就知道了。开始，我以为是我们家的门窗没关严实，或是她听到了一点动静，后来发现梅妈知道的是全过程。
那是一个晚上，梅妈悄悄来到我们家，对我和妻说，千万不要相信封建迷信，孩子有病就到医院去看，那些大夫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大学生，人家水平高到哪里去了，怎么没见一个收惊、收魂儿的？半盆水、一只碗、两只筷子、几张黄裱纸就能把孩子病治了？
梅妈说话时有些激动，她看我和妻子没有说话，忽然停住了，又习惯性地扶了扶近视镜，扬起头望了望，说：“我是担心把小孩儿的病耽搁了，给你们年轻人提个醒。再说，闵妈也是好心，她也是为孩子好。我们在一起住了好多年了，根底儿大家都知道。”
妻是急性子人，忙说：“谢谢梅妈，谢谢梅妈。我们担心也是怕家属院里人说我们搞封建迷信，传到单位里后领导批评。”
梅妈说：“没事儿，没事儿。你们放心，我是不会说闲话的，就是我说了，也没人相信。”
梅妈的话没说完就走了。
我正在纳闷，妻子对我说，星期天做饭时，闵妈说了，梅妈是清朝王宫里的格格，前几年把梅家两口子拉出来批斗过，还给梅妈还剃过阴阳头，气得老婆子差点儿喝了敌敌畏。
妻子这一说，把我提醒了。我一直看梅妈的丈夫眼熟，这时才想起参加工作那年，在渭河边农场集训，那里有一批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在接受劳动改造，我们曾参加过两次批判斗争这些人的大会，那个长的矮胖，满脸胡子的人不就姓梅吗？
我认出了当年的“五类分子”梅伯，梅伯也记起了我。这也是个星期天，我抱着孩子在院子里晒太阳，梅伯坐在凳子上看报纸，于是我们就说起了在渭河边劳动的事情。
我说，那时候太不好了，让你们这些老人受那么大的罪。
梅伯笑了，说也有些好处，过去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韭菜麦苗都分不清，劳动了，长了知识，长了见识，身体也比以前好了。
我们说话时，梅妈出来晾衣服，就插话说：“这老头子当年可真是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吃饭从来不洗碗，家里油瓶子倒了也不扶，上街不买一根葱，上班走，下班回，从来不带拐弯。文化大革命可是吃大苦了，把不受的罪都受了，差点儿都没命了。”
这一次说话，我知道梅家是清王朝皇室后裔，那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梅家随慈禧太后逃到西安后再没回北京。
梅伯没有从事过体力劳动，却读了不少书，还会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凭这些他考进了西安电报局，作了国际电报报务员。梅妈虽然也认识一些字，却始终没有工作过，一直在家里操持家务，充当着相夫教子的角色。因为家庭出身问题，梅伯一直是历次运动打击的对象，文化革命初期因会英语，被怀疑与国外敌特机关有联系，差点儿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关进监狱。梅伯平时人际关系好，没有犯过什么错误，查案组没查出什么问题，就把梅伯送到单位劳改队强制劳动改造。梅妈则被家属院一些造反派拉出来批判斗争，游街示众，剃阴阳头，事情就发生在这个时候。
那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年代，经历了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后，梅伯经常走路都低着头，梅妈也再不去管家属院的事情，除了每天上街买菜，到家属院门口取牛奶，就是在家做饭，洗衣服，或者在院子里的大槐树下做些针线活儿。
梅妈和梅伯生了三个孩子，大儿子下乡插队，被安排在外地工作，小儿子参加工作后一直住在单位宿舍里，和他们一起生活的是女儿的两个孩子，一个叫大宝，一个叫小宝，两个相差一岁，都是小学二年级学生。
一段时间，妻子上轮班，我们两个总是不能按时间衔接上，梅妈发现了，主动提出把我们的孩子放在他们家，我和妻子商量了一下就同意了，我算了一下，每天需要梅妈照看孩子的时间是一个半小时，按每月30天计算，到月底结算工钱。我把钱送给梅妈的时候，她一下生气了，说我小看人，还说我太小气。妻子连忙解释，她还是不肯收下，没有办法，我们只好把钱收回。过春节时，妻子到民生商场买了两套保暖内衣，送给了梅妈夫妇，梅妈把我妻子埋怨了好一会儿，最终还是收下了。
这以后，我们两家的关系不知不觉就近了。
一天下午，我回家刚走进楼道，就看见了大宝、小宝靠着墙壁哭，问两个为什么，一个也不说话。我以为是哥儿俩没完成作业，姥姥批评，拉到我们家一问，才知是他们的父母闹矛盾，爸爸打架打到姥姥家了。
梅妈有一姑娘叫花儿，长得真是如花似玉一般，下乡插队时，花儿被同班一男同学黏上，这男同学长相不错，身体也强壮，就是不爱学习，爱打架。花儿开始并不同意，可是这男同学整天缠着不放，闹得满到处都是说法，那时候梅伯梅妈正在遭罪，也顾不上管女儿的事情。后来，花儿就怀了孩子，再后来就与那同学结婚。
梅家人都希望结婚后女婿会有长进，没想到女婿结婚又学会了喝酒，而且一喝醉就打自己妻子。打得花儿的身上、脸上满是伤。开始花儿还瞒着父母，时间长了瞒不住了，就三天两头回娘家住，梅伯不说话，梅妈倒经常批评女婿的错误，清醒时女婿也承认自己不对，甚至磕头下跪恳请原谅，喝醉酒后就又把自己说的话全丢在了脑后。
我到梅妈家时，刚进屋就有一股酒气扑面而来，那女婿缩着脑袋在地上蹲着，头发乱糟糟的。
梅妈见我进来，也不回避，那女婿却站起来，摇摇晃晃地出了屋子，这时我才发现花儿在母亲身后的床上坐着，脸上挂满了泪花。
梅妈对我说：“咱们是邻居，不怕你笑话，你花儿姐这日子是过不下去了，迟早都得离！就是可怜大宝小宝两个太小……唉！”说着梅妈又流下了眼泪。
我原本是来劝梅妈他们的，可是看着眼前这一切，却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了。
梅妈曾经给我说过，虽然他们老俩口识字不少，可是这两个孩子都没有闵妈家孩子有出息，日子过得也不好。特别是花儿，一直是她的心病。
吕妈
我从梅妈家出来时，看见吕妈在楼道口站着，身上披的是件蓝呢子外套，两条腿很自然地交叉着，手上还拿着她永远也嗑不完的瓜子儿。
我见吕妈的时候，她几乎都是这个样子，不同的是，她今天没有笑，而是向外摆了一下头，说走了。
我知道她说的是花儿的女婿。
我说，走了好。
吕妈说，就爱喝酒，不知道过日子。
我说，喝酒误事，喝多了不理智。
吕妈点了点头，又像往日那样笑了笑。
在我的记忆里，这是吕妈和我说话最多的一次。也是这一次，我从吕妈的口音里认定她是南方人。
一段时间，我认为吕妈是个奇怪的人。闵妈、梅妈一天到晚总是忙着，吕妈不，吕妈什么事情也不干，家里买菜、买粮、买煤、做饭、洗衣全是吕伯的事情，帮忙的是他们小女儿英子，当时好像在上高中。吕伯是典型的南方人，瘦小精干，衣着干净整齐，稀疏的头发很顺溜的安排在头顶上。听说吕伯在单位做财务工作，账算很精，双手同时能打两个算盘。吕伯还会拉二胡、京胡、吹笛子。英子长得乖巧可爱，穿一身红卫服，扎两只羊角辫，走路时脚步极轻盈，像戏曲演员在舞台上走步子。他们家和我家中间隔着梅家，具体活动细节知道的不多，只是听吕伯经常拉胡琴，英子也经常跟着旋律唱京戏，唱得最多的是《智取威虎山》中小常宝和《红灯记》中李铁梅的唱段，一段是“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一段是“我家的表叔数不清”。英子的嗓子好，戏唱的字正腔圆，好几次我洗碗时听戏都忘记了手中的活儿。
一次，我问闵妈：“英子唱得这么好，她爸咋不让她考剧院唱戏去？”
闵妈压低了嗓子，摆了摆手说：“不敢说这话，这话说不得！”
我也压低了声音问：“为什么呀？”
闵妈走到我跟前，很神秘地说：“英子妈过去就是戏子，听说还干那事。”
我不解地问：“那事？”
闵妈说：“就是那事么！”
我还是不理解。
闵妈着急了，说：“就是跟男人睡觉么……”说完她对我叮嘱道：“千万不敢对别人说，这是事非话，说出去了不得！我知道你嘴紧，才给你说呢。”
我忙说记住了，要她放心。
闵妈“唉--”了一声，说：“也是个苦命的人，浑身都是病，一年四季都吃药，简直是个药罐子！”
我说：“那吕妈咋啥活儿也不干呢？”
闵妈说：“啥活儿都干不了，还浑身是病。老吕那人勤快，脾性也好，瞎好看不上老婆子干活，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多亏了英子，这女子利索，碎碎地啥都会干了，关键时候能给老吕搭个手，啥事儿也就都过去了。”
我问闵妈：“你听吕妈唱过戏么？”、
闵妈说：“听过么，是南方戏，人家都说唱得好，可是我听不懂，我和你闵伯一样，爱听秦腔。”
我说：“我咋一次也没见过？”
闵妈说：“人家老哼哼唧唧地唱呢，声音小，咱们听不见。有时老吕拉胡胡，人家也跟着弦索放声唱呢，那会儿人家就把门窗都关了，远处听不见，你要想听就在他们家的窗子外面去听。”
闵妈告诉我，说吕妈年轻时候，很漂亮，瓜子脸，大眼睛，眉毛是画上的，嘴上抹着口红，夏天时还穿旗袍，把个大腿露得明晃晃的，难看得很！文化大革命时，红卫兵虽然没有揪斗吕妈，吕妈却再也不敢穿戴打扮了。
吕妈还有两个儿子，比英子大，下乡插队后都安排在外地工作了，只有春节放假才回家来。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听见吕伯在拉胡琴，因为我小时候曾学习过拉二胡，对胡琴有特殊的感觉。我听吕伯拉的好像是越剧，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于是就想起闵妈的话，轻轻地走到了院子里吕家的窗户下。侧耳一听，果然有女声在唱，听唱词好像是《西厢记》。不用猜，唱戏的肯定是吕妈，她的感情很投入，把一段很长的唱腔唱的委婉动听。我真想到他们家去看一下，思想再三也没有迈出步。
从那以后，我忽然开始同情吕妈了，而且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想听她唱上一段戏。
不久就听闵妈和梅妈说，吕妈住院了，具体什么病不知道。从此，再没听见吕伯的琴声，只见吕伯的英子匆匆来去的身影。
闵妈和梅妈买了水果和鸡蛋结伴去医院看望吕妈，妻子也同她们一起去了，回来对我说，吕妈的病不轻，脸上颜色很难看。
过了一段时间，邮电单位发文件说，年龄大的职工可以提前退休，并可以让子女顶替。吕伯考虑到吕妈住院，没人陪护，英子高中毕业还要在家待业，没有犹豫就办了退休手续，让英子顶替自己去上班。这对英子来说，或许是件好事情，可是她的两个哥哥就没了回西安的希望。
吕妈出院的时候已经是这一年的冬天了。回到家的吕妈很少出门，只是在天气好的早晨十点钟以后晒晒太阳，她身上披的还是那蓝色呢子外套，手里拿的还是瓜子，和我们打招呼还是那么微微的一笑。
一日，我看闵妈、梅妈都在场，就对吕妈说：“听说你的越剧唱得很好听，啥时间给我们唱一段？”
闵妈也附和我说：“你吕妈唱得好，不要说唱一段，唱十段也没问题！”
吕妈笑了，说：“我唱不了了，啥时候让英子给你们唱。”
以后多年，我也没听吕妈唱过戏，可是听英子唱过两次京戏，还是《智取威虎山》小常宝和《红灯记》李铁梅的唱段，是在单位的春节联欢会上。
孩子三岁那年，我们家离开了这个很有了些年月的家属院，住进了单位新建的一幢家属楼里。
离开这里后，我才知道闵妈、梅妈和吕妈三家过去矛盾是很大的，有一段时间甚至互相不说话，可是经历了“反右”、“社教”，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些运动后，他们关系一天比一天好了。
梅妈说，那些运动都是搞政治的，与咱们老百姓有啥关系？再说，咱们关心不关心也没有用啊！
闵妈说，几家人能住在一起是缘分，为那些鸡毛蒜皮闹矛盾，没意思。
我没见吕妈，自然没听见她说什么。想她那与世无争的样子，也不会说什么的。
以后许多年，因为住的距离远，也因为工作忙，我到这里来的很少，可是每有空闲的时候，我就会想起闵妈、梅妈、吕妈和她们家的人，想起那段我在这里生活的日子。[1]
作者简介
周养俊，笔名席化、诗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