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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母论是中国天主教代替玛利亚论的称法，比玛利亚论包含更多神学诠释。从最早的传统开始，玛利亚“耶稣的母亲”(谷六8；玛十三55；宗一14)的身份已受肯定；而天主之母的信理亦是教会自厄弗所公大公会议(431) (参 56)以来最基本的圣母学原则。圣母论和基督论一样，从一开始已经包含讲者的信仰。

神学（theology），又称圣经学。是欧洲著名的经院哲学的前身。最早的神学起源于圣保罗，圣保罗用基督的话语来解释天地奥秘、人生百态，遂成神学之基础。5世纪左右，圣安东尼奥用圣经来补充他自己的元素论，进一步为神学奠定基础。到了中世纪早期，神学家只是对基督教的圣经、信条加以阐述，或对文献、经籍的一些段落进行注释。到11世纪，神学命题日益以问题的形式提出。在回答这些问题时，人们将正反两面的理由或意见列举出来，然后加以分析，得出结论。当时称这种方法为辩证法。而辩证法也成为经院哲学的基础。并日益成为神学的理论基础。而教授神学的学校即为神学院。最早的神学院是的巴黎大学，罗马大学后来居上，成为当时罗马教廷名下的第一神学院。13至15世纪的枢机主教大多从这里毕业。当今的罗马教皇本笃十六世也是罗马大学神学院的神学院长。

发展历程

新约时代

圣母论从沉寂开始。对她的见证的信仰随着教会对耶稣生平事迹愈来愈感兴趣而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所增长：保禄在传教期间写给他教会的信只以基督的死亡、复活、光荣来临及教友的生活为主要的诉求对象；有关耶稣的母亲他几乎绝口不提(迦四4是例外的，这段经文以耶稣“生于女人”来强调他的人性)。

当基督徒着手编辑福音，从信仰的立场来描述耶稣生前的言行时，玛利亚才渐渐受到注意。然而在四本福音中，玛利亚在“明暗度”上却很不同。最早的圣史马尔谷虽然还不致正式地在那些认为耶稣“疯了”的“他的(家)人”中写下圣母的名字(谷三20～21)，却显然在下一段经文中(谷三31～35)把耶稣的生身家庭(包括他的母亲在内)和他的末世家庭(天国的成员)对立起来。要加入这末世家庭，单有亲属的关系是不够的，圣史还提出一个条件：“奉行天主的旨意”。

后来的对观福音在接受马尔谷传统的时候都在某一种程度上减少或和缓了马尔谷的对立性(玛十二46～50；路八19～21)。路加更以“听了天主的话而实行的”来表达他对圣母的赞美，从而认为玛利亚已经符合了末世家庭的条件，是天主之国最早的成员之一；如此乃构成她的“真福”(路十一27～28)。在路加福音中，玛利亚是第一个配称“真福”(路一45)的人，而这(路加说)是由于她的信仰。路加笔下的玛利亚不仅是第一位信徒，还是所有信徒的模范。玛利亚的信仰首先表达在她的领报中，那是一种在黑暗而真实的启示下的全心投靠(路一38)，也是一种尝试走出信仰的黑暗面以到达信仰的光明面的追寻行为(路二19，51)。路加还在宗一14中为他的玛利亚故事写下完满的句点；当教会正热情等待圣神降临的时候，玛利亚与祈祷的团体同在一起。

玛窦的童年故事与路加的记载有许多不相同的地方，它们显然来自两个不同的传统。唯一共同的地方也许只是童贞产子(产前童贞)的事实。玛窦在耶稣的族谱中注意四个女人(玛一1～17)，他把玛利亚描写为天主救恩的卓越工具，她是天主整个救恩计划中决定性的时刻。

到了第四本福音写作的时候，玛利亚的地位已经在教会中获得普遍的承认。她出现的机会并不多，但都在重要的场合上。第一次在耶稣公开生活之前，第二次在他回归父家的时候。根据若望的看法，在加纳婚宴的时候，玛利亚也许还不在那些因着标记的启示而到达完全信仰的宗徒(若二11)之列，她所拥有的是一种尚未看清楚却保持开放的信仰；然而在十字架下，她却已经站在耶稣爱徒的旁边，正式加入这个新成立的信友团体了。和路加一样，若望强调玛利亚在信仰路上的成长，她属于天国的第一批成员。

教父时代

宗徒后期教父的圣母论建立在圣经的启示上。玛利亚新厄娃的说法最迟在二世纪(儒斯定Justin the Martyr, 约+165；依雷内Irenaeus,约140-202；戴尔都良Q.S.F. Tertullian, 约160-230)已经提出：玛利亚的童贞和顺命正好与违命的贞女厄娃相对立；由于顺命，玛利亚成了“救赎的根由”，就好像厄娃是“死亡的根由”一样。抑有进者，玛利亚成了童贞女厄娃的“辩护者”，全人类的“解救者”(代祷人)，使人类重生于天主的“纯母胎”。早在二世纪，已经有相当高深的圣母论(highmariology)了。

圣母的圣德和童贞也是这时候的重要课题。一般来说，早期教父们大都相信人的女儿玛利亚是大罪可免、小罪难逃的(依雷内、戴尔都良、奥力振Origen, 约185-254)；他们也尚未异口同声地教导卒世童贞的道理，产时童贞为许多人看来更感困难。大概要到厄弗所大公会议(431，DS251)玛利亚的神圣母职获得定断之后，这两个问题才有转机。

另一个在教父时代已经深受注意的圣母学课题就是玛利亚与教会(基督奥体及其肢体)的关系：她是教会的典型，她又是教会的母亲。作为典型，她是圣的，是童贞，却生育信仰中的子女(参 554)。由于宣讲圣言，也由于施行洗礼，教会生育天主的子女；玛利亚则生育教会的头。然而透过基督，她的母性也延伸到个别基督徒身上。圣奥斯定(Augustine, 354-430)问：作为基督的肢体，你怎能不也是童贞圣母的儿女？基督生自圣母，基督(身体)和基督徒(肢体)也一样出自圣母。

厄弗所大公会议(431)及拉特朗地区会议(649，DS 503-504)标志着早期圣母学上的两件大事：天主之母及童贞产子两信理的定断。大概六世纪，圣母升天的道理也开始在神学家中讨论开来；尤其是默示录十二章的天上女人被赋予圣母学的解释(大概也在四至六世纪)之后，对圣母升天道理更产生一定的影响。相信圣母升天，也连同相信她在天的中介角色。恳求圣母代祷本是教会自三、四世纪已经开始的热心敬礼，而相信圣母升天更给予这敬礼一个全新的动力：她是“不可战胜的围墙”，没有人能阻碍她的代祷力量，因为她是受造物中最接近天主的。大概在八世纪，“女中保”的名号流行在东方，且在同时候传到西方。

圣母圣德无缺的信念，经过教父们的再三讨论，尤其是圣盎博罗修(Ambrosius, 约339-397) 和奥斯定的影响，早已尘埃落定；到了八世纪，更超脱出无原罪的观念来。约700年，在东方，流行着“圣母受孕节”；这庆节很快传遍整个拜占庭，大概在1050年更抵达英国。从此展开西方世界一连串的争论过程。

中古时代

十二世纪初，士林神哲学之父安瑟莫(Anselm of Canterbury, 1033-1109)，虽极力赞美圣母的圣德，却一点不敢越雷池半步，然而就只差这半步，使他不能进入无原罪的理论世界。他的弟子艾特穆(Eadmer, 约1055-1124)却是非常例外的一位。1123年左右，他写下了现存最古老的无原罪论文。他称圣母为“罪人的救主之殿”，所以理应免除所有的罪过。

十二至十四世纪有一些士林神学的大师极力反对圣母无原罪的理论。圣伯尔纳多(Bernard of Clairvaux, 1090-1153)、名句录Sentences的作者彼得隆巴(P. Lombard, 约1095-1160)、圣多玛斯(Thomas Aquinas, 约1225-1274)等人均影响深远。这些本来热爱圣母的圣人们不能释怀的一点就是：如何在救赎的普遍性和玛利亚无原罪的理论间取得和谐？十四世纪中叶，童斯史各都，也称思高(J. Duns Scotus,约1265-1308)等人的“先赎”观念提出之后才扭转了整个局势，这观念既把圣母置于基督救赎的普遍性之下，同时承认她得以免除原罪遗害的特恩。

中古时代除了无原罪理论的突破之外，在其他方面也继承并发展了早期的思想，如玛利亚的中介角色，她在救赎工程上的参与、她与圣子的完满契合、在十字架下的苦楚等等。她充盈恩宠，自己又是恩宠的泉源。天主乐意信友光荣她，更愿意他们经由她获救；她是最有效的辩护者，她的代求，必蒙垂听。总言之，到了中古时代末期，圣母论已经完全摆脱了初期的沉寂。

宗教改革

改革人士对圣母敬礼，尤其是圣母转求大肆抨击。从抨击的厉害，可以想见当时热情的呼号必定更加厉害。改革者一再强调玛利亚一无所有，她本身只是虚无，故此不该有任何的敬礼行为。较晚期的马丁路德(M. Luther, 1483-1546)责备那些光荣她的人，事实上已经把她转变为一个偶像。对抗宗教改革的特利腾大公会议(1545-1563)对于玛利亚只说了很少的话(事实上，它要处理的问题太多了)，仅在原罪及敬礼圣像等上下文中略略提起她。

近代时期

宗教改革时期之后，圣母的理论和敬礼不退反进，不过是在对抗、争论、护教的大前提下被提出。尤其在宗教改革的发源地德国，圣母论更是一个迫切的需要。十七世纪初，西班牙耶稣会士苏亚雷(F. Suárez, 1548-1619)更是朝着一套完全而独立的圣母学论文发展。苏亚雷深入探讨圣母的圣德，她的一生，充盈着对天主的爱，也充盈着相称于神圣母职之品位的恩宠。另一个备受当时神学家们注意的题目就是玛利亚与基督救赎工程的关系，玛利亚共救赎者的名号(最早出现于九世纪)一再被人提出。她在降生奥迹中的地位也是当时热衷的话题。

1854年，碧岳九世(Pius IX, 1846-1878)定断圣母无原罪的信理(DS2803)；此信理激励起一连串圣母学研究的热潮。着名神学家纽曼(J H. Newman, 1801-1890)、舒本(M.J. Scheeben, 1835-1888)等人以教父理论为根据，致力把圣母学纳进天主教义的整体中。

二十世纪上半期，主要的讨论仍是集中在圣母的中保角色上。1900年，在里昂举行第一届国际圣母学大会，讨论的主题便是圣母在救赎计划中的角色。嗣后数十年，会议不断，论文无数，处处透露着时代的讯息。在比利时，梅谢(D.Mercier, 1851-1926)枢机主教组织了一个主教会议来讨论圣母中保定断的可能性，教宗也委派了委员会探讨同样的问题。各界纷纷冀望有新的圣母信理的定断。1950年，教宗碧岳十二世(Pius XII,1939-1958)在少数主教不同意下，定断了蒙召升天的信理(DS 3903)，算是给热诚的信友们一个正面的答复。

1950年前后，圣母学会议、研究中心、学院、图书馆、报刊杂志等等纷纷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热情歌颂的结果，终于演变成如罗仁天(R. Laurentin, 1917- )所谓的“玛利亚问题”。梵二大公会议(1962-1965)的玛利亚论便是教会对玛利亚问题的回应。梵二把玛利亚论镶嵌在教会论的之中(LG52-69)。从教会的脉络中谈圣母，梵二指出，要光荣她，首先必须把它放在适当的位置上，不再孤立她，不再偏离她在救恩史中的角色。教会需要一套健全的圣母论，不夸大她的特权，不贬抑她的荣耀，还须注意它在整体神学中的位置，她与圣三的关系，与教会的关系。一句话：整合就是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