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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揭露 揭密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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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尘

喻尘,男,1973年5月出生,河南人。1995年7月起从事媒体工作,先后为多家媒体服务,上千篇报道发表于报刊,因最早和长期对河南血液污染感染艾滋病问题的系列报道等,而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致力于对社会问题、民生、公共领域关注和报道。2005年初,为南方都市报工作。

2012年6月,时为南都深度新闻部主任的喻尘离职。当月,喻尘出任《新商务周刊》杂志执行主编。现居北京。

简介

喻尘,出生于1973年5月22日,河南扶沟人。1995年7月起从事媒体工作,先后服务于河南日报、河南科技报;2001年8月起赴北京工作,2001年8月-2004年12月服务于中国社会报《中国社会导刊》;2005年3月-2012年5月服务于南方都市报,2009年5月-2012年5月任南方都市报深度新闻部主任。

从业期间,完成众多国内国际重大事件报道,为中国河南血液污染事件致群体感染艾滋病事件首发报道者;服务南方都市报7年余,为国内外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者、策划人,创建南方都市报《深度周刊》,使“南都深度”成为南都和南方报业的一个重要品牌,在国内传媒界和社会上有非常好的声誉。

2012年6月,喻尘出任《新商务周刊》杂志执行主编,提出做一本“有价值、有思想、有情怀”的刊物,做“有温度的商业新闻”。他在杂志创刊号中写道:

“我们想做一本务实的刊物,一本有梦想的刊物,做给有梦想的人看。

于是,生来务实,在务实中,我们走向成熟。

于是,不装深沉,不端架子,脚踏实地,缩短内容与你的距离。

必须真实,必须准确,必须坚守,必须有热情。

我们遇到成长的中国,有向上生长的土壤。

一本渴望成长的刊物,与你一样,开始成长梦想。”

喻尘已获得诸多媒体奖项,如亚洲出版人协会报道卓越奖、中国新闻奖、广东新闻奖、全国都市报评比等众多奖项,以及南都新闻奖历届的年度大奖等。他还是一家民间艾滋病救助组织的志愿者,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2011年度优秀义工。

个人经历

1999年,他26岁,在河南一家不大不小的报纸当记者。从信阳市采访回郑州的路上,他没有按照老习惯坐汽车,而是登上了硬座车厢,这注定了他和另一群人的相遇。 驻马店那一站,上来了4个衣着干净神态拘谨的农民,在车厢里瞅了瞅,坐在了他身边的空位。“咱到北京后先找XX,他能带咱们到XX医院。”4人中的一位男子说话了。

他们告诉他,四人无一例外全得了一种很奇怪的病,在他们的村子里得这种病的人很多,而且,已经有人因此死去。县里的医生说这病全世界都治不好,但没说明白是什么病。

他们的家人也染上了病,只不过家里一下子凑不够太多的路费,只能让他们先到北京去看看情况。火车快到郑州的时候,他们说出了所在村庄的名字:上蔡县芦岗乡文楼村。

这是他第一次听说文楼这个村庄的名字。这时,它还是豫南一个很普通的、无人注意的村庄。当时,河南大面积感染艾滋病毒的消息已经在媒体中间流传。他很快就猜出来,那4个看上去老实巴交的人,就是艾滋病人。那种原来觉得遥不可及的疾病正在这片养育自己的土地上蔓延。

1999年11月12日,一个极度平常的日子。他沉默着坐上了开往上蔡县的长途汽车,想去调查个究竟。临走前输了三瓶抗毒性能强的药液。

这个注定改变他命运的日子,凉风吹拂,残阳如血。

在颠簸了三个多小时之后,长途车到达了上蔡县城。在县委招待所度过了一个漫长的黑夜,第二天一早,来到文楼村。

从上午9点算起,到下午的5点多,总共8个多小时的时间。他接触了至少8个艾滋病人,听他们讲述“卖血”的故事,见到了无一幸免的家庭,透过车窗,看到田野里大片的新坟,据说埋葬的都是年轻人……

因为涉及到卫生防疫,经过多方的妥协,11月25日,采访到的情况最终印成25份高层内参。此后,如石沉大海,波澜不惊。期待中的转变没有发生,这让他感到焦虑。他决心公开发表文章。

2000年1月18日,春节到来前的几天,“河南某村怪病惊动高层”的报道在《华西都市报》特稿版公开发表了。这是全世界第一次公开报道河南艾滋病。而且迅速被上百家中外媒体转载。文楼村震惊世界。

悲壮的一年文章刊出之前,他对编辑的惟一要求是,署上自己的真名。这或许不是聪明的选择,但他决心这么做。事情总得有人承担,如果他不站出来,可能会波及整个报社。 事实上,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公开用原名来报道艾滋病。

2000年的春节刚刚过完,正月初八,过年的气息还在大街上到处飘洒。准时回到报社上班的他被“开除”。实际上,报社递交一份开除情况处理文件之后,将他留了下来,但必须改用一个新的名字。

他给自己取名喻尘。原来的名字随着那篇报道为人传颂,现在,他必须忘掉它。他为此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我将自己埋葬》。8个月后,一次正常工作变动,他来到出版局和朋友合办了一个财经类的报纸。同时,他坚持去他想去的地方。

“我总是以自己的方式坚持。我总觉得有种力量驱使我必须做下去。”一位来过文楼村的医学专家告诉他,因为卖血染上艾滋病的人生活在豫东南的很多个村子里,不仅仅是文楼村。现在,喻尘要去探访这些村庄。

从2000年8月,到2001年9月,这是悲壮的一年。

这一年,他花费了大量的金钱,走访了30多个艾滋病村庄,经常和艾滋病人在一起聊天,一起吃饭,看见本来应该安居乐业的村民们被折磨得没有希望。每个村庄基本都是从1999年开始大批量死人,到2001年有很多村庄的青壮年死去了一半。他看见春天还在院子里晒太阳的24岁年轻人因病毒发作骤然死亡。和艾滋病人在相互推让中被划破了虎口,鲜血直流……

与死亡和惊恐走得太近,被外来的力量干扰太多,这让他变得有些麻木。“当一种东西成为了日常,你觉得他一点都不可怕。”他不断提醒自己,必须跳出来,不能让太过沉重的故事压在心头。“支撑自己的完全不是激情,而是一种工作状态。”

他寄托了一个希望:“只要把第一句真话说出去,肯定会有人跟着说第二句、第三句……真相会报道出来的。”也只有这样,才可能拯救他们。

这一年,他写了十多万字“河南农村艾滋病问题报道”,发表了一部分,更多的一部分没能发表。悲壮的一年结束得有些滑稽。

2001年8月,新闻系统举行学习和考试,他没有及格,有关部门的处理意见:开除。8月23日,晚上,他带着剩下的几千元积蓄,坐火车来到北京。第二天,在报刊亭买了一份报纸,赫然写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新闻发布会,承认河南艾滋病问题。

“我被开了,然后河南艾滋病得到了承认。否定了一个,肯定了一个,这么巧合。这么滑稽。”

淡出

2004年11月18日,北京现代城咖啡厅靠窗位置,初冬的午后阳光下慢慢品尝着一杯卡普其诺雪糕,他笑声爽朗、说话不假思索,伴随着有力的手势。似乎,离开河南时的内心悲凉已经远去。今年4月,北京艾滋病民间组织“爱之行”十周年纪念会,他宣布,基本上已经淡出了艾滋病问题的报道。 “很多事情,要敢于放下,不然会很累。”他喝一口冰水,“荣誉?没考虑过,我希望永远在台后记录,作为一个记者,最大的回报就是把报道做好。”

他承认,艾滋病报道是他记者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直到今天仍然影响他的生活。“那几年抹去了我性格中的很多东西,让我变得冷静,对生不留恋,对死不畏惧。”

“在生活中我胆子很小,有时也说谎。”他绘声绘色地举例子说明。“但在你能说真话的时侯,你就要坚持到底。” 来北京后,在《中国社会导刊》当了两年记者,前不久刚刚换了一家报社。但他却说,因为没有受到专业训练,不懂什么是职业记者。

采访经历

喻尘曾在河南省与安徽省交界的地方采访过一位姓石的农民,他和他的老婆是被发现的这个地方最早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他的老婆在1999年初就已经死去了。1992年夏天,老石的老父亲被一辆大货车撞倒在村子北边的公路上,司机弃车跑了。老石夫妇把父亲送到医院里,医生说,得交钱才能进行治疗。他说,我没钱咋办啊,得先用药啊。大夫说,不行,没钱就是不行。老石难为得在医院里大哭起来。有人走过来指点道,想弄钱还不方便?你只要肯就行了。他赶忙求教这人,那人说,你可以在医院里卖血嘛,还是用医院的钱治你父亲的病。就这样,老石在医院里卖起了血,一个人每天卖上一次是不够交医疗费的,所以,他的老婆也加入了进来。老石夫妇染上艾滋病毒的惟一途径就是在医院里卖血的一个月。老石的老婆死后,他们的家成了一个孤岛,四周的邻居都搬走了,老石突然发现自己被抛弃了。

记者听说过有媒体同行去“艾滋病村”采访,村里的艾滋病人向他们索要钱财,就问喻尘。他说:“人们到了那个村都会自觉地往外掏钱,村民们也是来者不拒,慢慢地,在村民们看来,这好像就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来采访或者是调查情况,就得给钱,所以在一些人看来,他们就是u2018无赖u2019。”

要钱的人是朝不保夕的。他们渴望生,而害怕死。维持生命需要钱,但他们没有,又没有足够的能力挣到钱,他们在无奈中选择的只有u2018讨要u2019而顾不上一点u2018面子u2019。即使这样,钱或许能够延续他们的时日,但留不住生命。”

对于即将举行婚礼的那对恋人,喻尘很同情,但却没有表现出更多的新闻人应具备的兴趣。他更关注的是那些在贫困的农村因卖血而无辜染上艾滋病的人们,他说他在一个叫北苇坞的村子,遇到过24岁的小风,他是村里发现的第一个艾滋病病人。春天,他到村子里去看小风,那时他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东西了。发病之后,小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妻子“撵”走,尽管她并不愿意走,但小风很坚决,她只能哭着抱孩子回了娘家。夏天,喻尘在去看小风时,他已经死去两天了,被埋在了离村子很远的一块荒地上。

喻尘说:“相比之下,在城市的艾滋病者懂得利用尽可能多的社会资源来自救,但那些穷困的人们呢,本来他们是想用一种方法来摆脱贫困,结果却遭遇了一场比贫困更可怕的灾难。”

几天后,喻尘将再去看那些连贫困的生命也将不再持久的人。他还是一家民间艾滋病救助组织的志愿者。其实,从喻尘第二次走进那些被阴影缠绕的村庄起,他就已经不仅仅是一名媒体工作者了。[1]

参考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