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西安散记(刘树生)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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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西安散记》是中国当代作家刘树生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古城西安散记
西安是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古城
一
儿子到西安工作已经三年了，三年来，每逢他回家总要我去西安小住，而我也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曾两次到过西安以来，三十年过去再也没有去过西安，亦非常期待到古城一游。然而由于家里还有一个要天天接送的上小学一年级的孙女，而不能脱身前往。2015年4月，由于正在装修房子的儿子要到国外出差，才促使我下定决心，于4月下旬参加完在义马市举行的三门峡市老人象棋赛后，于29日下午从渑池火车站乘车直抵西安。
然而令我没想到的是，一到西安就遇上了尴尬，由于我的手机停电，与原来约好到车站接我的儿子失之交臂。在我的印象里，西安火车站前有一个偌大的广场，车站前有一条直通城内的解放路，儿子的车一定是停在广场的一侧。岂料下火车后，我随着旅客在走过一条长长的地下通道后，竟走向了地铁通道，当我返回跃上地面，却再也找不到我印象中的火车站广场。真是时过境迁，事实与我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原来我坐的是动车，动车的西安站远在北郊外，而不是我记忆中的市内火车站。
当我回到位于北门内的家时，读一年级的小孙女热情地迎上来问这问那。用餐后已是晚上8点多钟，小孙女依然兴致不减，她知道我有晨练和晚上出去散步的习惯，便主动要带我逛公园。她说革命公园和城墙公园离家都不过几百米，今天就带你去革命公园吧。我跟随儿子一家三口沿着西七路东行，在拐弯处儿子指着在路灯映照下的一个黑乎乎的牌子说，这里就是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旧址，现在已经辟为纪念馆，你有空可来此看看。我心里怦然一动，哦，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我早有所闻，它记录着西安事变前后一段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史，不想就在眼前，来日我一定一睹芳容。
二
又拐过一个街弯向东几十米，我们便来到了革命公园。夜幕笼罩下的革命公园显得幽暗和迷茫，只有在林间几处开阔的场地上显现出点点灯火，绰绰人影在乐音的伴奏下翩翩起舞，一片歌舞升平的盛世景象。我们在园内溜达了一圈，穿过湖中的曲径返回。
路上我疑思重重,也可能是由于“文革”给我带来的强烈记忆，我对“革命”二字感到刺耳和反感。因为“文革”中我曾到过全国许多大城市串联，而我每到一地都首先要逛逛那颇具城市代表性的公园，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那时人们把带有“封资修”色彩嫌疑标记的公园都冠以“革命”二字，如郑州的碧沙岗公园，南京的玄武湖公园等，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有一个革命公园。但是由于时代的变迁，那曾经的“革命”二字都又回归了从前，而西安的革命公园却依然保留，我觉得这与当今的时代很不合谐。“都啥时候了，还什么革命公园“，我心里嘀咕着。
带着满腹的狐疑，之后一连几天的晨练时间我总在园里游转，我几乎走遍了公园里每一条幽径和所有的角落。西安革命公园有东、西、南三道门（北门由于园外的建筑被封堵），隔着马路对着西安市体育场的南门是正门。公园中央有一个八角攒尖三滴水仿古建筑的楼阁式亭子，“革命亭”三个金色大字赫然镌刻在阁楼正面。门上有两副对联：
一副是：碧血丹心松柏亭台怀烈士，青山绿水熏风花树醉游人。
另一幅是：生者千古死者千古，功满三秦誉满三秦。
这后一副对联原是1927年春革命公园举行大祭时，杨虎城将军给围城中死难军民敬献挽联的题字，但是因为杨虎城谦虚，他写的是“怨满三秦誉满三秦”，后来人们把原文中的“怨”字改成了“功”字。
亭子前竖着一座纪念碑，从碑文中我方得知，此公园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于1927年2月任陕西联军总司令并主持陕政时，为纪念1926年陕军总司令李虎臣和杨虎城为响应国民革命军北伐，而遭到从河南入陕的北洋军阀刘镇华率领的10万镇嵩军，长达8个月之久对西安的围困。当时西安军民在二虎的带领下，以8千众的悬殊兵力，抗击镇嵩军达8个月之久，有力地牵制了北洋军阀对北伐军的进攻。11月份由于冯玉祥率革命军驰援，镇嵩军才彻底溃退。但是守城军民因病饿战死者近5万人，占当时西安人口的四分之一。建园时辟地486亩，在园的北段东西各建两个大坟冢，以男左女右方式分葬，东边是男冢，西边是女冢，俗称“万人冢”，坟前竖立着于右任先生亲自撰写碑文的纪念碑。但是，之后对寸土寸金的公园几经缩建，现在的公园面积仅剩156亩。我站在亭子前的广场上注目凝视，那两个巨大的坟冢显然已经从原来公园的北段“移”到了南段。
革命亭背后原来的忠烈祠已被“革命公园历史图片展”侵占，门上的对联是：军威战功颂百世，碧血赤胆悼千秋。
门前有两个威武的石狮子镇守左右，石狮子的两侧各树立六块由名人撰写的纪念英烈的巨大石碑。遗憾的是，在展厅的前面竖着“内部装修，谢绝入内”的告示，然而在我滞留西安的两个多月时间内，却从不曾见到有装修人员活动的影子。
公园中间有一条东西大道，大道北边的浓荫深处掩映着杨虎城、刘志丹、谢子长等英雄的几个小广场，广场里竖立着英烈的巨型塑像。在碑的后边除铭刻着英雄的简介外，正面和侧面镌刻着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领导人的亲笔题词。杨虎城塑像下面赫然镌刻着“民族英雄，千秋功臣”几个金汤大字。毛主席给刘志丹烈士的题词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的题词是：“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毛主席给谢子长的题词是：“民族英雄虽死犹荣”。在假山深处的密林里还竖着张季鸳先生的纪念碑，张先生生前曾任孙中山的秘书，起草过“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后来与人合作创办“大公报”，并担任该报主编。周恩来、董必武和邓颖超给张季鸳的题词是“报业宗师，文坛巨臂”。
至此我方才读懂了“革命公园”的含义，这革命公园原来与“文革”无关，它是革命先烈长眠的陵园，是一部记录西安厚重革命史的史册。
三
自从那天晚上我看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之后，我就急切地盼望着破解其中的奥秘。第二天上午在九点开馆之前，我就早早来到纪念馆门口等待。走进纪念馆大门，一辆停放在车库里挂着“西安八办”，中间镶嵌着国民党党徽的黑色轿车深深地吸引了我。因为这类轿车我以前只是在电影里见到过，那是只有国民党高级将领才有资格乘坐的专车。听工作人员介绍后方知，此车是“西办”于1939年从香港购买的由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制造的“雪弗莱”高级轿车，它是首长外出办事的专用车。因为在那特务横行戒备森严的白色恐怖年代里，乘坐此车容易通过当局检查站的检查。
紧挨车库的是纪念馆的大门，由叶剑英于1979年亲自题写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的黑漆牌子挂在大门外墙的右侧，与其对称的左侧墙上挂着“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教导队通讯班”的牌子。里屋门的两边分别悬挂着“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陕办事处”和“国民革命军第八路驻陕办事处”两块牌子。侧旁墙外还另有两块“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旧址”和“德国牙医博士冯海伯牙医诊所”的匾牌。
我久久地伫立在纪念馆门前，凝视着这众多古朴的牌匾，心里升起一个个难解的谜团。我带着问题询问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介绍说，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前后分秘密和公开两个阶段，在西安事变之前是“秘密交通站”和“红军联处“，那时，为躲避敌人耳目以德国共产党员牙医博士冯海伯牙医诊所作掩护，为根据地筹集了大量的医疗用品。之后，由于驻防西安的杨虎城将军思想激进，在共产党的影响下，又以他军队”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教导队通讯班“为掩耳，使“西办”处于半公开状态。西安事变后国共开始合作共同抗日，“西办”便按照国民党军队番号的排序，挂出“国民军第八路驻陕办事处”的牌子，以公开身份开始活动；而那“国民革命军第十八路集团军驻陕办事处”是更晚些时候，根据抗日时期第二战区司令阎锡山军队的排序而给出的名字。仅从馆前的几块牌子的来历，已使我隐约感觉到“旧址”里隐藏着诸多腥风血雨的往事。
在纪念馆门口我看到了“旧址”简介：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旧址位于西安市北新街七贤庄一号，办事处的处长是李克农，1936年至1946年间，“西办”利用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在维护和推动抗日运动发展，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为八路军领取、采买、转运物资，组织青年奔赴延安做了大量工作。这期间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彭德怀、叶剑英、邓小平、林伯渠、董必武等曾多次留驻办事处并指导工作。仅1938年从此处转往延安的热血青年就有一万多人。
纪念馆分十个院落，分别陈列着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在“西办”工作时住屋和办公室的旧貌。另外，李克农、宣侠父、叶季壮、贺子珍、刘英等人的住室，中央领导人的办公室、接待室、秘书室、会议室、会客厅、警务室、救亡室、理发室、厨房、库房、设立秘密电台的地下室及当年的工作和生活设施一应俱全。一张张折叠整齐的旧军用床被，一只只历经岁月沧桑的办公桌凳、一幅幅记录着峥嵘岁月的中央领导人的旧照，都如实地展现出那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年代的惊险和艰辛。特别令人震撼的是，当我走进那幽暗潮湿当年设立秘密电台的地下室时，就情不自禁地联想起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里所展现的扣人心弦的紧张场面。
1979年，叶剑英元帅时隔四十年重游当年故居时，曾感慨地赋诗：
西安捉蒋翻危局，内战吟成抗日诗。楼屋依旧人半逝，小窗风雪立多时。
叶剑英元帅这首饱含深情的诗句，总结了”旧址”在那残酷斗争年代里的十年惊涛骇浪史。[1]
作者简介
刘树生，男，中学高级教师。三门峡市作家协会会员，三门峡诗词楹联协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