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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治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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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人治理洪水的方法每年的雨季，各地总有一些区域会受到强雨的袭击，造成洪水灾害。其实，在人类生活的进程中，洪泛灾害从来就是人类最常面临的大自然之凶敌。那么，我们的先人是如何治理洪水的呢？治理洪水的方法有哪些呢？[1]
春秋战国
公元前250年：中国秦代蜀守李冰修建“都安大堰”（即今都江堰）水利工程，有了这防洪灌溉的水利工程也成就了成都平原的富庶，“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成了中央王朝的主要粮食供给基地和赋税的主要来源，四川成为“天府之国”也就水到渠成了。
三国时期
到了三国时期，在诸葛亮的指导下，在成都的西北部修建了九里堤，这条堤坝的关键作用就是为了保护成都的安全。最早的防洪法规应该是章武三年(223年)蜀国的护堤命令：“丞相诸葛令，按九里堤捍护都城，用防水患，今修筑竣，告尔居民，勿许侵占损坏，有犯，治以严法，令即遵行”。
九里堤地处成都西北，当地那里地势低洼，修建这条堤用以保护成都的防洪安全，作为蜀汉丞相的诸葛亮格外重视这个防洪堤的保护。
唐朝
再后来，到了唐朝的时期《唐律疏议》一律法书中也是记载了非常详细的抗洪介绍。“近河及大水有堤防之处，刺史、县令以时检校。若须修理，每秋收讫，量功多少，差人夫修理。若暴雨汛溢损坏堤防交为人患者，先即修营，不拘时限”。
李世民说的那句话：“水能载舟，亦可覆舟”，不仅仅只是说说而已，他可是推出了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水利法典――《水部式》，其书中也对防汛抗洪做出了具体规定，使这方面的工作有章可循。
南宋
到了宋代，江河湖泊已经普遍设立水则，水文监测更加规范完善，技术措施也更加先进。在如今浙江省宁波市有一处古代测量水位的“平”字水则碑，属于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据史料记载，这两座水则碑是建于1120年。水则碑分为“左水则碑”和“右水则碑”，左水则碑记录历年最高水位，右水则碑则记录一年中各旬、各月的最高水位。
（水则，又叫水志，是中国古代的水尺，也就是古代观测水位的标记。“水则”中的“则”，意思是“准则”，通常每市尺为一则，又称为一划。刻有水则标尺的碑就是水则碑。水则碑通常被立于渠道的关键地段，它的作用就是观测水位变化，并用来测量水位，以达到预防洪涝灾害的目的，同时作为灌区农业灌溉配水的依据。）
金朝
1202年《河防令》的颁布实施，更是让我国治水工作得到提升，而《河防令》也是我国现存较完善的一部防洪法规。《河防令》明确划定了黄河和海河等水系的防汛起止期限，并且要求朝廷每年都派出官员督促沿河的州、府、县落实防汛规划措施，维修加固堤防。也会论功行赏，沿河州、府、县官员防汛无论有功还是有罪，都要上报，由国家酌情处理。
明朝
明万历《湖广总志》载有《护守堤防总考略》和《修筑堤防总考略》。《修筑堤防总考略》共十条：审水势，察土宜，挽月堤，塞穴隙，坚杵筑，卷土埽，植杨柳，培草鳞，用石甃，立排桩等。《护守堤防总考略》针对堤防溃决提出了四种管理措施：立堤甲，免重役，置铺舍和严禁令等。
明代潘季驯，发明了束水冲沙法，通过收紧河道，利用水的冲力，冲击河床底部泥沙，从而达到清淤防洪的目的。一般适用于流量较大的河流，比如黄河。
清朝
到清代，我国防洪法规又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在荆江堤防修守制度上体现的最为突出，乾隆五十三年(1747年)荆江堤防溃决，损失惨重，恢复重建后订立了12款修守章程，规定比较细致。清代对紧急防汛抢险事务也制订了专门法规，道光年间林则徐任湖广总督期间，订立了《防汛事宜》共十条;嘉道年间著名水利专家、玉环同知王凤生编著了《详定江汉堤工防守大汛章程》十一条等，均为应对洪涝灾害提供了技术和法律依据。
【古代防洪预警】
古人在应对洪涝灾害上是十分注重水文的观测和预警的。我国有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等七大水系，因为河流泛溢影响着水运、灌溉以及日常生活用水，所以治水关系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所以历朝历代都很重视防汛抗洪和汛情通报工作。
所以报汛，也是尤为重要的一环，向上级反映汛情，在过去被称作是“汛情奏报”，也称“报汛”，在先秦时，就已经形成了“报汛制度”。
《秦律十八种·田律》中，记载着秦国的规定：在庄稼生长期下雨，要及时报告降雨量。至秦国往后，我国历朝历代都有相应的报汛制度，有的朝代还会要求地方政府从立春便开始报汛。明清时期，报汛制度已十分完善了。据明万恭《治水筌蹄》记载，“凡患害急缓，堤防善败，声息消长，总督者必先知之。”
【古代报汛驿站】
古代官府还设置有报汛驿站，专门传达汛情通报，报汛又被称作“水报”，与战时的“兵报”一样重要。古人会采取“羊报”“马报”“狗报”“步报”等多种报警手段。
“羊报”，最初是黄河遇险时报汛之法，差役带着水签，乘充气羊皮筏从上游划下，将观测到的水位刻在标签上，陆续投掷报汛。
“马报”顾名思义，即乘快马报汛，明清时称为“六百里飞马”。
“狗报”是由训练过的狗来代替人传递汛情。
“步报”是由人工步行传递汛情。
出现汛情，除了立刻奏报上级和朝廷，还要及时告知灾区民众，做好引导和疏散工作。可是在通讯并不发达的古代，要想做到及时疏散也是难事一件，明朝治河专家潘季驯总结出一套方法：如出现险情，要立即悬旗、挂灯、敲锣，发出紧急抢救信号，提醒抢修，安排群众转移。
除此之外，报汛官员为了充分、全面地掌握灾情，朝廷还设置有专门的“水官”、“司空”、“都水监”、“水部郎中”、“河道总督”等，这些都是古代专职防洪官员。朝廷在强调及时上报汛情的同时，还要求专职水官和地方官员及时奏报灾情，形成了一套完整有效的灾情奏报制度。
【抗洪工作的赏罚】
战国时期秦国的《田律》明确指出，及时报告汛情的同时，还规定要报告在各种灾害中农田受灾的顷数。秦国对上报路径和时间也立有规矩：距离近的县，由走得快的人专送报告，距离远的县由驿站传送，必须在八月底以前送达。
灾情奏报，历朝都有严格要求。北宋开宝四年（公元971年），黄河在澶渊段决口，淹没数个州县，因为主政官没有及时上报。宋太祖赵匡胤接到消息后，立刻下令将分管官员斩首弃市，一切参与其中的官员责任撤职查办。
【抗洪措施与工具】
到了汛期，古代人往往采取疏浚与封堵的办法，主要将城市的内河沟渠，通过护城河将城市内囤积的水及时排出，或利用湖泊、池塘来暂时蓄水，这样可以避免江河暴涨形成倒灌。
还要在进城处设置水门，对船只的往来进行管控，又可以将河水与城市分割开。
江河通往内河处要架桥，能及时疏散道路上车马与行人。等大汛到来时、垒起沙袋，插上木棍堵住涵洞，作为防洪的屏障。在排水沟渠处设置单向的挡水窗，当城中水位高时在水压作用下自动开启窗子，当江水过高时在顶托作用下，可以自行阻断。这种巧妙利用城防天然结构的设计，在古时很多，这些防护工程在平时的护理检修也十分简单。
疏通河道，加固堤坝等一切治水措施都只能起到预防作、无法彻底绝洪水发生。但在应对洪灾上，古代也是方法奇多，绝不含糊，在加强城市防洪方面向来都是未雨绸缪，历朝历代都把修筑堤坝、连通河道、疏浚塘湖作为头等大事。
【水灾过后的救助】
古代官府对抗洪救灾工作也是尤为重视的，灾后积极安抚灾民，重组家园，做好善后工作。也会开仓赈灾，减免租税。《明史·河渠志一》中记载着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黄河开封段东月堤决口，大面积受灾，明太祖朱元璋便下令“遣官塞河，蠲被灾租税”。意思就是要及时整治疏通河流，做好灾民的安抚，减免税收。[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