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之中的“雅”与“俗”（上）(雅心)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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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之中的“雅”与“俗”（上）》是中国当代作家雅心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博弈之中的“雅”与“俗”（上）
文艺开时代风气之先，有关文艺中的“雅”与“俗”，我就文学与艺术两个方面、分两次来谈。本篇随笔，仅从“俗文学”视角管窥文学中的“雅”与“俗”。
我国的俗文学，家族庞大，远古的歌谣、神话，先秦的寓言，汉代的乐府民歌，晋代的志怪小说，唐代的传奇，宋代的话本、南戏，诸宫调，元代的杂剧，明清的章回小说、俗曲、笑话，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新秧歌剧，以及少数民族的史诗等，都是俗文学家族的成员。民族化、大众化是俗文学的本质特点，通俗性是俗文学的一大特色。郑振铎先生在《中国俗文学史》中谈到：“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文学，也就是大众文学。”
广义上讲，“俗”与“雅”是相对的，谈“俗”，必让人想到“雅”，而“俗文学”也成为对“雅文学”而言的一种范畴和概念。“雅”“俗”之辩、“雅”“俗”之争绵延了中国几千年，观点众多，难以统一。之所以出现“辩”与“争”，根源是将二者放置在了“对立”的关系之中，一旦关系对立，便会出现争论与思辨。那么，文学中的“雅”与“俗”是对立的关系吗？如用俗、雅的审美观对文艺作品进行评价，划分标准只能是“非雅即俗”吗？文艺作品中“雅中之俗“与“俗中之雅”的边界该如何把握？这三个问题是我从文学范畴，对 “雅”“俗”博弈之思考。
一、“雅”“俗”的对立博弈与融合互补
在美学史、文学史上，“雅”与“俗”既是对立、博弈的关系，也是融合、互补的关系。
对立、博弈，反映的是“雅”“俗”在表象含义上的对立性。《毛诗序》云：“雅者，正也。”“雅”在古代最初的本义是“正”，而“俗”，《说文解字》中云：“俗，习也。”这里的“习”，指习俗。“雅”与“俗”的对立最早发生在音乐领域，“雅”指周朝王畿地区的曲调与当时的俗乐郑声相对，后“雅乐郑声”成为了儒家的传统审美标准和文艺标准。春秋、战国以后，直至魏晋、唐宋元明清各代，“雅”的范畴不断发展、其审美内涵得以不断丰富，形成了以“雅”为核心的概念群，如“高雅、典雅、清雅、古雅等等。“雅”的审美内涵被抽象的定义为“超旷清逸，高尚脱俗”。而“俗”，同“雅”一样，由习俗逐渐发展为“大众的”、“通俗的”、 “庸俗”、“低俗”等含义。
融合、互补反映的是“雅““俗“”在内在关系上的联系性。回望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的体式，某种程度上说，都是由俗文学“升格”为雅文学的。我们看西周至春秋的《诗经》、战国的《楚辞》这两部诗歌总集，就会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雅俗并存”。仔细辨识，其“雅”的成分无一不是由“俗”转化而来。《诗经》由《风》、《雅》、《颂》三部分组成，《风》中所录诗歌多来自民间，而《雅》分为《大雅》和《小雅》，其中《小雅》中也有部分民歌，唯《大雅》多为西周王室贵族作品，而《楚辞》更是来源于楚国民间的祭歌。
由西周春秋的《诗经》到战国的《楚辞》，由汉魏六朝的乐府民歌直至唐传奇、宋元话本、宋词、元曲以及明清的戏曲与小说等等，众所周知的《孔雀东南飞》、《木兰辞》、《西厢记》、冯梦龙的“三言”、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施耐庵的《水浒》、吴承恩的《西游记》、曹雪芹的《红楼梦》、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都是俗文学作品，确切的说都是传统的俗文学作品，它们无不起源于民间，可谓出身于世俗风尘，来源于阡陌里巷，无疑应当归属当时的俗文学范畴，只是由于时代的发展及文学的流变改变了它们的分野，“今”逐渐成为“古”，“俗”也逐渐成为“雅”。至近代，俗文学（近代俗文学）在通俗小说（特别是武侠小说和世情小说）领域有较大的发展，出现了张恨水、宫白羽、金庸、梁羽生等通俗小说家。由于近代“雅”“俗”文学有意识地相互吸取对方长处，创造出很多“通俗型的雅文学”或“雅致型的俗文学”，这种形态构成了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另一种重要表现形式，赵树理的小说就属于这种类型。
可见，文学中的“俗”与“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两者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一方面，雅文学不断从俗文学中吸取营养，另一方面，俗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取代雅文学的地位，或“升格”为雅文学。所以，“俗”“雅”之间并不是对立与博弈的关系，反而是融合与互补的关系。
二、雅俗的相对性
“雅”“俗”的融合互补使雅文学与俗文学的边界变得模糊，但是对“雅”“俗”表象含义中存在的博弈与对立的理解容易使我们在对具体文艺作品评价时，陷入“非雅即俗”的划分标准之中。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没有考虑到雅俗的相对性问题。
何谓相对性？相对性是指在衡量某种事物时，采用的标准并不是绝对的、唯一的，而是相对的、变化的，由于衡量的标准变化了，结论也会随之发生相应的改变。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中有一段话利于我们对“雅俗之间相对性”的理解，“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独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故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这段话的前半段王国维做出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判断，无论楚辞、汉赋、魏晋六朝五言、唐诗、宋词、元曲，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文学样式，所以，不能够说后人不如前人。后半段，王国维阐述了如下观点：元曲源于民间通俗文学，开始时文学地位比较低下，在明清两朝没有得到正史和学者的承认和重视，《元史.艺文志》及《四库全书》都将元曲斥于之外。但是，元曲和唐诗、宋词一样，都是一个时代文学成就的代表，应该赋予其较高的文学地位。
这段话很好的说明了雅俗的相对性问题。即，相对于明清戏曲小说之辉煌成就，元曲略显黯淡，但是，相对于整个中国文学发展史，元曲的地位却是独树一帜的，容不得小觑。这就是，参考的标准变化了，对所衡量的事物的结论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还要注意的是，雅俗文学不仅在时间上表现出相对性，而且在空间上也表现出相对性的特征。例如美国作家赫维.艾伦的《飘》、赛珍珠的《大地》这样的文学作品，在美国就是俗文学，在中国却已然接近雅文学了。
本篇随笔，让读者理解“雅”“俗”的对立博弈与融合互补以及“雅”“俗”的相对性，只是我写作目的之一。我以为，过多的讲述“雅”与“俗”之间的辩证关系，对今人看待雅与俗，只是起到了客观上对文艺理论知识普及的作用，而对如何将雅之风气在文艺作品创作实践中进行表达以及对如何处理在文艺创作中“雅中之俗”与“俗中之雅”的边界问题，意义并不深远。因为，对于“雅”与“俗”美学理论的探讨一旦离开了文艺作品创作本身，就陷入了纯粹的理论研究范畴。关于在文艺作品创作实践中如何处理“雅中之俗”与“俗中之雅”的边界，实现“雅”与“俗”的高度统一，我借助清代戏曲家李渔“俗中之雅”的观点，以“追求有深度的通俗”做为雅俗审美的最终判断。
作者简介
雅心，浙江省常山县天马一小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