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喜报(鄢东良)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
《千年喜报》是中国当代作家鄢东良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千年喜报
.1.
从不惑到花甲，20年后，我的心再次被浙中古村落民居墙上张贴了千百年的那几帧褪色的纸牵去。
让我的双眸久久凝视的不是俞源、郭洞村古建筑群里的雕龙画栋、农耕遗迹，我努力地辨析着那些被时光侵蚀得模糊不堪的“报单”、“捷报”，从粗犷的繁体字的字里行间，寻找古代学子苦读圣贤遗训和佛家经书时专心致志的模样。
“报单”和“捷报”，是古时以及近代官府向考试得中的人家送去的喜报。一帧薄纸上煌煌地载明“中举人”、“中进士”或考得“甲等”、“乙等”，那可是朝廷、官府、县衙奖掖读书人取得优异成绩的凭据啊。
俞源村里白发苍苍的老人对我讲起他的爷爷的爷爷传下来的故事：每有报单、捷报送到村中，得报的人家，一定要鸣锣燃放鞭炮，杀猪宰羊，富裕的还要请方圆百里最好的戏班演上三天三夜以示庆贺，那排场可是了不得的。
难怪俞源村明清两朝就出过尚书、抚台、知县、进士、举人260多人；村里出过的人物被载入《四库全书》、《二刻拍案惊奇》等名著。听着老人洋溢着自豪的叙说，我仿佛看到寒窗秉烛、悬梁刺股、穷经皓首这些词语活脱脱跳跃在每一帧发黄破损的纸片上面。
我在心里问，铿锵鼓乐的前后，是否有过金榜题名后学子脸上漾起的从此光宗耀祖、青云直上的无比风光？是否有过青丝白发的学子们屡试不中的焦虑无奈和乐极生悲？每一帧报单和捷报，其实都是中国古代直至近代文化教育史这条浩荡大河里激扬起的悲喜浪花。
.2.
那位不到五十岁便辞世的隋炀帝，在位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四年，但他一生做过三件彪炳史册的大事。
一件是征伐高丽，减除国家隐患；第二件是他命百万人民疏浚修凿的隋代大运河，从当时最发达昌明的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一直贯通到物产丰富但长期得不到开发的东南沿海，中国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天平始得校正。第三件是创立科举振兴文化消除世家门阀统治。隋炀帝杨广是隋文帝杨坚的第二个儿子，他父亲即位后废除了魏晋以来选官注重门第的“九品中正制”，杨广接班登基后的第三年，他诏告首设进士二科考试，他下昭并亲自指挥了一场对教育制度和官吏选拔制度标新立异的重大战役，这次重大战役，彻底堵死了由绝少数人依据所谓以儒家道德行为“察举、征辟”评定推荐官吏人选的通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坚冰始得打破。
.3.
从此，帝王以科举招贤纳英，无论皇族、庶族、平民子弟，都得以在同一张试卷上面检视；从此，“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只要能够金榜题名，社会阶层流动即可以在一夕之间完成。在农耕社会，除了商人以外的其它群体，财富创造能力并无多大差别，如果在再分配过程中处于优势，即可成为社会的强势群体。
大批门第不高的庶族地主和知识分子，成为了封建政权的新鲜血液。这是对腐朽的士族、朋党势力，暗箱操纵举荐官吏的一次迎头痛击，这是一道曾经照亮过中国封建社会文化教育、人才培养和文学艺术、经济军事发展道路的绚丽霞光。
隋朝首次开设“进士科”。何为“进士”？《礼记·王制》作了解释，即经过考试被录取者可“进受爵禄”，成为治理国家享受国家俸禄的官员。
如果说科举制度在隋朝始见萌芽，那么到了唐朝，它才真正收获了成熟。唐代的科举考试科目已多达五十多种，而其中的“明经”、“进士”最受注重。前者“重贴经、墨义”，要求考生熟读和理解经书之义。后者“重诗赋”，要求考生具备文学和写作才华。不可否认，盛行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不仅是世界上最早的考试制度，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强盛和稳定发挥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它为封建王朝的发展注入的一剂强心剂。科举制度中蕴含和流传下来的部分优秀措施，至今仍然成为我国和世界各国沿用发展的重要借鉴。
.4.
“榜帖”是后来的“报单”、“捷报”的始祖。对这种考试成绩和名次的通知书，《开元天宝遗事·泯金帖子》就有这样的记载：“新进士才及第，以泥金帖子附家书中，用报登科之喜，至文宗朝，遂参消此仪也。”
“泥金”是一种中国古老的高档装涂工艺，人们对其的重视可窥一斑。宋代出现了“金花帖”，宋人赵彦云《云麓漫钞》作了这样的描述：“国初，循唐制，进士登者，主文以黄花笺，长五寸许，阔半之，书其姓名，花押其下，护以大帖，又书姓名于帖面，而谓之榜帖，称为金花帖子。”这种通知书用的是当时泼洒金粉的顶级纸张，可以想象得到当时人们对它的尊崇。
.5.
在古代，送通知书是一项很隆重的礼仪，而且是一种官府行为。报喜人骑高头大马，一路敲锣鸣炮（鞭炮）吹奏唢呐到达中榜人家中。《儒材外史》：“只听得一声锣响，三匹马闯了来。把马拴在茅草棚上，一片声叫道‘快请范老爷出来，恭喜高中了！’”可怜的范进家境贫困又屡屡赴考，一次次失败，既不爱劳动又痴迷功名，日思夜想“不进去考一考，如何甘心？”忽听喜报传来，竟然受刺激刹那间成了疯子。
孔乙己也是一位范进式的人物，比起范进他一生连秀才也没考中过。这位经常穿着一件破旧长衫站着喝酒，“面呈灰色”经常遭邻里嘲讽的中国封建社会末期下层知识分子，总幻想能顺着科举应考做官的阶梯往上爬，无奈希望最终化为泡影，成为千古笑柄。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正是这样一种陈腐传统观念，却在千年后渐渐成了严重阻滞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代代相承的国家工匠精神发育成长的桎梏。
.6.
私塾改新学，是民国初对教育革新迈出的一大步。一部分眼光前瞻且家境富裕的家庭送子女出洋留学，虽然凤毛麟角，但归国者一跃站在了知识界的尖端。喝过洋墨水穿过西装的“海归”们，从西方带回了现代考试制度的模式和手段，以新锐的风貌登上了中国文化教育的历史舞台。
上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已雨后春笋般涌现出了百所新大学，为莘莘学子提供了选择报考高等学府的广阔空间。
50年代开年，新中国开国大典的礼炮声余音未尽，中央政府宣告全国统一高校招生制度从此建立。这一显示公平教育的重要改革，满足了当时国家快速选拔人才的急需。
.7.
时逢盛世，我再次凝望着已成历史古迹的那一帧帧千年报喜之物，耳畔仿佛响起那条从未断流的历史之河的澎湃涛声。历史的星空闪烁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耀眼光辉，也映照出清末至近现代我国文化教育之舟的几度沉浮。从科举教育到现代教育，就像一条从遥远曲曲折折而来的大河不息地奔腾向前，留给我震撼，也留给我沉沉地思索。 [1]
作者简介
鄢东良，笔名阿良，男，1955年生。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