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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耀
原图链接 图片来源河曲之窗 中国工程院院士
出生	1937年11月23日 山西省河曲县
国籍	中国
职业	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医毒物分析专家

刘耀是（1937年11月23日-）法庭科学专家和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医毒物分析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

简介

刘耀是一位法庭科学、法医毒物分析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山西省河曲县人。1963年毕业于内蒙古大学。曾任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校长。现任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法医学会理事长、印-太地区法庭科学会副理事长。主持参与完成了16项重大科研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2项，国家科技大会奖1项，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2项，四等奖1项。。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40多篇，出版著作3部。解决了一大批疑难案件物证鉴定难题；开创并发展了我国刑事技术标准化工作；主编《中国法医学杂志》。1997年被人事部、国家教委评为优秀留学回国人员，泛美法庭科学会授予他“对中国和世界法庭科学做出突出贡献奖”。

200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工作简历

现任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法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法医毒物分析工作37年, 主持并参加完成了15项重大科研项目，应用效果显著。筹建并发展了我国刑事技术标准化工作；筹建了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参与制定75、85、95和10年刑事技术发展规划；主持行业标准和一些部门技术法规的制定；主编《中国法医学杂志》；长期担任印-太地区法庭科学会副理事长；是世界毒物学会会员和中国地区代表；促成联合禁毒属培训合作，举办了15期麻醉药品检验技术培训班；97年任中国法医学会理事长。

学术及科研成果

在国内法医界首次提出“毒物分析质量控制”技术，建立起8组55种常见毒物分析的质量控制方法，逐步使我国法医毒物分析整体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他在几十年的公安科技工作中共取得15项重大科研成果，解决了许多重大疑难案件的技术难题。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40多篇，出版著作2部。

同学眼中的院士

早就想为刘耀写点什么。原因有三：第一，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是国宝，是国内司法界第一个院士而且国际知名，值得写。第二，他的出现，是河曲老乡的骄傲和荣耀。整个廿世纪，他是河曲最大的学者，进士、教授倒是有，但不可与科学家比。在山西，院士恐怕也不过十余人。所以必须写。第三，我与刘耀是布衣之交。他高我四个年级，在初中虽上同一所学校，但彼此没见面，不认识。只因他是建国后河曲第一批三名大学生之一，故久仰大名。是“文革”，使我们碰到了一起。那时他从京城被贬回老家劳动改造，旋又被借调到县革委，我们同在一个叫“批陈整风”的办公室办简报，慢慢就熟了，觉得他人非常之好，简直近乎完美：清瘦，英俊，思维敏捷，温文尔雅。我们一起下黄河游泳，他背驮一个十岁的小男孩破浪前进，不晓得他从哪学会这么高超的泳技。反正，觉得这个人学什么通什么，一般人及不得。总之是，除了友情，还有仰慕。为他写文章，便是义务了。 为刘耀写文章，可不容易。他不积极配合，老是推三躲四，对登报上书很不热心。我自己曾办过一个刊物，向他索要资料，他口上不拒绝，但行动迟迟，不予兑现。直到最后，才说“低调最好”，终于没写成。《沧桑》此次约稿，我电话动员了三回，好不容易才答应。《易·谦》中有一句话：“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刘耀便是这样的人。《人民公安报》头版曾著文《红花一人戴，荣誉归大家》，说的就是刘耀为自己受奖、当院士而不安，称自己的成绩是“身边的同事与我共同努力的结果，荣誉应该属于大家”。《光明日报》崔记者则写道：“‘不在报上露面’，是记者与刘耀的君子协定。然而在他身上中国知识分子特有对事业孜孜追求的精神和谦恭的人品促使我违心地毁约，要让不愿露面的人露面。”刘耀把自己最辉煌的三件事：出国留学、当所长、当院士，都说成“机会被我遇上了”－而且进一步说：“比我有能力、有经验的同志有的是。”这倒不禁使人想起启功大师评价自己的话：“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怪不得他们成名，原来就是因为他们的谦虚。他们老嫌自己不足，拼命“捞”，结果越“捞”越深，越深越不够，始终没有满足的时候。

刘耀的谦虚是自发，而非学作。这源于他忠诚的品格。有一件事，可“看透”他的为人。刘耀有学友叫翟顺鱼，从小学到高中，同学十几年。大约是1962年暑假，上大学时候，翟要结婚，先订婚，有“大送”的礼俗，男家往女家送12个大馍，120片油糕，还有衣服、嫁妆等，总共有80多斤重。东西装在两个二斗笸箩里，用扁担挑。路程是37华里。汽车，雇不起；买票，不让坐。因为那时全县每天只有一辆大卡车做班车，马槽内坐人，两个笸箩至少要占4个人的位子，谁让?危难之际，刘耀挺身而出，要当挑夫，别人劝止不了，而且用人之际，也不讲客气了。刘耀一路左肩换右肩，右肩倒左肩，歇了不知几十回，终于不辱使命。细皮嫩肉大学生，如何受得这般苦?世上竟有这样的“傻人”!但正因为这样的“傻人”，才“傻”成了院士，不“傻”，怕还不成呢?!

出国留学，是刘耀事业的转折点。他原无出国的计划，但当出国选拔机会到来时，他自学十几年的英语功底厚积薄发一举中的。他上大学时学的是俄语。在“文革”期间自学英语，有“里通外国”嫌疑，故一直是夜深人静偷着学。十几年如一日。不想竟成了优势。这就是：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刘耀出国时间在1980年7月，年已42岁。他靠国家每月给的400美元艰辛渡日，每天吃饭只花4美元。但在学业上可不含糊，仅用半年就完成了导师规定需要一年才能完成的7个类型的药物分析，时不时还爆个冷门。如美国有过一个著名影星吗啡中毒的案件，舆论聚焦，炒得很凶，六大城市的毒物专家聚集洛杉矶“会诊”。这些美国人都是法医界的“大腕”，对自己的理论和鉴定方法坚信不疑，争执不下。此时的刘耀忍不住站起来，不顾位卑言轻，讲了自己用色谱——质谱联用法对吗啡所作的定时定性分析以及结论。会场先是鸦雀无声，接着响起一片掌声。专家们对这个中国留学生开始刮目相看。在美学习期间，刘耀先后参与过1100件毒物案件的检验鉴定；独立完成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4个科研项目，至今被洛杉矶法医局作为办案依据引用，它们是：《解剖尸体体液和组织中利多卡因的分析》《血液中可卡因及其代谢物稳定性的研究》《解剖组织中中性药物的分离和鉴定方法研究》《电子计算机色谱——质谱联用仪鉴定可卡因及其代谢物的研究》。他在美国《法庭科学》《分析毒物学》《色谱杂志》上发表论文5篇，这些杂志在国际上也颇有声望。刘耀的导师、南加州大学教授乔治·那格木尔博士在对刘耀的鉴定中写道他“显示了高度的细心、精确和高效率……并为取得高质量的工作结果而努力，这里的职员很愿意与他合作。”洛杉矶法医局法庭科学实验室主任卡里·赛格维则写道：“在两年中，他帮助健全并发展了一些药物从解剖尸体中分离鉴定的规范化方法……显示了他极好的精通质谱、色谱、分光光度计和麻醉药的衍生化技术。”洛杉矶市副市长迈克尔·安东诺维奇在他的结业证书中评价道：“访问学者刘耀医生，对法庭科学药物分析专业作出了很大贡献。”刘耀回国后，美国南加州大学给他发来邀请信，高薪聘请他到该校搞科研项目，他客气地谢绝，因为他不愿离开中国。

刘耀一步一步走向了世界，成为走进世界法医毒物科学大会的第一位中国人，成为国际知名的学者。1986年，48岁，他被选为印度——太平洋地区法庭科学学会理事，1989年又任副理事长；1991年8月，被世界毒物学会吸收为会员，并当选为中国地区代表；1992年世界法庭科学大会筹备委员会邀请他参加在德国举行的第13届世界法庭科学大会筹备工作，并担任第31分会主席；1996年，他又担任联合国禁毒署委托在中国召开的“世界麻醉药品检验技术研讨会”的主席；1999年又应联合国邀请参加亚洲地区禁毒专题讨论会……16年来，他先后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斯里兰卡、印度、泰国、荷兰、英国、丹麦、日本、瑞士、奥地利、韩国等13个国家参加过21次国际学术大会，其中16次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1987年，在美国维奇托市的泛美法庭科学大会上，他被授予“对中国和世界法庭科学作出杰出贡献奖”，目前全世界仅有16人获此荣誉。1998年，又获得美国康涅格州警察局的荣誉奖状。

刘耀走向了世界，他又将世界先进的法庭科学逐步引进了中国。70年代，他的毒物分析研究室只有他和一位女同志，他们用足蹬三轮车购进东西。如今的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有320多名技术人员，有价值1亿元的设备资产，有多项设备和技术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30年，沧海桑田，“鸟枪换炮”，刘耀感慨良多!创业，开拓，是个永无休止的课题。他不把自己局限在中国的小圈子里，他瞄准的是全世界。他收集了大量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国的科学资料和信息。他邀请荷兰、美国的毒物学家来中国讲学。他用自己的“品牌”争取到了联合国禁毒署的经费和设备，举办了6期130多人的毒品检验高级培训班。在学术领域，他作为课题负责人完成了15项重大科研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2项，国家科技大会奖1项，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三等奖2项、四等奖1项。这些科研成果有较高的实际应用价值，有些更实现了与世界先进技术接轨。如“毒物分析质量控制技术”项目，以“确定统一分析方法，建立实验室内部质量监控体系，定时进行标准定量分析”为目标，经历5年，建起8组、55种常见毒物分析的质量控制方法，在使用内标物和外标物监控，以及添加量、回收率等方面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已用于办案1700多起。他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40多篇，出版著作3部：《现代毒物分析新技术》《物证鉴定科学》《刑事技术学》。在国内，他的兼职也不少：教授、研究生导师，西安交通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刑事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中国法医学杂志》主编，中国法医学会理事长，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部常委。 刘耀温良、礼让，静如处子；无城府，无权术，驭下宽得无度。有时不禁想，象他这样的仁慈，能领导住人吗?然而他却稳稳做了10年的副手，5年的一把手，并使研究所、物证鉴定中心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辉煌。总结起来靠的是8个字：以德治所，以能治所。“士为知己者用”“其身正，不令而行”，这些话用在他身上，非常恰当。

刘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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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耀说，此生最大遗憾是没能好好侍奉他的父母。他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一个妹妹，他母亲生了4个儿子，只养活了最后一个，就是他，故起名曰“四人”，足见金贵。但他却不是娇惯子，学习刻苦，又聪慧，小学跳级两次，4年即完成了6年的学业。他的父亲，叫刘根定，念到旧制高小毕业，因父卧病，不能上学，当了铁匠，引以为恨。他一心要在儿子身上圆上学的梦，拼命供儿子上学。在初中三年，刘耀是年级第一名。1955年秋考上高中，家贫无钱，20多元费用还是向别人借的。那时的范亭中学在崞阳，河曲不通汽车，他们同学三人要从河曲步行约300里到宁武坐火车，平常走三天。但有一次，为了不误返程车票日期，他们玩起了命，凌晨4时从河曲城关出发，背着破行李，晚上12时到了三岔，已走了170里。吃点东西，打个盹，3时又出发，晚9时20分到宁武，惊魂未定，10分钟后火车进了站，几乎误了大事。最可怕的是过宁武山小庄子梁，严冬大雪纷飞，他们一路跑，不敢停下，停下就有冻死的危险。那里冬天经常有冻死的人。家里给他们每人一领白茬皮袄，专作过雪山之用。有一年冬，邮局出了差错，皮袄未寄到，刘耀几乎被冻死。到邮局查询，皮袄还放在库里，他们拿人的生命开玩笑。还有一次过县川河，眼看一房高的山洪就要下来，他们三人还傻着胆子手拉手抢着过，几乎将一人冲走。那时候，他最高兴的事就是收到妈妈寄的鞋袜，因为那里面老是掖着几块零钱，那是妈妈给人折麻秸挣来的。他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在1958年考上了内蒙古大学。

艰难的处境并没有到此结束。1970年4月，“公检法”被“砸烂”“改组”，他被从公安部三局技术处遣散，编队“流放”偏远地区劳动，为了年迈的父母，他请求回老家当社员，被恩准。这样，他就成了河曲县北元村的一名社员，耕地便耕地，打场便打场，灰溜溜地与农民无二，只是多了一副眼镜。前程茫茫。而倒霉的事情并不止此。他的父亲恰在此时患了重病，哮喘、缺氧、腹水、水米不进，确诊为肺癌。县医院治不了，转院又不能，不到3个月就仙逝了。只活了67岁，时间在1970年9月。父亲是在看不到儿子前途的阴霾下饮恨而终的。他在临终前向儿子强调了他一生的做人准则：一是“做人要凭良心”，二是“穷而有志不算穷，富而无志不算富”。聪明而正直的父亲，影响了刘耀的终生。父亲一辈子受苦，没享受什么幸福，就早逝，刘耀常常为此感到心痛。

事情在1972年出现了转机。日本的一名青年访华团女团员在西安坠楼身亡，现场照片送给周总理，因不是专业人员所摄，难以判断现场情况。总理很生气，质问公安部的技术人员哪里去了?于是他们这些“臭老九”得以返京工作。刘耀这次便同母亲、妻子、儿女一起进了京。母亲初时不愿随行，怕进城孤寂，刘耀为此彻夜难眠，他求亲戚、告朋友，劝说母亲，终于成行。到京后，为了给母亲排解寂寞，他每天下班后扶着母亲转大操场一圈，节假日引着逛街游玩。河曲老乡来他家，他怕母亲要跟着回河曲，就预先跟人家编好托词：“还要到天津。”他已失去父亲，不愿母亲再离开他。尽管如此，老人还是非回不行，他想念家乡的女儿外孙们，又受不了大都市的喧嚣和寂寞，终于在1974年回到了河曲。此后，她屡次生病，卧床不起，可是当儿子一从北京回来，她便马上坐起来，吃起了饭。儿子是她治病的良药。如是者三次，终于在1988年不治归西，享年84岁。家乡的普通百姓们，或许还不知道他是什么院士，但却都知道：刘耀是一个孝子。

刘耀的夫人闫改琴，河曲同乡，三级警监，公安部某局处长，她伴随刘耀度过了许多艰难险阻，是一位站在成功男人背后的贤慧女人。 本文2003年春见诸报端后，改琴给我打来电话，告诉了一件一直尘封了25年之久的往事。这事刘耀一直没有对她讲过，更不用说对外人。这是一位老干部的女儿在怀念已故父亲的文章中批露的。

在“文革”夺权之后，公安部三局局长、老红军石广平被定为“三反分子”关入“牛棚”，并被责令每天打扫办公楼上的几间厕所和办公室。可是石打扫了几天后，奇怪的事发生了 ：当他早上上工时，他负责的区域早已整洁一新。连续几天都是如此。于是他在某天黎明即起，事实真相于是大白：原来是他的原部下刘耀正在洗厕所，两人“相视一笑，莫逆于心。”古语云：“家贫知孝子，国乱识忠臣。”文革中的人性扭曲就像吹响了一支魔笛，众人纷纷中邪，一下子变成了六亲不认的恶魔，一个个张牙舞爪，凶暴肆虐，也有人为了保全自己，违心地出卖了朋友。当众人唯恐革命革得不够，纷纷争着往“三反分子”身上“踩一只脚”，以增加个人政治资本，或者像害怕瘟疫一样对其避之唯恐不及时，刘却“冒天下之大不韪”，主动替“阶级敌人”扫厕所，这岂不是故意和“革命”唱反调，故意庇护坏人吗？可恰恰是此一举，成了刘做人的最闪光之点，这是点睛之笔。在良心、人性、人道被“革命”贬得一文不值，弃之如敝履时，刘却坚守做人的底线，始终不昧寸心，还有比这更能反映一个人的人格分量吗？他没有丝毫的投机取巧心理，没有任何为利己而损人的动机，有的只是助人于水火之中的善心，这是一颗金子般的心。刘出身贫农，本当做“革命先锋”，可他却做了运动中的“逍遥派”，不参与任何派系斗争，继续做他的“谦谦君子”。正因为如此，他在1970年被贬斥回河曲老家种地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获得荣誉

“毒物分析质量控制技术研究”、“疑难客体指纹显现提取新技术研究”均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固相萃取技术在药、毒物分析中应用研究”获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还有一些科研项目分别获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三等奖2项，四等奖1项，国家科技大会奖1项。解决了一大批疑难案件物证鉴别的难题，为国家和群众挽回了重大损失。97年被人事部、国家教委评为优秀留学回国人员；泛美法庭科学会授予他“对中国和世界法庭科学做出突出贡献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