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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钟（1383－1443年1月30日 ）明代官员，字伯律，号龙岗，又号如愚，汉族，江西靖安县龙冈洲（今江西省靖安县高湖镇崖口村）人。
簡歷
况钟早年曾在尚书吕震属下为小吏，因有奇才，为吕震所重视，并推荐为仪制司主事。明成祖朱棣永乐年间，升迁为礼部郎中。宣德五年出任苏州知府，正统六年（1441），况钟在苏州任期十年已满，当地官民二万多人向上级请求留任，最终任职长达十三年。在“仁宣之治”前后，未经科举，由出身低贱的书吏做到知府，并且政绩斐然的官员中，苏州知府况钟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 在苏州任内，他勤于政事，忠于职守，除奸革弊，为民办事，深得苏州人民的爱戴。他死后，很多人为他哭泣，悲痛不已，并立祠纪念他。[1]
况钟是明代一位受百姓尊敬的清官，苏州人民称他“况青天”，和包拯“包青天” 海瑞“海青天”，并称中国民间的三大青天。
昆剧《十五贯》，以歌颂况钟刚正清廉的思想品格和深入实际的求实精神而使其妇孺皆知，至今仍在人们心目中留下难忘的印象。其功绩《明史·况钟传》有较详细记述，著述有《况太守集》、《况靖安
早年生活
况钟(1383--1443)，生于江西靖安县的龙冈洲（今江西省靖安县高湖镇崖口村）。幼时家庭贫困，7岁丧母，从小受到生活磨炼。聪颖好学，秉心方直，律己清严，习知礼仪，处事明敏。况钟对书法很感兴趣，曾经刻苦练习，无论是正楷、隶书、行书，他都写得很好。
担任书吏
况钟原本会按照父母的愿望刻苦读书，获取功名。但在永乐四年（1406），县令俞益却改变了况钟的人生道路。俞益需要一个精通文理、能干练达的书吏，千挑万选，选中了况钟。况钟的父母心里是不愿意的，但俞益对他们说：“自古以来，从书吏起家而成为高官的人很多，且不说汉代的萧何、曹参，位至相国，唐代就有孙伏伽和张元素，前者成为谏议大夫，后者做到金紫光禄大夫，做书吏有什么不好呢？”况钟从此放下功名，跟随俞益作为礼曹吏员。
任职礼部
九年任满后，俞益向当时的礼部尚书吕震介绍况钟，经永乐帝面测抉用为礼部六品主事。
永乐十二年（1414），况钟吏期已满九年，按例应允给赴京考职。其时礼部尚书吕震与俞益相友善，俞益竭力推荐，历陈况钟的贤能。恰巧，吕震将扈从朱棣北巡，需简选属员，与况钟交谈，
永乐十三年（1415）春，以其才识优长，录为六品礼部仪制司主事（正六品），且打破常例，得到了皇帝朱棣的召见。成祖朱棣虽然广揽人才，并对太祖为保证封建官吏的铨选与任用而推行的三途并用之策遵行不悖，但是他对书吏却抱有很大的偏见。他曾说：“若刀笔吏，知利不知义，知刻薄不知大体，用之任风纪，使人轻视朝廷。”况钟书吏起家，能被皇帝直接任命为正六品的官员，可见况钟很得成祖的赏识。从此况钟更加勤于职守，凡册立后妃、东宫、藩王、帝女下嫁、朝觐贡举等重大典礼，皆动无遗漏，得到朝官的赏识。
永乐十五年（1417），朱棣再次北巡，况钟以礼部属员扈从。由于北京初建，四夷朝贡、会试、北征诸事项，都在北京举行。其中诸如祭告、庆赏、封策礼文等，均属仪制司的职掌，况钟筹划安排得当，深受赏识，“简繁轻重，悉中事宜。”（《况太守集》卷一《太守列传编年卷上》） 永乐二十一年（1423）况钟九年考满，在九年的任期中，由于他勤谨廉洁，博识干练，又任劳任怨，极得朝廷赏识（仅永乐帝的奖赐就有31次之多），例升员外郎，又因其贤劳著称加一等，超升礼部仪制司郎中（正四品）。
宣德四年（1429），况钟向皇帝陈明因由，请求恢复况姓，得到允准，颁给改姓诰命。
三任知府
宣德五年（1430）经蹇义、胡濙等荐升任苏州知府。当时苏州豪强
污吏相互勾结利用，百姓赋税繁重，是全国有名的难治之府。况钟上任后，许多问题者等待他去处理。开初，不少属下和群吏都站在他四周，看他如何理事。他假装不懂，左顾右问，只按群吏的欲望办事，群吏们都很高兴，私下以为这位新任太守是很容易欺侮的。几天后，他召集群吏宣布：前几天某件事是应该做的，是某某不让我做；某件事是不应该做的，是某某强行我做的！你们有些人长期以来玩弄这种手段，罪当死！于是将罪大恶极的数人处以死刑，并训斥那些贪虐庸懦的官吏。因此大震全府，上下都奉法职守。
明朝军人立有军籍，是世袭的。在卫所当兵的死了或逃亡了，要在原籍勾取他子弟或孙子补充。宣德三年（1428），御史李立、同知张徽奉命到苏州清理军籍，人民惨遭残害。《吴江县志》记载：“县民被冤为军者四百七十三名，而被杀者不可胜计。以一府七县计之，则其数愈多矣。”况钟上任后，看到这些受尽冤屈的人民，“扶老携幼，填塞道路，号哭呼天”，问明原由，上奏皇帝，指责：“今用事之人舞文法外，不择当否，悉驱罗网而骈驽之。其意以能为国家益数千百辈军，殊不知事体非宜，为国生怨，其失尤大也。”在况钟的奏请下，一百六十人免除了军役，一千二百四十人只本身服役，免除世役。
苏州官田的租非常重，一亩田“科米不等，少者一斗三升至四升止，多者自五斗至三石”。明宣宗虽然下了诏书减官长工租，但没有得到贯彻。况钟上奏请减官租，被户部驳回不准，他一再上疏，指了如果不减，“仍照旧额征粮，有违恩命，抑且失信于民”。经过多次上奏力争，宣德七年（1432年）得到宣宗批准，减去官田租七十二万一千六百石，荒田租十五万石，使被重租压得透不过气来的苏州人民松了一口气。接着，他率领苏州民众疏浚河道，兴修水利，促进了苏州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他还建立济家仓，赈济灾民。
况钟在任苏州知府前，前任知府对讼案“累年莫决，囚多死于淹禁”。况钟上任后，着手处理这些案件。苏州府管辖七个县：吴县、吴江、长洲、常熟、嘉定、昆山、崇明，况钟一个县一个县地轮流审问案件，不到一年，“勘部过轻重囚一千一百二十余名，吏不敢为奸，民无冤抑，咸颂包龙图复生。”明冯梦龙《警世通言》有一篇《况太守断死孩儿》，赞扬“况青天折狱似神”，也是一个佐证。
况钟还重视学校教育和人才的培养。他“兴学礼士，苏人至今育之。”对贫穷的读书人给予给予接济，有才学的还向朝廷推荐。儒生邹亮有才学，“钟欲荐其才于朝，会有以匿名书数亮过失，潜揭于府治之门者。钟得书笑曰：‘彼欲沮吾荐，正速成亮名耳。’遂奏亮才学可用，召试有验，授吏、弄二部司务，转监察御史。”祝允明说：“（况钟）于庠校师徒加礼……师徒每入郡白事，必延之内室，坐而啜敬谈笑，愉然不衰。如以私事至，则慢之。”可见况钟对学校师生的重视和优待，但不徇私开后门。
宣德六年（1431），况钟丧母，按照礼制，他必须回靖安原籍守丧（“丁忧”），三年孝满才能出来做官。于是苏州二千多人向巡按御史金讠廉请愿，“请求夺情起复”。苏州人民还编了首歌谣：“况太守，民父母，众怀思，因去后。愿复来，养田叟。”并把这首歌谣抄在纸上，占遍了苏州的大街小巷。明政府接受了人民要求，下旨况钟缩短“守孝”期，重回苏州做官。
宣德十年（1435），况钟进京述职，苏州人民怕他因政绩优异，升官离去。况钟起程时，“士耆民庶咸候上道，且控舆卧辙”，舍不得他走。正统元年（1436），况钟再次回到苏州。
正统四年（1439），况钟任苏州知府已九年，赴北京考绩，朝见皇帝。况钟赴京后，苏州人民八万人又上书挽留，要求况钟再次回苏州，明英宗接受苏州人民的请求，赐况钟正三品，但仍回苏州做知府。
身后之事
正统七年十二月三十日（1443年1月30日），况钟病死苏州任所，终年六十岁。 况钟灵柩运回江西时，“民多垂泣送其柩归”。运载况钟灵柩的船中，“惟书籍，服用器物而已，别无所有。”苏州府所属七县都为他立了祠堂，作为纪念。
1956年，昆曲《十五贯》上演后，经毛泽东、周恩来推荐观看，况钟的清官之名享誉全国。发行了长篇历史小说《清官况钟》，全方位刻画了一个刚正不阿、智勇双全、情义兼具、受民爱戴的清官形象，激励国家公职人员树立高尚道德操守。[2]
主要成就
一任苏州府
宣德五年（1430），受当时吏部尚书蹇义的推荐，明宣宗朱瞻基特选他担任当时“天下第一剧繁难治”、全国最富庶的的苏州知府之职。苏州府的人口和税粮超过当时的全国任何一个府，苏州府治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定，苏州府税粮的征收情况也会直接影响朝廷的财政收入。早在宣德三年（1428），宣宗就曾就苏州府知府的人选关照吏部：“苏州府是大郡，公务繁剧，赶紧物色廉洁奉公、有才能者出任知府，贪污暴虐、残害百姓的人不能任用。”可见苏州府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宣宗选况钟任苏州府知府，说明况钟的能力和才干都得到了皇帝的肯定，况钟为官的操守也让皇帝放心。在况钟等九人赴任前，皇帝亲自设宴为他们送行，并为他们颁发了敕书。在敕书中，皇帝对他们到任后的政务进行了具体的指导，并给予他们一定的权力，奏章可直达御前，也就是说可以越级直接与皇帝联系，表明了皇帝对他们施政的支持。况钟在内的九个知府奉敕书赴任，相当于钦差知府，这是前所未有的恩典。事实证明，宣宗这次直接选拔官吏非常成功。后来这九位知府大多很有政绩，况钟更是声名显赫。
整顿吏治
况钟于宣德五年七月到任。况钟本人就是吏员出身，深知吏治积弊。因此，他决定先从整顿吏治入手。苏州府赋役繁重，胥吏多是奸猾之徒，最为难治。况钟到任之初，不动声色，暗中对属吏进行考察。况钟处理政务的时候，这些吏员环立在他周围请判牒。况钟假装对政务不懂，询问左右，大都按照这些属吏的意思进行办理。这些属吏非常高兴，认为新来的知府愚庸无能，糊涂可欺。三天后，况钟召集群吏，责问他们：“先前有事应该做，你们不让我做；有的事不该做，你们强迫我做。你们贪赃枉法，欺上瞒下，罪当死。”同时，他还把皇帝所赐的敕书当众宣读，其中有“属下官员有作恶害民的，你可以逮起来送到京城”的话。这些属吏听了，大惊失色。况钟一一宣布他们贪赃枉法的罪行，并将情节特别严重的几个人立刻处死。这些属吏看见况钟做事坚决果断，而且很有智谋，没有人再敢冒犯他。
随后，况钟又裁撤了一大批平庸无能的属官，还惩治了一批犯有贪污罪的官员。当况钟把贪污犯和赃款押解进京时，宣宗很重视，他对众臣说：“知府是一郡的表率，身体力行必定从廉洁奉公开始。况钟肯定是廉洁的人，廉洁之后才能去贪。知府能去贪，则贪官一定会有所收敛！”果然，通过况钟的整治，苏州府的坏风气得以扭转，吏治逐渐清明，百姓也大多遵纪守法了。
核减重赋
况钟上任后发现，苏州府税粮过重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苏州府的税赋繁重是有历史原因的。元末，苏州府、松江府等地都是张士诚的势力范围。在太祖朱元璋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张士诚以苏州府为根据地，曾与朱元璋展开过激战。所以，朱元璋登上皇位之后，迁怒于苏州府的百姓，加重了这一地区的田赋。当时户部有些官员也认为苏州府的土地较其他地区肥沃，所以也有意让苏州府承担更多的国家财政支出。比如，当时苏州府负担的夏税秋粮有二百八十一万石，而全国的夏税秋粮总数才为三千石左右，耕地面积只占全国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一点一的苏州府，却要承担全国税赋的百分之九点四。百姓经济负担过于沉重，便发生了大规模的人口逃亡和土地抛荒等现象。虽然朝廷也曾下宽恤诏，减免租税，但苏州府的税粮征收已经困难重重。至况钟到任，苏州府拖欠赋税已有四年。
在工部左侍郎衔巡抚江南诸府、进士出身、同乡周忱的支持下，况钟多次上奏疏请求核减苏州府重赋。一开始，周忱与况钟亲自进行调查研究和核算，提出核减官田税粮共计七十二万多石的方案。可是户部认为核减数额过大，会对朝廷的财政收支产生影响，没有批准。之后，况钟针对昆山县大面积无人耕种而抛荒的田地请求豁免秋粮；该县沿河滨海的田地已经被水淹灌、无法种植的这部分，况钟也请求豁免，两项合计近十五万石，户部仍是批驳不准。为核减本地的税粮，况钟进行了艰巨的努力。直至宣德七年（1432），宣宗亲自过问核减官田税粮的事，况钟的请求才在户部获得通过。这样就大大减轻了苏州府百姓的负担，使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也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况钟还为杜绝税粮交纳时存在的弊端，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办法。他制定了严格而统一的制度，从严管理作为税粮收据的凭证，各仓库用的簿子要编号，还要填明发给的日期，不许涂改，一式三份，便于查核，明确责任。他的建议被朝廷采纳，使税粮征收过程中出现的弄虚作假、侵吞税粮的现象大为减少。
废除苛捐
苏州府是个富庶的地方，但苏州府的百姓也因此比别处的百姓承担了更多的苛捐杂税。其中尤以“备倭船只”、“粮运船只”和“借马”三项贻害最大。
苏州府距海岸不远，易受倭寇骚扰，附近的卫所就准备了四十多只的备倭船只来防倭。实际上，这些船只已经多年不用了。可是，官军们却以此为由，以修造费用为名，对当地百姓故意刁难，多方勒索。况钟在详细研究之后，上疏朝廷，揭发了官兵的敲诈勒索行为，并请求朝廷停止这种科派。朝廷准许了况钟的请求，苏州府的百姓又得以减去一项沉重的负担。“粮运船只”就是由苏州府七县每年抽调一批船只以供粮运，原本只是个临时性的措施，后来却一直沿袭下来。抽调的船只数目大概是每年五百多艘，实际上抽调不出这么多，于是折成造船费用缴纳，需要粮食十五万余石。况钟上疏指出，原本“不为常例”的事情是不应该每年都有的，应该停止，朝廷批准了。
至于“借马”，更是多年前的老问题。洪武、永乐年间，江北诸驿马匹短缺，朝廷下令苏州府暂借马匹给江北饲养，前后有四百多匹，说好三年为期归还，没想到过了三十多年，不但没有还马，马匹如有死亡的，原出借者还要再购买补齐。况钟上奏朝廷要求江北驿站归还苏州府的马匹。直到两年后的宣德七年，这段拖了三十年的差事才算完结。苏州府不仅收回了借出的马匹，也使苏州府的百姓减去了一项沉重的负担。 此外，工部曾经征派三梭布八百匹，分配的标准很不公平，浙江省十一府只派布一百匹，而苏州一府却要负担七百匹。况钟对于这些不公平的摊派，都上疏据理力争，为苏州府的百姓讨还公道。
整理军籍
明代在军事要塞上都设有卫所，在苏州府范围内就有多个，每个卫所辖士兵数千人。按照规定，这些士兵都是世籍，子孙相袭。这种做法很不得人心，因此，早在洪武年间就已经出现了士兵陆续逃亡的现象，军籍非常混乱。宣德三年，朝廷派御史李立到苏州府等四府来清理军籍。李立为向朝廷邀功，将很多无辜的百姓定为军籍，甚至闹出了人命。苏州府同知张徽迎合李立，助纣为虐。他们的所作所为激起很大的民怨。况钟到任后，就有一千多人因被枉断军籍而请求况钟伸冤。况钟仔细核查，认真清理，随后将李立、张徽等人的罪行上报给朝廷。宣宗很震动，特命人复查，免除了苏州府内一百六十多人的军籍，并核定一千二百四十人充任军籍只限于自身，其子孙复归民籍。况钟也采取措施，杜绝清理军籍过程中存在的欺瞒现象，使这项工作走上正轨。
况钟任苏州知府尚未满一年，就整顿吏治，核减税粮，废止多项苛捐杂税，为民伸冤，很得民心。苏州府百姓都很爱戴他，称他为“况青天”。面对很多历史难题，况钟没有回避，选择了直接面对和解决。况钟为民请愿的奏疏大多得到了皇帝的准许。这一方面表明了况钟杰出的政治才干和爱护百姓的作为，另一方面，宣宗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对况钟施政给予了支持，也间接地体现了宣宗还算得上是个有道明君。就在况钟将纷繁复杂的府务刚刚理出头绪，正想大有作为的时候，他的继母何氏在原籍靖安去世。宣德六年（1431）三月，况钟回原籍守制。况钟走后，苏州的百姓怀念他，曾作歌谣唱道：况太守，民父母。愿复来，养童叟。
二任苏州府
况钟离开后，苏州府百姓都舍不得他。长洲县三万多人联名向朝廷上书，请求朝廷让况钟回到苏州任职。宣宗朱瞻基应百姓的请求，决定对况钟夺情（指官员服丧未满而被朝廷强命任职），让他回任苏州府知府。他对吏部的官员说：“老百姓的请求，就满足了他们吧。让况钟再任苏州府知府，直接赴任就行了，不必来京谢恩。”这是况钟二任苏州府知府。况钟奉旨再任，很感谢皇帝的特殊恩宠，更加鞠躬尽瘁，兢兢业业做个好知府。
兴修水利
况钟是在宣德七年（1432）再任的。就在这一年的四月，苏州府连降暴雨，七千多顷良田被淹，大片的房屋、堤岸倒塌。况钟一面和各县官员组织救灾，一面向朝廷上报苏州府的灾情，同时也要求朝廷派人对苏州地区的水利进行调研疏浚工作。朝廷命令江南巡抚周忱同况钟一起对苏州地区的水利进行疏浚。况钟认真负责，经常亲自到工地察看。他通过细致的调查，提出了解决办法。苏州府区域内，河港湖泊密布，滨河滨湖的圩田地势低洼，而且面积太大，每个圩差不多都有三四千亩到六七千亩的面积，车水灌田十分困难。况钟就命人将圩田都改小到五百亩左右，圩旁开一道水渠，和河道相通，这样在圩田里抗旱排涝就都容易多了。从此，苏州地区的旱涝灾情大大减少。
建济农仓
虽然宣德七年春天苏州府发生了比较大的水灾，但是苏松等地当年的秋粮却取得很好的收成。恰逢朝廷有旨，令各地储粮以备饥荒时赈灾用，况钟就在周忱的支持下，建立了济农仓。济农仓的存粮最多时曾经达到过六百九十万石。宣德八年（1433），苏州府发生了大面积的旱灾，一百三十多万人受灾，济农仓这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宣德九年（1434），苏州府再次发生了严重的旱灾，由于济农仓存粮充足，灾民也都得到了救济。济农仓能发挥较好的作用，和况钟的有效管理是分不开的。况钟对仓粮支拨的标准、借贷的数目，都有明确的规定。后来苏州府所属各县也都建立了县级的济农仓。况钟在苏州府知府的任上长达十三年，虽然期间苏州地区发生了各种灾情，但是灾民没有饿死的，苏州地区也一直比较安定，这与他建立济农仓并使之充分发挥作用有很大的关系。
苏州民间素有好诉讼的习惯，百姓无论事大事小，动辄赴京告状，还经常一件案子牵连数件，株连几十人上百人。这不仅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还耽误了农事。况钟上疏奏请百姓告状之事都由巡抚审理判处。于是，苏州府赴京告状的老百姓少多了，有了诉讼一般也就由况钟审理。此外，况钟对到府的御史巡按肆意妄为的行为也进行了整治。此后，到苏州府的御史巡按，行为都有所收敛。
培养人才
苏州府所属各县的学校大都狭窄阴暗，容纳不了多少生员。宣德九年，况钟自己筹集经费，没有向百姓摊派任何费用，仅用半年时间，就重新选址将吴县的儒学重建起来。新建后的儒学规模要比原来大得多，共有房间二百三十多间。朝廷重臣杨荣亲自作《吴县儒学重建记》，以示纪念。从正统初年起，况钟又开始大规模地扩建苏州府的儒学，历时三年，建成后的苏州府学很是宏伟壮观，房间数百间。这些学校为府、县的生员们提供了良好的读书条件。况钟对本府儒学的教材也亲自过问。后来很有影响的明代宣德苏州府儒学刻本《四书详说》，就是况钟命人刻的。
况钟对读书人也多礼让，从不以高官自居。他对那些家境贫困的书生慷慨资助；对那些才学优长、行为端方的青年儒生，他大力向朝廷推荐。其中有一个叫邹亮的儒生，很有才学，向况钟表达了希望能被其提拔和推荐的意愿。这时，况钟收到了诋毁邹亮的匿名信。况钟认为写匿名信的人是没有真实证据的，否则他完全可以当面对质，因而况钟说：“是欲我速成亮名耳。”他立刻写了奏章，向朝廷推荐邹亮。邹亮果然是个人才，以里巷布衣从九品的吏部司务做起，后来累官至监察御史。况钟慧眼识人，功不可没。
三任苏州府
况钟治苏9年任满，例应上调朝廷，而苏州府士民张翰等一万三千人联名向直隶巡抚按察使张文昌上书，恳请转奏朝廷，乞求况钟连任。有儒生为歌谣曰：“况青天，朝命宣。早归来，在明年。”明英宗朱祁镇准奏，况钟为官清廉，三餐佐饭，仅一荤一素；身居简室，未铺设华糜之物。他在饯别苏州父老诗中写道：“检点行囊一担轻，长安望去几多程？停鞭静忆为官日，事事堪持天日盟”。次年正月皇帝下旨，命况钟“升按察使正三品职俸，署苏州府事”。这是自明朝建国七十余年来所没有的规格和礼遇，是皇帝对况钟卓著政绩和良好操守的褒奖。苏州府本来就是个富庶的地方，再经过况钟多年精心治理，更是呈现出吏治清明、物阜民丰的大好局面。况钟三任苏州府期间，按章办事，将他所开拓的良好局面保持下来。
正统七年十二月（公历已是1443年），况钟卒于苏州任所，享年60岁。他死后，苏民痛哭罢市。他的灵柩从运河运回故里时，十里苏堤之上站满了祭送哭奠的人，运载况钟灵柩的船中，“惟书籍，服用器物而已，别无所有。”以后，1府7县都建况公祠，百姓家中均立况钟牌位祭祀。后人将其文稿编成《况太守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