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贡泉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
冀贡泉 冀贡泉，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名的法学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为新中国的法律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人物生平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中秀才。光绪三十年参加学台“征文”考试，被录取入山西大学堂。光绪三十一年参加山西省官费留日考试，名列第一。民国2年(1913)，因蔡元培离开教育部，冀回到太原，任山西法政学校校长等职。帝制失败后，又兼任了山西法政专门学校校长。民国16年(1927)，山西参加了北伐战争。冀出任山西司法厅长、国民党政府山西省高等法院院长。民国18年自请裁撤了司法厅，将全体人员编名法院，他自己却只身引退，到山西大学教学去了民国21年，冀被任命为山西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冀终于“七七”事变前，以父病为名，辞职归里。
民国26年(1937)秋，日本侵略军进逼山西，冀携带老父、幼子撤至汉口。
1939年赴美国，任《华侨日报》主编。
民国36年(1947)，看到国内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冀怀着迎接新中国诞生的喜悦心情回国，在北京大学任教，法律系主任。冀贡泉著述颇丰，著有《伦理学》、《法学通论》、《法律哲理》、《中外条约述要》等。翻译作品有《罗斯福总统言论集》。
1949年后，历任中国政法大学第三部主任、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山西省人民代表、省政协委员、省文教委员会主任、省政协副主席等职。曾参加起草《婚姻法》和释放日本战俘的工作。 1967年8月，病逝于北京北池子寓所，终年85岁。
其子冀朝鼎、冀朝铸也为祖国作出了重要贡献。
原联合国副秘书长冀朝铸的父亲冀贡泉先生(1882—1967)，1882年出生于我市建昌村，是一位中外著名的教育家，也是一位爱国民主人士。解放后曾任中国政法大学第三部主任、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山西省文教委员会主任、省政协副主席(1—3届)。
1939年至1947年，冀贡泉先生在美国旅居了8年。他那鲜为人知的经历，始终同祖国的命运、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现记述如下，借以纪念这位值得尊敬和怀念的爱国者。
奉周恩来派遣赴美工作
冀贡泉赴美国是受周恩来指示而行动的。
1939年，冀贡泉长子冀朝鼎由美归国。冀朝鼎在抗日战争爆发后，获得洛克菲洛基金会提供的一笔资金，进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此次回国就是为了搜集资料。当时，冀贡泉在汉口租界开业做律师。父子相见，当然非常高兴。没多时，日军进逼汉口，冀贡泉一家急忙包了一架水上飞机飞往重庆。周恩来同志原来准备安排冀朝鼎去延安工作，那知冀朝鼎突然得了急性阑尾炎，急忙住院治疗，错过了去延安的机会。周恩来同志改变了决定，召见了冀贡泉和冀朝鼎，要他们去美国，做扩大反法西 斯统一战线的工作。
据联合国副秘书长夫人汪向同在《我的丈夫冀朝铸》一书中披露，当时周恩来同志交给冀家父子的任务有两点：一是在全球性的反法西斯战争期间，促进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壮大；二是促进中美人民友好，并促使美国人民支持中国人民抗日，建立新中国。
冀贡泉很高兴地接受了任务，携夫人张陶然、长子冀朝鼎、四子冀朝理、五子冀朝铸和女儿冀青离重庆，经昆明、西贡、新加坡、法国，辗转万里，于1939年1月初抵达美国纽约。从此，开始了旅居美国的新生活。
担任《华侨日报》主编
冀贡泉到美国不久，就同在美国的中共地下党员徐永瑛和唐明照接上了关系，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精神，共同创办了《华侨日报》，由冀贡泉担任主编。这份报纸成为我党在美宣传抗日的重要阵地，在当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现今一些健在的华裔老人提起当年的《华侨日报》，仍记忆犹新，倍感亲切。
当时冀贡泉全家生活相当艰难，冀贡泉在《华侨日报》的收入很微薄，不足维持生计。据冀朝理和冀朝辅(志枫)介绍，他们的母亲张陶然女土擅长绘画，曾通过卖画获得一些收入，用于补充家庭开支。冀朝铸夫人汪向同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当时的生活：“一家五口，在纽约曼哈顿东城下区第十二街租了一套公寓，每月房租35美元。小小的朝铸看到破旧的公寓楼里，蟑螂螂满地爬，墙上的白灰一块一块地往下掉，惊奇地说：“谁说美国很富，美国穷得很啊！”
人物轶事
冀贡泉与鲁迅
——心灵的交流
1959年11月，时任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山西省政协副主席的冀贡泉和其子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席、中国银行副董事长冀朝鼎出席了全国政协的一个晚会。在这里，他见到了鲁迅先生的遗孀许广平。他们谈起了鲁迅。谈起当年与鲁迅先生在北洋政府教育部时的交往。冀贡泉先生回忆他和鲁迅先生在教育部时，是“同司同室”，“同司”是社会教育司，当时由夏曾佑任司长；同室则是两人在社教司一间大统屋内辟出一单间同桌办公。许广平见到鲁迅先生当年的“老同事”，感慨万端，遂请其“写些回忆录作纪念”。冀贡泉先生“慨然俯允”。回去后夜不能寐，回想当年与先生在一起的岁月，心绪万千，写成《我对鲁迅壮年的几点印象》一文。
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东风》上，这是一篇回忆鲁迅北京教育部时期的重要文献。文中，冀贡泉谈到他对“鲁迅壮年”深刻的印象：“他整天看书，不把时间浪费在闲谈上。”、“不苟言，不苟笑。”、他爱提“人定胜天”这句话、“他对民主的态度，是非常热烈的。”、“他的生活勤劳朴素”……在冀贡泉心目中的鲁迅，是“直、谅、多闻的益友”，是“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的君子。”
1963年6月16日，冀贡泉先生在回忆自已82年间的生活历程的时候，也说到自己和鲁迅先生的这段交往：“u2018辛亥革命u2019那年，从日本回到上海，南京临时政府已经成立，我给教育部的蔡孑民（蔡元培）先生提了个建议，他要我到南京（时在1912年，在教育部担任了一名部员）。接识了周树人先生（鲁迅先生是1912年2月在教育部任职的）。后转北京仍任部员。他也到了北京，他也是留日本学生，我们时相过从，认为知已。鲁迅日记有三处提及我，我很受他的影响。常认为工作开始的时候，遇到这样的朋友，是一生的大幸。”冀回忆鲁迅当年“根本不喜欢同人们攀谈，除非有公事要商量。”、但两人“同桌办公”。“恰好我们俩人都喜欢读书，我们每天对面坐下来各读各的书。记得好象他是经常读的一本西文书（德文，他在日本学医，懂德文），津津有味地看，天天如此。”
从鲁迅先生的日记可知，1913年4月27日，鲁迅等“同人”曾在“劝业场”小有天饭店“公宴冀公贡泉”，那大概是为冀返归故里饯行的。可以说，两人交往的时间也就是一年多一些。而就是这一年，两人却结下了终生的友情。以至在50年后，仍使年过八旬的冀贡泉感慨不已，让他的夫人张陶然女士把这段历史记下来，把他对鲁迅先生的敬仰记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