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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亨利贞:王阳明(下)(柏峰)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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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亨利贞:王阳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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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亨利贞:王阳明(下)》中国当代作家柏峰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元亨利贞:王阳明(下)

王阳明用四句话概括其为学宗旨:“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就是著名的四句教——这四句话的意思是:心的本体晶莹纯洁、无善无恶;但意念一经产生,善恶也随之而来;能区分何为善、何为恶这种能力,就是孟子所说的“良知”;而儒学理论的重点之一就是——格物,在这里就是“为善去恶”。这真是画龙点睛,简易直接,不偏有,不著空,直趋中道——这是王阳明哲学思想的高度概括和凝练总结。

心体活泼自由,并不执着于具体善恶观念,不执着于善的作用形式。因为世俗善恶观念及善的作用形式会因时因地因群体而异,而心体先天至善之性却是永恒的。

心体无善无恶,一“动”起来,即作用起来,就会“有善有恶”,发为善念善行或恶念恶行,就有了价值取向,各种善恶心念与行为形成习性。善习的作用是正面的、善的,恶习的作用是负面的,非正常的。 

格物就是致良知的功夫。王阳明早期尊崇程朱理学,他的格竹行为,是为了实践朱熹的“格物致知”。不料格了七天七夜,什么也没发现,人却因此病倒,从此对“格物”学说产生了极大的怀疑。于是,王阳明开始反对程颐朱熹从事事物物中求理的“格物致知”方法,认为事理无穷无尽,格之则未免烦累,故提倡从自己内心去求理,认为“理”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万物,人秉其秀气,故人心自秉其精要。

他赞成陆九渊“心即理”说,认为格物的下手处,就是体认本心,不消外求。不过,王阳明并不完全认同陆九渊,说:陆象山之学“其学问思辨,致知格物之语,亦未免沿袭之累”。王阳明的格物重点在于“致良知”,在于“知行合一”。“良知”是“知”,“致”是推致、是行。“致良知”即内含着“知行合一”的意义。作为一种认识论,知行观在中国哲学史上出现甚早,《尚书·说命中》里就有“知之非艰,行之唯艰”的话。古代知行观,自春秋至唐,均以《左传》所倡知易行难为主。到了程朱,则认为“知”与“行”之间,“知”逻辑在先,处于更重要的优先的地位。可以概括为:知高于行、知先行后或知本行末。如程颐的观点:

君子以识为本,行次焉。今有人,力能行之,而识不足以知之,则有异端之惑,将流荡而不知反,好恶失其宜,是非乱其真,虽有尾生之信,曾子之孝,吾弗贵也。

须是识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须得光照。

譬如人欲往京师,必知是出那门,行那路,然后可往;如不知,虽有欲行之心,其将何之?

朱熹继承了二程观点,认为知先行后:

义理不明,如何践履?

知与行功夫须并列……然又须先知得方行得,所以《大学》先说‘致知’,《中庸》说‘知’先于‘仁’、‘勇’,而孔子先说‘知及之’。

穷理既明,则理之所在,动必由之。无高而不可行之理,但世俗以苟且浅近之见谓之不可行耳。……理之所在,即是中道。惟穷之不深,则无所准则,而有过不及之患,未有穷理既深而反有此患也。

——程朱倡知先行后说,虽认为知行有先后轻重之分别,但两者不可分割、不可偏废。先知并非达到“知至才去力行’,而是主张在具体实践中”知行互发”,其实属于知行不二论:

论先后,当以致知为先。论轻重,当以力行为重。

王阳明在知行不二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出了“知行合一”说,知必能行,行必有知。他说:

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

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悌,是其人已曾行孝行悌,方可以称他知孝知悌,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悌的话,便可称为知孝知悌。

还说:

一念发动处即是行。

——王阳明反对朱熹的“先知后行”之说,认为朱熹“先知后行”有分裂知行之嫌——这是王阳明的误会。两人的知行观及其学说并没有原则性矛盾。黄宗羲评价朱熹、陆九渊时说过:“二先生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其子黄百家也说:“二先生之立教不同,然如诏入室者,虽东西异户,乃至户中,则一也。”这些话用于朱熹与王阳明同样合适。

十一、王阳明学说的影响

黄宗羲的《明儒学案》记载,王阳明之后,他的学说计有浙中、江有、南中、楚中、北方、粤闽、泰州等七个学案。其他受王学影响,并以其为宗者也不在少数。

受王阳明直接影响形成的浙中学派,其主要弟子有王畿、钱德洪,以及徐爱等。徐爱是王阳明的妹夫,也是王阳明最早的及门弟子。他初闻王学,以为和先儒的传统解说有出入,惊异不定,觉得无从下手。既而深入进去,并反身实践,始信王学为孔门之嫡传,由是而成为笃信王学之第一人。王阳明也称他为自已门下之颜渊。他在王学门下的实际地位,也确实有与颜渊相似之处,一是他去世较早,未及得闻王阳明的致良知之说;二是他笃信实践,虽得王学之真,但在理论上却极少发明。他曾根据王阳明讲解《大学》的基本宗旨,编成王阳明最主要的著作《传习录》。徐爱为学的特点在于强调涵养、省察、克治、收放心,以培养心之体。他认为,学者之患在于好名,只有去私才能宜于物、他说,“心德者,人之根源也,而不可少缓;文章名业者,人之枝叶也,而非所汲汲”;“夫人所以不宜于物者,私害之也。”与徐爱的情况稍有不同,王畿师从王阳明的时间比较长,后且在吴、楚、闽、越、江、浙一带讲学长达四十年,专心传播王学。所至之处,听者云集,影响极大,莫不以其为王学之宗主。他为学主张大彻大悟,以无念为宗,将儒学的宗旨归为虎寂,具有融合儒释道的思想倾向。其学最值得称说者,是他与钱德洪关于王阳明四句教的一番争论:1527年,嘉靖六年九月,王阳明将赴广西,临行前的一天晚上,王畿与钱德洪就这四句话的不同理解发生争议。王畿认为,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则意、知、物俱是无善无恶;若说意有善恶,毕竟心体还有善恶在。为此,他强调王学之四句教纯系“权法,未可执定“,并由此进一步提出”四元“说,以为为学需“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意即是无善无恶之意,知即是无善无恶之知,物即是无善无恶之物”。主张从先天心体上上根,断言良知一点虚明,便是作圣之机。时时保住此一点虚明,便是致知。由此把王阳明的良知说进一步引向禅学。 对于王畿的解释,钱德洪当然无法赞成。他认为,王学的四句教是“定本,不可移易”。因为心体原是无善无恶的,但大有习心,意念上便有善恶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正是复那性体的功夫,两人争论不休,遂请王阳明详加解释。王的解释是,“二人之见,正好相资为用,不可各执一边。我这里接人,原有此二种。利根之人,直从本原上悟入,人心本体原是明莹无滞的,原是个未发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体即是功夫,人己内外一齐俱透了。其次不免有习心在,本体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实落为善去恶,功夫熟后,渣滓去得尽时,本体亦明尽了。汝中(王畿)之见,是我这里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见,是我这里为其次立法的。二君相敢为用,则中人上下皆可引入于道;若各执一边,眼前便有失人,便于通体各有未尽。”——由于此段话说在越城之天泉桥上,故史称“天泉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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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柏峰,陕西蒲城人。著有多种文学理论专著、散文集。曾获全国及省级文学奖。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