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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車夫

人力車在中國有不同的稱謂，在北方有稱“洋車”、“膠皮”。在南方或叫“黃包車”、“東洋車”。

人力車是近代後期中國城市交通的主要工具。

1873年，(清朝光緒年間)一位叫梅納的法國商人從日本來到上海，覺得這種在日本已盛行的人力車，若引入中國以圖獲利，將大有可為。他在獲得了法租界公董局的同意，並以發放牌照收稅的方式來管理。

1874年，正式成立了公司，從日本購進了300輛人力車開始運營。因為車是從日本引進的，所以國人就把它叫「東洋車」了。把拉人力車的車夫們謔稱為「跑東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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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車傳入中國後，很快風行於各大中城市，成為城市交通的重要工具，“拉車” 自然也就成了一種新的職業。人力車夫的命運卻是悲慘的。

1918年1月15日，知名學者胡適創作的白話詩《人力車夫》發表于《新青年》上，此詩後來收入中國第一本白話詩集 《嘗試集》中。如胡適所說，“ 我們坐在人力車上，眼看那些圓顱方趾的同胞，努起筋肉，彎著背脊梁，流著血汗，替我們做牛做馬，拖我們行遠登高，為的是要掙幾十個銅子去活命養家”。

一個叫馬扎亞爾的外國人把他們稱為 「牲畜式的勞動無窮的在踏踐著人類」。

儘管他們的勞動是 「牲畜式的勞動」，但卻是許多無所依歸的失業者，特別是流民一種別無謀生途徑下的無奈選擇。

1934年，北平人力車最高來到54393輛，人力車伕108786人。胡適則從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立場上，提出廢人力車的主張。

1949年，全國解放，由人拉的洋車才完全消失，代之為「人力三輪車」。

牲畜式的勞動

看過作家老舍的小說《駱駝祥子》，或根據小說改編而成的同名電影的人，都知道祥子就是人力車夫，他不僅經常受車行的剝削，還要受到政府“車捐”的剝削，遇著野蠻的軍人、地痞流氓之流，坐車不給錢，有時還會挨打。

這正是對人力車夫的真實寫照。人力車夫的命運是悲慘的，一個叫馬扎亞爾的外國人把他們稱為“ 牲畜式的勞動無窮的在踏踐著人類”。儘管他們的勞動是“ 牲畜式的勞動”，但卻是許多無所依歸的失業者，特別是流民一種別無謀生途徑下的無奈選擇。

人力車伕是一個辛勞困苦的階層，不僅拉車時間長，而且拉車時需長距離奔跑，勞動強度大，時有體弱生病的車伕暴斃在拉車的街上。上了年紀的車伕，跑不動了，只能租到破舊的洋車，幫人拉些家什伍的，一般沒人坐他們的車子。拉車全憑力氣賺錢，車伕早晚奔波，如果一天不拉車，便一天沒飯吃。

至於他們的工作狀況，就更苦了。酷暑也罷，嚴寒也罷，時時刻刻有一條無形的鞭子在他們身上抽打著。在火傘高張之下，喘氣如牛、揮汗成雨般地拉著奔著，在朔風凜冽之下，也是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般地拉著跑著，縱然熱死凍死，為活命養家而死，為償付車租而死，這又有什麼辦法呢？

1935年，出版的《東方雜誌》說，上海、武漢、南京、天津、北平（北京）、廣州各大城市的人口在一天天的增多，這主要是農民大量流入城市造成的。然而在民族工業枯萎的境況下，原來的工人已經一批一批地被拋棄於十字街頭，背井離鄉的農民自然不容易找到工作，結局只有充當牛馬拉黃包車了。

人力車的增加，是農村凋敝深刻化的反映，人力車夫的職業，乃是無所依歸的流民迫不得已而選擇的謀生方式。正如當時上海工部局人力車委員會的報告中所說，人力車夫大都是農村中破產的農民，在鄉間無法維持生活而來到上海謀生。因他們沒受過教育，沒有專門的謀生技能，因此不得不彷效牛馬以圖生存。

苦不堪言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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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產失業被迫離開農村的農民，奔向城市找拉車的生活，以為從此可以跳出苦海，然而卻大失所望，車輛的限制，首先給源源而來的人力車夫以當頭一棒。車輛有限，一輛車的車夫一般都在2人以上，有的城市可達4～5人，如上海有車2萬餘輛，而車夫數竟超過8萬人，換句話說，4個車夫的生活借助於一輛車。

依靠拉人力車生活的人，缺乏全面的統計，據1920年代的資料，僅北平、漢口、南京、杭州、天津、青島、上海、廣州8個城市，就有33萬人，而且逐年有所增加。更何況，每個車夫平均至少要養活4個人（妻兒老小），直接間接依靠拉車生活的人不用說就更多了。

要想靠拉車糊口，首先得給介紹人和車行老闆送禮，才能租到車子，有時還要先付半年押租給老闆，這樣，沒有拉起車子就已經負下了一筆債。拉車的收入，同樣也是很難維持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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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輛車子分日夜兩班營業，每車每月約分60班，而每一車夫每月有車可拉時，平均不過15班左右。拉車次數少，收入就少，比如在上海，每一車夫每月淨收入平均為9.45元，而自身生活費用就需10元以上，自顧不暇，如何能贍養家庭？

所以，車夫的妻子兒女，或拾荒，或乞討，以維持吃不飽、餓不死的生活。也正由於拉車剋扣繁多，收入低微，所以車夫們的衣食住苦不堪言。

老北京拉洋車

老北京拉洋車，有拉白天的、拉晚兒的、拉包月的、拉牌兒車的，反映出當時不同階層的需求。拉白天的人早晨從車廠子拉出洋車，溜溜兒的得在街上轉悠一天，掙幾大枚為的是養家餬口。拉晚兒的天黑出車，拉點兒過夜生活的主兒，實在拉不到客人，只能去各大戲園子和燈紅酒綠之所的外邊趴活兒等座。

在北平，曾有三個出了名的「棒」車夫，外號是「一溜煙儿」、「花褲腰」和「伊犁馬」，他們的結局也許可視為人力車夫的縮影。

一溜煙儿

身材很高，腿長，腳大，跑起來，一會兒就不見了，所以人稱“一溜煙儿”。他給京戲青衣、花衫演員姚佩秋拉自用人力車。姚家住前門外大安瀾營路東，每天由家去珠市口第一舞台演出，演畢回家吃點心，再赴各堂會演戲，坐人力車從沒誤過事。“一溜煙儿” 在短歇的時候，總愛喝碗酒。因為他愛大口喝酒，喝得太急，後來得了酒嗝，再也“一溜煙儿”不起來了。

花褲腰

是個短腿車夫。因他無論春冬總穿花褲腰的褲子而得名。他曾給說單口相聲《戲迷傳》的名演員華子元拉自用車。華家住前外五斗齋。每天上城南游藝園及各雜耍園子演藝。還經常加演宅門的堂會。由於華子元抽鴉片煙，人很懶散，弄不好就誤場，但“花褲腰”從未給華子元誤過事。後來，他在去蟠桃宮廟會時，因喝涼水炸了肺，再也拉不動了。

伊犁馬

常為前門外妓院的名妓拉自用漂亮車，跑得又快又顯眼，故有此號。後來他又拉上了英國買辦。有一次，他由東交民巷至永定門外的跑馬場拉來回，因為跑得太快，道途又遠，累得吐血，不治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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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是】

由於“牲畜式的勞動”過勞過疲，人力車夫拉車的時間並不太持久。人力車夫開始拉車的年齡一般在30歲左右。在上海平均拉車不到10年；在南京，拉至5年以上者，就不多見了。

人力車伕的境遇令胡適大發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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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先生當時針對人力車伕的境遇大發感慨：

「那些圓顱方趾的同胞努起筋肉，彎著背脊樑，流著血汗，替我們做牛做馬，拖我們行遠登高，為的是要掙幾十個銅子去活命養家……。無論晴天雨天，他們總是在路上奔跑，在陰雨的時候沒有雨衣穿，在炎熱的夏季沒有涼帽戴。這樣看來，人力車伕的生活簡直和牛馬一般，吃不飽，穿不暖，可以說是非常不幸的。」

這一點，外國人也有過觀察，馬扎亞爾就說，人力車夫平均只能拉5～6年，最多10年。這個時期過後，他們就不能夠支撐，而變成跛子、乞丐、盜匪，或因飢寒貧病而倒斃。拉車生活的確成了勞動者的催命符。

據1935年出版的《中央日報》報導，一個人力車夫，年約40歲左右，拉一空車，倒斃在實業部門口，後經法醫檢驗，係因病身亡。這樣的例子並不鮮見。

養活著一批人，同時也吞噬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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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車，作為一種謀生工具，的確養活著一批人，同時也吞噬著人。

人力車是以人力代替牲畜或機械的一種交通工具，從社會進步的意義上說，是應該淘汰的。

因此，當人力車風行於大中城市並滲入鄉鎮時，淘汰人力車的聲浪也就此起彼伏了。

當時，另一位知名學者陶孟和，從社會福利的立場上，曾提出廢棄人力車的四大理由：

廢棄人力車的四大理由

1.人力車夫的勞動極費力，雖然竭盡全身之力，而每次被拉者不過一人。

2.人力車夫的工作不合衛生。傴僂奔跑的姿勢妨礙胸部的正常運動。急迫的呼吸，所吸又為大街上污濁的塵埃，有害於肺部的健康。身上穿著汗垢的衣服，容易染上各種疾病。

3.其所付出的勞動與所得到的報酬相比，收入極少。

4.人力車夫的勞動幾乎全憑體力，不需要多少知識技能。因此，這種剝削國民精力，妨害國民健康，甚至貽害及於後代的職業，應該廢除。

知名學者胡適則從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立場上，提出廢人力車的主張。

主張廢除人力車而代以機械車

他認為，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的界線，就是人力車文明與摩托車文明的界線。

人力車代表的文明就是那種用人做牛馬的文明，摩托車代表的文明就是用人的心思才智製作出機械來代替人力的文明。

把人做牛馬看待，無論如何夠不上叫做精神文明。

用人的智慧製造出機械來，減少人類的苦痛，便利人類的交通，增加人類的幸福，這種文明含有不少精神文明的成分在裡面。

胡適主張廢除人力車而代以機械車，這是顯而易見的。

廢除人力車談何容易

人力車夫大都是農村中破產的農民，他們在農村無法維持生活才逃往城市，在謀生乏術的情況下才選擇“ 牲畜式的勞動”——拉人力車，以活命養家。

而且，能夠拉上人力車還算幸運，總比行乞街頭無所依歸好些。一旦人力車廢除，成千上萬的車夫就會立即斷絕生活來源，其後果更不堪設想。當時就有人指出，廢除人力車的主張，無論其動機出於為社會福利，為物質文明還是為人道主義，其結果反為社會禍害，為物質罪惡，為殘酷主義。

結語：理想與現實相背馳，這在近代中國是常有的事。

當然，抗戰以後，人力車逐漸讓位於三輪車，這是一個進步，但三輪車仍然是一種“人力車”，仍然是流民的一種職業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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