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号的故事(刘瑞成)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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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号的故事》是中国当代作家刘瑞成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九号的故事
我的一生与“9”有着不解之缘，我出生69年9月，我的生日是9日，兄弟姐妹9人我的小名儿叫老九。小学毕业时班里一共有9名同学，我学号排9、我9月入的党、9月上的大学、几次工作都是9月转岗……最不可思议的是，就是这个符号曾一度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那是“文革”的后期。当时我初中即将毕业，要面临着新的选择。
我的家境不好，祖祖辈辈从没出过一个“秀才”，听家族中老辈人讲，我的祖先刘隆刘虎在燕王扫北时期从山东带兵驻扎在这里，喜欢上了这块风水宝地，从此弃武从农，扎根潮白河，之后祖祖辈辈都种稻、打鱼和种地为生。
我爱听“古昔”（故事）喜欢看小人书，哪要有好书了，跑出多远也要淘换来，父亲说，“9儿”像个“虫儿”，多困难也要供养供养他，将来说不定成个还能光宗耀祖呢。
那个时候社会上不讲什么学习，学生们一天到晚的不是支农、学工、学军，就是忆苦思甜、开批斗会，整天搞的热火朝天、热热闹闹。但是母校的初中语文老师刘旭对我们的学习却抓得非常紧。
他五十岁左右的年纪，白净面、长的瘦瘦的，个子也不高；一副长长的眉毛，眼睛往里凹着，眼仁儿黄黄的、很亮；说话声音不大，一天到晚总是拉长着脸，从没见他笑过；他整天穿着一身带着补丁洗得发白的衣裤，没事儿的时候捧着一本厚厚的书躲在教研室一角；只有在宣读他的学生作文的时候声音才特别大，尖尖的喉头结在瘦长的脖子皮中间儿上下滚动，有时还发出象是干咳一样的“嘿嘿”的声音。听别人说,这是刘老师最高兴时的表情。
同学们都不敢正视他，一些勇敢的写过他批判稿的学生，就是在台上批判他的时候也不敢直视他的眼睛。
他讲起课来一套套的,抑扬顿挫，好象流水一样,从不间断。他讲课时很少带书，即使带着也不怎么翻看，讲的许多内容书上都没有。
大家都叫他“学究儿”。也有的人愿意在前边加一个“臭”字。由于平时他的话少，不易被人抓住把柄，加之许多老师都是他的学生，有些人想臭他也不太容易，校长也拿不出更好的办法来治他。因此那个时候，刘老师基本上没什么大状况，他要抓学习质量还是有一定市场的。
人的命运就是这样，一时或一事（有时是很小的事）遇到一个好人，能改变你的一生；遇到一个坏人（或小人）也能改变你的一生。就我来说，无论从年龄性格还是从当时的形势看，我确是一个放荡不拘的浪荡小子，乱哄哄的社会特别适应我的性格，看到别人活得那么“自由”，我的心就会不安分地骚动起来，整天跟着瞎起哄，甚至在课堂上捣乱。可是，不知为什么自打刘老师教我们以后，我却被这个没一点好感的小老头儿给征服了，由于他的出现，我的求知欲慢慢地增强了成绩提高了。尤其是我的作文常常被“学究儿”列为范文，我的大批判稿写的也是蛮好的，而且我的读书水平也很高，校长指名道姓让我参加全校、全片忆苦思甜和斗争大会发言，可是全被刘老师挡了回去，从来不让我上台，弄得我很没面子。可是他似乎又有补偿的办法，记得我写过一篇关于一位农村拾粪大爷一心为集体的记叙文，曾被刘老师在全校合班大课上作为范文当众宣读，后来我还被任命为学校采访队长，与刘老师一起带着八九十名同学，打着红旗、背着行李去“拉练”，浩浩荡荡去集体采访一个女知青的先进事迹，并一同参加农业劳动。之后我的几篇文章先后登上了“战地报”，那段时间，县里、公社广播站都连续广播我的文章，一下子轰动了七台八村。这件事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天大的殊荣了，因为这是发生在我这个实在不值得一提的无名鼠辈的人家，许多人许多年后还记得这件事，还记得我这个小九。
那时，按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号召，我们初中只上了两年。还没看够刘老师老鹰一般的眼睛，转眼我初中就毕业了。
这时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个岔路口摆在我的面前：上高中或者务农。对于上高中，按照我的逻辑，我应该说是有绝对有把握的。因为与本班四十多个同学相比，我的学习成绩是很不错的。况且，我家三代是贫农，这是最重要的条件。另外，我村初中毕业待升高中的共有9人，我是9人中唯一的一名共青团员，政治条件非常过硬，这几点也总算是竞争的实力和资本吧。
可是，不久上边有消息说，上高中的考试成绩不算数啦，初中升高中必须经过村里的广大贫下中农进行民主推荐。
乱子恰恰出在这里。
最难忘的是那个秋天的晚上。
淡淡的月光笼罩着村子里的一座座土坯矮房，劳累了一天的社员们还没有吃完晚饭，村里的高音喇叭就叫了起来，一遍又一遍地催促全体社员，马上到大队部大院开紧急会议。
父亲的哮喘病最近又犯了。
一声紧似一声的“吭、吭、吭”的哮喘声震天动地；那“呼噜、呼噜”风箱一样的喘息声，紧紧的揪着我们的心；一口一口的黄痰里面夹着血丝儿，特别的让我们害怕。因为咳的厉害，一顿饭要断断续续地吃上一个多小时。
听到大喇叭叫，他赶紧放下饭碗，一边喘着一边忙不迭地披上衣服跑了出去。
大喇叭还在叫着，让人听着心烦……
我也要出去，却被母亲叫住：“你哪也别去，今天要剥棒子！”
我早打听到今天开的是推荐我们上高中生的会。那点小把握使我得意，而几天来村里的风闻又使我坐卧不安。
大地又恢复了平静。
被云彩挡住了一角的月亮不知不觉地爬上了窗台，一会儿又钻进屋里。
大家坐在土炕上，也不开灯，借着昏暗的月光一边剥着玉米，一边又一句没一句地聊着，母亲好像还打起了瞌睡，她的手却一刻也没闲着。
大家的话我一句也听不进去，脑子里又浮现出前两天碰见我们同学“傻蛤蟆”他爸爸的事儿来。
当时我到村里小卖铺去看信（刘老师让我们没事经常给报社投点小稿儿）。管小卖铺的治保主任万老爷子随口问起我上学的事，我就得意洋洋地来了个实话实说。正“白话儿”得起劲，谁知正好给同学“傻蛤蟆”的爸爸撞上了。
“傻蛤蟆”比我大一岁，我们从上小学第一天起就在一个班。
这个同学很特殊，不仅头长得奇大，两只眼睛也大，使劲地往外冒冒着，很吓人，穿的衣服虽然不错，但每天上学的时候，胸襟上总要带着一绺饭菜，鼻涕也全擦在袖子上。
他的脾气很怪，特爱打架，体格强壮的象个小牛犊子。从小学一年级起，他每天都要与人打架，老师一管他，他连老师也一起打。
学校在村西头，他家住村东头儿，每天上下学的时候，总是看到他一手拎着个破书包、一手捂着大脑袋瓜子儿，咧着那个大嘴铲子“哇哇”哭着走过全街。
他偷人家东西、点人家柴禾垛、砸教室玻璃、脱女同学的裤子、打伤男同学，什么事都干，就是不好好读书。
记得有好几次，正当大家静静地上课的时候，“傻蛤蟆”突然大声地背起了当地流行的一首歌谣：“傻子他妈、上南洼，逮个蛤蟆装裤裆儿，肚子痛、往家跑，到家生了个大胖小儿。”往往他的声音没落，许多孩子们就都跟着嚷叫起来，老师也跟着笑了起来。这时教室里充满了一派欢乐的景象……有的人告诉他，这个歌谣是说你的，“傻蛤蟆”后来才不说了。只有他旷课的时候，课堂上才能安静一会儿。
后来学校、老师对他也放任自流了。
因他的长相特殊、脾气古怪、学习又差，大家都叫他“傻蛤蟆”。他居然答应，也不反对。渐渐的他的大名竟被许多人给忘了。
他的爸爸原先是生产队的大队长，留着个大背头，戴着一副金丝眼镜儿。指派活儿的时候，对人张口就骂，真是横的要命，村里没有几个人敢惹他。后来因为在天津、北京有关系能为大队赚钱，就到公社辞了大队长，当起了“跑外的”。当时一提起“跑外的”真的不得了，那可是全体社员的财神爷呀，大背头一走三甩，放屁都喷油星子。
经常看见他带着一个城里女“侉子”来家里住，“傻蛤蟆”他妈里里外外地伺候着，“傻蛤蟆”说，晚上睡觉我爸身边一边一个人。
上了初中以后，七台八村的学生集中在一个学校，名为联中，“傻蛤蟆”还使性子就没少吃亏，后来被几个坏小子们给狠狠地收拾了几次，脾气还真的有所收敛，但学习几乎还是个空白，连写自己的名字也是扭扭歪歪的。
我和“傻蛤蟆”同桌多年，总挨他的欺负，我的体质弱，打不过他。
他总抄我作业，有时让我替他考试、写作业，我不肯，告诉了老师要求调座位，但不知为什么一直得不到解决。
有一次上课他又打我，我就正告他：“你总捣乱，我听不懂老师讲课，你抄的作业也是错的”。别说，这招儿还挺管用。于是，他就去找别的同学的麻烦。实在腻歪了，就拿刀子把课本裁的一条一条的，把课桌刻的坑坑洼洼。
再后来，我不怕他了，也不让他抄作业了。他就给我送钱贿赂我，几分的、几毛的都有，还有几块的呢，实在没钱了了就送我本，送我笔。
我成了小富翁，不敢向大人说，也不敢多受用，大部分都积藏了起来。
也不知道是谁的嘴儿欠，告诉了他的爸爸。他爸爸说我糊弄他儿子，让老师带着“傻蛤蟆”，把我的劳动所得全给搜走了，结果还挨了他爸爸一脚呢。
从此我和“傻蛤蟆”结了仇，好几年都没有和他说话。
俗话说：烦嘛来嘛。
看见他爸爸我就来气，这个“跑外的”仗着有权有钱，素来瞧不起别人，说话刻薄，哪里会把我这个小毛孩子放在眼里？看见我在那儿“吹牛”，就使劲地咳嗽一声，打断了我的话，抬手理了理大背头，呲牙瞪眼地高声说道：“你个小杂种懂他妈个屁，就你还想上高中？也不看看你们家的祖坟上长没长那根蒿子！……”
我本来不想搭理他，见他这么损，忍不住回敬道：“我上不了，难道你家'傻蛤蟆’能上？”
“没错！我们家“蛤蟆”上高中的事儿，那是老太太的鼻涕——手拿把掐。谁去不了他也得去！”“跑外的”炮火连天、牛皮闪闪。
我有点急了，就大声说：“大鳖，（当地土语：大伯的意思）你知道你家“傻蛤蟆”得多少分儿吗？告诉你，那是老太太上鸡窝——大大的一个（奔）笨蛋。”
“跑外的”见我揭他儿子的老底，顿时恼羞成怒，抬手要打我，被万老爷子挡了一把，把我放走了……
这件事让我越想越气，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
不知过了多久，门外终于传来“吭吭”地喘咳声。
“爸爸回来了！”我“刷”地站了起来，母亲拉亮了灯连忙去开门。
“吭吭吭……吭吭吭……吭吭吭……吭……”弯腰剧咳的父亲出现在昏暗的灯光下，我迫不及待地问：“爸爸！爸爸！有我吗？有我吗？……”
爸爸低着头，弯着身子还在剧咳着，我的声音完全被他的咳声淹没了……
父亲是个孤儿，不到十岁那年，爷爷干活时被铡刀碰破了手指，抽风死了。奶奶到很远的地方改了嫁，从此父亲跟着大伯过活，由于脾气不和，十二岁就到十几里外的地主邓东家家里打短工。因受不了别人的欺负，不久小小年纪就跑去参加了八路军。
他作战勇敢，人又机灵，很快就当上了通讯员、班长、排长，十九岁那年当上了连长。在一次阻击战中，身负重伤被日军俘虏，被带到日本本土去做苦力，还经常要受刑，坐老虎凳、灌辣椒水，受尽了折磨，曾两次被日本人扔到“万人坑”里喂狗，都被战友偷偷背回来救活了。他的哮喘病就是那时灌辣椒水伤了肺留下的病根儿。
日本鬼子投降以后，爸爸被国民党军队接回，在他的坚持下又回到了自己的战斗部队。在东北野战军攻打四平及锦州的战役中，又立下特等战功。喜报送到老家，县里抬着猪羊敲锣打鼓送到大伯的家中。大军南下的时候，爸爸因病掉队，离开部队，辗转回到了家乡，之后部队几次改编，找不到为自己证明身份之人，地方无法安排。老实本分的爸爸，就在农村做了一名普通的农民。从此，一世功名付之水淌，留下的却是满身的伤病和羞辱……
好久，爸爸才喘过气儿来，他低着头，负罪般地坐在炕沿上：“爸爸我、吭吭、没本事，误了你的前、吭吭、程。孩子，踏心当个好庄稼汉吧！吭吭吭……”
我楞楞的戳在地上，呆望着憋的满面通红的父亲，简直就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原来上面只给了我们村四个上高中的指标，“跑外的”少爷“傻蛤蟆“上了第一名的宝座，大队书记、大队长、大队会计的儿子分别按其老子官位的大小列居第二、第三、第四……我则被排在第九号。大队书记说，这是经过全体广大贫下中农集体“民主推荐”出来的。
“民意不可违”呀，此乃国粹。
第九，意味着什么？我清楚啊！风闻终于被证实。孤独、气愤、绝望！我抓起书本狠狠地掼在地上，“呜呜”地哭了起来……
我还能说什么呢？能怨恨父亲无能么？能对全体广大的贫下中农们不满吗？再也不能给脾气刚烈、历经坎坷又身染重病的父亲增添负担了！我真的不明白，到底为什么是这样的结局？我终于止住哭声，俯身捡起书，默默地走开了……
“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
不久，通知发下来了，是五个人。这通知上写在第一的名字竟然是我。
这时候，贫下中农愤愤然，社员们都说，本来就应该让人家“小九子儿”去的吗，没有他，谁也不该去，否则还有天理吗？这也太不公道啦！也有人说，小九子儿家上边有人，可能是县革委会主任给说的话；还有人说，是学校保送的，可能“九儿”家送了礼，老师对他好等等。
到底我是怎么上的高中，至今我也没做过证实，也没有任何人和我说过。但我心里非常清楚：无论如何都离不开那视学生为亲人的我的“学究刘旭老师。
眨眼间，几十年过去了，真是人生如梦啊。在离开家乡的几十年中，人世间也发生了许多戏剧性的变化。
“文革”后，我去看过刘老师，看我时他眼里透出咄咄的光泽，再后来听说他被调走了。由于他不愿意抛头露面，喜欢隐居似的生活，从此就失去了联系。
另外听老家来的同学讲，后来高考六门功课得了27分，他爸爸要他报“清华大学”志愿的同学“傻蛤蟆”，因做假沙发成了腰缠万贯的富户，后来就不行了，听说包了“二奶，”生了四、五个“小蛤蟆”呢，还都不怎么聪明。
“9号”在我心中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迹，每当想起，它就象一把尖刀时时在刺痛着我的心，不断激励着我在步屣维艰的人生道路上自强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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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瑞成，笔名刘一,1960年出生，研究生学历，1978年参加高考走出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