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诗中的“人本”精神(邢孔史)
作品欣赏
中国古诗中的“人本”精神
诗的情趣随时随地而异，各民族各时代的诗都各有它的特色，这是不同的文化影响使之然。中国古代诗歌和西方诗在情趣上就有很多不同，其中中国古诗中表现出来的“人本”精神，是它区别于西方诗的最显著的特征。这种区别来源于中国文化的人本精神对古代诗歌的内容题材、艺术风格和审美标准产生巨大的影响。
人本主义或人本主义，向来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以人为本”就是指以人为考虑一切问题的根本，用中国传统方式来说，就是肯定在天地之间，以人为中心；在人与神之间，以人为中心。这种人本精神主要体现在儒家思想中，在道家和佛家思想中也有所反映。如儒家董仲舒指出，人是宇宙万物的中心，人要“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相参”，人是衡定万物的尺度。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了天人之间的统一性。一方面，儒家用“人事”附会“天命”，把人的行为归依于“天道”的流行；另一方面，人又往往把主体的伦常和感情贯注于“天道”，并将其拟人化，“天道”成了理性和道德的化身。表面上看，是人按“天命”、“天道”在“从命”、在“行道”，但实际上，天却成了人们实现道德理想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天人之间，人为主导，人是目的，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
人本精神对古代诗歌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它决定了中国古诗的内容，从题材、主题到思想、情感，与西方有极大的不同，它使诗人以入世为主流，注重现世生活，而不是超念的神和彼岸世界。和西方相比，中国古代诗歌相对缺乏宗教神话的思想和题材，表现出强烈的现实性和人文气息，形成了与政治社会人生密切结合的带有实用性很强的一个传统。
先秦时，我国最重要的诗歌作品《诗经》，是现实主义之作，以忠实反映现实为特点：“雅”多为宫廷之音或燕食之诗，如“我有嘉宾，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乐且湛。我有旨洒，以燕乐嘉宾之心”，（《小雅·鹿鸣》）“湛湛露斯，匪阳不。厌厌夜饮，不醉无归”，（《小雅·湛露》）都写贵族一心沉迷于现世的宴饮享乐之中，而不象上古那样娱鬼神。“大雅”中《生民》、《公刘》、《皇矣》、《大明》等诗，叙述了自周始祖后稷建国至武王灭商的全部历史。“国风”中许多诗正面表现下层老百姓的遭受贵族压迫、统治的痛苦、呻吟和反抗的呼声，《七月》、《硕鼠》、《伐檀》等名篇都是直面渗淡的人生，没有丝毫的宗教气息。《硕鼠》诗中写道：
坎坎伐檀兮，填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守不猎，胡蟾尔庭有县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这是一群在河边伐木的奴隶的歌，他们向剥削者提出正义的责问：为什么那些整天都在劳动的人反而无衣无食，而你们这些“不稼不穑”、“不守不猎”的人，反而坐享别人的劳动成果？婚姻恋爱题材的民歌在国风中也不少，如《溱洧》、《静女》、《木瓜》、《出东门行》、《大车》、《氓》等，表现了青年男女对爱情的追求和向往，欢乐和苦闷。
屈原的作品虽然充满浪漫色彩，其中还需要借用了不少神话故事，但仍无宗教崇拜的意味，只是增加了奇幻的色彩，寄寓于其中的主旋律则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现世斗争精神。
在唐诗中，几乎所有的诗人都以满腔热情去拥抱人生。杜甫是我国文学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具有高度的人民性：“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充满对人民的同情；“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对祖国的无比热爱；“必若救疮痍，先应去蝥贼”，对祸国殃民的统治者的强烈憎恨。《春望》一诗写道：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这首诗渗透着爱国的血诚，当国家危难时，他对着三春的花鸟会心痛得流泪。
且不说抒写“诗史”的杜甫，还有讴歌边塞题材的高适、岑参和关心民间疾苦的白居易、元稹，即使是喜爱刻划鬼神世界的李贺，其实也以对黑暗现实的憎恶反衬着对美好人间的向往。中国诗歌中，即使是关于佛理禅趣的诗和道家的游仙诗，也显出较多的世俗性，而并无多少真正的宗教神性。
应该指出的是，中国文化的人本精神不同于西方文化中的追求个人的独立、自由民主平等的人本精神，主要表现在它的伦理本位和群体关系的特征。这种以道德修养为旨趣、以群体关系为纽带的人本主义，具有浓厚的政治伦理色彩，可以称之为道德人本主义或群体人本主义。道德人本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中国文化总是把个人放在一定的伦理政治关系中来考察，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实现个人价值、提升个体道德精神境界的标准；而且，这种考察只能放在社会的宗法结构和人伦关系中，即在国家、宗族、亲族关系及一般人际关系中，不是重在作为关系基础的个体上，而是重在群体上，或者说重在关系的整体上。诚然，佛家尤其道家有个性自由和个体生命价值的思想，这是对儒家群体人本精神的一种补充，它们使中国古代抒情诗中保存了一定的自我个性。但它与西文的个体人本精神仍有区别：它们通过超脱社会功利和个人欲望的“虚静无为”的自我修养方式来获得个体的消遥与自由，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这与儒家通过与体现“天理”的社会常纲协调一致而达到“天人合一”，失去个体的“我”，有一致性。这在中国古代山水诗田园诗中表现突出。
道德人本主义使中国古代文学和审美文化具有浓厚的政治伦理色彩。先秦诗歌的繁荣与政治伦理密不可分，时人对诗歌的评论，把政治、伦理放在第一位。“诗言志”之“志”，就其内容而言，主要是政治伦理方面的。孔子讲《诗经》三百篇“思无邪”就是从政治伦理是肯定它的中正平和，合乎周礼；他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事君”，除兴之外，余皆服务于政治、伦理目的。孔子之后的《毛诗序》乃汉儒所作，其最大的特点是：将诗歌依附于政治，使人之情成为政治的附属品。它认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作品，政治好坏决定作品的格调。诗歌的特点虽在于抒情言志，但情志均受社会生活的制约，反映的是政治的兴衰。《毛诗序》更打出诗歌教化论的旗号，强调诗的目的在于“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并把《关雎》《卷耳》硬解释成为“后妃之德”与“后妃之志”。中国古代诗歌重视作家的人格，使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及忠君报国、交友爱民成为文学的最高题，而爱情、家庭、个人在作品中表现不强烈；从道德立场出发，视俗文学为旁门左道，市井下流，不能登上文学的大雅之堂，而只能流传于民间。
这种群体精神又决定了中国古代抒情诗富有社会性，如抒情诗即有忧患意识及相应的忧国忧民题材，又富有人情味和脉脉温情的亲情、乡情和友情题材。同样是关于人伦的诗，中国和西方有很多的不同。如果说，西方诗的情感主要是个体性的自我感情，中国诗歌的情感则主要是群体的人伦感情。西方诗大半以恋爱为中心，中国诗言爱情的虽然很多，但是没有让爱情把人伦抹煞。朋友的交情和君臣的恩谊在西方诗中不甚至重要，而在中国诗中则几与爱情诗占同等位置。把屈原、杜甫、陆游的忠君爱国爱民的情感拿去，他们诗的精华便已剥掉大半。苏李、建安七子、李杜、韩孟、苏黄、纳兰成德与顾贞观诸人的交谊和赠答酬唱古今传为美谈，在西方诗人中为歌德和席勒、华滋华斯与柯尔律治、济慈和雪莱诸人虽也以交谊著称，而他们诗集中叙朋友乐趣的诗却极少。 [1]
作者简介
邢孔史，男，中文本科学历。人文社科学院中文副教授，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