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的进步》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近三十年的进步是余秋雨写的一篇散文，出自何谓文化。
原文欣赏
由于我对文化的定义是精神价值、生活方式、集体人格，因此在整体上对中国文化的现状很不满意，有时甚至很愤怒。虚假、空洞、重复、极左、奉迎、低智、恶趣、媚俗之风，在文化领域越演越烈。
我认为，造成了这些现象，主要原因是以往我国文化体制的惯性延续。由于这种体制与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越来越格格不入，因此比过去任何时代都不可容忍。
但是，如果不理会这种陈旧体制，而是看社会的正常层面，那么，在一些基本文化观念上还是取得了重大进步——
第一，由于三十年来“注重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的成功实践，比较充分地普及了“民生文化”。
这种民生文化，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思维主轴，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精神重点，与以前没完没了的斗争哲学划出了时代性的界限。以这种民生文化为坐标，过去流行的“宫廷兴亡史观”也在渐渐被“全民生态史观”所替代。目前，这种民生文化正在向更公平的分配制度、更健全的服务体系、更良好的生态环境推进。这一切，看似经济事件、社会事件，但在我看来，都是重大文化事件。
第二，由于改革开放，文化视野开拓，比较有效地普及了“多元文化”。
所谓多元文化，其实也是包容文化、差异文化、对峙文化。绝大多数中国人比以前更能容忍和欣赏许多异己的艺术形态，新生的一代更愿意把创造的前沿放在熟悉和陌生之间。这对于长期处于“大一统”传统之下的中国文化而言，实在是一大进步。
与广大民众相比，倒是有些官员对多元文化的理解大为落后，仍然固守着保守的奉承观念，颐指气使。但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这已经不成气候，多元文化的观念已经推向了全社会。现在，反倒是西方，对中国文化的多元化进程缺少理解和宽容。
第三，由于一次次全民救灾的行动，在中国史无前例地普及了“生命文化”。
在我看来，全中国上上下下从心底呼喊出“生命第一”的声音，这是一次非常重大的文化转型。因为类似的情景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有了“生命第一”的观念，人性、人道的命题都可以一一确立，大爱、大善的行为也可以进一步发扬，直逼我在前面所说的文化的最终目标。显然，这是中国文化从精神上站立起来的最重要标志。
大家可能已经从香港的报纸上看到，我在5?12汶川大地震之后，与海内外那些热衷于编织“哀鸿遍野5?12”的奇怪人群展开了激烈争论，核心问题就在于：全民支援灾区的事实，要不要肯定?重建中国的文化精神，是靠爱，还是靠恨?我认为，中国社会沉淀的恨已经太多，好不容易迸发出了普天大爱，应该珍惜，不容糟践。
除了这些奇怪人群之外，不少文化人对于民生文化、多元文化、生命文化的了解也落后于广大民众。这也难怪，由于以前的文化包袱太重，他们大多还沉溺于书面文化、谋臣文化、大批判文化里边，我们应该帮助他们走出昔日的泥淖。
在肯定上述实质性进步之后，我们还应看到，这些进步还带有不少被动性和脆弱性，有待于大力加固和提高。例如，民生文化的加固有待于社会体制的改革，多元文化的加固有待于民主进程的推进，生命文化的加固有待于宗教精神的重建，等等。好在希望已经出现，努力有了依凭。[1]
《信客》作者余秋雨简介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余姚人，我国当代著名艺术理论家、文化史学者、散文家。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多年，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教授，上海写作学会会长。辞职后继续从事教学和写作。主要著作有《戏剧理论史稿》（198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艺术创造工程》（1978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文化苦旅》（1992年，知识出版社出版）、《文明的碎片》（1994年5月第1版，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秋雨散文》（1994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山居笔记》（1998年，文汇出版社出版）。1997年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入载多部世界名人录。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获上海市出版一等奖，上海市文学艺术优秀奖，台湾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金石堂最具影响力的书奖。《山居笔记》获海外华文文学最高奖──台湾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第一名。此篇《信客》选自《文化苦旅》。[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