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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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我對文化的定義是精神價值、生活方式、集體人格，因此在整體上對中國文化的現狀很不滿意，有時甚至很憤怒。虛假、空洞、重複、極左、奉迎、低智、惡趣、媚俗之風，在文化領域越演越烈。
我認為，造成了這些現象，主要原因是以往我國文化體制的慣性延續。由於這種體制與日新月異的社會發展越來越格格不入，因此比過去任何時代都不可容忍。
但是，如果不理會這種陳舊體制，而是看社會的正常層面，那麼，在一些基本文化觀念上還是取得了重大進步——
第一，由於三十年來「注重經濟建設」、「改善人民生活」的成功實踐，比較充分地普及了「民生文化」。
這種民生文化，已經成為當代社會的思維主軸，改變了整個社會的精神重點，與以前沒完沒了的鬥爭哲學劃出了時代性的界限。以這種民生文化為坐標，過去流行的「宮廷興亡史觀」也在漸漸被「全民生態史觀」所替代。目前，這種民生文化正在向更公平的分配製度、更健全的服務體系、更良好的生態環境推進。這一切，看似經濟事件、社會事件，但在我看來，都是重大文化事件。
第二，由於改革開放，文化視野開拓，比較有效地普及了「多元文化」。
所謂多元文化，其實也是包容文化、差異文化、對峙文化。絕大多數中國人比以前更能容忍和欣賞許多異己的藝術形態，新生的一代更願意把創造的前沿放在熟悉和陌生之間。這對於長期處於「大一統」傳統之下的中國文化而言，實在是一大進步。
與廣大民眾相比，倒是有些官員對多元文化的理解大為落後，仍然固守着保守的奉承觀念，頤指氣使。但從總的發展趨勢來看，這已經不成氣候，多元文化的觀念已經推向了全社會。現在，反倒是西方，對中國文化的多元化進程缺少理解和寬容。
第三，由於一次次全民救災的行動，在中國史無前例地普及了「生命文化」。
在我看來，全中國上上下下從心底呼喊出「生命第一」的聲音，這是一次非常重大的文化轉型。因為類似的情景在中國歷史上沒有出現過。有了「生命第一」的觀念，人性、人道的命題都可以一一確立，大愛、大善的行為也可以進一步發揚，直逼我在前面所說的文化的最終目標。顯然，這是中國文化從精神上站立起來的最重要標誌。
大家可能已經從香港的報紙上看到，我在5?12汶川大地震之後，與海內外那些熱衷於編織「哀鴻遍野5?12」的奇怪人群展開了激烈爭論，核心問題就在於：全民支援災區的事實，要不要肯定?重建中國的文化精神，是靠愛，還是靠恨?我認為，中國社會沉澱的恨已經太多，好不容易迸發出了普天大愛，應該珍惜，不容糟踐。
除了這些奇怪人群之外，不少文化人對於民生文化、多元文化、生命文化的了解也落後於廣大民眾。這也難怪，由於以前的文化包袱太重，他們大多還沉溺於書面文化、謀臣文化、大批判文化裡邊，我們應該幫助他們走出昔日的泥淖。
在肯定上述實質性進步之後，我們還應看到，這些進步還帶有不少被動性和脆弱性，有待於大力加固和提高。例如，民生文化的加固有待於社會體制的改革，多元文化的加固有待於民主進程的推進，生命文化的加固有待於宗教精神的重建，等等。好在希望已經出現，努力有了依憑。[1]
《信客》作者余秋雨簡介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餘姚人，我國當代著名藝術理論家、文化史學者、散文家。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多年，曾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教授，上海寫作學會會長。辭職後繼續從事教學和寫作。主要著作有《戲劇理論史稿》（1983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藝術創造工程》（1978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文化苦旅》（1992年，知識出版社出版）、《文明的碎片》（1994年5月第1版，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秋雨散文》（1994年，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山居筆記》（1998年，文匯出版社出版）。1997年被授予「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稱號，入載多部世界名人錄。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獲上海市出版一等獎，上海市文學藝術優秀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金石堂最具影響力的書獎。《山居筆記》獲海外華文文學最高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第一名。此篇《信客》選自《文化苦旅》。[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