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居》的“性生态”：“性剥削”背景下的伪“性自由”(何小手)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蜗居》的“性生态”：“性剥削”背景下的伪“性自由”》是中国当代作家何小手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蜗居》的“性生态”：“性剥削”背景下的伪“性自由”
近来有关《蜗居》的讨论很多，天涯网友“陆英九”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性阶级”、“性剥削”等观点，认为经济因素（特别是房产）导致了性主体的分野。特别是他所提到的在“性自由”背景下的“性剥削”，惊喜之余，又感觉触目惊心。应该说，“性剥削”比马克思体系中的剥削更隐晦，危害性更大，当“性剥削”不是简单的个人迫于生计压力的残酷选择，不是作为个案而是已经成为社会风气时，这其中就有另外深层次的原因，除了我们习以为常的潜规则，甚至还有着“潜体制”在作怪。如果说，我们对个人的“性剥削”际遇尚能保持冷眼旁观，那么，体制性的“性剥削”就需要我们更多的去反思。
刘易斯•芒福德在他的《城市发展史》中描述了两种不同的城市特性，即磁体和容器，前者是指城市的精神本质，主要发生在城市发展的早期，突出城市文明对其他文明的吸引力；后者则是城市的物质属性，描述的是城市的基本功用。无论哪个阶段，城市的这两种特性都同时存在，中国城乡差异明显，城市明显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一个人去到另外一座城市，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城市“容器”的问题，具体来说就是房子，《蜗居》里面描述了小人物们为了房子而付出的代价。除了房子，作为一个外来者，要成为城市的一员，面临的问题还很多，比如户籍，身份，90年代末，暂住证制度盛行时，每当查暂住证，外来人口不合法的处境就表现的淋漓尽致，城市习惯于区分对待它的居民，过去在我们熟悉的公共场所，没有城市身份的外来人口往往会被当作影响市容时貌的垃圾一样遭到驱赶。至于户籍的问题，不仅户籍本身会影响外来人口在城市的生活，作为身份标识，没有城市户口往往会导致机会的流失。今年北京市公务员考试中部分职位对本地户口的要求引发大众关注，可见城市对外来人口设置的障碍不仅未得到消除，甚至还扩大了它的势力范围。
这样的障碍看似对城市管理行之有效，却对外来人口带来诸多的不便。作为一个有着“性自由”的人，他去到一座从未涉足的城市时，按照完美的假想，本来他有着许多自由选择的机会，这其中就包括他的伴侣，但是作为一个外来者，由于制度上的诸多歧视，实际上他的机会却必须圈定在一个相对较小的范围之内，也正是如此，如今人们在征婚时就习惯了先不提人的要求，而是先告知对方自己对房子的要求，一个人在选择自己的婚姻时，首先想到的是房子，而不是伴侣本身，这样的异化还谈的上性自由吗？制度层面的诸多不利实际已经构筑了制度性的“性剥削”，这其中既包括外来人的身份识别，也包括个人的生存机会。受到“性剥削”的外来人口尽管享受了“性自由”，但是面对城市巨大的人口基数，前所未有的生活环境，就如弗罗姆在《逃避自由》一书中说的那样感到微不足道和无能为力，而他要改变这种微不足道和无能为力感，就必须融入城市的规则之中，努力成为这个城市合法的一员，最终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而舍弃自由。
去年另外一部描写80后的热播剧《奋斗》，里面有一个人物叫露露，她爱过很多人，包括唱摇滚的小海，卖蛋糕的华子，但是她最后的选择却是开餐馆的北京人光头，她爱着华子，但结局却必须选择光头，其理由便是光头能给她北京人的身份。应该说，露露代表了一群人的尴尬，对于信仰自由的人来说，自由是一种财富，但在现实生活中，它也是一种负担，在一个没有自由根基保障的社会，自由即奴役，这并非危言耸听。也许有人说，80后的脆弱把这些问题放大了，但是我想，一个群体的脆弱只是一种无意识的渗透，我相信理想对一个人的重要性，但从社会角度考虑，平等的机会比宏伟的理想更重要。[1]
作者简介
何小手，男，原名：何起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