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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后杂谈》是鲁迅写的一篇文章。
原文与赏析
一
生一点病，的确也是一种福气。不过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一要病是小病，并非什么霍乱吐泻，黑死病，或脑膜炎之类；二要至少手头有一点现款，不至于躺一天，就饿一天。这二者缺一，便是俗人，不足与言生病之雅趣的。
我曾经爱管闲事，知道过许多人，这些人物，都怀着一个大愿。大愿，原是每个人都有的，不过有些人却模模胡胡，自己抓不住，说不出。他们中最特别的有两位：一位是愿天下的人都死掉，只剩下他自己和一个好看的姑娘，还有一个卖大饼的；另一位是愿秋天薄暮，吐半口血，两个侍儿扶着，恹恹的到阶前去看秋海棠。这种志向，一看好像离奇，其实却照顾得很周到。第一位姑且不谈他罢，第二位的“吐半口血”，就有很大的道理。才子本来多病，但要“多”，就不能重，假使一吐就是一碗或几升，一个人的血，能有几回好吐呢？过不几天，就雅不下去了。【以上两段为作者生病后对“生病”产生的两个感想和看法。】
我一向很少生病，上月却生了一点点。开初是每晚发热，没有力，不想吃东西，一礼拜不肯好，只得看医生。医生说是流行性感冒。好罢，就是流行性感冒。但过了流行性感冒一定退热的时期，我的热却还不退。医生从他那大皮包里取出玻璃管来，要取我的血液，我知道他在疑心我生伤寒病了，自己也有些发愁。然而他第二天对我说，血里没有一粒伤寒菌；于是注意的听肺，平常；听心，上等。这似乎很使他为难。我说，也许是疲劳罢；他也不甚反对，只是沉吟着说，但是疲劳的发热，还应该低一点。……【此段叙述作者自己生病的过程。】
好几回检查了全体，没有死症，不至于呜呼哀哉是明明白白的，不过是每晚发热、没有力、不想吃东西而已，这真无异于“吐半口血”，大可享生病之福了。因为既不必写遗嘱，又没有大痛苦，然而可以不看正经书，不管柴米账，玩他几天，名称又好听，叫作“养病”。从这一天起，我就自己觉得好像有点儿“雅”了；那一位愿吐半口血的才子，也就是那时躺着无事，忽然记了起来的。【此段叙述自己开始“养病”的情况，并点明由此得出了文章开头两段所述的对生病的感想和看法。】
光是胡思乱想也不是事，不如看点不劳精神的书，要不然，也不成其为“养病”。像这样的时候，我赞成中国纸的线装书，这也就是有点儿“雅”起来了的证据。洋装书便于插架，便于保存，现在不但有洋装二十五六史，连《四部备要》也硬领而皮靴了<2>，──原是不为无见的。但看洋装书要年富力强，正襟危坐，有严肃的态度。假使你躺着看，那就好像两只手捧着一块大砖头，不多工夫，就两臂酸麻，只好叹一口气，将它放下。所以，我在叹气之后，就去寻线装书。【此段叙述作者通过看“洋装书”来养病的经过，因为“洋装书”太重不适合养病，引出后文的看“线装书”养病。】
一寻，寻到了久不见面的《世说新语》<3>之类一大堆，躺着来看，轻飘飘的毫不费力了，魏晋人的豪放潇洒的风姿，也仿佛在眼前浮动。由此想到阮嗣宗<4>的听到步兵厨善于酿酒，就求为步兵校尉；陶渊明<5>的做了彭泽令，就教官田都种秫，以便做酒，因了太太的抗议，这才种了一点秔。这真是天趣盎然，决非现在的“站在云端里呐喊”<6>者们所能望其项背。但是，“雅”要想到适可而止，再想便不行。例如阮嗣宗可以求做步兵校尉，陶渊明补了彭泽令，他们的地位，就不是一个平常人，要“雅”，也还是要地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渊明的好句，但我们在上海学起来可就难了。没有南山，我们还可以改作“悠然见洋房”或“悠然见烟囱”的，然而要租一所院子里有点竹篱，可以种菊的房子，租钱就每月总得一百两，水电在外；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十四，每月十四两。单是这两项，每月就是一百十四两，每两作一元四角算，等于一百五十九元六。近来的文稿又不值钱，每千字最低的只有四五角，因为是学陶渊明的雅人的稿子，现在算他每千字三大元罢，但标点、洋文、空白除外。那么，单单为了采菊，他就得每月译作净五万三千二百字。吃饭呢？要另外想法子生发，否则，他只好“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了。“雅”要地位，也要钱，古今并不两样的，但古代的买雅，自然比现在便宜；办法也并不两样，书要摆在书架上，或者抛几本在地板上，酒杯要摆在桌子上，但算盘却要收在抽屉里，或者最好是在肚子里。
此之谓“空灵”。【以上两段叙述了作者看线装书养病的经过和获得的感悟，作者主要看了《世说新语》，由此得到的感悟就是“雅”不仅仅是精神层面的东西，“雅”的实现却需要现实物质条件的支持，也就是作者所谓的“‘雅’要地位，也要钱”。】
【以上为第一部分，叙述自己生病和养病的经过，表达由生病而引发的感想，讲述因看书养病而收获的关于“雅”的理解和看法。】
二
为了“雅”，本来不想说这些话的。后来一想，这于“雅”并无伤，不过是在证明我自己的“俗”。王夷甫<7>口不言钱，还是一个不干不净人物，雅人打算盘，当然也无损其为雅人。不过他应该有时收起算盘，或者最妙是暂时忘却算盘，那么，那时的一言一笑，就都是灵机天成的一言一笑，如果念念不忘世间的利害，那可就成为“杭育杭育派”<8>了。这关键，只在一者能够忽而放开，一者却是永远执着，因此也就大有了雅俗和高下之分。我想，这和时而“敦伦”<9>者不失为圣贤，连白天也在想女人的就要被称为“登徒子”<10>的道理，大概是一样的。【此段是对上文意思的进一步说明，指出“雅”不过是“俗”人装出来的，因为是装，就有装的高下巧拙之分，这是“雅”的本质。】
所以我恐怕只好自己承认“俗”，因为随手翻了一通《世说新语》，看过“娵隅跃清池”<11>的时候，千不该万不该的竟从“养病”想到“养病费”上去了，于是一骨碌爬起来，写信讨版税，催稿费。写完之后，觉得和魏晋人有点隔膜，自己想，假使此刻有阮嗣宗或陶渊明在面前出现，我们也一定谈不来的。于是另换了几本书，大抵是明末清初的野史，时代较近，看起来也许较有趣味。第一本拿在手里的是《蜀碧》<12>。【此段叙述由读《世说新语》转为读《蜀碧》的经过。】
这是蜀宾<13>从成都带来送我的，还有一部《蜀龟鉴》<14>，都是讲张献忠<15>祸蜀的书，其实是不但四川人，而是凡有中国人都该翻一下的著作，可惜刻的太坏，错字颇不少【以上介绍《蜀碧》的基本情况】。翻了一遍，在卷三里看见了这样的一条──“又，剥皮者，从头至尻，一缕裂之，张于前，如鸟展翅，率逾日始绝。有即毙者，行刑之人坐死。”【以上引用书中关于剥皮行刑的原文，后文对此进行议论。】
也还是为了自己生病的缘故罢，这时就想到了人体解剖。医术和虐刑，是都要生理学和解剖学智识的。中国却怪得很，固有的医书上的人身五脏图，真是草率错误到见不得人，但虐刑的方法，则往往好像古人早懂得了现代的科学。例如罢，谁都知道从周到汉，有一种施于男子的“宫刑”，也叫“腐刑”，次于“大辟”一等。对于女性就叫“幽闭”，向来不大有人提起那方法，但总之，是决非将她关起来，或者将它缝起来。近时好像被我查出一点大概来了，那办法的凶恶，妥当，而又合乎解剖学，真使我不得不吃惊。但妇科的医书呢？几乎都不明白女性下半身的解剖学的构造，他们只将肚子看作一个大口袋，里面装着莫名其妙的东西。【此段是从人体解剖学术角度对《蜀碧》中关于剥皮行刑的原文的看法和评价。指出在中国，同样是人体解剖，用于医学的却极为马虎草率，而用于行刑却精细严密，这实在是莫大讽刺和悲哀。】
单说剥皮法，中国就有种种。上面所抄的是张献忠式；还有孙可望<16>式，见于屈大均的《安龙逸史》<17>，也是这回在病中翻到的。其时是永历六年，即清顺治九年，永历帝已经躲在安隆（那时改为安龙），秦王孙可望杀了陈邦传父子，御史李如月就弹劾他“擅杀勋将，无人臣礼”，皇帝反打了如月四十板。可是事情还不能完，又给孙党张应科知道了，就去报告了孙可望。【此段是从剥皮方式的角度对《蜀碧》中关于剥皮行刑的原文的看法。指出剥皮的方式其实还分为“张献忠式”和“孙可望式”，并介绍“孙可望式”剥皮法的具体情况。】
“可望得应科报，即令应科杀如月，剥皮示众。俄缚如月至朝门，有负石灰一筐，稻草一捆，置于其前。如月问，‘如何用此？’其人曰，‘是揎你的草！’如月叱曰，‘瞎奴！此株株是文章，节节是忠肠也！’既而应科立右角门阶，捧可望令旨，喝如月跪。如月叱曰，‘我是朝廷命官，岂跪贼令！？’乃步至中门，向阙再拜。……应科促令仆地，剖脊，及臀，如月大呼曰：‘死得快活，浑身清凉！’又呼可望名，大骂不绝。及断至手足，转前胸，犹微声恨骂；至颈绝而死。随以灰渍之，纫以线，后乃入草，移北城门通衢阁上，悬之。……”【以上为《安龙逸史》一书中，关于“孙可望式”剥皮法的原文，后文对此进行分析议论。】
张献忠的自然是“流贼”式；孙可望虽然也是流贼出身，但这时已是保明拒清的柱石，封为秦王，后来降了满洲，还是封为义王，所以他所用的其实是官式。明初，永乐皇帝剥那忠于建文帝的景清<18>的皮，也就是用这方法的。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至今在绍兴戏文里和乡下人的嘴上，还偶然可以听到“剥皮揎草”的话，那皇泽之长也就可想而知了。【此段是对“孙可望式”剥皮法的议论和评价，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孙可望式”剥皮法属于“官式”而“张献忠式”剥皮法则是“流贼式”的代表；二是这种残忍到发指的酷刑竟然贯穿了中国历史的始终，其实正是历史的本来面目。】
真也无怪有些慈悲心肠人不愿意看野史，听故事；有些事情，真也不像人世，要令人毛骨悚然，心里受伤，永不全愈的。残酷的事实尽有，最好莫如不闻，这才可以保全性灵，也是“是以君子远庖厨也”<19>的意思。比灭亡略早的晚明名家的潇洒小品在现在的盛行，实在也不能说是无缘无故。不过这一种心地晶莹的雅致，又必须有一种好境遇，李如月仆地“剖脊”，脸孔向下，原是一个看书的好姿势<20>，但如果这时给他看袁中郎的《广庄》<21>，我想他是一定不要看的。这时他的性灵有些儿不对，不懂得真文艺了。【此段是由上文所述引发的感慨，中国真实的历史充满了血腥和残酷，让人不忍直视，于是乎一些文人选择逃避麻木和视而不见，一味的提倡“性灵”，于是历史的血腥气也随着雅致闲适的小品文的流行而烟消云散，仿佛从来就没发生过。】
然而，中国的士大夫是到底有点雅气的，例如李如月说的“株株是文章，节节是忠肠”，就很富于诗趣。临死做诗的，古今来也不知道有多少。直到近代，谭嗣同<22>在临刑之前就做一绝“闭门投辖思张俭”，秋瑾<23>女士也有一句“秋雨秋风愁杀人”，然而还雅得不够格，所以各种诗选里都不载，也不能卖钱。【此段是对李如月所说的“株株是文章，节节是忠肠”进行议论和评价，临死行刑，本就是极为残酷和悲哀之事，而中国的文人士大夫偏偏有意无意的喜欢从中表现“雅”和鉴赏“雅”，文人临死作诗，甚至已经成为惯例，而其他人并不在意其死亡本身以及根源所在，而是去鉴赏其诗作的高下，将悲剧盖上“雅”的外衣来鉴赏，这也就是这种悲剧不断重演而无人反思的原因。】
【以上为文章第二部分，叙述作者读《蜀碧》和《安龙逸史》两本书中关于剥皮行刑内容的经过，并由此引发的感想和看法。】[1]
鲁迅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浙江绍兴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