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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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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为西汉刘向编订的国别体史书，原作者不明，一般认为非一人之作。资料年代大部分出于战国时代，包括策士的著作和史料的记载。原来的书名不确定，成书据推断也并非一时，可能在秦统一以后。刘向进行整理后，删去其中明显荒诞不经的内容，按照国别，重新编排体例，定名为《战国策》。
全书共三十三卷，分“东周”“西周”“秦”“楚”“齐”“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十二国的“策”论。
《战国策》作品主要记述了上起公元前490年智伯灭范氏，下至前221年高渐离以筑击秦始皇共245年间，战国时期的纵横家（游说之士）的政治主张和策略，或者说记录了战国时纵横家游说各国的活动和说辞及其权谋智变斗争故事，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
全书现存497篇。早在宋代就已有不少缺失，由曾巩奉旨“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得以校补。后又经多次修订。现今所见《战国策》已远非东汉时期版本，其中有不少章节与其说是历史，不如说是虚构的文学故事
内容简介
《战国策》就是记载战国至秦汉时期，一些谋士为了谋取富贵或者实现自己的治国理念，针对当时的各国形势，为自己效力的主君分析内外形势、制定策略的说辞的合集。全书并非出于一人之手，也非成于一时。全书没有系统完整的体例，都是相互独立的单篇。在形成之初便有多个版本。
据说西汉刘向在校理皇家书库时，对所见的“中战国策书”，包括六种记载战国纵横家说辞的作品，即所谓的中书六种，包括《国策》《国事》《事语》《短长》《长语》《修书》，和“国别者八篇”等材料进行了编撰。因书所记载的多是战国时纵横家为其所辅之国提出的政治和外交策略，且其内容“大抵皆纵横捭阖，谲狂相轧倾夺之说也”，因此刘向把这本书名为《战国策》，名称沿用至今。全书共三十三卷，约十五万字。内容曾历经包括宋、元、明多个朝代或大或小的修补，加之传抄和翻刻时的错讹。与最初版本差别可能很大。
书名战国指时期，这点并无多少异议。争议点主要在“策”字上，刘向在给皇帝呈奏的《书录》中云，该书是有关“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立策谋”，因而定名，书名中的“策”字取的是“策谋”之意。可有部分后世学者依然对书名的含义产生了质疑，如叶德辉和王国维认为“策”应为“简策”之意，“策”有长短，故又名《短长》。不过大部分学者认为应该是“策略”。
全书所记载的历史，上起前490年智伯灭范氏，下至前221年高渐离以筑击秦始皇。记事年代大致上接《春秋》，下迄秦统一。内容以策士的游说活动为中心，同时反映了战国时期各国的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一些活动情况和社会面貌。战国时期占有绝对比重，不记载前代旧事。有人认为刘向选取了具有特殊意义的起止时间。
虽然习惯上把《战国策》归为历史著作，但仔细分析，会发现其中一部分篇章荒诞不经，缺乏历史依据，明显系后人的模拟之作，有趣的是这部分作品反而语言以及逻辑相当精彩，有较强的文学性。而另一部分作品，虽然文采稍逊，却依托历史事实，对研究战国历史有着较大的史料价值。
《战国策》的思想观念，就其主流来说，与当时的《左传》等史书有截然不同之处。刘向序说：“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
《战国策》善于述事明理，描写人物形象极为形象逼真。文中大量运用寓言、譬喻，语言生动，富于文采。无论个人陈述或双方辩论，都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所以战国策也是一部优秀的散文集，对中国两汉以来史传文政论文的发展都产生过相当的影响。
《战国策》成书以后，东汉学者高诱曾为其作注。但由于此书一直未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因此到了北宋时，已经缺了十一篇。北宋著名文学家曾巩访之“士大夫之家”，重新补足了三十三卷的简数。南宋时期，姚宏搜罗了尚能见到的版本，在曾巩版本的基础上，重新校订整理并加注释，被称为“站本”。和姚宏同时的鲍彪也进行编订并注释，元代学者吴师道为其作补正，一同流传，但鲍本质量上并不如姚本。现今所见到的版本，多属姚本。
创作背景
历史
春秋战国时期，用刘向的话是“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众贤辅国者既没，而礼义衰矣，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无，敌侔争权……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这个时期，井田制度被废弃，铁制农具出现，私田大量产生，冶铁业和水利工程技术的发展使得农业和手工业产能快速增长，传统的社会秩序不断被打破，束缚手工业、商业的体制失去支撑。冶金业、制盐业、手工业、交通业繁荣起来。商业打破地域、行业、人员限制而逐渐兴盛，商人的经济诉求突破了国家地域，扩大到各个区域，有些商人凭借经济实力还跃身高层，导致“小农经济成为立国基础，各国政权组织相应的发生变革，废弃了原来由各级贵族统治的制度”，以至于叔向感叹说“虽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马不驾，卿无军行……降在皂隶。政在家门，民无所依，君日不悛，以乐慆忧”。
这种社会经济基础发展进而推动上层建筑的变革以“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为标志，旧有的奴隶制度宣告瓦解，社会制度开始向封建制度过渡。各诸侯国也相继进行了或大或小的政治改革，公元前422年，魏文侯任用李悝为相，实行变法，拉开战国变法大幕；公元前382年，楚悼王任命吴起为令尹，主持变法；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商鞅为左庶长，开始全面变法；公元前355年，韩昭侯任用申不害为相实行变法；公元前357年，齐威王任用邹忌为相，开始变法；公元前312年，燕昭王筑黄金台招贤纳士；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17年，“胡服骑射”，开始变法。
经济上的改革使得原来依靠土地为生的农民获得了自由，而土地的自由分配使得上层贵族开始下移，下层庶民则有了上升机会，脱离土地束缚的农民通过读书积累知识进一步上升为士，战国时“朝为素衣，暮为卿相”的情况时常发生，这进一步鼓励了这些地位低下的士。同时，武士为求得政治上的发展也将眼光投向文坛。在这种大的历史环境下，一些饱学之士开始更多的关注政治和自身发展，并将眼光聚集到时代的发展和新的社会现象上，率先打破旧的传统，于是在社会上出现了一批“横议之士”。他们关注自身和社会的变革，逐渐形成自己的理论，但由于各种原因他们只能依附在那些有权势地位的人之后，为其出谋划策，从而获得生存的条件。“策士”集团或阶层开始形成。
春秋战国时期，七雄并起、诸侯纷争不断，“法治”代替了“礼治”，毕竟在这一时期，“法治”才能适应当时的社会变革，“礼治”已经行不通了。如刘向在《战国策·书录》所言“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当此之时，虽有道德，不得施谋；有设之强，负阻而侍固；连与交质，重约结誓，以守其国。故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
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间的关系尚可通过盟会加以协调，而战国时期，国与国之间，讲的是以势相争，以谋相夺。而各诸侯国君和贵族们也都希望自己或立为霸主，或成就功名。各国在政治军事外交上或合纵，或连横，明争暗斗，一直不断地反复地进行斗争。
顾炎武评价这一时期是“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在这一时期，统一的趋势代替了诸侯割据的局面，兼并战争以空前的规模展开。过去还勉强作为虚饰的仁义礼信之说，在这时已完全被打破。《淮南子》有言“六国诸侯，溪异谷别，水绝山隔，各自治其境内，守其分地，握其权柄，擅其政令，下无方伯，上无天子，力征争权，胜者为右。”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军事科学和战略思想，外交战略和策略方针应运而生，而设计或运作这些思想和策略的合纵连横的游说之士登上了历史舞台（司马迁则认为“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纵横长短之说起。矫称蜂出，誓盟不信，虽置质剖符犹不能约束也。”换言之，他认为“长短纵横之说”的兴起使得各诸侯国之间出现誓盟不信、符信失约的现象，而纵横家就是这些“长短纵横之说”产生的主体。），左右了战国中后期的各诸侯国间的政治、军事、外交。这些游说之士抓住历史机遇和主君的心理进行各种游说，他们的说辞普遍具有注重饰词，喜好激扬，崇尚铺张的特点。目的是要破坏各诸侯国间的均势，摧毁原有的社会秩序，成就自己的理想或事业。
他们或说之以理，用明显的历史经验说服对方相信自己的道理；或动之以情，以披肝沥胆之词感动对方相信自己的忠贞；为了让对方听从自己的主张，他们甚至敢把自己的脑袋赌上。
不过游说一过程并不是简单的耍嘴皮子和赌命，毕竟，游说的对象普遍是各国的高层乃至核心人物，想要打动对方，必须对游说对象，所在国或势力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事宜有相当了解才行，没有平时积累的知识和较为自如的交流，获取和运用这些信息是很难的。这意味着要成长为合格的游说之士，需经过长时间专业的学习和培养。
幸好战国时期的一大特色是思想文化方面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各家各派讲学兴盛，纷纷著书立说、议论政治、阐述哲理，各家之间也相互批判辩论，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这种氛围也成为了谋臣策士进行游说的一大助力。他们可能是这样锻炼自己：
一是锻炼实用主义思维，通过借鉴兵家思想等诸子百家对战争的态度准确分析当下复杂的列国形势，寻求最佳的游说方式，养成尚奇通变的逻辑思维；
二是培养游说技巧和谋略，当时私人讲学和授徒之风盛行，游说之士可能通过研读揣摩《鬼谷子》等谋略典籍和拜师学艺来学习论辩方法、技巧谋略。
《战国策》的原稿或者说原始资料很可能就是这些游说的个人或团体使用的教材或讲稿，内容就是如何在特定的条件下，甚至在对象顽固坚持己见的情况下，说服他们接受自己的意见。
编撰
《战国策》的最初版本已无法考证，只能推断为部分人基于各种目的将体现游说策士的政治主张、斗争策略的论辩及游说辞令记载收集起来，让纵横家们复杂的思想内容和敷张扬厉的说辞流传于世。这一过程中最早的编者可能基于当时的一些重要史实和游说谈资为基础，有意无意甚至可能很随意的改窜增删，并夹杂了不少拟作。这降低了原书的史学价值，却提升了文学价值。
到汉朝时，诸子百家的典籍折损很大，特别是经历了战国时的真伪纷争、秦时的几近灭顶，已经混乱驳杂、真伪难辨，于是“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汉孝武帝时，则“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
而到汉成帝时，“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在这般背景下，书籍的创作、流传和整理工作便会难度加大，伪作频出，更兼有其它乱象，需要仔细辨别。到汉成帝时，各种书籍的藏本数量大增，便需要有声望的饱学之士承担整理工作。刘向属宗室，又是当时公认的名家大儒，便顺理成章地承担了典籍的整理工作。《战国策》便是在古书典籍大规模整合的境况下出世，刘向在每一部书校对完成，便会梳理内容大意和篇目上奏，后称《刘向别录》，其中《战国策叙》记录了《战国策》整理成书的过程“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换言之，成书之前的《战国策》是大量内容错乱、互相重复甚至冲突的档案资料，而且原始资料书号不一，编纂的方式也不相同。刘向做了细致复杂的编纂工作后，编成《战国策》一书的最初版本。
学术研究
日本学者将《战国策》的策文（其称之为“记事资料”）分为两种：“将采用书信、奏言、对话等形式，而且有历史背景的、比较可靠的资料称为‘故事’，将并非书信、奏言形式而是概括几个故事的形式称为‘传说’。”这一做法基于《战国策》史料的驳杂性、层次性，回避了史学、文献学方面一些难以解决的争议，而将全部文本看做是“故事”或“传说”进行研究。
20世纪以来的《战国策》研究，大致经历了两次高潮。第一次是20世纪30年代，疑古风潮兴起，罗根泽等人提出《战国策》是刘向缀合蒯通书及《史记》等书而成的“伪书”，这次高潮主要讨论的问题就是《战国策》的文本来源及作者的问题，并承续前人对该书进行整理校注。第二次高潮是1973年马王堆《战国纵横家书》出土，这次以出土文献的利用为主要特色，主要关注《战国策》所载材料的原初归属、记事真伪、系年次序、版本流传等问题，主要参与的学者为杨宽、唐兰、徐中舒、缪文远、诸祖耿、郑良树、郭人民等。第二次高潮在21世纪的头几年基本结束。
这两次高潮总体上都属于史学与文献学研究领域，但是就算单纯从史学或文献学的角度而言，这些研究还总体上处于起步阶段，讨论的都是古籍整理的一些最基本问题，而且由于材料和证据的缺乏，很多问题一直没能解决，比如《战国策》、《史记》以及《战国纵横家书》所载不同苏秦事迹的考定，在学界始终没有达成共识。即使在文学研究领域也一直没有深入的研究，只好略略地谈了一些艺术特色方面的问题。
作品评价
“战代任武，而文士不绝，诸子以道术取资，屈宋以楚辞发采，乐毅报书辨以义，范雎上书密而至，苏秦历说壮而中，李斯自奏丽而动。若在文世，则扬、班俦矣”（南朝文学评论家刘勰）
“文辞骎骎乎上薄六经，而下绝来世”（北宋文学家李格非）
“六经，治世之文；《国策》，乱世之文，然有英伟气，非治世、衰世之文之比”（南宋理学家朱熹）
“至战国而抵掌揣摩，腾说以取富贵，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谓非行人辞命之极也”（清代史学家章学诚）
“其文章之奇足以娱人耳目，而其机变之巧足以坏人之心术”（清代学者陆陇其）
“乱乎圣人之经”（清代学者程夔初）
“今夫鸟喙、砒石，毒药也，国医恒用之以收捷效，不善用之，则钟乳参著，或至杀人也；我以仁义用纵横之言，可以排难；我以忠诚运游说之知，可以纳诲；吾有以转《国策》，而不为《国策》所转，安在《国策》之不可读，而读之可不必注哉”（清代学者王崇炳）
“其文辩博，有焕而明，有婉而微，有约而深，太史公之所考本也”（南宋学者鲍彪）
“其辞铺张而扬厉，变其本而更加恢奇焉”（清代史学家、史学家章学诚）[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