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我一生第三卷3.3我能听到》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我能听到是余秋雨写的一篇散文，出自借我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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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一家报纸的记者打来电话，说在前一天上海的分区文艺汇演中，我们学院的一些学生对不满意的节目喝倒彩，破坏了剧场气氛。报纸准备就这件事评述当代青年社会公德的沦丧，希望我也以院长的身份严辞批评几句，使学院不至于太被动。
我问：“对于满意的节目，我们学生叫好了吗?”
记者说：“叫了。喝倒彩和叫好，都很大声。”
我说：“那么请你报道，我院长和学生完全站在一边。剧场不是办公场所，不是居民社区，本来就应该接受公众的强烈反馈。莎士比亚怎么出来的?就是由伦敦环球剧场的观众一年年欢呼出来的。整部世界戏剧史，都是由观众的叫喊声筛选出来的。连戏剧学院的学生到了剧场也变得正襟危坐、不苟言笑，那还办什么戏剧学院!等着吧，过些天稍稍空闲一点，我会亲自带着学生到剧场去活跃活跃……”
记者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一会儿，终于轻声说：“说得好，真没想到!”
那篇评述当代青年社会公德沦丧的文章，终于没有发表。
过了不久，一件真正的大事发生了。我接到报告，舞台美术系的一批学生到浙江一座小岛上去写生，与当地居民打群架，打不过，受了伤，已被羁押。当地有关部门要学院派人领回这些学生，并承诺对他们严加处分。
“当地有关部门的意思，拿着处分决定去，他们才放人。”学生处的负责人沮丧地说：“打架是互相的，我们也不能处分得太重……”
“不，这里有鬼。”我说，“小岛上，打群架?当地人多还是我们学生人多?我敢肯定是我们学生受欺侮了。立即向上海公安和浙江公安报案。根本不考虑处分，对于学生，我们的第一职责是保护!”
果然，是我们的学生受了欺侮，尽管欺侮他们的人群与当地政府有密切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学院如果听命于当地政府，那学生们就真的是求告无门了。因此我和同事们决定，以最亲切的慰问仪式，到码头上迎回学生。那些缠满绷带拄着拐杖的学生本来是准备接受处分的，看到这番情景，热泪盈眶。
从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学院的几个领导人只要出现在学生聚集的场合，总会听到一片欢呼声。
这些事情，都牵涉到一系列观念的转变。我们自己的青春，已经在一系列陈腐的观念下牺牲殆尽，因此，当我们稍稍拥有一点权力的时候，最知道要为观念的转变作出示范。时不我待，若不采取响亮的行动，一切都会来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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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在我担任院长之前，社会上还曾掀起一个“左倾”的小运动，一些“文革”时期的大批判专家又在报刊上点名批判一个个
作家和一部部作品了。与此相呼应，不知哪个部门又严厉地管束起年轻一代的服装、发式来，例如规定男学生不准留胡子，女学生不准留长发，说胡子和长发都属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有的学校还请来了理发师，要强行剃剪。但是“文革”毕竟已经结束，大家不愿俯首帖耳了，我的一位女同学在南京任教，居然领着一些不愿剃胡子的男学生举着胡子茂密的马克思、恩格斯的画像在校内游行，以示抗议，上级倒也是无可奈何。
上海的话题主要是集中在牛仔服上，一度居然有那么多官员和文人坚信学生穿牛仔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严重事件，强烈呼吁以严禁。翻开报纸，一篇又一篇杂文、小品文、随感录把批判的矛头直指牛仔服，那种冷嘲热讽实在叹为观止。有的说美国牛仔有大量犯罪记录，抢掠淫荡近似日本侵略军;有的说牛仔服直接标志着“垮掉的一代”，中国青年穿上了，证明杜勒斯“和平演变”阴谋正在实现;有的杂文家更是异想天开，说过去美国人把中国劳工说成是“猪仔”，现在又让中国青年当“牛仔”，今后一定还会有“羊仔”、“驴仔”和“狼仔”;有的杂文家则独辟蹊径，说美国人自称“约翰牛”，把中国青年当牛仔其实是想“讨便宜”，用一堆劳动布换取了长辈的身份;也有杂文家比较抒情，提出了～个自以为很巧妙的口号：“喇叭裤吹不响中国人民新长征的进军号角……”
就从这时候起，我对中国当代自称继承了“鲁迅遗风”的不少杂文家，再也不敢盲目恭维。他们中的某些人，其实还是过去的大批判专家，只不过在腔调和形态上作了一点装扮罢了。
这些大批判专家的共同结论是要大家坚决捍卫中华民族的服装传统，但他们又明确反对舞剧《丝路花雨》所传达的唐代服饰的“妖冶”，因此只捍卫“中山装”。他们所说的“中山装”又不是孙中山穿的有很多纽扣的那一种，其实在我看来还是在捍卫“文革衣冠”。
这种大批判发展到后来连西装也否定了，认为中国人流行西装是崇洋媚外的“西崽相”。“为什么不能让欧美人士穿一穿孔子、屈原的服装?”这是他们最得意的爱国主义语言。
幸好后来从可敬可爱的胡耀邦先生开始，多数中央领导人出场也穿了西装，那些大批判专家才一时语塞。但是，中央领导人没有穿牛仔服，大批判专家们依然对牛仔服恶语滔滔。我当时还不大了解牛仔服，但太了解这些大批判专家，又坚信时代已经变了，便到静安寺的一家百货公司买了一套穿上，再动员学院内外一些年轻一点的教授一齐穿上牛仔裤在各个校园里大摇大摆，人称“牛仔教授”。当时教授人数少、威信高，那些大批判专家也奈何不得。
这样的事，等到我担任院长，就不必做了。既然掌了一点杈’就用不着采取抗议形态，只须在行政行为中表明取舍爱憎就行。例如有一次在院长办公会议上，一个干部说到舞台美术系某青年女教师行为不端，居然在学生宿舍里与男友拥抱接吻，被一个学生在钥匙孔里看到，这就为学生做了反面示范，应该批评。我对大学里某些干部喜欢查缉年轻人恋爱的嗜好最为反感，认为这种中世纪修道院式的变态窥视心理最容易扭曲校园里正常的青春气韵，因此除非不让我听到，只要听到，我总会抓住不放，予以呵斥。这次我又一次抓住了，而且与往常一样问明了真相，然后在办公会议上说了一段话，这段话后来在校园里引起很大的反响。我说：“女教师谈恋爱，天经地义。我作为院长无法分配给她一间单独的宿舍，耻辱在我，而不在她。对于那个在钥匙孔里偷看人家的拥抱接吻并来汇报的学生，应该给予口头警告处分，责令今
后不准重犯。如果重犯，必定严加惩罚。哪个教师或干部如果唆使学生去偷窥别人隐秘，也将受到处分。请把我的这段话，传达到全院所有的中层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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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系列做法终于被一些学生误解了，他们以为我总会偏袒他们的一切调皮捣蛋行为，于是，活跃了的校园渐生邪恶，而且传染速度很快。
这便是我一直担心着的一个悖论。“又打群架了!”学生处负责人向我报告。这个“又”字，使我回想到浙江小岛。
这次的事情发生在女生宿舍。一间宿舍里住了六个表演系的北方女学生，五个已经有了男友，谈笑不离恋情，一个没有，无法参与谈笑，却与带班老师有过几次长谈。五个女生怀疑她去“告密”，联想到我反对学生窥探他人隐私向老师报告的往事，以为可以不必麻烦院长，应该由她们来惩罚，便把拳头伸向了那位无辜的女生。
五人一旦出手，也就变成了一场显示拳脚功夫的比赛，结果，那位被打的女生被送到华东医院，医生一看那累累伤痕便惊叫起来。
我一听就愤怒极了。毫无理由地五个打一个，而且出手如此凶狠!当事情越出了人道的边界，我怎能宽容?
更何况，她们才入学不久，而我们学院根据艺术专业的特殊性，第一年本属试读。表演系主任看出了我内心的决断，不断求我网开一面，只作违犯纪律处理，“记大过”、“留校察看”都可以，却不要……
我知道他们的意思，只要不开除，怎么都行。理由是，她们都还年轻，不要影响她们一生。
我摇头。从事艺术的人竟泯灭天良，恣意伤害，这个风气不予阻止，整个学院在人文层面上将不可收拾。我们走过无力抵抗伤害的漫长岁月，现在要以行动证明，这个岁月已经结束。
我与学院的其他领导人反复商量，一致同意：五个打人女生全部开除。考虑到表演系提出的“不要影响她们一生”的请求，我们又规定，开除的处分不记入档案。
开除这五个女生之后，我专向全校学生作了一次报告，主要不是说学校纪律，而是论述艺术和人道主义的关系。
在这之后，我还签署开除了一名男生。
那天傍晚，我到学生食堂用餐，无意中看到一个无法容忍的场面：一个男学生与食堂卖饭的一位年长女工发生了争执，这个学生竟然把一碗满满的稀饭，盖倒在女工头上!
几天后，我在大会上向这位男生讲述开除他的理由：“第一，你是青年，她是长辈第二你是男人，她是女人;第三，你是大学生，她没有文化??凭着这三点，你还这样做，非开除不可。”
在一次次处分学生的过程中，我陷入了深深的苦恼。我们过去多么希望年轻的生命能够排除一切高压强力，勃发出灿烂的生命光辉和艺术光辉啊，但当我们千辛万苦地做到了这一点，竟发现勃发出来的有一半是邪恶。在校内我暂时有权整治，在校外呢?邪恶既然已形成了一种勃发的势头，靠我们的处分能够阻遏得了吗?如果这些新起的邪恶与社会上残留的历史邪恶合流交会，将会出现什么情景?如果这些邪恶不以拳头或稀饭的形态表现出来，又将会形成什么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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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苦恼的是，我们的处分那幺正义，却也保留着一些疑问。
很多年后的一天，我在北京一个杰出人士云集的场所喝酒，一为可爱的女士恭敬地称我院长，并把她的丈夫介绍给我。畅谈中，他们思路清晰、体察世情，让我精神陡振，便向那为女士是哪一届从我们学校毕业的，她说：“院长，我就是被您开除的五个女生中的一个。”
一次去上海，朋友到机场来接，顺便说起还有我的一位学生细细追问，终于明白，他就是被我开除的那个男生，现在是一家公司的本分职员。
我在交谈中问过他们对当年开除的看法，他们都说，那个处当然，没有错。
但是，就在与他们“重逢”的前后，我还遇到了当时学院里的几个优秀学生，与他们一对比，心情就复杂了。
例如，那个依然英俊的学生我给他颁过奖，毕业后多年不见，却在飞机上遇到了。他很繁忙，也很得意，没说几句话就已经告诉我，他在省文化厅负责创作。问他参与了I哪些创作，他报了八九个剧名。
我问：“这样的戏，听起来都比较‘左倾’保守，能做好吗?
他说：“几乎所有的大奖都得了。全省的，全国的。”
我问：“有观众吗?”
他说：“也有一些。以送票为主。”
我问：“有自己来买票的观众吗?”
他说：“这很少。”
我问：“多少?”
他迟疑了一下，说：“每场十五六个吧。”
我问：“每场戏演几场?”
他说：“两三场吧。”
我问：“每个戏该有多少投资?”
他说：“几十万。最花钱的是那么多人要浩浩荡荡进北京，去演一场，这要另行拨款。”
我问：“为什么非去不可?”
他说：“为了评奖啊。去北京前，还要把那么多评委一个个请来‘预审预看’，一个个伺候，那也很花钱。”
我问：“这么多的钱从哪里来?”
他说：“政府的文化经费，再加上政府指定的企业赞助。”
我问：“这样的事，你为什么不阻止?”
他奇怪地看着我说：“老师，这没法阻止。得奖是部长、厅长他们的政绩啊，每个省都是这样。”
我看了他一会儿，心想这也是他的“政绩”。在文化经费缺乏，戏剧濒于消亡的情况下，他们却一年年堂而皇之地联手抽取巨款，去骗取“政绩”，这与巨贪剧盗何异?他刚才分明还说，这次他是去承接一个“艺术节”的几个演出项目，款项巨大……这便是我的优秀学生。这样的学生还有多少?他说了，每个省都是这样。
正因为是优秀学生，毕业分配之后立即获得重用，管辖着一个地区的创作;正因为是优秀学生，熟悉专业话语，给一大堆文化欺骗行为以专业支持……
我们当初开除的，是另外一些学生。
那天在飞机上与那个学生谈完话，我产生了一种幻灭感。其实我对近年来各省的文化行为已有强烈的负面感知，却一直不敢承认，有我的很多学生混迹其间。现在，在一万米的高空，终于把真相揭开。
仍然是一个包含着巨大自嘲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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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悖论发生在教学中。
在当时，中国大陆高等教育面临的各种两难境地，是现在的大学校长们无法想象的。
首先是必须把所有的高校教师从长久的灾难和屈辱中解救出来，提高他们的地位，恢复他们的尊严;但另一方面又必须同时告诉他们，由于几十年的耽误，他们绝大多数未曾建立起正常的专业知识结构，又不知道当代国际学术走向，因此基本上不符合高校教师的标准。
我知道，这种“拉一下又打一下”的手法有点残忍，却是历史转折处两种需要的必然碰撞，无可避免。我几乎不敢正视很多老师的眼神，其中包括许多我自己的老师。
于是，上午，我在全校大会上明确宣布，学校的主角是教师，而不是干部，更不是工人，强令今后学院的上下班校车内，所有的青年工人必须为教师让座，特别是为中、老年教师让座;下午，我却以同样严厉的口气在教师大会上宣布，全校在业务上基本不合格的教师，超过五分之四。
我说这些重话的时候，眼睛先看礼堂远处的墙壁，然后虚虚地扫一眼全场，便把目光扫到讲台的桌面上。桌面上其实没有讲稿，但我要假装有一份讲稿存在。我的口气很权威，但心里还是很脆弱，怕在会场里看到什么。
其实，五分之四这个比例是经过严密调查计算出来的，但总有不少教师、干部觉得不可思议。后来在报纸上看到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先生说，连堂堂的中国科学院内，合格的研究人员最多也只有五分之一，我的心就踏实了。
在报上看到这样的报道时，我就强烈地感到，世上最惊人的是真实，最感人的是说出真实。中国已经有人敢于这样说了，一切都有了希望。那么，我又何必躲避老师们的眼睛呢?
合格的教师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不合格的教师更不可能全部请出去。因此，当时睢一的办法是让全院所有的课程全都经受检验，让教师们知道自己所开设课程的差距，然后重新学习，重新开课。
谁来检验呢?我觉得首先是学生。我相信，任何不好的课程在根本上是不可忍受的，除了强力安排外，青春的生命不可能一年、两年地忍受贫乏与无聊。我更相信，在人文科学领域，一切出色的作品、观念和课程具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足以控制大量稍稍低于自己的接受者。因此，我决定学习国外，由以前永远处于被考试地位的学生，为每门课程打分。
但是我当然知道，课程光让学生来检验是远远不够的。在改革的声势已经形成之后，我又快速地组建了一个“老教授听课组”，聘请那些刚刚退休的教授、副教授，每天来听课，也给予打分。被聘老教授白发苍苍夹着打分图册列队进入教室最后一排坐定的情景，成了一种威严的仪仗，对讲台上的教师和讲台下的学生都形成压力。我想，这种压力可以与学生评课的压力构成制衡。其实，“老教授听课组”的设置，更出于我的一种心理机谋，
当时不能公开，现在说出来也不大好听。简单说来，这是一种“利用”。我当时就明白，退休的教授、副教授根本不可能听遍全院的课程，哪怕是重点课程;我更明白，这些老教师大多专业偏窄、知识陈旧，很难成为其他老师开设课程的裁判者。但是，我看上了他们在“教学伦理”上的辈份。当我们的教学改革措施1央速推出，广大教师已经从吃惊、紧张发展到抱怨，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渐渐接近极限，一旦有人带头反抗，教学改革很可能崩盘。在这种情况下，让学院里辈份最高的老教师们夹着打分图册在校园里转悠，客观上成了我们的一支派遣队，稳住了学院的舆论。我相信他们能发挥这种功能，因为教改的本质是向昨天挑战，而这些老教师却比其他教师更有资格代表昨天，甚至前天。如果其他教师为了捍卫昨天而反抗，这些老教师就会站在他们的背后轻易地让他们缴械。这个设计有点“阴险”。
那么这些老教师愿意充当这样的角色吗?当然愿意。对于一个退休群体来说，最看重的已不是观念，而是自己是不是被尊重，特别是被现任领导的尊重。他们把参加“老教授听课组”当作一件大事，更何况，我们还向他们支付不低的“听课津贴”。
这件事当然不可能长期延续，因为老教师和新课程之间的隔阂只会越来越严重。我所需要的就是这一阶段，只要让全院度过教学改革的首度心理危机，以后就不可能再有崩盘的危险。
因此，这是一种名副其实的阶段性利用。我知道在行政工作中为了某种目标可以使用一些计谋，只要这种目标正当就成;我觉得抱歉的是，居然一直没有向听课和被听课的两方面教师说明我的真正意图。尤其是对那些白发苍苍的老教师，只让他们一天天在校园里走着，还让他们以为受到了特殊的尊重。那么，诸位老师，请接受我十七年以后的道歉。学生打分和老教授听课这两种力量制衡了八个月之后，真正的权威登场了，那就是学院教务处制订的“全院各专业应设课程总目”。一共九页，印了很多，广为散发。
所谓“应设课程”，是我会同各系主任和专业骨干经过反复研究精选出来的带有理想性、引导性的课程结构，研究时参照了国外和台湾地区同类院校的课程设置。这些课程，学院能够勉强开出的，大概只有一半，另一半要逐步建立。
所有课程，都按照重要程度标出学分。重要的学分高，不太重要的学分低。这就是学院对于学生自由选课作出的指导，使他们在自由中懂得主次，也使一个高等教育机构保持了应有的专业高度。有些课程艰深而又重要，很可能使不少学生怯于选择，那么就用很高的学分来吸引。
这么一来，不久前还在为获得选择自由而欢呼雀跃的学生们开始皱眉，他们终于发现自由的选择其实也就是艰难的选择。艰难什么?艰难于自由本身所包含的规则，艰难于他们对自由中的自我和规则中的自我，都不认识。
现在说这一些，也许很多学生和教师都会讪笑我对于学分制常识的噜嗦表述，他们真是让我羡慕。须知在当年，我们的试点在人文学科的教学领域似乎还是全国领先，因此风险重重。大多数教师不可能喜欢这一套，大多数学生也都从开始的喜欢转向放弃喜欢，上级领导机构对这样的问题不会具体表态，一切都靠我们这些人担待着。我当时心中想的是，即便千难万难，也不能走回头路了。
我在大小会议上不断向教师们论述，我们所采取的这些措施，看似针对他们，其实是针对着几百年来中国文化的低效化迷误，以
及几十年来中国高教的传染性衰变。如果不痛切阻断，我们将会长时间陷于黑洞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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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不会因为这些悖论和艰难，否定自己这么多年的任职。
我从来没有后悔，把两千多个大好时日投掷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之外。
也许学院终究无法摆脱循环往复的悲剧宿命，而我，却成了另一个人。
在担任院长之前，我的经历已经堪称丰富，但还未曾有过一段完整的时间，几乎不考虑自己的事情，而是承担起一个庞大群体的全部凶吉祸福。不是像在农场时那样仅仅带着一队人劳动，而是在冰河初裂、处处拮据的困境里，实实在在把一个重要文化院落的大小事务都管起来了，把那么多教师、干部、职工和他们家属的名誉、工作和收入都管起来了，把那么多学生的培养、教育和前程都管起来了，这对一个自由知识分子而言，实在是一种难言的体验。
那时我已搬到位于龙华的教师宿舍居住。分配时大家都不要二楼的房，说是全楼的卫生管道都在二楼转弯，经常堵塞泛滥。我想，有问题总要解决，我是学院领导，最叫得动总务部门的修理工，应该由我要下大家都不要的那一套。没想到问题的严重性远远超过我的预计，在我任职的六年间，每星期至少有两次卫生管道的堵塞泛滥，不知修理过多少回都毫无办法。这种情景现在想来简直不可思议，但龙华宿舍的老住户们一定都还记得。
为什么就修不好了呢?真是奇怪。
我想过很多土办法，例如一次次地用各种沙袋堵马桶，但一遇泛滥次次失败。那时我会敲几家的门，请他们一起来搬运我底层书架的书，免使它们被淹。我也想过能不能底层书架干脆不放书，就像把洪涝地区的居民永久搬迁?但我的书实在太多，清理不出其他地方安顿，而且我那时已经忙得完全没有时间清理，只能在水漫金山时突击抢救，抢救这些被主人冷落已久的可怜书本。
7
家里已经装了电话，时时铃声不断，全是公事。
这天傍晚刚进门，就接到静安区区长韩士章的电话，与我商讨我们学院南京西路宿舍动迁的问题。韩区长也刚由医生从政不久，脑子够用，我们两人都怕被对方看成是书呆子，互相开出的条件越来越苛刻，一个电话打下来十分劳累。
与韩区长通话中我发现，有几个具体的技术数据必须问学院的房产科长。房产科长家当时还没有装电话，就在对面另一幢楼的六楼，我得立即亲自上门去问，以便应付明天上午的正式谈判。一层层爬楼要经过很多人家门口，过去我在楼道间习惯于低头快步，现在不行了，成了院长见人都要打个招呼，还要停下来说一会儿话，说话的口气又不能是敷衍。那年月，一句敷衍就会让敏感而又老实的教师难过很久。
见了房产科长，我问完要问的事情，他又告诉我明天法院开庭，有关我们学院与外单位的两起房产纠纷，一起是被告，一起是原告，我是法人代表，因此法院门口的开庭布告上我的名字已经出现了两次。我匆匆问了案情，又问了所请律师的名字，希望争取胜诉。
说完回家，在门口就听到电话铃声。赶紧开门，一听是市政府办公厅打来的，要求立即赶到康平路开会，朱?基市长要找几位高校校长谈话。司机在隔壁一幢楼的底楼，我去敲门，然后发动汽车。朱市长今天主要了解大学生的伙食管理问题，谈完，又留下我询问上海戏剧学院有没有可能搬迁到浦东，因为浦东开发中还缺少一个响亮的文化项目。我说我们学院还受到北京国家文化部的管辖，估计他们不会同意。后来朱市长每次开会发现我不在，总会自己解释一句：“哦，他是直属北京的。”
从康平路回来，九点半。我正在翻阅学院内几家校办工厂的经营报表，电话又响了，拿起来一听，声音很轻，是我楼上的一位教师到四楼一个企业家家里借电话打来的，他说：“院长，你说话轻一点，现在你的门口有三个女学生睡在地上，准备睡通宵，让你明天早上开门一见受感动。”
“她们有什么事要让我感动?”我问。
“我已经问过了。她们中的一个，就是去年被你开除的，今年想重新报考，表演系不接受，只好直接找院长了。其他两个，是陪她来的。我劝她们回去，劝不走。”那位教师说。
我一听就笑了，心想这真是喜欢采取极端行动的一代。打人极端，现在用这种方式来忏悔，来表达对专业的虔诚，仍是极端。我准备立即开门劝她们回去，有事到办公室再谈，但人家已经做到这个地步了，我总得表示一个倾向性的意见啊。
一想意见，我的思绪就更加明确了。任何处分都有时限，去年我们规定开除的决定不进档案，就是要免除一种没有时限的惩罚。表演系的领导去年不同意开除，今年又不同意复招，都是沿袭了以往的思路，我们应该把这种思路扭转过来。想清楚了，正准备开门找她们谈谈，不好，马桶又泛滥了，而且势头很大。我连忙开门，拉起那三个睡在门口的学生，请她们帮我抢险，再去呼唤精熟此道的两位邻居。三个学生一见险情身手矫健，一边通堵，一边舀水，一边搬书，闹腾了一个小时左右，大致解决了问题。我对她们表示深深的感谢，并告诉她们，重新报考的问题我明天就会与表演系和教务处一起研究。她们高兴地离开之后，我又听到敲门声，开门一看是一位老教师。他说，他家窗口的晾衣架已经松动，通知过总务处来修理却一直没来，“我人轻言微，只能麻烦你院长亲自给他们打个招呼。台风季节即将来临，晾衣架一旦脱落砸在人家头上可不是闹着玩的，人命关天，人命关天啊!”他用诚恳的语调说得非常宏观。
“是的，人命关天。我明天一定告诉总务处。”我说着把他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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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已是半夜十一时。我想明天上午事情一大堆，该睡了，但居然，又听到了轻轻的敲门声。
这次是一位年长的干部，我刚开门他就迅速把身子闪了进来，而且回身把门关紧了，这使我觉得非常怪异。他抱歉地说：“这么晚了，真不该打扰，但我看到你窗子还亮着灯，刚才又送走一个人，所以就来抽你一点空。因为事情紧急，事情实在有点紧急。”
说了半天才明白，原来他家住在底楼，有一个小院，隔壁住了学院后勤部门的一个工人，也有个小院。这几天，那个工人天天晚上在院子里挖洞，一直挖到深更半夜，现在还在挖，影响他睡眠。这道理很明白，但这样的事情显然不必直接来找院长;他感到紧迫的是，那家挖洞干什么?“日本人并没有进村，肯定不是为了打地道战。我在报纸上读到过一个案件的报道，一个罪犯用挖地道的方式抢了银行和金库，因此我们也必须提高警惕。”
大家在斗争的年月生活久了，总能在别人身上发现大量疑点。前两天一位女士向我报案，说她去华东医院看病时看到她以前的一个恋人与医生神秘地点了点头，这个医生开的药她吃了以后发觉浑身不舒服，因此她怀疑有诈，要求验方。医院以她投诉的理由不充分，没接受，她要求学院出面与医院联系。怎么办呢?只能联系，验方，当然无毒。
今天的事，照理确实应该交付保卫科处理，但我凭直觉和好奇亲自敲开了挖洞人家的门，浑身汗水泥巴的工人见院长半夜来到吃惊不小，立即推断是自己的施工声骚扰了四邻，连声检讨。
我到他院子里看了看，问：“有自来水，为什么还要挖井?”
工人憨厚地笑了，说：“我是在自制空调。用井下的凉气，家里气温能降下八度，省钱，又环保。”
他结结巴巴地给我讲这种自制空调的技术原理，但显然不会表达，很难听得明白。有一点倒是明白的：这是一位爱动脑筋的工人。我关照他夜间不要影响别人，然后与他握手告别，回家。
可以听到哪家老式挂钟的敲打声，十二点。
我回到自家门口深深吐了口气，摸钥匙开门。一摸，糟了，刚才那位干部神秘地踅进踅出，使我没把钥匙带出来!
惟一的办法，是从前面攀上二楼的阳台，砸碎一块靠近门把手的窗，把阳台门打开。我下楼绕到前面细细查看了一番，发觉司以先爬上一个脚踏车的车棚顶，再跨上楼下宋光祖先生的院墙，最后翻上我家阳台。凭我的身手，做这一切并不难，但我又担心爬到一半惊扰了谁，然后在阵阵喝问声中被抓下来。披衣而起的邻居们发现是我一定会万分诧异，我在尴尬的姿态下所做出的尴尬解释必然让他们更加尴尬。
如果不是这样，我悄没声儿地完成了全部过程，没有被任何人发觉，那我又会觉得有点恐怖，因为这证明我日常的居住安全毫无保证。稍稍身手矫健一点的人都能快速地登堂入室，这倒是怎么回事?
想来想去，为了避免吓着了别人或吓着了自己，必须找一个人来“见证”这个爬墙行动。最合适的人选是住在前一栋楼里的院长办公室主任葛朗。深夜敲门虽不妥当，但毕竟是院长叫院长办公室主任“办公”，勉强还能属于“本职工作”范围。
睡眼惺忪的葛朗一见是我立即清醒，我把他拉到爬墙现场让他做个见证。葛朗坚决阻止我爬，说如果真要爬那一定是他的事。我说，他身体比我更胖、更高、更重，爬起来一定没我轻捷。他说，身为院长办公室主任竟然眼看着院长亲自去爬墙，一定是最严重的失职，天理不容。说着他已经爬了起来。
可怜这位戴眼镜的哲学教师在半夜时分猫着腰做起了近似窃贼的动作，我看他终于爬上了我家的阳台，又在阳台一角找了一块砖，闷声一砸，窗破了，倒也没有闹出太刺耳的响声。他从破洞里伸进手去，扭开门把，进去，把正门打开。我已快步奔到正门口，对他深表感谢。他搓了搓手，掸了掸农，说明天会派人把窗玻璃配上，就走了。
我关上门，本想洗洗就睡，却坐在房间中央发起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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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房子，是家，只有我一个人，我却当了一个很大的家。在
这最小的家和最大的家之间，我似乎遗忘了另一个家，爸爸、妈妈的家。
刚才在盘算要不要爬墙的时候，我倒是想过另一个方案，不爬了，回到爸爸、妈妈家去，那是我遇到麻烦时躲身的最后港湾。但是，这个想法立即就否定了。从龙华回海防路，没有直达的公共汽车，可以坐104路，到新闸路下车后再步行三站地。104路倒是通宵有车，但午夜过后要隔很长时间才能开出一辆，我如果等到，搭上，到新闸路再步行，赶到爸爸、妈妈家大概要花一个小时左右。爸爸、妈妈家里没有空余的床位，我这样一去一定会把两位老人家骚扰得不知所措、手忙脚乱。
我爸爸当了十年“打倒对象”，人家还以为是一个什么级别的官员，其实最多也只是相当于科级罢了，比我现在取得的级别低得太多。但是这次他清楚地看到了，那个原来在他心目中简直是山高水远的“领导干部”职位落到他儿子身上之后，还需要他花费多大的精力。
首先是分到龙华的住房后需要最简单的装修，例如需要在毛坯墙上糊一层纸，需要在水泥地上涂一层漆。当时整个上海还找不到装修公司，一切必须自己动手。糊墙和漆地的事，由我、爸爸和小弟弟完成。当时，爸爸已经六十多岁，他用废报纸做成尖帽戴在头顶站上凳子去糊墙的一刹那，不知是不是想到了二十年前同样戴着尖尖的纸帽站在凳子上挨斗的情景?
装修完了是搬家。我书多，请几个朋友一起捆扎了几天，又向学校借了一辆大卡车，来回搬运。爸爸和几个弟弟全在车上，这边传上去，那边传下来。爸爸仔细，不时点数查看，以防遗漏。当最后一车书运走后，万航渡路一四。弄五号的旧屋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在收拾厨具。看到几个碗沾满灰尘，想拿到自来水龙头那里洗一洗，谁知刚才搬书搬得太乏力了，一个碗没抓住撞碎在自来水龙头上，我下意识地伸手去接，立即在右手掌上割开一道又深又长的口子，血流如注，整个水池顷刻一片红色。
我立即抓过一条毛巾，用左手捂住伤口，去找医院。最近的医院是华山医院，但没有公共汽车能够抵达，而当时的上海很难叫到出租汽车，惟一的办法是自己走去。应该奔跑，但我这个人受父母影响，从小怕惊扰别人，只以比普通行走快一点的步伐捂着手行走。到静安寺附近遇见我们学院吴瑾瑜先生的夫人，吴夫人见我这个样子关切地问我怎么回事，我只轻描淡写地说割伤了手，去医院包扎，她问要不要陪我去，我说不必，她关照我几句与我告别，但低头看见一路上都是我留下的血滴，立即又转身跟了上来。吴夫人陪我走了好一段，直到在乌鲁木齐路口遇到了学院医务室一位叫卜羊根的先生，交代好才离开。卜羊根把我直送到医院急诊室，不停地恳求医生：“我们这位老师是写文章的，一定要把他的右手保留住!一定要把他的右手保留住!”
我知道事情还远没有到这个地步，只是我的流血量把卜羊根吓坏了。结果，右手掌缝了八针，留下了终身性的伤疤。缝完针的一段时间，我生活不能自理，只能住回海防路爸爸、妈妈家，由两位老人家照顾我。
爸爸、妈妈从这件事，警觉到我在日常家务上的狼狈，过几天总要来我的宿舍，替我买米买菜。我们宿舍虽叫龙华宿舍，离龙华小镇还有不短的距离，因此爸爸、妈妈扛着买来的东西要走好一会儿。妈妈总是考虑到爸爸有糖尿病，让他提较轻的菜篮，而她自己在肩上驮着米口袋。回到宿舍，爸爸洗菜，妈妈下厨，等我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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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代，中国大陆私人生活的窘迫是共同的。但是，又依稀出现了某种改善的信号。
当时还无法设想，一个人能够靠自己的力量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我们总以为，只有集体改变了，个人才能改变。
为了提高全院教师的待遇，让他们能在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安心工作，我们把不少精力花费在“校办工厂”上。
校办工厂，这是政府鉴于教育经费奇缺而倡导的一个补救措施，倡导的方式是免税。可惜当时很多学校的领导和教师不知道“免税”这个概念意味着什么，心底里还瞧不起任何经济行为，只是一味等待着北京拨款。
我和我的同事们倒是听懂了，相信“免税”的政策能吸引不少会办厂的合作者。我自从上任以后就发现，国家拨给我们的办学经费只能勉强发放教师和职工的薪金，其他什么事也干不了，这怎么能够有效地推进我们的改革计划呢?因此必须在“校办工厂”上下点工夫。
我们学院的“校办工厂”最多时发展到九家。最好的一家是玻璃试管厂。原来全国各中学的化学课都需要有实验试管，每个学校需要量很小，品种却很多，没有一家玻璃厂愿意承接这样麻烦的小活儿。然而，如果把全国各中学的需要集中起来，再把各种试管进行分类归并，找相应的玻璃厂，厂方就非常乐于接受了，它们本来也正找不到成批的订货。因此，我们学院的玻璃试管厂其实是一个中介公司，在当时，实在是一种迫切需要。我完全没有从商经验，但对于事情有一种最质朴的逻辑判断，知道哪一种行为来自社会的真实需求，哪一种行为只是拙劣幻想。
政府鼓励“校办工厂”，除了试图补充教育经费外，还想借此分流教师队伍，让一些不适合讲课和研究的教师去工厂。但是一系列事实证明，不合格的教师基本上也管不好工厂，一切大事还得由我们自己来作判断。如果我不出面，也必须由副院长荣广润、孙福良和院长办公室主任葛朗过问。人世间的大判断，不分行业。
九家校办工厂的经济效益，除了学院留存外，主要以“奖金”的名义发给全体教师作为津贴。我们学院经济最好的那些年月，教师每月的津贴是上海同类高校的两倍，是北京同类高校的四倍。这种经济优势，使得所有的教师都不愿离开，这就成了我们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基础。否则，人心涣散，大家想走，一切主动权都不在领导者手里，哪里还谈得上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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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学院终于成了全国高教系统中人均收入增长最高的学校。接下来，我们开始着力打造校园环境。这对教师而言，是对他们过于局促的私人住所的变相衍伸;对学生而言，是对他们领受艺术气质的环境营造;对我而言，则是对自己美学课程中关于各种审美因素互动理论的具体实践。
在我们上任之时，校园的环境实在有点可怕。
校园本来不大，好心的各届前任领导企图把学院建成一个“万事不求人”的完备小王国，各个部门趁机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结果整个空间很快就被临时搭建的房舍撑足了，一片拥塞，满目无序。
最为壮观的是各色各样的仓库：这儿是课桌椅仓库，那儿是金属仓库，转弯是玻璃仓库，背后是砖瓦仓库，正在修理的是电器仓库，刚在建造的是工具仓库，而且每个仓库都在扩充，例如课桌椅仓库分成了新库和旧库两座，新库储藏没用过的课桌椅，旧库储藏有待修理的残损课桌椅……
我一座座看去，身边还有不少工作人员来求情，希望自己的仓库扩充人员编制和资金投入，又有人要求新建别的仓库。这种景象，让我想到现代物理学中“熵”的概念。满足一切无序要求的必然结果是制造更大的无序，直至涨死、乱死、缠死。
看上去最混乱的问题，其实最容易用干脆的方法解决。我在察看过全部仓库后找来总务处长谈了一次，便与两位副院长商议后作出决定=立即拆除在校园内搭建的八大仓库和它们所属的十几个小仓库，一个不留。
我在院长办公会议上说：“离学院后门几百米处就有金属商店、玻璃商店和电器商店，我们随时可以去购买，为什么要自立仓库?新的课桌椅，立即换到课堂里去，坏的课桌椅能修则修，不能修的立即当作废旧木料处理掉，藏在那里干什么?”
我还规定，八个大仓库和卜几个小仓库拆除后，全部人员回到总务处竞争上岗，仓库原址全部改建成草地和花坛。我说：“我们学院的舞台美术设计教师能把十七世纪的英国园林、十九世纪的俄罗斯庄园打扮得美不胜收，为什么不能把我们自己的教学环境打理得更美一点呢?”
那天，校园里充满了轰隆轰隆的庞大建筑物的拆卸声，拆卸现场尘浪滚滚，盖脸呛鼻，但师生们并不躲避，只用手指遮着鼻孔声声欢呼。
一个月后，草坪、树丛、花圃出现了。
三个月后，雕塑、石径、庭廊出现了。
半年之后，我敢于请白先勇先生、栗原小卷小姐、郭宝岜先生、吴静吉先生、王润华先生远渡重洋来玩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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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时，上至国家文化部、上海市政府，下至学院内的各部门，都一致认为我具有“极强的行政领导能力”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行政能力，主要来自于“直接法”，即认清目标后立即抵达，一步到位，不为任何理由转弯抹角，或拖延厮磨。
这种方法最能袒露行为的目的和本质，难以被无聊程序和复杂关系所遮蔽，因此也最能让自己的内心被大家所透视。我认为，官员的亲民举动，有多种表现方式，但主要是靠每一个行为被民众的直接理解、透彻感受。一个单位的凝聚力，也由此产生。
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坚持每次院长办公会议都定时、公开，阻止任何人在会上长时间争执，大家主要是听我和副院长布置任务，然后是各系各处汇报完成任务的情况，解释未能如期完成的原因，决定下一次完成的时间。决不允许出现各部门争经费、争名额的情景。
总之，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行政方式比较“霸道”，但因处处直接、充分有效，大家全都沉浸在一种巨大的成功气氛中，人人精神焕发。即便是我对他们说了几句重话，他们也会像前线领命的将士，决不顶嘴，坚决执行，转身之时毫无愠怏之色。
本来嘛，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起点性的常识问题，不存在太
多讨论的余地。而且已经急不可待，就像救灾除疫，没有磨嘴的时间。试想，如果我为了博取“民主”的美誉在要不要拆仓库的问题上把八大仓库和下属十几个仓库的管理人员全都找来开会讨论，结果将会如何?我想所有的仓库大约到今天还巍然屹立，一个也拆不了。
我对这样的问题只作一种选择：一言既下，梁坍柱倾，灰飞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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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选择，也与爸爸有关。爸爸一生谨小慎微，在“文革”之前，不管有谁提出批评，明知不对，也不予辩正，只谦虚接受。结果怎么样呢?那样的批评者越宠越娇，变本加厉，直到灾难一来，把你彻底打倒。
当谦虚和宽容模糊了基本是非，它们也就成了鼓励诬陷和伤害的“恶德”。在“文革”中，我全看到了。
现在连爸爸也早已明白，在远不健全的政治结构和思维模式中，那些永远滔滔不绝又不断变更立场的激昂言辞，绝对不能当真，不管它们是不是打出了旗帜，戴上了袖章，占据了传媒，装成了学问。如果有谁把它们当成了一回事，结果只能是一地鸡毛，无处下脚。
此外，也有一些是民众间的闲言碎语，虽然没有那么讨厌，却也不能多听。社会封闭已久，缺少思维资源，处处积习难改，事事坐井观天，能产生多少有价值的意见?最现成的例子就是我家的经历：“文革”十年，“群众专政”，那么低层的单位，那么熟悉的人群，却从来没听到一个人提出，应该释放我爸爸。既然如此，还多听作甚?爸爸的这个人生教训，换来了我的干脆利落、心无旁骛，因此也换来了上海戏剧学院的精彩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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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又受到表扬了。国家文化部的一位副部长对我说，我们学院的工作，在文化部直属高校中已遥遥领先，希望我能总结“治校经验”，以便推广。
我说：“我的经验很难推广，因为容易产生误读。”
副部长说：“不至于吧?说说看!”
“我的经验是：苦难产生蔑视，蔑视产生强硬，强硬产生高效，高效产生轻松。”
副部长听了这四个句子果然开始沉吟，终于说：“别的都好，就是‘蔑视’有点不妥吧?”
我谠“这恰恰是关键所在。我们的历史教训，在于宠坏了本该蔑视的一切。”
我所要蔑视的，并不是上海戏剧学院里哪几个具体的人，而是超越任何具体单位的一种全社会的构成，一种悠久的历史沉淀，一种顽固的思维债陛。因此我所说的四个句子，也是一种泛化了的历史哲理。
后来我在美国一位传媒巨匠的书中读到一句话，不禁哑然失笑，觉得遇到了异邦知音。那句话是：“所谓伟大的时代，也就是谁也不把小人放在眼里的时代。”不放在眼里，就是蔑视。想来想去，除了蔑视，我们别无选择。
美国传媒巨匠的意思很明白：没有蔑视，就没有伟大。“文革”十年的教训也很明白：当我们停止蔑视，那么，世上正常的一切都会被蔑视，包括伟大在内。
记得戏剧文学系的徐闻莺老师听了我的这类表述后曾为我担心，说：“如果形势有变，当社会上那些被你蔑视的一切联合起来对付你的时候，你该怎么办?”
我回答说：“那我仍然将用蔑视，来证明他们即便联合起来也真该被蔑视。”
“如果他们采取了更恶劣的手段呢?”她问。
我说：“那就让他们知道，中国还剩下一些男子汉。”
其实在那个时候，事情还没有这么悲壮。恰恰相反，似乎到处都是胜利的信号。一个院长的骄傲和蔑视直接影响了整个校园的集体人格。大家都不难回忆起，那个时候上海戏剧学院的上上下下是多么骄傲啊，即便不能说没有蚊叮鼠咬，但它们哪里敢发出一点咬嚼之声?
有时我想，如果时间倒转，把现在报刊间那些蝇营狗苟的言行放回到那个年代，不必说别的地方，只说在我们小小的校园里，换来的也只能是一阵哄笑：哈??哈一!
那真是伟大的年月，高贵的蔑视。
一位英国学人说：“以前，高而不傲被看成伟大，但在道德革命之后，伟大的特征是傲而不高。”(兰多：《想象的对话》)
我们不是高大的伟人，但我们有资格骄傲。历史留给我们的权利并不太多，但灾难毕竟教会了我们嘲笑。
我的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学生们，如果你们读到这段文字，不妨在心底招回几声昔日校园里的那种笑声。那是我播种的，我能听到。[1]
《信客》作者余秋雨简介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余姚人，我国当代著名艺术理论家、文化史学者、散文家。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多年，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教授，上海写作学会会长。辞职后继续从事教学和写作。主要著作有《戏剧理论史稿》（198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艺术创造工程》（1978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文化苦旅》（1992年，知识出版社出版）、《文明的碎片》（1994年5月第1版，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秋雨散文》（1994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山居笔记》（1998年，文汇出版社出版）。1997年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入载多部世界名人录。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获上海市出版一等奖，上海市文学艺术优秀奖，台湾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金石堂最具影响力的书奖。《山居笔记》获海外华文文学最高奖──台湾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第一名。此篇《信客》选自《文化苦旅》。[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