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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谷”之外的“薯”(柏峰)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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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谷”之外的“薯”
图片来自创意悠悠花园

《“五谷”之外的“薯”》中国当代作家柏峰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五谷”之外的“薯”

红薯易于成活也易于种植,只要是向阳的土地,随便挖个窝,浇上水,就可以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不久,碧绿碧绿的一片又一片……

红薯不是本土的农作物,是从外洋引进而来,最早的产地是墨西哥,后来,随着海上交通的发达,逐渐流落到我国。据说,开始由长江流域种植,慢慢普及于黄河流域。

红薯的种植,大多是先培育秧苗,然后移栽到地里。刚过春节,人们就从土窖里把储藏了整整一个冬天的没有黑斑病坏的红薯,取出来,挑选匀称饱满个头大的栽种在铺满了马粪的靠南墙的秧池里,浇透水,覆盖上厚厚的草帘子,有时候还要生火防冷,天气好了,揭开厚厚的草帘子晒晒太阳,浇水,天黑前再盖严实。等秧池里的红薯苗窜出来,逐渐打开草帘子,让这些秧苗子适应适应,在小麦扬花时分,就可以栽种了。

从秧池子拔出红薯秧子,把剪刀在柴火里稍微烧烧,算是消了毒,接着剪去连接薯体的根茎,清水晒过,装在篮子里,送到地头,就可以栽种了。微雨的天气或者阴天最好,一个人在前头用铁镢刨坑,另一个人则提了水桶给刨出的坑里倒上一瓢水,再插了红薯秧子,用土埋好压实就行了。红薯喜水,只要水肥足,就腾腾地往上长,几天功夫红薯蔓就有蒲蓝大小了,很快就遮掩住了田垄,皮皮实实,茁茁壮壮,四处窜起藤蔓。

也有不用红薯秧子,直接剪取了红薯藤蔓,就地种植的。有一年的初夏,去江南的一个城市开会,去郊外散步的时候,看见这里的人们也在栽种红薯。他们和北方的栽种方法不一样,先把地里已经扯蔓的红薯藤,用剪刀剪成尺余长短,然后,直接栽种在旁边的土地上,也不用浇水。那红薯藤过几天就醒过来,活活地爬满一地。

红薯也不大需要田间管理,属于粗放的农作物。看见田里的青草长旺了,趁着天黑时分,除除草就是了。其余,也不用追肥呀什么的。一直到了霜降,人们才想起来,该出(挖的意思)红薯了。

出红薯并不是一个轻松的活计,挖,是要讲究技巧的,不然,容易把红薯伤了,伤了的红薯就不能下窖储藏了。挖出来,田垄上凉晒至微微干,收拾净薯块上的根须后,再放进大竹笼里,轻轻地抬起来,用架子车拉回去,连夜储藏到地窖里。整整一冬天和小麦、玉米等粮食掺和着吃,而来年二三月间,就要凭红薯度过这段青黄不接的日月了。何况,还要预留秧子的种薯。

红薯是不能当做主食的。吃得多了,胃里反酸“烧心”,烧的人心里烦乱不堪。不吃吧,当时,又没有其他的粮食可以充饥,怎么办呢?就在红薯的做法上想办法。红薯收获后,把带伤的和个头过大不好储藏的捡出来,用自制的红薯切削器切成薄片,凉晒干,磨成粉,然后,与玉米面掺和起来制成圆形的面条,这样,吃起来口感就很不错了。

红薯的叶子和藤蔓可以炒菜。我高中毕业后,回到乡村参加劳动,不久,去村里的小学做民办教师。有一次,因为去县城,骑自行车顺路到大姐家。她出嫁在一个十数户人家的小村。村子虽说不大,却还整洁。大姐和其二弟媳刚从地里回来,正要做饭。见我来了,临时炒了个菜。端上桌,紫红色的茎,碧绿的叶,甚是少见。嚼嚼,觉得有点黏滑,略带苦味。问及,大姐告诉我,这是炒红薯藤。他们这一代属于旱地,没有河流也没有机井灌溉,很少出产蔬菜。来了客人,饭食倒好办,蔬菜就有点困难了。此时,地里的红薯正在扯蔓,掐点红薯藤炒菜,算是招待客人了。先前,并不知道红薯藤能炒菜,这次经验了一回,觉得挺好吃的。

此后,再也没有吃到过红薯藤炒菜了,乡村实行责任制以后,农民种地有了自主权,蔬菜的经济效益高,种植的面积也就多了,不但自己食用,而且还供应蔬菜市场。红薯藤慢慢从农家的餐桌上消失了。

不意间,从餐桌上消失的红薯藤再次复活了,而且成为一味很好的菜肴,这也是出乎人意料的事情,令人对红薯刮目相看。据陈世元的《金薯传习录》记载,红薯不但能够食用更能“救荒”,还有6项有益于人的功效:治痢疾和泄泻;治酒积和热泄;治湿热和黄疸;治遗精和白浊;治血虚和月经不调;治小儿疳积等——除过这几项功效而外,现代人们对红薯的重新认识更加科学和精准,这不,其食疗的范围已经扩大到茎叶了。

“五谷”是我国古老的粮食,玉米与红薯都是“舶来品”,其适应性很强,各地均能种植,且可丰收——特别是红薯,生长期短,四五个月便可成熟,确实是“五谷”之外好食物。

红薯是好食物,更可以“救荒”。如果陈世元的说法正确,红薯的传入是明朝万历21年,那么,至今也不过三百多年的光景。可这三百多年以来,我国就发生了多少灾荒,就明清两朝而言,几乎灾荒不断,大的灾荒例如天启七年(1627)开始的大旱竟然持续了18年之久,直到顺治二年(1645)才基本结束。晚清的“丁戊奇荒”虽然仅仅4年,从1875年到1878年,但其范围也很广阔,受灾地区有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等北方五省,并波及江苏北部、安徽北部、甘肃东和四川北部等地区等地区,约有1000万人饿死和2000万人逃荒——早就知道了邓云特的名著《中国救荒史》这部书,但是,一直找不到,前几年,才有了新版。当我阅读这部著作的时候,心情非常沉重。这些救荒方面的史料,记载了灾荒之时的残酷景象,竟然到了非常可怕的“人相食”的地步!

红薯,当然还有其他可以充饥的东西,真的挽救了相当多的人的生命。还以《金薯传习录》的记载,“十七年(1752),东省藩宪李公访知薯利有益民生……以种薯为救荒第一义”——你看,种植红薯的第一义就是为了“救荒”,而为了“救荒”不惜采取行政手段予以推广,以至于红薯的种植“自此家传户习,菁葱郁勃,被野连岗”,就很能说明问题。

在我的记忆中也是这样,红薯是和少年时代的饥饿相联系在一起的。那时候,小麦已经成为粮食(中)的奢侈品了,轻易吃不到“白面馍”,平常的主食就是红薯——整天的蒸红薯和红薯面粉做成的类似面条的“削削”以及红薯与玉米粉合成的圆形的面条,而后者则是当时食物的“上品”。至今,仍然很怕吃红薯,那种过量食用之后的反酸“烧心”的恐惧,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

也许是为了追风吧,当红薯和红薯藤叶成为一种新的食材后,我对红薯的认识有了深刻的变化,慢慢也走出了过去的心理阴影……

事物就是这样的,鄙贱者可以高贵,高贵者亦可以鄙贱。红薯,过去用作救荒的食物,现在身份金贵起来,说是具有很好的保健作用,就连红薯藤也出现在城市的高档餐馆里,成为人们喜爱的食品。这也说明了,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对食物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不但着眼可以果腹,更重要的是讲究食品的保健作用,对食材的加工技术也在不断革新,过去,不能当做食材的物品,现在居然成为食品的“新贵”,而红薯属于绿色食品又有不能低估的有益于人的健康的作用,自然受到人们的喜爱。

不过,由于现代农业的快速发展,红薯的种植早已经比不得过去了,“五谷”之外的红薯的身价提高了,从寻常的食物转身而为“珍馐”,田野里“菁葱郁勃,被野连岗”的动人风景也早已经遗落在青春遗响的梦里了……[1]

作者简介

柏峰,男,陕西蒲城人。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参考资料